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般的高仿书画从古至今走向集团化生产

作者:江苇  来源:华夏地理  点击数:215  2010-07-18  字号:T|T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有仿古活动，古人的目的是复古，追寻先人的境界，并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而眼下一些文化商人则是通过复制克隆古人、名人艺术品以欺世盗名、牟取不法利益。假作真时真亦假，高仿艺术品市场，怎一个“乱”字了得。
迷雾般纷扰的高仿品
2005年12月北京瀚海公司举办的秋季拍卖会上，来自上海的苏敏罗以230万元的价格拍得吴冠中的油画《池塘》。2008年，苏敏罗为了求证画作的真赝，找到了作者吴冠中。意外的是，吴冠中认定该幅油画是高仿品，并在画框的玻璃上写下了“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鉴定评语。
虽然《池塘》经作者本人确认为高仿品，但当苏敏罗上诉时，法院并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购买赝品是买家自愿选择的决定，属于艺术品市场固有的风险。
对收藏家和鉴定家来说，高仿品像迷雾般纷扰，防不胜防。
杨新华是福建人，有着敏锐的市场嗅觉，他的画廊在琉璃厂的西街，已从20年前的小平房发展到现在的几百平米的经营面积，他的画廊就曾组织“生产”过傅抱石的高仿画，之所以说“生产”，是因为现在的高仿书画制作已经集团化，采用流水线作业方式了。
说起高仿书画，杨新华并没有讳言自己也参与其中。“这条街上(注：指琉璃厂)几乎所有店里都有仿品……有的店里竟然没有一张真品，你信吗?可这就是真事，竞争太激烈，大家都要生存，真画现在动不动要几百万、几千万，普通人根本买不起，话说回来，即使你花几百万在拍卖会上买一张傅抱石的作品，也没准就是从我这里流出去的。”
“其实高仿的作品，拿来当装饰或者送人都很好，价格便宜得多，关键是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是假的。”杨新华的这番话，也许能理解最近这些年拍卖市场火热的原因了，不管是真品还是高仿品，只要有些模样，都能拍出去，甚至一些有疑问的作品仍能拍出天价。
高仿书画的渊源
书画高仿品的雏形，来自于对照真迹临摹的作品。唐代以前印刷术没有出现的时候，学习书法绘画必须通过临摹真迹或真迹的摹本，这是学习写字或者绘画最基本的功夫，而这些临摹出来的作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会被射利之徒充分利用，转变为高仿品了。
用于流通的书画仿作开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蔚然成风，到北宋时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作伪高潮，元代稍稍衰落，明清时再度兴盛，并一直延续到民国。
东晋时期的王羲之被公认为“书圣”，在当时，文人官宦争相收藏他的作品，“悬金抬买，不计贵贱”，以至于同时期就出现了很多专门按照他的字体风格书写的人。康昕为东晋时期的高僧，当时他学王羲之的草书，未必以获利为目的，但其几欲乱真的书法作品，往往容易被人拿来冒充真迹，瞒天过海。
唐代国力鼎盛，民间收藏和皇家对书画的酷爱都客观上使作伪风气大涨。唐太宗李世民因为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曾要求搜罗全国各地散存的王羲之墨宝，结果，虽搜集到数量庞大的作品，但鱼目混珠。无奈之下，唐太宗只得命令当时的鉴赏家褚遂良、虞世南等人进行甄别，挑出其中真品留作收藏。
到了宋代，书画已经完全变成了流通领域中的一种商品。宋徽宗喜爱收藏，自己也是位天才的书画家，与初唐类似，书画收藏因为帝王的推崇而影响到了民间，朝中权贵，市井百姓，争相购求名迹，当时的都城集市中已经出现了专卖字画作品的铺子。相应的，高仿书画也随之泛滥。
另外，唐宋时期还存在一种名为“响拓”的作品，可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高仿品，现在流传的《兰亭序》以及其他两晋时期的书法名作，大部分都是唐宋时期采用这种手法仿作而成的。
“响拓”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其方法是用洁净并且透明度好的纸或绢覆盖在原作上，细心勾出字的轮廓，然后再往轮廓间填墨。1500年后的今天，鉴定专家们需要依赖高精度的仪器对唐代的一些摹本进行研究，以辨真伪，足以说明当年“响拓”的手艺如何了得。
明代商品经济大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官宦富商，奢华的消费观极大刺激了书画高仿的发展。苏州是当时的经济重镇，也是书画作伪的集中地。仅仿造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的就有数百家，而仿造“明四家”文、沈、唐、仇的更是数不胜数。
