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氏书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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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3
古之学者，家有垫，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此系乎人者也。圣王之处士也就闲燕，孟母之训子也择邻居。元豹隐南山而成文章，成连适东海而移情性。
此系乎地者也。然则稽合同异，别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钧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於居矣。
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书楼。其先盖陈宜都王叔明之後曰兼，为秘书少监。
生京，给事中，以从子褒为嗣，至盐官令。生，至高安县丞。其孙避难於泉州之仙游，生伯宣，著史记，今行於世。昔马总尝左迁泉州，与之友善。总移南康，伯宣因来居庐山，遂占籍於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马。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乾宁中，崇弟勋为蒲圻令。次弟玫，本县令。能嗣其业，如是百年。
勋从子衮，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兴之际，诏复除而表揭之，旌其义也。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自龙纪以降，崇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尢出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於戏！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满腹。学如不久，仁远乎哉？昔北海有邴郑之风，离骚有江山之助者，皆古也。门生前进士章谷，尝所肄业，笔而见告，思为之碣。会陈氏之令子曰恭，自南昌掾入仕至都下，因来告别，援翰以授之。时太岁己巳十一月九日记。
陈崇与东佳书堂
[摘要]唐代江州陈氏东佳书堂被誉为书院史的第一个里程碑，但相关史料的抵牾让人怀疑东佳书堂在唐代创建的真实性。从新兴士绅阶层在地方事务的作用、科举制度对聚居家族的影响、陈氏家族聚居的婚姻关系等方面来看，陈崇在唐大顺元年(890)创建东佳书堂有其的必然性。
[关键词]陈崇；东佳书堂；绅士；科举；家族婚姻
一 关于东佳书堂的几种讨论
在中国书院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书院起源的研究中，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诸多史家根据有关史志的记载将东佳书堂作为中国书院初创时期的代表，如毛礼锐等先生据《同治九江府志》“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才，子弟弱冠，皆令就学”的记述，提出“根据这些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了，虽然还不甚普遍，规模也较小，尚未形成制度，但作为机构的书院已经诞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教育通史》《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中的意见大致相同；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中，李才栋先生第一次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东佳书堂的办学情况，他指出：“从事教学活动，又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始于唐代……。唐代不但有前述的若干所后人比较简略记述的书院，还有当时人比较详细的记述，并保留了有关规章制度的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亦称义门书院、陈氏书堂，唐代归江州浔阳县管辖)，即是一例。”李先生确认东佳书堂出现在唐代的史料除地方志外还有陈氏的谱牒。据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陈氏后裔保留下来的族谱记载，江州陈氏七世长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制定了一份《陈氏家法》，家法共三十三条，其中一条规定在陈氏的东佳庄设立书堂一所，以教育弟侄子姓以应科中举，期取青紫。