姓“资”还是姓“社”：南方谈话开启真正的邓小平时代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了。有人说，自1989年11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之后两年多，很少露面的邓小平一直在紧张思考。他在自己的院子里思考的事情，恐怕不亚于"文革"时期他在江西著名的"邓小平小道"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他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总结了前一段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他在思考着，从哪里打开突破口，怎样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和阴霾。他要最后推一把中国，扭转改革滑坡的局面。

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幸运的是，老人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1992年1月至2月，他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中国。有人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是经济体制上脱胎换骨的时代，这就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它是在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在垂暮之年，凝聚起自己的全部气力，最后推了中国一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邓小平有生以来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时刻。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时代，已经超越了老人家的生命局限。在邓小平已经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经济在2008年将会攀登到世界第三的位置，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硕果。

据当年担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回忆，1992年1月初，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陈开枝说，老人家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他到广东来不是休息的，也不只是看南方的建设成就。小平同志来广东，肯定将有"一个大动作"！

的确，小平同志从北向南一路走来，刮起了震惊世界的邓旋风。陈开枝至今还记得，邓小平于1992年1月19日到深圳，当天下午参观皇岗口岸，他在深圳河大桥桥头的边境上久久地凝望着对面的香港，半晌没有说话。

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但是陈开枝经过努力，得到当时邓办主任王瑞林的同意，争取到了录音拍片的权利。陈开枝当时说："这是为国家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录，如果有人追究，我来承担！"

邓小平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些几乎遮蔽了天空的姓社姓资的干扰，在邓小平的政治势能面前，一下子委身于地。邓小平说话直截了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邓小平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市场经济这个迟到的佳人，终于告别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在众人复杂的打量目光中，昂首出现在中国经济的T型舞台上。中国这艘渡船驶入了新的河流。

邓小平十分紧迫地催促国人。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其实，在邓小平视察南方途中，他的谈话就已经通过口耳相传，震动了社会各界。人们辗转相传，奔走相告，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放大。邓小平走了一路，口耳相传也跟了一路。如同大潮初起，一波一波又一波，在压抑已久的人心中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共振。"解放了！"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感觉，。

全国党心民心和邓小平谈话的冲击波融会在一起，使整个中国都随着邓小平谈话的节拍涌动起来，这是多么大的能量！

1992年的春节来到。在北京，南方谈话成为无数个家庭团聚的"主菜"。其热烈的态势，直追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高唱祝酒歌的时刻。那一年春节，我在国防科工委的朋友家里做客，大家议论起邓小平南方谈话，无不兴高采烈，举杯相庆，中国再次得救了！

3月底，60多个官员和学者齐聚中央党校，热气腾腾议论反"左"大计。他们是杜润生、李锐、吴象、吴明瑜、吴敬琏、孙长江、童大林、厉以宁、戴园晨、蒋一苇、王若水等人。接着，《改革》杂志社召开了同样的会议。中国新闻社报道这次会议说："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曾与左倾思潮博弈多年的国务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明瑜的发言，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大争论的回忆。他说："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新的凡是派，我反对新的凡是派。"会议对吴明瑜的发言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深孚众望的老作家也站出来反"左"。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

一大批有影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撰写文章表态。丁聪、王蒙、于光远、李泽厚、孙长江、胡绩伟、吴象、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刘心武、吴江、牧惠、刘湛秋、宫达非、林子力、林京耀、郑仲兵、沙叶新、张显扬等等，公开批评左派。他们的文章，收进了这一年出版的《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两本书中。

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上海《解放日报》立即用"换脑筋"做了一篇大文章，还说："不换脑筋就换人"。

另一家报社的记者索性把邓小平的用意直说出来："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6月9日，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在社会各界的期待中，总书记站出来了。人们都知道，这次讲话是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确定基调，因此格外关注。在北京西山脚下这个风光明媚的大院里，江泽民向邓小平表明，向全中国人民表明，他是一个立志把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向前推进的领袖。他要在南方谈话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新体制拉开序幕。

江泽民说，他学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思考了一下，究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适合中国实际。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他说现在大体上有三个提法，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说，关于这三个体制，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这里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比较好。当时，乔石是中央党校校长，坐在江泽民身边。江泽民转过头来，问乔石怎么看。乔石点点头，意思是同意江泽民的意见。这个话传了出去，在全国引起轰动，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轰动。

那些指责市场经济体制"姓资"的人遭到迎头痛击，一下子失声无语，暂时闭上了嘴巴。他们需要时间再站起来，以便选择新的突破口，组织新的进攻。

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此时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回顾历史，感慨良多。他说：市场经济在中国命途多舜。1982年到1983年，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90年代最初两年，批判"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这个障碍终于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