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律、历史主义与自主性

1.科学与哲学：分兮合兮？
修娴
近4个世纪以来，在科学与哲学发展的历史上，既有融合，也曾有过远离、背离，乃至粗暴的敌对。在告别20世纪、进入21世纪之际，人们，特别是思想家们对人类自己的各种行为都进行了反思，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怎样对待哲学？哲学应该怎样对待科学？哲学是否应顺应科学发展的潮流？科学与哲学怎样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哲学家与科学家怎样相互宽容、相互尊重？孙小礼教授的新著《文理交融—21世纪科学发展的潮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现实价值的思考（第318页）。
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欧洲出现了两种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前者重视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内容，致力于科学与哲学的结合，认为只有辩证法才是适宜于科学发展的最好的思维形式；后者强调科学知识的实证性，认为研究现象范围以外的问题，诸如热的本质等是没有意义的，主张把哲学（称之为形而上学）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种哲学各自强调了不同的方面。（第15章）
到了20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仍然是影响最大的两种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是在各种文化领域都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思想，而且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则在西方科学哲学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也曾有过较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知识增长速度的加快，学科划分的细化，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20世纪是一个科学的辉煌时代，但是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却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音符。20世纪40年代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曾开展过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然而，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在苏联纠正错误之后，我国又重蹈苏联那一段历史之辙，在“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进行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从批判的语言到思想、政治上的无限上纲，都令人感到与苏联的批判运动“何其相似乃尔”！孙教授在书中重温苏联的这一段曲折的历史——从日丹诺夫的哲学讨论会发言，到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再到斯大林逝世后在对于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方面的逐步纠正，（第十六章）正是为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告知我们，哲学不是科学的棍棒，科学也不是哲学的绊脚石。
由此，我们想到了发生在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野现象。英国学者C.P.斯诺曾在他著名的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中指出：“我以为问题很严重。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肯定要把卢瑟福、爱丁顿、狄拉克、阿德雷安排除在外”，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等等。斯诺说：“这两极化对我们大家只能造成损失。对我们人民、我们社会也是一样。同时这也是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因此，斯诺要求改变这样的状况，呼吁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流、沟通与合作。
很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两种文化的融合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他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批评越来越细的分科，对各级教育机构的教学方案进行调整，使学生能够甚至必须了解多种领域的知识。相对来说，中国和前苏联的学科划分更细、更窄，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
两种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因而也是世界性的。我国思想界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就竭力主张“融通文理”，在他的感召下，正如王星拱教授所说：“大学里的各部分，都极力要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材，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第14页）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仍觉得切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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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在一次与青年座谈时，谈到了物理学和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哲学家的哲学；第二种是对物理问题的中距离，甚至是短距离的看法。第二种哲学对于物理学有着关键性、长期性的影响，因为它决定了物理学家喜欢提什么问题，喜欢了解什么问题，一个问题来了用什么方法去解决。（第216页）
由此可见，即使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可避免地有自己对世界的一般看法——这当然是哲学。如果他没有接受过好的哲学，那只能拥有坏的哲学。所以，科学与哲学本来就是无法分开的，这既可以是一种价值取向和世界观，亦可体现在对客观世界认知过程中的方法论。
