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有的警醒：中国发展了，精英们为何想着移民 -THINK.思维网

——中国精英移民潮的根源.

《国际先驱导报》7月12日推出报道，揭示了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文章指出，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文章援引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而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文章从一个典型的移民案例入手，描述了内地已经跨入中产阶层的鲁万萌（化名）甘愿放弃在国内不错的收入、较高的地位以及“成功人士”的光环，到加拿大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普通人”，并结合近年来中国精英纷纷移民美加澳的真实数据，分析指出“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在胡伟略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

文章还列出了针对中国新一波移民潮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精英移民将导致“人财两失”，这一观点的提出者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了新一轮精英移民的三个特点：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认为，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

与曾省存观点类似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指出，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的轨迹。但台湾地区，包括新加坡和印度，并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她认为近期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表明，中国有志于在未来十年加强人才培养和吸收。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围绕中国新一波移民潮的分析，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冲突，前者说出了中国精英移民潮的现状和由此导致的后果，简言之即“人财两失”，这是不容辩驳的客观事实——的确，如此大量的社会精英阶层出走他国，一方面会削弱中国的人才竞争力，使中国近几十年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被白白地移转他国，另一方面相应地会增加出走国的财富，为其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人才。后者，则意在强调，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很多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社会转型中很普遍的事情，像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这些国家或地区“并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

他们共同提出的一点理由是，它们都采取了“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阎靖靖还特别指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将为“人才流转”起到重要作用。

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地方：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经历的三波移民潮，特别是新近十年逐步呈现蔚然之势的精英移民潮的真正根源是什么？需要怎么做才能逆转“人财”同时外流的趋势？这是中国转型期需要正视、同时也是落实人才强国、巩固晚近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大问题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的文章将所谓的“综合理性”，阐释为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为印证这一结论，文章讲述了三类移民亲历者的故事，分别为寻求安全感、健全的教育体制以及生活的“家园”。

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现存商业环境和经商方式的不满，是那些新富阶层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到国外的最大动力。中国现行的政策会不会改变？中国商人需要面对诸多“婆婆”的管理和盘剥，需要用更多的时间经营关系网，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为维护这些关系网而周旋，不仅耗费了大量苦苦积累的财富，而且由于权钱交易而产生的巨大不安感以及对家人的负疚感，成为他们生存和生活的沉重压力。在对未来的悲观预计之下，将家人移民发达国家，转移财富，是他们的当然选择。

那些移民国外的人中，有相当一批是为了“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是出于对现存中国教育体制的不满，通过移民让自己的子女享受国外优越的教育体制和环境的好处，让孩子接受人性化的教育，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为他们创设一个光明而自由的未来。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巨星李连杰选择“落户”新加坡，就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一个他们能接受中英文文化教育的地方，一个我可以去做事又不用担心他们的地方。”

这些移民国外的精英中，除了投资移民者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移民，他们一般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但在移民之后，多数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他们在国外做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或者重返大学学习。但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挡他们移民国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正如前文所说，为孩子的教育着想是重要原因，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移民国外还有一层深刻原因，即享受国外的社会公平、平等的公民权利、自由的生存状态以及有保障的社会福利体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移民者在国外就有安全感了？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在这些移民国家他们的孩子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什么他们罔顾自己在国外可能面临的身份改变，生活归于普通平淡，而毅然抛弃曾经的中产阶层甚至更富有的生活？

这些就不是那些吸引人才流转的措施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换句话说，即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所有措施都能落实到位，目前日益明显的移民潮也不会有改观。这就像对一个胃痉挛的病人施行胆囊手术一样，并非对症下药，自然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从根源上说，上述中国移民现象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规则”和规则意识的缺失以及公民幸福感匮乏的必然结果。

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匮乏在近期有个典型的事件做例子。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黄光裕案，说到底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之下，中国的企业主不进行权钱交易，而只靠“合法经营”，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能够顺风顺水，是难以想象的。新富阶层在赚取必要的财富后，考虑移民国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市场体制不健全，讲人情，不讲规则，企业主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进行攻关，维持庞大的关系网，以确保企业运营正常，否则只会在市场竞争中被谙熟此中诀窍的对手击败。

移民者对未来的担忧以及普遍的不安全感，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或者不落实。很多企业主害怕将来变天，事实上已经有一批企业主翻了跟头。他们需要国家保障他们财富的安全和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需要以事实和法律制度来证明，他们的将来不会因为执政团队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法律制度的缺失，更关键的是“人治”传统依然根深蒂固的表现在社会生活和人们意识的方方面面。一个不仰赖于法律制度的国家，民众必将为生存困扰，也将会拼命挣脱生活的羁绊，向往规则的社会。

公众的生活幸福感体现在公民的精神生活状态、受教育状态以及公民生存质量状态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公众的幸福水平。

从个体的生存状态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善了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中国人的相当多数从物质短缺的时代走出来，享有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却很滞后，而且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现象还大量存在、公民的平等权利还很不足以及自由感的缺乏，都导致公众的精神生活状态远低于物质生活水平。

从受教育状态来看，公众不是在“享受”教育，而是被教育奴役。教育的功利性太强，教育体制虽然屡经改革、但仍然与公众的需求相差甚远，刻板的应试教育左右着学生们的人生。僵化的体制，“非人”的教育，致使教育质量不高，禁锢了学生们的观念和视野，影响了他们关于世界的想象，影响了他们一生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存方式。

从公众相互间的关系看，诚信缺失和信任感缺乏是社会生活的一体两面。唐骏学历造假案、汪晖、朱学勤论文造假案，不断拷问中国人的个人诚信，也导致全社会的信任危机。信任感的缺乏，不仅令商业运营缺乏规范的市场机制，而且充满尔虞我诈，企业主必须以更多的精力对相互间的欺诈行为予以警惕和防范；同时也加剧公众之间的紧张，影响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