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之孙回忆文革：除了运动没有任何文化

核心提示：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我们欢天喜地迎过去，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回来。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记不清楚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着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当时就不在乎，现在更没有必要回忆。

叶兆言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亲历历史》 作者：张贤亮 杨宪益等著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化大革命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