根据这份“既非后人追述，亦非口耳相传，已被陈氏后裔世代承继刊于陈氏宗谱卷首的资料，足以证明在唐代已经出现了由私家举办、既藏书复教学的不同于隋唐的中央和地方官学、高于蒙学程度的新型教育机构——书院。”由此，以东佳书堂为代表，书院起源于唐代成为书院史学界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作为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兴起于唐代的标志之一，东佳书堂被誉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加入，中国书院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宽，研究视角也在不断转换，关于东佳书堂的讨论也间或有新观点出现，如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指出，“书院的名义最早出现在唐代，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一致的认识，但书院是不是已有讲学活动，是否是教育机构，也就是说唐代是否已有名实相符的书院，现在还很难判定。”“即以声名最为显赫的义门书院(即东佳书堂——作者注)而论，现有的记载不仅不能印证地方志中的说法，相反只是说明书院这一名称的向壁虚造。”徐晓望先生在《唐五代书院考略》中更认为今人引用的陈氏宗谱是有疑问的，“唐代陈崇所建的最多是书堂，而不是书院。进一步说，陈崇是否建有书堂还是可以探讨的。”“由此看来，有些学者根据不可靠的族谱史料，将东佳书院的历史上溯至唐代是有问题的。……所谓石鼓书院、东佳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说法都经不起考证。”
如果加以细致的比较亦不难发现，陈氏谱牒与地方志书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相关文献在书堂的创建人及其创建时代上多有抵牾，东佳书堂兴建于唐代的真实性让人怀疑。
二 江州陈氏聚居史实与《陈氏家法》的宗旨
江州陈氏始祖陈旺(生卒不详)，字天相，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因官置产，古籍于九江郡蒲塘场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今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子孙因此居住，恪承祖训屡世同居，自是家益昌，族益盛。”陈氏聚居的特点是“合族共处，室无异财，厨无异馔。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法制度为保障的同姓义居的大家庭。陈氏的聚居符合封建王朝以“孝道”治国，以伦理秩序为乡村治理手段的统治思想，因而多次受到封建政府的旌表。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6)诏旌其门，南唐升元元年(937)诏立陈氏为“义门”，入宋后包括宋太宗、仁宗等封建君王对其亦多有旌赐，江州陈氏成为唐至北宋时期较有影响的聚居大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陈氏的聚居虽对于稳定地方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田畴不广、供给不足，“聚族益众，家道贫困”，地方政府在给予陈氏属于奖励性质的经常性免杂差科徭、盐曲线绢外，在荒歉之岁还要拨付一定的赋贷。沉重的负担让地方政府无力承担，于是在权臣文彦博、范师道等人的建议下，宋仁宗嘉祜七年(1062)，北宋政府以人口过于集中、朝野太盛为由，将陈氏分析为291庄，依派拈阉分迁江南、两直、川、浙、广、闽等地的路、州、镇，义居323年的江州陈氏经分析遍布各地，一时有“天下陈氏出义门”之说。
江州陈氏在第七世陈崇主家时已初具规模，有“曾元数百人”，成为当时人口较多的同姓聚居村落。陈崇出于对家族“将来昆云渐众，愚智不同，苟无敦睦之方，虑乖负荷之理”的忧虑，于唐大顺元年(890)主持制定了《陈氏家法》，家法对陈氏聚居的各项事务作了详细的规划，“设之以局务，垂之以规程，推功任能，惩恶劝善。公私出纳之式，男女婚嫁之仪；蚕事衣妆，货财饮食，须令均等，务求和同，令子子孙孙无间言而守义范也。”通过家法的规制和导向，使家族所有子孙世守义范，从而敦亲睦族，形成陈氏义居的宗法秩序和伦理环境，维护一个“务求和同”的乌托邦社会是陈崇制定家法的初衷。家法所列示的全部三十三条无一不是为实现这个宗旨服务的。除前文所引家法对设立东佳书堂的规定外，家法还对家族的童蒙教育定有详规：
“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月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
陈氏的书屋与书堂渐次递进，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家族教育体系。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陈崇只是在家法中对陈氏家族的教育作出了规划而没有实施，东佳书堂只是陈崇在家法中的一种设想，直到陈崇之子陈衮时期书堂才由陈崇的规划和设想而变成现实?我们试着从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予以分析。
