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胡适的乐观与信心

魏邦良：胡适的乐观与信心时间:2010-07-26 16:20 作者:魏邦良点击:412次
　　留学美国是胡适一生的转折点。留美期间，他由悲观转向乐观。显然，他后来对中国未来的充满信心与他信奉的乐观主义紧密相连。
　　留学之前在上海时，胡适思想很悲观，偶见日出，霜犹未消。便写了句：“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不过，到美国后，他渐渐乐观起来，有诗为证：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
　　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英国诗人卜朗吟，终身持乐观主义。胡适非常喜欢他的诗句。
　　受到卜朗吟等人的影响，胡适也成了终身的乐观主义者，甚至被人们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１９１４年１月，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胡适终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１９２１年，胡适做了一首诗，题目即为：《希望》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这首诗曾被台湾音乐人谱成曲，四处传唱，风行一时。藉此，胡适把希望像兰花草一样种植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中。
　　1933年三月，日军攻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胡适大感耻辱，撰长文《全国震惊之后》。一日，他和老友罗钧任聊起此事，罗十分消沉，说：“这个民族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时，又不能做普法战后的法兰西。如果我们能相信，此时屈服之后，我们能在48年后翻身，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服。但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
　　胡适闻听此言，十分不爽，反驳道：“你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
　　周启明周游日本后，对日本人有这样的评价：“他们痛快的玩，痛快的做事。”胡适欣赏这种态度，说：“一切有生气的民族都当如此！”
　　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其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在胡适眼中，欧洲人的长处是敢于理想。一个标志是，西方哲人在著作中构筑了不少乌托邦。如柏拉图之《理想国》，倍根之《新亚特兰蒂斯》，穆尔之《乌托邦》，圣阿格斯丁之《上帝城》，康德之《论万物之终结》等。对于乌托邦，胡适的看法是：乌托邦者，理想中的至治之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胡适说，当今民主政体虽还不如康德所设想的那么完备，但已远远超越了柏拉图所设想的。
　　英国诗人丁尼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吾曾探究未来，凭眼极力眺望，
　　望见世界之远景，望见将会出现之种种奇迹；
　　看到空中贸易不断，玄妙之航队穿梭往来，
　　驾紫色暮霭之飞行者纷纷降落，携带昂贵之货品；
　　听到天上充满呐喊声，交战各国之舰队在蓝天中
　　央厮杀，降下一阵可怖之露水；
　　同时，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风奏响之飒飒声中，
　　在雷电之轰鸣声中，各民族之军旗勇往直前；
　　直到鸣金收兵，直到战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类之议会里，在全世界联邦里。
　　胡适慨叹，此诗句当时句句是梦想，而现在基本都成现实，除了最后两句——但谁又能断定最后两句就一直是空想呢？
　　这首诗让胡适有了这样的信心：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
　　胡适的信心首先是对科学的信心。
　　早在1914年6月29日，胡适在美国和几位好友倡议成立科学社，创办一个月刊《科学》，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
　　1930年10月23日，科学社迎来十五周年庆典，胡适做了一首《中国科学社歌》以示庆祝：
　　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个刁钻古怪。
　　我们要捶他煮他，要他听我们指派，
　　我们叫电气推车，我们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地秘密揭开，好叫他来服侍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不怕他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在《漫游的感想》中，胡适写道：
　　“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你们嫌我用‘圣人’一个字吗？孔夫子不说过吗？‘制而用之谓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老先生还嫌‘圣’字不够，他简直要尊他们为‘神’呢！”
　　在胡适看来，科学可以“制作汽船汽车”，可以减除人类多少痛苦，堪称“神”，值得我们信奉、崇敬。
　　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里，胡适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
　　“ 我们的祖先将一切器具归功于神是很对的。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火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中第一个新纪元，农业的发明是第二个，文字是第三个，印刷是第四个。中古时代世界各大宗教，从中国东海横行到英国，将世界的文化都淹没了。直到后来发明了望远镜、汽机、电气、无线电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时代那些祭司们可称为‘圣’，那么，伽利略(Galileo)、瓦特、斯蒂芬孙、模司（Morse）、柏尔(Bell)、爱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称为神，而与伯罗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马斯（Caddmus）居于同等的地位了。他们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圣者，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智力，创造器具，促进文化。”
　　文中，胡适告诉我们，正是科学使人类对自己有了信心：
　　“现在我们环观四周，中古的宗教还存在，巍伟的教堂还存在，一切庙宇还存在；但是我们何以对于人生的观念完全变了呢？这种变迁，是因为人类近两百年来，发明了许多器皿与机器，以驾驭天然的财富与能力。利用这种机器，就可以节省人工，缩短距离，飞行空中，通过山岭，潜行海底，用电流来拖我们的车子，用‘以太’来传我们的消息。科学与机械可以随意运用自然。人生逐渐舒适些，快乐些；人类对于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这样，人就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
　　胡适通过对比，告诉我们，中国在当时“虽则是用科学方法”，但只限于书本上的学识，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所补救；当时的日本则不同，“她很不客气地接受西方的机械文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