清代民国延续以往的作伪风潮，从未停息，并且各地民间的高仿作坊，开始分化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出现了“苏州造”、“湖南造”、“河南造”、“扬州造”、“北京后门造”等十余类作假派系。这些地方仿作水平不一，其中不乏水平很高的。
据传，1942年汪伪政府为希特勒过寿，打算送一幅清代画家郎世宁的《百骏图卷》作为贺礼，即由马晋画马、祁昆补山石，装裱成长卷献给希特勒。
“以假乱真”的制作方法
由最初的临摹学习、思古忆古，到后来的以假乱真、以期牟取经济利益，书画仿作的目的和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究其仿作的制作方式、方法则没太大变化。
鉴定家徐邦达将其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完全由作伪者书、画而成；一种则是以旧本改头换面别立名目。“前一种我把它分成‘摹’、‘临’、‘仿’、‘造’四类，而其中摹与临、临与仿、仿与造，还都有着相互勾连的关系。此外还有代笔一类，略近仿造，但性质又不完全相同。后一种作伪则有改、添、拆配、割裂等花祥。”
若想以“摹”、“临”、“仿”、“造”方式或书或画，达到与原作逼真的程度，作伪者必须有足够的艺术功底。而后者以旧本改头换面达到作伪目的，则只需找到一个足够好、足够旧的旧本即可。比如说“改”，就是要挖(或刮、擦、洗)去后代书画家或同时的小名人书画上的款、印，改添古代名家或同时期大名家的款、印，这样就能抬高此件的身价，多卖一些钱，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改换作伪的方法。
与“改”的用心一样，“添”是在一幅无款字画(以画为多)上添上名款或印记，也有添一些题跋，说明为某人之作。而“拆配、割裂”，则是针对卷轴而言，指拆下卷轴上部分东西(如跋尾、边圈等装潢物上的题字和鉴藏印章等)，挪移拼配到其他书画件上，使无名变有名，徒增身价。
通常这些作伪方法不会单独出现，而是被结合起来使用，聪明的作伪者甚至会按照鉴定的要素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处理。
即使对于同一件作品，不同专家的鉴定结果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同样针对1998年拍卖的一幅《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的鉴定意见，“南谢(南方的谢稚柳)”与“北徐(北方的徐邦达)”两位鉴定大师得出的结论就是截然相反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集团化高仿
利益的驱使，也会让画廊与拍卖行合作，他们联手培养一些善于模仿大师级画家的人，甲专门模仿张大千，乙专门模仿徐悲鸿等，绘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也因每个人的擅长不同而区别分工，并且有人负责寻找旧纸和老墨，有人负责作画，有人负责制作印章，有人负责在画上落款，还有人负责装裱。找不到旧纸，就买新纸然后作旧。当年张大千为了造假画，把新纸一张张铺开挂在院子里，用水浸湿，干了就泼水，再加上风吹日晒，用不了几个月，宣纸里的纤维就变脆，颜色也看起来更陈旧。
现在纸的作旧也算一门生意了，造假者往往使用染、涂、熏、晒等方法把纸变旧，有的甚至使用化学产品，加速新纸的氧化，这些最后都变成产品，兜售给做高仿书画的人。
对比印章是鉴定字画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现在这个方法也越来越不被看好。之前仿造印章都是手工刻制，再高超的技艺也难免和原作有些差距，但现在都改电脑扫描刻章了，一丝不差。
不光是印章，现代意义的书画高仿越来越多地借助高科技设备，比如古代的“响拓”是使用透光性好的纸张覆盖在真品上临摹，而当代作伪者则用高像素数码相机给原作拍照，然后用投影仪以一比一的比例投放在悬挂好的宣纸上，再进行仿制，外形精准，让人真假难辨。
书画风格、纸张、题跋、印章等等都是书画鉴定的主要因素．但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伪者刻意在这些鉴定要素上做文章，稍不留心，就会掉进他们精心设计好的陷阱里。
至于书画高仿品的流向，私下流通是一部分，更大一部分是通过拍卖会出售的。林风眠的《渔获》在香港苏富比以1634万港元成交，苏富比的拍卖介绍中说，该画为1960年丹麦驻华大使彼得森收藏，可丹麦大使馆工作人员查过档案，发现“查无此人”。同样，佳士得要拍卖的《松树》，作者吴冠中得知后，认为是仿冒自己的作品，亲自致电拍卖行的北京办事处，要求撤拍，但拍卖行没有理会，这幅《松树》最后还是以高价拍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