三 绅士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与东佳书堂建置的必然性
江州陈氏从始祖陈旺定居到陈崇制定《陈氏家法》不到2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陈氏已经发展成一个经济上颇具实力的大家族。从《陈氏家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唐大顺年间的陈氏家族已有多个庄田及道院、筮法、都蚕院等庞大的族产。而在陈崇之前，陈氏的谱牒上并没有其他重要人物的真实功名及实际官职任用情况的记载，江州陈氏的资产可能更多的是依靠族人对土地的长期经营获得的，陈崇之前的家族管理者的身份类似于唐宋时期的“富民”阶层。“富民”虽然“富”，但其本质依然是“民”，社会地位依然不高，他们只可能勤劳致富，而不能凭特权在短期内攫取大量社会财富。据研究，唐宋时期的“富民”延聘饱学之士、兴办私塾的现象较为普遍，培养子弟科举入仕、赢得乡村社会的地位与声誉、免除身家力役等都是“富民”兴办教育的出发点，“唐宋社会乡村教育文化热潮的兴起，实则与富民阶层的崛起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也可以说，富民是推动唐宋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江州陈氏而言，这种情况在陈崇时期发生了改变，陈崇可能是陈氏自聚居以来首位获得重要官职的“富民”，“富民”的称谓可能不再合适了，以陈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已经取代富民登上了江州陈氏的历史舞台。
“乡绅”一词早在宋代即已出现，后来的研究者对乡绅、绅士和士绅等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是乡绅还是绅士、士绅均有一定的功名或者官职，“将本籍的官员(无论退职与现任)与科举功名获得者视作乡绅的观点成为一个主流意见”、“中国的绅士阶层实质就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利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层’，即地方精英。”
绅士在国家控制和地方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连接政权与乡民的桥梁，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使其发展成为同时肩负治化与教化的双重角色。张仲礼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绅士主要通过出任政府官职、处理各种地方事务(包括宗族事务)、担任幕僚和教职等来获取收入，处理各种地方事务被认为是“绅士功能”，“绅士通常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负有造福家乡的责任，具有完善、维持地方和宗族组织的责任，而旁人对他们也有这样的期待。”具体到陈崇而言，他是否考取功名无从查考，但被唐中央政府授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兼御史大夫，享有赐紫金鱼袋的待遇，且担任江州长史一职，官阶为从三品，确是事实。对于这个累世聚居、义不析财的大家族而言，陈崇通过家法规划了诸如蚕事衣、货财饮食的均等、和同等系列问题，为陈氏的长远发展奠定基。敦宗睦族，教化乡民，正是士绅经理地方和宗族事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又尤以兴办教育为要务。作为家族中较早获取高级官职的绅士来说，陈崇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中国绅士的地位不是来自地产，而出自对教育的垄断。由功名作为凭证的教育使绅士有资格向国家和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
兴办为科举业服务的东佳书堂，是陈崇——陈氏家族中的绅士——服务宗族(地方)事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绅士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提高其自身社会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兴办书堂，培养本族子弟科举人仕出入官场不但能给本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官宦生涯不仅对官员本人是利益所在，对其家乡也同样有好处。如果某一地方的绅士中有人出仕，就会对这一地方带来很大的利益；官职越高，当地就会得到更高的声誉和更大的实际利益。如果地方或宗族对应试的考生提供过经济资助，并为他们赶考出了路费，此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这种投资可以得到比任何其他投资更高的收益。”兴办东佳书堂是新兴士绅阶层的代表——陈崇对陈氏历史上“富民”阶层职能的继承与提升的具体表征。