　　关于文化的演变过程，胡适的看法如下：“最初人类本身是制造器具的动物。发明新的器具，以胜过物质的环境，因而就构成了所谓的文化。后来人类感觉得与自然奋斗太辛苦了，于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时代。直到后来科学与机械兴起，大家才又恢复从前那种自信心，而产生现代西方的新文化。”
　　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发表了胡适一篇文章《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中，胡适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开出三剂“防身的药方”。
　　其中第三味药就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胡适说：“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为了论证信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适举了巴斯德的例子。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终日埋头在他的实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灭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在皇家学会里称诵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故事讲完后，胡适得出如下结论：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实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二次大战后，有人认为，是两个原子弹毁了日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便说，科学是杀人武器，是毁灭世界文化的大魔王。胡适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依旧对科学抱有信心，他说：“害怕科学，咒骂科学，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在一个大战争的时期，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存人类文明，为了缩短战争，科学不能不尽它的最大努力，发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战争里双方发明的种种可怕武器，但这种战时工作，不是科学的经常工作，更不是科学的本意，科学的正常使命是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真理这种定律来管理自然界种种事物力量，譬如叫电器给我们赶车，叫电波给我们送信，这才是科学的本分，这才是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
　　科学可以救国，可以产生新文化，可以“使人类痛苦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因此，胡适对科学充满信心。
　　胡适对教育亦有信心。
　　胡适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一个赞成革命的激进派，所以，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要从加强教育入手。再造文明要从教育入手。
　　“那常使国家变成人间地狱者，正是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国之一念。”这句话出自诗人荷尔德林之口。海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的第二章卷首引用了这句话。
　　胡适喜欢这句话，曾对此作了一番解释：“所有社会激进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政治，因为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完成激进革命的任务；只有暴力和无条件的恐怖主义政治才能完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
　　胡适反对激进和狂热。他曾把罗素的一句话记在日记里：“狂热者一次次遭到失败，因为他们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或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可能，但手段不科学。”
　　１９１５年３月３日，曾任美国总统的塔夫脱在康乃尔大学讲演。胡适听了讲演，认为其讲演“有警策处。”并在日记中录下其中一句：“尝见丛冢中一碣，有铭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药石，遂至于此。”胡适欣赏此句，因为它讥讽了激进主义。
　　胡适曾给女友韦莲司给过这样一封信，内容如下：
　　“说实话，吾对造反者甚感同情。可是，吾不赞成现今之革命。吾一贯坚持，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有些人主张，君主制是政治发展之一必经阶段，吾对此亦不赞成。吾以为，倘若缺乏某些确定的、必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无法保证获得一个好政府。有人认为，为达到国内统一与强大，中国需要君主制；又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实施共和政体，才能创造奇迹。吾以为，上述两种主张皆是愚蠢之举。倘若缺乏吾所谓之‘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皆不能救中国。吾辈之职责在于，准备这些必要的先决条件——即‘造新因’。”
　　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胡适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造因之道”：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只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从教育入手来改变国家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胡适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超越。在给维廉斯教授（女友韦莲司的父亲）的信里，胡适表明了这个态度：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须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须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须，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须。’”
　　20世纪30年代，教师忙于索薪，学生热衷学潮，文凭贬值，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所有这些教育界弊病让不少人对当时的教育十分灰心，有人悲叹，教育破产了。
　　胡适不同意“教育破产”说，他认为，高喊教育破产的人是害了一种“没有胃口”的病。所谓“没有胃口”，就是“无论什么好东西，到了我们嘴里，舌头一舔，刚觉有味，才吞下肚去，就要作呕了。胃口不好，什么美味都只能‘浅尝而止’，终不能下咽，所以我们天天皱起眉头，做出苦样子来，说：没有好东西吃！”胡适认为，这个病症，“看上去很平常，其实是死症。”
