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已经进入股市了 平准基金是这样建立的

索罗斯的1997香港股市之战
---索罗斯，犹太人，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金融投机家，操纵着旗下的对冲基金，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 曾在泰国修理泰铢，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曾阻击英镑，获十亿利润；在俄罗斯出手，受到俄政府干涉而受损。
---1997年的香港回归， 被他视为一个绝佳的暴利机会。他联络了全球各国的几家大型基金，秘密地开始买入香港股票（港股是可以通过券商从世界各地购买的）。而且这种买入是持续性的，使得港股从1996年的低点开始不停地上涨，引发港人疯狂地追随，恒生指数一再突破新高。到1997年朱总理曾给过很严厉的警告：“不要认为政府会托市，我们也托不起市。” 很明显，港府和中国政府早就看出了这股潜在的国际金融力量的目的，通过金融操纵，在香港回归之前把股价打高到天上，从而在回归之后采取暴跌方式出货，既可获利又可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
---朱总理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当时政府不能人为地行政干涉外资涌入市场，在无奈之中，只好警告香港散民不要跟风。 但就像中国股市一样，金钱的魅力是无穷的。没有人抵挡的住诱惑，没有人听信忠告，追高者无数。港民都坚信，回归后政府不可能放任大跌，会影响政府形象，所以都勇敢地去豪赌。
索罗斯在1997年上半年不断推升股市，接近最高点时，分散隐蔽，但不断地开了大批六月底交割的股指期货的空单 （Put Option）。 港府一直紧密监视着这股神秘的力量，越临近7月1日，港府对于对方的动机和操作策略越是一清二楚。 但问题是，港府的外汇储备尚无力单独应付可能的金融袭击。于是，港财政高官秘密进京，得到了中央的将不遗余力地，倾中国外汇储备之全力支持的许诺， 于是一场金融大决战开始了。
到了1997年的上半年最高点，恒生指数达到了16000点之上的历史新高。 而随着回归日的临近，索罗斯指挥着他的联合军团，开始了有步骤地股票高位出货。其股票的出货是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他的策略是以股指期货的空单收益来赢利的。（对冲的手法）
---决战的日子是6月28日，在此之前， 恒指已经被压到了 大约在万点之下。而此时的散民已是一片悲哀。港府的高明之处在于不露声色，不托盘，任由索罗斯打压并主宰市场，麻痹对手。
28日一早，索罗斯的股票抛货就开始不断地稳步释出，压迫恒指持续加速下跌，引发崩盘的恐慌心理，加入逃命的散民无数，帮助他压跌指数。 而当跌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4000多点时，散民已经是欲哭无泪了。索罗斯眼看胜利在望，却发觉开始有一股神秘的资金，不声不响地把无数的抛盘照单全收了。 他开始紧张起来，发动了盟友们的全部股票存货狂砸（不记成本地抛，绝对是赔本在卖出），可是神秘资金还是不动声色地收下，却绝不拉高。 还不到收市，港股成交就已经创了历史天量。当他的存货几乎抛光后，恒指却在4000点之上死活不退。 而当他向交易所借股票意欲再继续抛空（short ）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借（这是有违规嫌疑的）。
---到了下午，大盘开始反攻， 神秘资金将股指持续推高，而索罗斯的联合军团内部开始出现反水的， 背着他加入了多方，买回股票并cover 自己的期指空单（当然是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 。到收市时，港股几乎全部收复了当天上午的失地（大约是收在8000多点），索罗斯没想到港府出手，大意失荆州，损失惨重（股票损失加上股指期货损失）。 港府直到4000多点才出手接货救市，绝对是精心策划好的，既可教育自己的子民要听话，又可四两拨千斤，代价最小（也为今后处理这批接入的股票打下基础）。
---虽说索罗斯和他的联合军团是铩羽而归，但港府行政干预市场，亲自下场参与的行为，在国际上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索罗斯败给了一个政府一个国家，而且政府的直接参与行为，使港股市场作为西方人眼中的一个规范化交易市场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毁坏。吸引西方外资的融资魅力受到了削弱，尤其是投机性资金的避而远之。
---索罗斯的手法很简单，主要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持，选好时机来操纵市场。 他用一部分资金持续性买入股票（尤其是指数股），不计较成本。而在股指到达高位时，再开大量股指期货的卖空单。 接着，从高位开始，坚决地把股指打低，抛出的股票当然也会赢利，但不是主要利润来源。真正的盈利重头在于股指期货的空单。 当然，这种操作是要借助市场跟风力量的，全体市场参与者都会成为推动力----涨时助涨，跌时助跌。（所以中国现在绝对不能真正开放自己的证券市场，因为中国股市的市值相对国际大资金而言实在是太小了，很容易被操纵。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就是封杀了外资自由参与及退出的可能。但是，只要政府的行政干预行为不停止， 任何外资的投入都会胆战心惊。 ）
