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冬：“政党公敌”胡适

【写在前面】胡适一度曾被授予"人民公敌"头衔，实在荒谬。然而，胡适却真真是"政党公敌"，国民党批胡，亦足喷饭：
胡适于1929年发表在《新月》月刊上的《人权与约法》（可参看http://post.baidu.com/f?kz=93574425），引起国民党的围剿：
"严惩竖儒胡适"
"查办丧行文人胡适"
"缉办无聊文人胡适"
"污辱本党总理（按：指孙中山，下同。），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
"毒害党国人才培养，阻碍三民主义推进"
"冀图解我共信，摇我党基之企谋昭然若揭"
"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按：余以为此语最富幽默。），放言空论"
……
10月4日，教育部发出"训令"，警告胡适。胡适接到"训令"，指出训令"含糊笼统"，"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何在"，于是顺手将训令中的错误和别字一一标出改正，退回教育部。同时，胡适写信给教育部长蒋梦麟（按：蒋系胡适老友，哥伦比亚大学读研时代同学，皆师从实验主义领袖约翰·杜威）："贵部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事实上国民党与教育部并没有"严惩"与"查办"胡适。这当然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闹剧。
【注】以上凡史料引用，源自胡明《胡适传论》。

胡适（前排左一），1916年与教授和同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合影，后排左二为蒋梦麟（百度胡适吧）
李敖于2005年想为胡适建铜像，给北大35 万人民币。如今北大于此事无声无息（余于网上未见丝毫消息），读者诸公若知其情，望不吝相告。
李敖当时说："我说得很清楚，我是为新文化运动时代的胡适，为1935年以前的胡适，而不是为此后跟蒋介石交朋友的那个胡适而建他的铜像。"关于在胡适与蒋介石"交朋友"期间（请参看智效民《胡适与蒋介石——从胡适日记看二人的交往》），是不是做了令到后来的李敖不肯为他立铜像的坏事，我们当明白一点便好：胡适作文、讲演，从军阀批到国民党，再批到共产党，始终是站在超脱于、高于一切政党之上来思考政治的，不联结、进入任何党派，誓做一切党派的舆论监督人，以独立的政论家自许，以"超党派"的政治立场自律。胡适于 1922年放弃他在1917年回国时"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定，皆因胡适终于感到了"实际的政治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然而他从创《努力 The Endeavor》周报开始"谈政治"以来，从不用丝毫中国政客擅长的把戏、阴谋、恐怖、暴力，只讲道理，讲那些凡有清醒的（即没有被洗过的）、独立的头脑的人皆自然认为"理所当然"的、被人称为"最温和"的道理。那些道理，对于独立的、自由的人而言，是温和的，就好像欧几里得的公理也很"温和"一样。然而对于非真民主的一切政党（中国迄今未见真民主），他们想要的，是把国民变成棋子！但人怎么变成棋子呢？办法自然是"愚民"、"洗脑"，强施些空主义，亦所谓"党化教育"。这样一来，政客们发现胡适的温和的道理是要把国民变聪明、变清醒了，成不了棋子了，这岂不是他们那几样保命的法宝——"愚民"、"洗脑"——的克星？如此一来，这"最温和"的道理自然变成了"污辱"、"诋毁"、"背叛"、"阴谋"、"煽惑民众"、"毒害党国人才培养"、"解我共信，摇我党基"……
胡适始终笃信、笃行其"健全的个人主义"（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自由主义、实验主义（Pragmatism，如今误译作"实用主义"，这是有政治目的的）。而什么是实验主义呢？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就是后来中共翻了样喊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举例，胡适开创中国白话诗，中国白话诗开山之作是胡适的《尝试集》。他当时实在不肯定白话诗真能成功，所以他停止了与梅光迪等老友的剧烈论辩，开始潜心做白话诗的实验，以实验结果来作证。实验报告便是《尝试集》。直到白话诗被"实践""检验"为一种成功的体裁，我们后来便能读到"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了。胡适也是欣慰极了。
胡适终生都是一贯的，到死，还是"科学"、"民主"、"自由"、"实验"，"没有静止的绝对真理，也没有理想中的终极的解决办法"、"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主义"往往自我鼓吹一种终极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总是不去解决种种真正存在于当下的问题。
胡适对于苏联的政治大实验，是钦佩叹服的，这是"大胆的假设"，是"尝试"，胡适决不武断地说独裁政党必然死灭的话，而是关注其实验进展，看到底是好是坏，是成是败，要"以事实说话"。直到雅尔塔会议的秘密协定公诸于世，以及中苏条约的逼定，胡适才下论"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从而真正抉定美国的政治系统，以此作中国政治得以真正"上轨道"的范式、样板。如今苏联成为云烟，我们大概要思考一番。
言归正传，蒋介石与胡适"交朋友"，在如今"国民党遗臭万年"的思维定式下听来就觉得不干净。其实，毛泽东当初又何尝不想与胡适"交朋友"？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胡适、陈独秀有热烈的崇拜，陈独秀令毛泽东开爿书店卖《新青年》，是毛泽东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开始。其实，这与其说是"交朋友"，不如说是"拜良师"。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大领袖地位，自然令得任何政客都想结识这一"国人导师"，若导师能为自己的政党及其引进的主义美言几句，真胜于千万"党化宣传"。然而他们后都觉悟到找胡适是找错了人，于是先后恼羞成怒，不光后来毛泽东在 1955年发动文人涂抹出八册两百万字批胡"论文"，蒋介石也老早给胡适一个"反党"的帽子……
可见，远不止蒋介石想结识胡适，从溥仪到军阀，从蔡元培（国民党派）到李大钊（共产党派），无不如此。国民党、共产党无不想把胡适拉入自己的"主义"里去，但胡适的行止，始终是我行我素的：独立的头脑，解放的思想。
至于胡适晚年的"乏善可陈"（李敖语），胡适自己老早说了，他承认自己在四十岁前就把原本该一辈子做的事都做完了。或许李敖不肯给下半辈子的胡适立铜像，这一理由较为说得过去。然而，对于一个思想、信仰始终一贯的人，李敖却把他割裂开来，这绝非所谓"一分为二"，而是机械主义。凡伟人之一生，总只有一个以至几个猛烈的高潮，胡适岂能在一世中年年掀动似新文化运动（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那般的思想大潮？试问爱因斯坦又岂能在一世中年年创立堪敌相对论的震世学说？爱因斯坦后期从事统一场论研究而毫无成果，且始终顽固排斥量子论的不确定论，而这并不至于令人们在给爱因斯坦立像时须"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为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而不是为钻入统一场论怪圈、嘲讽哥本哈根学派的那个爱因斯坦立像"。这显然是幼稚的。人生自然不能够如同一部一小时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