　　在胡适看来，高喊教育破产的人，其信心之所以浅薄，是因为他浅尝辄止，刚尝了一点教育的味儿，就皱着眉头说，教育是吃不得了。由此，胡适得出结论，教育越失败越要加强教育，“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胡适对经济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满信心
　　胡适认为，随着物质享受的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要靠制度。胡适推崇西方文明，在他看来，西方社会能够靠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数人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除了用科学与机械增高个人的快乐之外，还要利用制度与法律使大多数人都能得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西方最伟大的精神文明。”
　　倘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社会必须救济穷困弱小者，胡适认为，救济有两种办法，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一是国家利用权力，制裁资本家，保障弱小贫苦者。于是，社会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大运动”：
　　“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动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后来，胡适在文章中一般不提“社会主义”一词，代之以“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对这种制度，胡适的解释如下：
　　“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这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化的’。此外，如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立法。”
　　胡适认为，经济制度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
　　有人认为，救济要靠人性的改变，靠公德的提高，胡适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救济的关键在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中国有句古话说：‘先小人而后君子’。先要承认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故有公平的考试制度，则用人可以无私；有精密的簿记与审计，则账目可以无弊。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新习惯养成后，保管的责任心便成了当然的事了。”
　　对于民主政治，胡适也充满信心，他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胡适的信心并非建立在空谈之上，而是建立在“学”之上，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
　　“老实说，我们不须怕模仿。‘学之为言效也’，这是朱子的老话。学画的，学琴的，都要跟别人学起；学的纯熟了，个性才会出来，天才才会出来。
　　一个现代国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头脑造得成的，也不是口号标语喊得出来的。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铁轨，汽车，电线，飞机，无线电，把血脉贯通，把肢体变活，把国家统一起来。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与幸福。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业，整理国家政治。”
　　学，就是模仿。而“一切创造都从模仿中来”，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它不肯学人的时候，它的盛世已过去了，它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它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胡适的信心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建立在“反省”的基础上。胡适说，倘若我们不肯反省不肯认错，就会“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所以，他认为，“今日第一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
　　在胡适看来，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反省”：“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经过这种反省和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
　　胡适的信心也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在《再论信心与反省》中，胡适写道：“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来与欧美文化接触的结果，虽然还不曾学到那个整个的科学工业的文明…究竟已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打倒了‘小脚，八股，太监，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得监狱，夹棍板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这些祖宗罪孽的崩溃，固然大部分是欧美文明的恩赐，同时也可表示我们在这七八十年中至少也还做到了这些消极的进步。”
　　在《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中，胡适再次强调，几十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虽“还不够抵抗强暴，还不够复兴国家”，但却让我们“鼓起更大的信心”从而在将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者往往意志脆弱不堪一击，遇到一点波折或经历一次挫折，信心满怀的他们会立刻灰心失望。所以，胡适一再提醒人们，只有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才不会丧失信心：
　　“古代哲人曾参说的最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自然不轻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轻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认清他挑的是一个百斤的重担，走的是一条万里的长路。今天挑不动，努力磨炼了总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缩短了一里。‘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
　　参透了任重而道远的奥义，那么，我们得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得一尺则有一尺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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