---其实，如果 没有港府的参与托市（背后强大国资的支持），港股的大崩盘是绝不可避免的。
---后话：港府在这次托市中，共接入约700亿市值的股票，港府已经大大赢利，这里面有很多是散民的割肉筹码。如果港府到市场上卖出的话，冲击市场不说，操纵市场牟利的名声就更坏了。 港府后来成立了一家‘盈富基金’，把手中的股票全部直接转到该基金名下，让散民自由认购该基金。相当于散民用低于当时股票市价的价格买入了这些股票，作到了还利于民。 此处理方法受到了一定的好评。
---另外，回归前的香港楼市也同时被极度高估，很多人在股市的暴跌打击下，付不出银行贷款利息, 纷纷脱手楼屋，于是楼价亦跟随跳水。 对香港的经济打击很大。
---这件事也是索罗斯与中国结怨的一个原因。因为毕竟对香港回归的政治意义有负面影响。
您看明白这种操纵市场的策略，对理解我后面的大盘分析必不可少 。
像狙击热钱一样狙击利益集团
流言来源是那里？政府吗，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利益集团，如果政府确认，那么底部的巨大利益谁会获得？如果政府否认，那么政府承担所有的后果；现在政府采取的是让流言不攻自破的办法，没有政府的表态，股市不会涨，那么利益集团就会在里面继续兴风作浪，但是他们肯定有破绽，那时就是政府攻击的时候，不要忘记索罗斯在香港的教训，政府应该是有经验和能力的，至少朱总理在。
政府最大的实力就是决定券商、基金、机构的生死，庄家、券商太不听话了，把基金弄来搞死他们，现在基金不听话了，保险资金、银行基金来搞死他们，而每一次就是一段行情；老基金已经被政府彻底抛弃了；我们散户就是要站好队伍。
现在的利益集体没有索罗斯厉害，政府忙完热钱就要收拾股市了，这次将会是股市的浴火重生，因为总理对股市讲话的本质是没有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落实一条，跌一个台阶；新股上市，老百姓可以买新的，那些控制流通股百分之20以上的机构怎么活，其实谁最害怕，现在券商不仅要倒闭，而且要坐牢，现在银行的黑幕一层层揭开，宏观调控继续深入，表现的是政府不讳疾忌医的勇气和成竹在胸的控制能力；可以看见股市的治理风暴即将来临，出来混的，必须要还的。
现在政府成熟了，我对于股市到有信心了，只要上市公司质量高，你们随便砸。正本清源，现在政府是务实有高瞻远瞩的行为，痛是暂时的。选择能够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非政府垄断的公司，和他们一起成长吧。
经历过香港那场世纪金融之战的人都知道，当时场面十分混乱。一方面，金融“大鳄”手握重金，气势汹汹，有步骤、有计划地在海外市场抛空港元，并在香港的期市、股市同时动手；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一些传媒和证券经纪人，不断攻击特区政府的入市行动，妄图占领舆论高地，同时还放出大量烟幕弹，混淆视听。据说，在双方对阵的最后两天，整个市场只有特区政府和“大鳄”，而“大鳄”更从美国调来4、5名世界顶尖的金融“杀手”。
曾荫权写了一份公开信以明心志：    “在任何社会，总会有人要求增加某方面的开支、减税或提高扣税额。有些人看到政府有巨额的储备，就极力主张政府应放弃量入为出的原则，动用储备去填补不足之数。 对这点我不敢苟同。……我不会只为了取悦人心而舍难取易。身为财政司司长，假如我不顾及香港长远的利益，就是没有恪尽对香港市民的责任。我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就是要作出一个平衡。”    在他的不懈坚持下，这份财政预算最终获得了通过，几年下来，香港市民也开始认识到他的一片苦心。  也许对曾荫权来说，官场的毁誉并不足计，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评价。据香港媒体近日网上调查，与多位特首热门人选相比，曾荫权获得的支持率超过五成，遥遥领先。  静夜饮泣的香港“财爷”    如果拿夜半行吟汨罗江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与曾荫权相比，想必不仅读者觉得夸张，他自己也会觉得不敢当。但在曾荫权38年的公务员生涯里，却是确曾有过为香港而一夜三流泪的经历。    1997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曾荫权可能预计到了自己责任重大，但他远远没有想到责任之重大之艰难，竟会令他堂堂一个伟男儿夜半绕床不寐而饮泣。这一切，发生在1998年的港元保卫战中。    提起港元保卫战，就不得不对联系汇率制加以解释。联系汇率制设立于1983年，按照这一制度，港币与美元挂钩，兑换率为1美元兑7.8港元，同时货币发行采用货币发行局机制，即所有流通港元钞票及硬币均须有100%的储备金作后盾。这一制度给港元筑就了两道自动防卫及调节机制，一是汇率套利机制，即港元兑美元汇率明显偏离7.8时，会有银行入市承接然后向港府以7.8兑换，从而赚取差价；二是利率套利机制，即资金流出香港时，银行会向港府换回外汇，从而造成港元供给收缩，导致利率上升，进而吸引资金回流。    