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六十年代的牢狱往事 饥饿的政治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13 08:21:07
贾植芳
我得的不过是“饿病”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十一年。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
一九六零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就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豆制品，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
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我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我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600cc（当时，犯人们习惯以“cc”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监狱给的饭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饭后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了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甚么。
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搁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掼在屋角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1952年的吃蟹往事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五二年。
韩侍桁一次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被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蛰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又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长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旧的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
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
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式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基于对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生里会与邵洵美成为四个月的“同监犯”。
── 原载新闻午报
我得的不过是“饿病”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十一年。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
一九六零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就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豆制品，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
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我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我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600cc（当时，犯人们习惯以“cc”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监狱给的饭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饭后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了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甚么。
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搁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掼在屋角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1952年的吃蟹往事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五二年。
韩侍桁一次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被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蛰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又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长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旧的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
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
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式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基于对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生里会与邵洵美成为四个月的“同监犯”。
── 原载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