孙小礼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比如，牛顿如何在“哲学中的推理法则”中体现了哲学与科学的交融；莱布尼茨在他所从事的广泛的各种不同种类的研究中，如何把两种看来彼此不相容的品质（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傅立叶是怎样一位有着生动的想像力和具有清醒的数学哲学头脑的数学大师，等。读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人类任何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都凝结着科学和哲学的智慧。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毕生经历都投入到解决物理理论中的基本矛盾上，他的思想既是物理学的，也是哲学的。他的哲学思考不仅是无意识的，也是有意识的。他曾说：“当我记起我在教书的时候所碰到的那些最有才能的学生，也就是那些不仅以单纯的伶俐敏捷，而且以独立的判断能力显露头角的人们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积极关心认识论的。他们乐于进行关于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讨论，而从他们为自己的看法做辩护时所显示出的那种顽强性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课题对于他们是何等的重要。”（第319页）
然而，毕竟科学家不是哲学家，科学家在说到哲学问题时难免会说外行话，甚至有哲学造诣的科学家也难免不说错话。同样地，哲学家不是科学家，在说到科学时，哲学家也难免说外行话、糊涂话，甚至是错话，但不能因之就对某位哲学家连同其哲学理论给予全盘否定，一概拒斥，或是嗤之以鼻。科学家与哲学家相互尊重与合作，提倡“宽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的批判对象总是持有尊重的、平等的态度，在这方面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第323－325页）
21世纪的哲学将更加多元化，即使是不同的哲学学派也必然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当然也有许多是科学和哲学所共同关注的，像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正需要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研究。（第331页）
20多年来，中国学界为推动科学与哲学的相互理解与融合，一大批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呐喊，而孙小礼教授则是这支大军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这本新著，当是她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现。尤令人感动的是，孙教授在右眼失明的20年间，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一以贯之的仍是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让人肃然起敬。这与时下某些人急于求成、粗制滥造的“快餐学术”、“速成学术”形成强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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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与哲学
2002/10/21
我一向把所有可行的思考方式都放在一起提及、考虑、运用，所以不是很区分什么是哲学思考和科学思考，但最近看到一些文章中喜欢做这么个划分，那我也顺便来说说他们之间还算得上的差异吧。
科学思考是更具体，针对性更强的思考，哲学思考是概括程度更高，涵盖面更广的思考。用“人类认识的递归树形发展”（见《坍缩》）的说法来说，科学，特别是具体的哪一门科学，是在人类认识的树形结构中比较细的分支上进行的，而哲学是在树形结构的比较粗的，比较总的分支上进行的。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很多发展自己的方式方法，其中涉及的回溯方式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回溯兼顾了综合和演绎两个方向，先求用已有的理论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这条路不通了，那么就会到其出发点上，试一下其它的、新的理论。科学进行的过程，主要回溯的范围一般在自己所在的分支上，而哲学思考的过程更多地对人类认识的根本问题进行回溯。当然这两者的疆界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划分，对分支问题的回溯会逐步导向对根本问题的再思考，许多思考深入的科学家最后都带上浓厚的哲学味道就是这个原因。粗略地说，在一定的区域内丰富、开拓其中内容的是科学思考，在整体上挖掘、反思其基础的是哲学思考，要使人类的认识之树枝繁叶茂的是科学家，而喜欢对其刨根问底的是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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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科学与哲学中的信念与预设
者：Zz66 来源：Zz66免费论文资源网 加入时间：2004-10-26
年来我们注意到，“预设”这个词语在国内哲学领域的著述中日益频繁地出现，似乎正在成为哲学思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话语；但是另一方面，对“预设”本身、尤其是它与哲学以及科学的关系的讨论却付阙如。其结果是“预设”这个术语的大量误用，同时它对于哲学的重要意义却并未得到适当的彰显。
预设”（presupposition）确实是个极为重要、但是国内一般学术界、尤其哲学界迄今罕有研究的课题。即便是在国外，较多的研究也都是在逻辑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领域进行的，而且即使在语言学界，它也越来越少有受到特别关注了，“在更晚近的态度中，人们已更少地表现出关于对这些现象的逻辑分析的技术性讨论类型的兴趣。”[1] 这是因为人们感到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预设概念从逻辑学向语言学的转移……已带来了诸多争论”，“该术语还不是清楚明白的，一方面是因为从逻辑概念向自然语言的转移并不是由一套转换演算规则支配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便在最好情况下，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在自然语言分析中的角色也还是不清楚的。”[2]
本文无意总结过去那些探索，所以这里并不打算详细介绍关于预设的语言研究结果；而是意在扩展预设问题的视域，尤其揭示它对一般哲学以及科学的重大意义。
1．语言预设
当我们说出一句话时，这句话往往隐含有某种前提条件，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客观存在已被我们预先假定了；这种自明的前提没有说出，而且无须说出，却已经为谈话双方所知晓并且承认。这就是预设。例如甲告诉乙：“张三不来了。”这句话预先设定了甲乙双方都知道并且认可的若干事实：张三实有其人；张三原计划是要来的；等等。否则，甲不会这样说；即使说了，乙也会感到莫名其妙。可见，预设是“在交际过程中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或命题”[3]。