从管理家族事务的角度来看，促使陈崇兴办东佳书堂可能还有以下两种因素：一是陈崇时期陈氏家族人口的迅速增长，本族及邻里姻亲求学生徒人数也不断增多，原来依家族聚居所在地而建的家塾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故需于东佳庄择别墅建书堂，这种因为教学场馆无法满足教育需要而择地新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是，陈氏家族是一个累世聚居的家族，为保持家族聚居的纯洁性，避免家族成员受外界不良影响干扰，其家法对于出入家族的人员、宾客都有较为严格的管理要求。江州陈氏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义门”郑氏，亦是一个合族同居的大家族，郑氏制定的《浦江郑氏义门规范》对此外来宾客等也有严格规定：“亲宾往来，掌宾客者禀于家长。当以诚意延款，务合其宜。虽至亲亦宜宿于外馆”。陈氏之所以要于居之左二十里的东佳庄建书堂可能是担心外地寄止修业者与本族族人杂居一处，既不易管理，更容易生出事端，从而影响本族聚居。至于自中唐以来，进士科地位的上升，社会对诗赋在科举中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为提高家族子弟的诗赋水平和科举成功率，陈崇选择远离人口稠密的聚居村庄而在风景绝佳的东佳庄建书堂可能性的论证笔者已有专门的论述，不再赘言。
四 科举制度与东佳书堂兴办的紧迫性
“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村落中的互动本身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对大传统某些因素进行的选择。”科举取士制度自隋朝开创至唐代逐步完善，并日益成为影响士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大传统。围绕科举取士制度，逐渐形成了包含、等因素在内的科举场域，“在参与科举场域的各种力量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士人主要依靠是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来获得。……最典型的是家族或者宗族对士人读书应举的帮助”，对于聚居家族而言，从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角度出发，举办家族教育的目的就是对科举这个大传统的主动适应，这是因为“一个宗族的实力常常取决于做官族人的人数和他们官职的重要性”。江州陈氏的先祖曾为显赫的皇室(南北朝时期的陈朝)，“曾经依靠王族地位而享有特权的陈氏，(因战乱)被永远剥夺了世袭地方高官职位待遇”，要振兴家族的声威，试图恢复陈氏在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已经没有任何背景的家族而言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通过科举从本族中不断向朝廷输送人材，科第簪缨，获取高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陈崇创建东佳书堂正是迎合陈氏家族的这一迫切需要，他在家法中对陈氏弟侄子姓“稍有学成应举者”的规定明确了东佳书堂为科举服务的办学宗旨。
事实上，东佳书堂的科举训练业取得了令人称异的成效，多有溢美之词的陈氏家族登科名录固不可全信，但徐锴《陈氏书堂记》的记载值得注意，“自龙记以降，崇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表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龙记”为唐昭宗年号，为889年，比陈崇制定《陈氏家法》的大顺元年还要早1年，这说明在陈崇制定家法前后，就有陈氏的子弟如陈崇之子蜕、从子渤等考中进士。“古昔盛时，虽二十五家之间巷亦有塾，闾内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处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后世虽休明之朝，亦惟郡县有学居之，远于城廓者，子弟无从而至焉。”陈氏当时选择的聚居之地由于避祸之需，远离江州郡治200余里，脚值甚是不便，加之唐代官学的种种限制，子弟的科举教育问题只能是依靠陈氏家族自身来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兴办家族学校。从《陈氏家法》制定前后即有子弟考中进士的情况来看，陈氏应该在家法制定前就有为科举服务的家塾。这个家塾还不是后来的东佳书堂，它或许就位于陈氏合族居住之地，也没有正式命名，只是当其到陈崇主家之时，由于家族经济发展、聚居人口和修业者日益增多及迎合科举需要、更好地提高科举成功率等诸方面的原因，陈崇才将这个没有正式命名的家塾搬迁至东佳庄，并在家法上称其为书堂。在此，陈崇只不过是顺应了家族和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扮演了将陈氏的家族教育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角色而已，这也是我们认为东佳书堂的创建时间应为唐代的原因之一。
