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的申诉报告(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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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
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 "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第二次检讨)。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 已故 )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
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 ( 王必成纵 )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 士榘 )、唐 ( 亮 ) 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
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
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1979年10月9日
注: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当时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