最早讨论预设问题的是现代分析哲学先驱弗雷格（Gottlob Frege）。他在其划时代的论文《论涵义与指称》[4] 里涉及了预设问题。一个“指号”（表达式、语词或命题）涉及三个方面：作为所指的实际存在对象的“指称”（reference），具有客观意义的“涵义”（sense）或者“意义”（meaning），纯粹个人主观的“意象”（image）。撇开纯粹个人的意象问题不谈，两个不同的指号可以拥有同一指称，例如“暮星”和“晨星”都指称（refer to）金星，但是它们的涵义不同。关于这三个方面，弗雷格有个比喻：“有一个人用望远镜观察月亮，我们把月亮本身比作所指的对象（指称）……把望远镜内物镜上的影像比作涵义，而把视网膜上的影像比作表象（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象）。望远镜内物镜上的影像确实是片面的，它取决于观察的地点和角度；但它毕竟是客观的。……但是，其中每一个人都将仅仅拥有自己的视网膜上的影像。”
这就涉及预设问题了：我们可能会遭到“异议，那就是：‘你已经毫不迟疑地谈论作为对象的月亮，但是，你怎么知道“月亮”这个名称实际上有一个指称呢？你又是怎么知道无论什么名称都有指称呢？’”确实，一个指号必有其涵义或意义，但是可以没有指称，例如“三角形的圆”。弗雷格的回答是：“当我们说到‘月亮’时，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谈论月亮的意象，我们也不会满足于它的涵义，相反，在这里，我们预先假定了指称的存在。”[5] 例如我们说“月亮比地球小”时，我们已经预设了月亮（以及地球）的存在。因为“我们总是试图在谈话与思考中证明我们关于指号的指称的有关陈述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增加附带条件：假设存在着这样一个指称。”换句话说，“预先假设”指称对象的实际存在，这一点乃是谈话和思考的一个前提条件。“无论断言的是什么，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是：被使用的专名，简单的或复合的，具有指称。所以，如果我们断言‘开普勒悲惨地死去’，那么就预先假定了名称‘开普勒’指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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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还提到，关于指称对象的存在预设与语句的真假无关。比如上例，“名称‘开普勒’指示某人这个前提既是‘开普勒悲惨地死去’这个断言的前提，也是其否定的前提。”又如“当奥底修斯熟睡的时候，他的船在伊沙卡搁浅了”这个语句，“任何认定这个句子为真或为假的人，都会同意专名‘奥底修斯’不仅有涵义而且有指称。因为，很明显，语句中的谓词所表示的属性或者属于或者不属于这个专名的指称。一个不承认指称的人是不会考虑是否把有关属性归属于指称这种问题的。”下文将会表明，这一点对于识别预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弗雷格对预设的研究毕竟不是专门的，因而不够精细。后来罗素（B. Russell）、斯特劳森（P. F. Strawson）以及其他许多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
德国当代学者布斯曼（H. Bussmann）《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对预设的定义是：“（预设是）关于表达或话语的含意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含蓄而不言明的）设定。”[6] 这就是说，预设是这样一种设定（supposition or assumption），它没有被说出，但对于谈话双方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现今语言学界对预设有一种常见定义，是通过与“蕴涵”相区别而给出的（其中A、B表示命题）[7]：
A蕴涵B，当且仅当：A真B必真，A假B可真可假，B假A必假。
A预设B，当且仅当：A真B必真，A假B亦真，B假A可真可假。
这个定义其实基本上是根据斯特劳森关于“前提”（“预设”的另外一种容易导致混淆的称谓）的研究成果。显然，蕴涵（entailment）是一个语句（sentence）的逻辑后果（consequence），而预设则是一个话语（utterance）的前提条件（condition）。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条件，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布斯曼则直接利用“蕴涵”概念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8]：
s1预设了s2，当且仅当：s1蕴涵了s2，并且非s1也蕴涵了s2。
其实弗雷格也曾经称预设为一种“特殊的蕴涵”。我们可以使这个定义更加形式化：
（s1→s2）∧（?s1→s2）
如此说来，预设似乎确为一种特殊的蕴涵关系。布斯曼举了罗素给出的一个著名例子：“当今法国国王是个秃子”（s1）蕴涵了“法国现有一个国王”（s2），前者的矛盾命题“当今法国国王不是秃子”（ ?s1）同样蕴涵了“法国现有一个国王”（s2），因此，（s1）预设了（s2）。结论就是，预设确实具有这样一个根本特征：“即使在否定命题下，预设仍保持为一个常值。”[9]
至于话语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预设现象，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对于本文的意图来说，我们只须用否定一个命题的方法去检验它是否存在着预设，就足够了。
有一种很常见的极为重要的预设现象，就是“信念”（Belief）。通常“信念”这个词有两个使用维度：一是指向理想的，例如人们常说的“共产主义信念”；一是指向现实的，人们在讨论预设问题时的用法就是后者。所谓信念，是指的那种我们未必能够证明、但是深信不疑的关于事物实际存在的预设。
预设不一定是信念，但信念一定是预设。预设不一定是信念，因为所谓预设只是一种假定（assumption or supposition），有的假定是无意识的，另有的假定则是有意识的。例如有的科学家选定某几条命题作为他的整个体系的逻辑演绎前提，但他未必相信它们是绝对必然的真理，他心里清楚它们只是所谓“假说”（hypotheses）。而信念一定是预设，它是作为后来言行的观念前提出现的，它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相信某些观念、理所当然地确信它的指称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正经八百地谈论它们，正如一个中国成语所说的：“煞有介事”——仿佛实有其事。我们把它们作为自己言行的根据，甚至由此而形成新的信念，正如弗雷格所说：“由于一种确信或信念可以成为一种观点的根据，它也能成为另外一种确信的根据。”[10]
稍加反思不难看出，这种预设信念乃是我们的日常言行、乃至宗教、科学、哲学的观念基础。其中有的预设信念是可以证明的，但是还有一些预设信念则是无法证明的。我们发现，对于人的行为来说，越是带有根本性的预设信念，越是无法给予证明。[11] 下文所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无法证明的预设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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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预设