五 江州陈氏的婚姻关系与东佳书堂创建的必要性
陈崇制定家法时，陈氏已经存殁十一代，子孙众多，有曾玄数百人。要维持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聚居大家族繁衍生息，首先要解决的是家族成员的婚姻问题。“婚姻之际，人之大伦也”。古代生民虽然无法在上解释近亲通婚的不利之处，但已经注意到近亲婚姻的巨大危害，禁止同姓通婚几乎是所有聚居家族的共同行为。如从五代时期开始聚居的江西乐安流坑董氏在其规定中规定，“生殁葬娶，四者皆重。……婚姻一节，吾宗素严。”对违反同族不能通婚族规的家族成员，董氏将实施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最为严重的“黜族”惩罚。据研究，直到民国年间流坑董氏仍对以下三种婚姻情况实施“黜族”的制裁：1)与本村住祠堂中的外姓佃(奴)仆结婚；2)本村同姓男女通婚，尤其是不能与本姓的孝妇结婚；3)未履行请媒、送贴等正规手续而自行婚配者不予承认，且行“黜族”。清末浙江余姚兰风魏氏的宗规规定对族人同姓通婚者或娶同姓醮妇者，本房应从速禁阻。若倔强不遵，则应重办；对事前隐瞒事后发觉者，要予以斥革，不得人谱，对知情的房长也要一体重办。从封建宗法伦理的角度来看，同姓通婚最大的危害在于容易造成长幼辈份秩序的混乱，“同姓的男女，即便绝无血缘关系，要是结婚，也会被视为‘以兄妹为夫妇”’。在一个累世聚居、人口众多的家族中，房系庞杂，不同房系之间可能出现“爷孙同龄”、“姑侄同年”的现象，允许同姓通婚则极有可能出现所谓的“乱伦”情况，这是强调伦理秩序的宗法家族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对于聚居家族而言，与邻近异姓村落缔结良好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陈崇制定的《陈氏家法》对家族的通婚对象等内容没有较多涉及，但于陈崇之后陈氏所制定的《陈氏推广家法十五条》对此则有较严格的要求，“姻亲不可攀援。若娶妇有所攀援豪门之女，骄奢傲慢难以钳束。嫁女有所攀援豪家之子，纵横侈肆，难以交际，俱非所宜。但于门户相对，嫁娶得称。”封建家族之所以强调“子孙娶妇者，亦须择其相称，方族娶之”，其出发点在于妇道实在是维系家族发展的根本之一，“妇道乃家之所由盛衰，须详访择。……保我宗嗣，成我家业，咸托于妇，可不慎欤?”要得到其他邻近村村落在通婚及通婚对象上的支持，以维持家族的婚姻关系和促进家族稳定发展，江州陈氏认为应给予邻里一定的帮助，“宗族邻里贫富不同，富之济贫古道也。贫者窘迫称贷与我，当即与之，以济贫其急。勿责之以相偿之期，听其自来，即催之亦勿加逼迫，彼岂无敢，则不负我矣。……至于其有疾病也，扶之；有死丧也，济之；有横逆祸患，代之驱逐之；有冤抑莫伸，代为辨白之，此又宽大之仁，王者之教也，子孙不可不知。”在曾元有数百人之多、家族婚姻压力较大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崇在主家时就兴建了东佳书堂，书堂除主要为本族子弟提供教育外，还“在子弟教育方面向邻村伸出援助之手，以示友好，这种意图富有积极意义。”从《陈氏家法》中规定东佳书堂负有“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的职责来看，书堂的确还负有帮扶邻里的作用，在东佳书堂求学的外来“寄止修业者”大多应该是陈氏家族的邻里姻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所有的家族或村落都有举办为科举服务等高层次教育机构的实力，堂庑楼舍的建设、师资的薪俸、图书的购置、生徒的日常开销等巨额经费不是一般普通村落所能负担的。徐锴在《陈氏书堂记》的结尾部分介绍他为陈氏作记的原因时说，“门生前进士章毂尝从(陈氏书堂)肄业，笔而见告，思为之碣，”章毂可能是在书堂受业的陈氏姻亲中的一个。他也有一篇《东佳书院记》，记中写道“予顾东佳之名而思东佳之义，益信陈氏之长发其祥也，又何喙喙欤?义门之子曰恭、寰、东，三公自南昌来郡，而叙之话，言予心悠悠，契其庭教，想其宗旨，于是不遑乐为之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为解决家族的婚姻问题而努力搞好乡邻关系，向邻里乡族提供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各种帮助，这是唐代陈崇创办东佳书堂的一个出发点。而“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衰息”的情形也为陈崇的举措作了最好的注脚。作为维持家族聚居手段之一的书堂实施对姻亲子弟的有限开放，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她的存在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家族及其教育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向。