有了这两道防火墙，再加上1988年的“新会计安排”、1990年开始发展的外汇基金票据市场、1992年的流动资金调节设施以及1996年开始实施的即时支付系统，联系汇率制可谓固若金汤。但正如武侠小说中练“金钟罩”、“十三太保横练”之类硬功的人会有一个“罩门”，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也有一个“死穴”，那就是港元利率容易急升。设想一下，炒家只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包括股票期货和外汇期货）预先大举沽空，然后大举抛售港元现货，待利率急升刺激股市大挫时，便可坐收巨利。  入侵港元的西方对冲基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1997年7月起，国际炒家们连下泰铢、韩元、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四城后，挟四战全胜之余威，于10月21日正式开始狙击港元。他们大量直接抛售港元兑换美元，香港银行体系同业拆息于是飙升，一度高见300％，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1000多点。三天下来，炒家们共抛售了400多亿港元，恒生指数则累计2400余点，获利高达数十亿港元。   尝到了甜头，国际炒家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1月、5月，相同的情形一次又一次在香港上演，每一次他们都是赚得盆盈钵满，以致西方舆论戏称，香港是国际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而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则被舆论界戏称“任一招”，意即金融炒家杀将过来时，金管局唯一的一招就是提高利率。凭借这一招以及充裕的外汇储备，香港尽管保住了联系汇率，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利率居高不下，股市楼市均下跌了50%以上，经济元气大伤。   1998年8月，国际炒家故伎重施，5日和6日两天即抛售了400余亿港元。眼看无数香港人的血汗钱又要化作如索罗斯辈的囊中物，任志刚及时任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忍无可忍，于是向曾荫权建议，要在市场做些不寻常行动。   对任志刚和许仕仁的建议，曾荫权大为震惊。他一直奉行“不干预原则”，认为干涉市场行为前要仔细权衡，只需稍假时日，大部分情况下市场会自然解决问题。由于与自己经济理念的冲突，加上当时他答应往伊斯坦布尔出席国泰航空的首航，曾荫权决定离开香港，冀图凭借空间上的距离，脱离个人感情从而对整个事态作出客观评估。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日，香港外汇储备即损失了80亿美元，港府再不采取行动，恒生指数就将很快跌到4000点，而那个点位是香港银行体系所不能承受的，必将导致中小银行大量破产，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用当时的话来说，则是“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摆在曾荫权面前的选择有三，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宣布取消联系汇率制，三就是“起来与金融大鳄斗一场！”曾荫权选择了第三条路，于是有了涉资1200亿港元的世纪巨搏。曾荫权赢了，尽管随后关于他破坏了香港一贯的自由市场运作体系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这段经历让曾荫权毕生难忘。后来在即将挥别“财爷”职位履新政务司司长时，他透露了当时的情形，“决定入市打‘大鳄’之前，我一个夜晚静静地哭了两、三次。决定入市干预之后，我连续多个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了也会作恶梦。有时半夜醒来坐在床边，想着想着就会流泪。”    流泪，一方面固然是干预与他毕生信念“不干预市场”相悖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十分担心一不小心输掉香港人的钱，那时候，就算自己跳楼也无法挽回损失。”
总理在看股市，总理也哭过，压力是巨大的，抉择是艰难的，可以想想铁本，想想非典，想想紫阳去世，总理有办法处理的；政府肯定会干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时间，付出什么代价。现在不是时候，但是保险和银行基金就是政府的先头部队，就是政府对利益集体的警告，简单的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没有张屠户照样吃肉，小妾会撒娇，但是最怕被抛弃，现在这样是在送钱啊！千万不要逼总理动手啊！会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