对于科学来说，预设就是那种作为科学活动的不证自明的前提的观念。科学以这些观念为基础，但是科学自己并不探究这些观念本身。对这些观念本身的探讨，是哲学认识论或者知识论、尤其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任务。我们知道，康德（I. Kant）的哲学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这里引用康德的一段话或许是恰当的：“当人们看到一门科学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而惊叹不已时，有人竟想到要提出象这样的一门科学究竟是不是可能的以及是怎样可能的这样问题，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12] 科学采取的预设就是科学之塔的地基，我们这里要察看一下它的情况如何。
科学预设[13]的一种明显的例证，就是“公理”（axioms）。所谓公理，就是作为一个演绎体系的一门具体科学的基本原理。假定我们已经取得了关于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的众多定理或者定律（laws），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换句话说，它们尚未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或许它们之间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时，我们从这些定理中挑出少许几条，作为我们对全部定理进行系统的逻辑整理的演绎前提，它们就成为了公理。这就是所谓“公理化方法”。其余所有的定理都必须从它们出发而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但它们本身则是置身事外的：无须论证，我们就已经承认了它们的真理性。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公理化系统，就是欧几里德几何。这种公理，数学上称之为“公设”（postulate，前设，假定）。
公理当然只是所谓“理论科学”的预设。但是所谓“经验科学”、或者“实验科学”也同样依赖于预设，只不过它们的预设跟理论科学的预设有所不同。经验科学之所以需要预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纯粹的归纳，任何归纳都有演绎的成分，这是现今人们公认的结论；另外一方面，即便纯粹只从经验开始，我们下文将要讨论，作为“原初所与”（primordial given）的感知本身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实在，这也是一种预设信念。
不仅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的预设是不同的，不同学科之间的预设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何种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预设。科学领域存在着两类预设：一是局部科学的预设，一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预设。科学的局部预设，是指的某一门具体科学的预设。上文所说的公理，就是在对某一门具体科学的材料进行“公理化方法”处理的时候所使用的预设。
而科学的整体预设，是全部科学共同承认的预设信念。没有这些基本的预设信念，也就没有了科学研究。一切科学都建立在关于客观世界的三个基本的预设信念的基础之上，它们是：实在性预设、规律性预设、可知性预设。
（1）实在性预设信念（presupposed belief of reality）
一切科学活动的首要的观念基础，就是关于其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的预设信念。它是一种预设，因为科学家必须承认它作为科学研究活动的前提，却并不追究它，也无从追究它，它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是一种信念，因为科学家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科学的观念基础就是关于实在的预设。这种关于“实在”的预设当然不是科学——不论经验科学还是理论科学——所能提供的；而它倒是一切科学的前提，或者说，是一切科学由以出发的观念基础。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总是、或者应该被处理为一个逻辑的系统（包括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也就是说，它总是以某种一般的“原理”来作为它的逻辑前提，这种前提便是所谓“不证自明”的、而且对于该门科学来说也是不可证明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它的一种信念。一门具体的科学依赖于这种信念，所有科学的总体同样依赖于这种信念。例如现今物理学所提出的“超弦”概念，虽然可作所谓10维、12维空间的数学处理，但“超弦”观念本身的产生和提出，则是哲学领悟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也同样不可证实，却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物理学家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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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律性预设信念（presupposed belief of regularity）
科学家不仅深信他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实在的，而且深信它是有规律可寻的；他研究它的目的，正是要找出这种规律性。但是，事物的规律性的客观实在性同样也是一个预设信念，即是科学家所必须接受、深信不疑、但却无法、而且无须证明的一个观念。
例如作为一种典型的规律性的所谓“因果性”，休谟关于作为科学基本信念的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的诘难，是人类思维史的一次革命。他说：“第一，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这件事是必然的呢？第二，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特定的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特定结果呢？我们的因果互推的那种推论的本性如何，我们对这种推论所怀的信念的本性又如何？”[14] 确实，科学以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却从不问、更不可能“证明”这种前提本身的性质如何；其实，这实在是一种预设信念而已。休谟指出：“我们如果不能指出，没有某种产生原则，任何东西决不能开始存在，那么我们同时也永远不能证明，每一个新的存在或存在的每一个新的变异都必然有一个原因；前一个命题如果不能证明，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能够证明后一个命题。但是前一个命题是绝对不能用理论来证明的。”[15] 此所谓“绝对不能用理论来证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6] 应该说，这是一个为后来的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发展所承认了的结论。
（3）可知性预设信念（presupposed belief of knowability）