六 两个尚待验证的假设
从士绅的作用、科举制度影响和家族婚姻关系等三方面来看，我们认为陈崇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的兴建者。但徐锴在《陈氏书堂记》中言之凿凿，称陈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居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很明显徐锴认为陈衮是东佳书堂的创建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南唐时期的陈衮名下呢?我们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
1)陈衮是东佳书堂大规模扩建者。据北宋中舍人胡旦于咸平五年(1002)写的《义门记》记载，江州陈氏于北宋(南唐)“开宝之末计口七百四十，咸平三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胡旦写的这篇《义门记》是其“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法，询事实，具知其状，因为之记”，他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可靠的。由此可知，较之陈崇时期的“曾元二百人”，南唐陈衮主家时的家族人口又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家族求学子弟也必然随之增加，陈崇初创的东佳书堂可能出现局狭逼仄、难以容纳的情况。如果再把由于书堂影响逐步扩大从而招至的四方游学之人不断增多的原因也考虑在内的话，书堂扩建是肯定的。于是陈衮子承父业，在其主家时扩建书院堂庑，增购图书至数千卷，并且增加了二十顷的学田作为书堂的固定办学经费，进一步完善了陈崇关于书堂的管理制度。这个推测和《义门陈氏本宗历代世系引》中“(衮)乃于居左二十五里东佳山麓增广书院堂庑数百间，聚书数千卷，割田二十顷，以资四方游学”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早期发展的一个初步脉络：早在陈崇之前陈氏已有服务于本族和姻亲子弟的家塾，随着家族聚居人口的不断增多等诸多原因，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兴建东佳书堂，并初创书堂学规(包括办学目标、生徒和书籍管理制度等)；至南唐陈衮时期，随着家族经济实力、聚居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书堂影响不断扩大，陈衮对东佳书堂作了大规模的扩建，并对书堂的管理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其堂庑、书籍和求学之士达至一定规模，东佳书堂遂于北宋初期发展成为“鼎峙江东”的著名书院。
2)徐锴的《陈氏书堂记》为请托之作，有讹误成份。徐锴的《陈氏书堂记》是在北宋(南唐)开宝二年(969)创作的，距陈崇制定家法，兴办书堂的大顺元年(890)约80余年，加之五代政局动荡、物是人非，而徐锴本人又没有去过江州陈氏家族，对陈氏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在追述陈氏历史的时候可能出现笔误；此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陈氏书堂记》仍是受前门生、进士章毂所托，“笔而见告，思之为碣”，对于陈氏家族情况的了解主要从章毂那里得到的，极有可能章毂求学于东佳书堂正是在陈衮主家之时，于是在章毂的影响下，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扩建者陈衮名下。这同时也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崇对东佳书堂的初建，较之南唐时期陈衮的大规模扩建其影响更小。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对一个一开始尚未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而言更是如此。
徐铉兄弟教育思想与洪州始建于五代时的书院
作者:李劲松 提供人:涂 键 阅读:253 评论:0 时间:2008-9-3 9:45:39
徐铉、徐锴兄弟为南唐著名学者、文臣。在五代动乱时期他们积极主张科举取土，并均多次主持南唐的贡举（科举考试），他们关心学校与书院，培养了一批文人学士，为南唐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有关杨吴和南唐的史籍中有他们和他们父亲的许多记载。
他们的父亲徐延休，字德文，本为会稽人，后居洪州。延休“博物多学，风度淹雅”，于唐僖宗乾符间(公元874-879年)中进士。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秋七月，唐匡国节度使王行约与其弟左军指挥使王行实，伙同右军指挥使李继鹏反，昭宗被迫出逃石门。当时朝中官员多未及随从，无学士拟诏。延休恰在附近馆舍。昭宗左右“言其工文辞，即召见命视草”。在危急时刻为唐皇朝保全了体面。可是昭宗回长安后，并未起用他。