科学家不仅相信其研究对象是客观实在的、有规律可寻的，而且相信它们也是可以为我们所认识的。这就是可知性信念。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科学家一边在努力寻找其研究对象的规律，一边却在怀疑它是否可能为我们所认识。即使当代科学中关于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的莫衷一是，仍然没有动摇科学家们所持有的可知性信念。
关于以上三个预设信念，爱因斯坦说过：“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毫无疑问，任何科学工作，除完全不需要理性干预的工作以外，都是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这种坚定的信念出发的。”[17] 这就是一个伟大科学家在科学的预设信念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3．哲学预设
然而科学的上述三大预设，对于哲学来说则未必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它们未必会被哲学家采纳为自己的预设。例如外在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对于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哲学家来说就是值得怀疑的。休谟（David Hume）和贝克莱（George Berkeley）都怀疑外在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这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恩格斯也说过：“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8] 所谓“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也就是在我们的认识、实践的范围之外，这样的客观存在只是一种悬而未决的东西。但是恩格斯、唯物主义者“相信”它是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朴素实在论’，都承认物质、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朴素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19] 这里尤须注意，这种关于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观念乃是一种“信念”，我们不过是“深信”、“承认”它而已。换句话说，这是唯物主义者的一种预设信念，它是不可知论者所不承认的。规律性预设也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拒绝采纳的，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休谟拒绝采纳作为客观规律的“因果性”预设。归根到底，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总是不可知论者，他们拒绝可知性预设，而认为感知之外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都是不可知的。
8回复：科学与哲学
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某些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拒绝上述三大预设，拒绝实在、规律性及其可知性，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他们所拒绝的预设只是“外在的”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一切事物的客观存在。作为彻底经验主义者的科学家至少承认一种东西的绝对客观实在性，那就是感知经验。在他们看来，科学的对象并不是外在的对象，而是内在的感知经验。其实，这是一种富有哲学意味的预设信念。在这方面，马赫（Ernst Mach）就是他们的哲学代表，在他看来，“事物是（经验）要素的复合体”，即把经验视为科学的对象；但是他也承认经验本身、亦即科学的对象乃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他的科学的、也是哲学的信念。
哲学是从问题开始的，然而问题本身已经包含着预设。“一切‘对……’的发问都以某种方式是‘就……’的发问。”[20]“就”某物发问，即预设了某物的存在。最古的一个例子，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的问题是：万物的本原是什么？这里其实已经预设了：万物是有一个本原的。泰勒斯相信：万物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则相信它的否定命题：万物的本原不是水。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节对于“预设”的界定，他们两者都预设了万物的本原的存在。这是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的预设信念：“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21] 这个观念本身在今天看来就未必能够成立。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提出“存在问题”。他有一段论述颇接近于我们的预设问题：“作为一种寻求，发问需要一种来自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的事先引导。……我们不知道‘存在’说的是什么，然而当我们问道‘“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栖身在对‘是’（‘在’）的某种领会之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是’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它已有“某种领会”的这种“事先引导”，这种“不可定义的”“自明的概念”[22]，正是海德格尔的预设信念，而他这种关于“存在”的预设，显然是分析哲学家例如前期维特根斯坦所不接受的。
哲学思路的不同，往往是其预设信念的不同。经验主义哲学的预设信念已如上述，就是“感知”，贝克莱的名言“存在即被感知”是一个典型代表。理性主义哲学的预设信念则是思维着的理性，在这方面的代表是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按他的理解，思维着的理性本身乃是独立的、在先的绝对存在，类似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对于他们来说，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就是回答这样的问题：“纯粹理性向自己提出、并且理性为它自己的需要所推动极力把它们完善地加以回答的那些问题，是怎样从普遍的人类理性的本性里生出来？”[23] 这种预设，其实就是哲学家们理解的所谓“所与”（the given）。经验主义者贝克莱的原初所与（primordial given）是经验，理性主义者胡塞尔（Husserl）的原初所与是“纯粹先验意识”，而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所与则是“实践”。[24]
但是，所有的哲学都有一个最初的“终极预设”（the ultimate presupposition），我称之为“存在预设”（existence presupposition）或者“存在信念”（existence belief）。任何哲学，无论采取怎样的怀疑主义立场，最终都得从“存在”预设开始，亦即以“存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任何哲学最终都逃不出“存在预设”。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确立了“存在”范畴，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点。思想可以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唯独不能怀疑“存在着”，否则人就无法思想言行、无法生存下去。
最彻底的怀疑论者要算是古希腊智者派的高尔吉亚（Gorgias），他说：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说。但事实上高尔吉亚的思想乃是经验主义的，他的意思只是说：认识不能超越感知经验。就此而论，他的思想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最早前驱。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并不否认经验本身的存在，已如上述，所以，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一个意思。换句话说，“经验”是其关于存在的预设信念。
9回复：科学与哲学
笛卡儿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怀疑论者，他首先把一切都悬置起来，然后从“我思”开始，推出“我在”等等。所谓“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还原成三段论式则为：（凡思考着的必定是存在着的；）我思考着；所以我存在着。括符里的那句话便是“不言而喻”的大前提，即是他的一种预设信念：思考着的，必定是存在着的；被思考着的，也必定是存在着的。这令人想起巴门尼德的一句名言：“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25] 而且显然，他有一个更为在先的信念前提：总得存在着什么。这就是他的、也是一切哲学最终的预设信念。
再如，原始佛教哲学以“空”为其最高教条，认为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但佛学后来事实上已放弃了这个原则，例如中国最典型的佛教哲学唯识宗，其基本教义“唯识无境”，仍肯定“识”、尤其“阿赖耶识”的存在。至于道家之所谓“无”，更不是“不存在”的意思。道家以“道”为“无”，是说“道”是“存在”本身而非任何“在者”（海德格尔语）。此“无”其实类似于黑格尔所谓“纯有”，纯有或纯存在在逻辑上是没有内涵的，故谓之“无”。纯粹的“有、这个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26]。换句话说，“道”是尚未展开其内容的纯存在。
总之，一切哲学是建立在“存在”这个预设信念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对于任何哲学来说，正如黑格尔说的：“开端就是纯有。”[27] 哲学是对这种“纯有”或者“存在”的阐释，但决不是“证明”。
注释：
[1] George Yule: Pragmatics. Oxford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Study. Chapter 4: Presupposition and Entail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Presupposition”, quoted from Hadumod Bussmann’s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nglish edition ? Routledge 1996.
[3]《哲学大词典·逻辑学卷》“预设”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4] 弗雷格：《论涵义和指称》（üeber Sinn und Bedeutung），原载《哲学和哲学评论》，100，1892年。肖阳的汉译文《论涵义和所指》（On Sense and Reference），载于马蒂尼奇（A. P. Martinich）主编《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5] 着重号（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
[6] Hadumon Bussmann’s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 参见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第101-102、157-16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8] 原文：s1 presupposes s2 exactly if s1 implies s2 and if not- s1 also entails s2。其中implies和entails是大致同义的，均指“蕴涵”。
[9] Hadumon Bussmann’s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 弗雷格：《论涵义与指称》。马蒂尼奇主编《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1] 所谓“证明”，严格地讲指两种：或者是逻辑演绎的必然性，或者是感知经验的实在性。
[12]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3] 这里所谓“科学预设”不是指的“科学性的预设”（scientific presupposition）；而是指的“科学所采取的预设”（the presupposition of science），它本身不属于科学的领域。
[14] 休谟：《人性论》，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80版。
[15] 同上，第99页。
[1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7]《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92、28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列宁选集》第2卷，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页，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第2版。
[2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3，183b—184a。《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7、5页。
[2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绪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版。
[24] 参见拙文《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学术界》2000年第4期。
[25] 巴门尼德：《论自然》D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6]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69页，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27] 同上，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