徐延休后归洪州，投奔镇南军节度使钟传，为钟氏信用。(公元906年)，钟传死后，钟氏子弟争权内哄，杨吴烈祖杨渥乘机占洪州。延休随众降杨吴，后被杨吴政权授为义兴县令，累官至光禄卿，江都少尹。卒后葬于洪州西山。
徐铉(914-991)，延休长子，字鼎臣，生长于扬州广陵，10岁能属文，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文章、学术与韩熙载齐名。初仕吴为校书郎。后又仕南唐，因与宰相宋齐丘不和，仕途多有曲折，然终为后主李煜信用。历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尚书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右仆射同参左右内史事等。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赵宋军下金陵，徐铉随后主出降。仕宋，为直翰林院学士，给事中，左散骑常侍。淳化二年，庐州女尼诬铉奸私事，遭贬邠州，年76卒。由与其有通家之好的奉新华林胡氏具舟载柩归葬于洪州西山。
徐铉曾校订汉许慎《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又刊正其弟徐锴的《说文解字韵谱》并作序。续编《文苑英华》，著《稽神录》，有《骑省集》(亦称为《徐公文集》)。徐本《说文》(增释)，在清代被编录《四库全书》“小学”类中。现在通行的《说文解字》即是徐铉本，已成为现今古汉语教学的重要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
徐铉非常重视教育，不仅为庙学撰记，亦为书院撰记。曾为洪州奉新他的门人胡氏兄弟所经办的华林书堂撰记，而著名的奉新罗氏梧桐书院亦为其门人所为。
徐铉的教育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依儒家“圣人”思想立教。徐铉在《舒州周将军庙碑铭》中指出：“皇天有造物之柄，有爱民之仁，必待圣人而后行；王者有承天之德，有济世之量，必待圣人而后发。”这里，他首先确认，“承天”、“造物”、“爱民”、“济世”必待“圣人”而后行。那么，这些“圣人”又是何许人呢?在《扬州府新建崇道宫碑铭并序》中，徐氏作了明确的答复：“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很明显，直接上承“天地”、“万物”，下启万民“教化”的主要就是“君臣”，而中国自古“君师一体”，所以“圣人”首先是指这些人。当然也不排除一切有能力承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才德之士，但“立其教者谓之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只能在一小群“圣人”的关照下才能正常运作。另外，“王者承天、济世”，亦待“圣人”，而五代军阀混战，鲜有真正的“王者”，所以“圣人”又指乱世之中怀抱“道统”蓄势待发的佐王者——儒者。
其二，援“道”人儒。徐铉在《扬州府新建崇道宫碑铭》中以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教之大者，当由其本，则大道是已。夫道，积乎中，动合于真，故能举尧舜周孔之法，奋礼乐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邃庐。则庄周于是禾康秕仁义，轮扁于是糟粕古书矣。”乱世礼崩乐坏，怎么办?只好“穷则独善其身”，“有道之士卷怀而退，修之于乡”(《洪州奉新县重建阅业观碑铭并序》)。如何修?《洪州胡氏华林书堂记》中已有徐铉对胡氏取法道家修真之法于书院教学活动的述评。
其三，注重庙学教育。礼乐教育原本就是源于中国上古原始部落巫师们的祭祀活动，“教民”原本于“祭祀”。后世儒家充分重视利用以孔庙为主的祭祀场所，并与各类学校结合起来，即所谓“庙学”。以“先圣先师，先贤先儒”为榜样风范，掖诱后学，徐铉亦不例外。在徐铉看来，庙学维系祭祀之兴衰，关乎“道统”之存亡，在《宣州泾县文宣王庙记》中徐氏表述了类似思想：“昔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扶东周于已绝，拯苍生于既坠。其迹屈而道愈大，其人亡而教愈远……其在祀典，法施于人……其可忽乎?斯教也，……废于赢政，汉魏以降，继而复绝。夫仲尼日月重昏于祀，非圣人孰能廓之?故斯教也。……盛于贞观极于开元。自然之理也。兵兴以来，……先王礼器委顿于胜广之门，阙里诸生栖惶手绛灌之下，矧厥祠宇其存几何?……遂绝皇统……”等等，如斯而已。
徐锴，字楚金，徐铉胞弟。自小徐母教铉就学，未顾及锴，但锴自暗中自立。稍长，文辞与兄长齐名。
南唐元宗即位，授秘书郎。未几，贬乌江尉，又授右拾遗，集贤殿直学士。旋即因言忤权要，以秘书郎分司东都。元宗爱其才，又复为虞部员外郎。后主立，迁屯田郎，知制诰，集贤殿学士；改官名，拜右内史舍人，赐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选事。四次知贡举，以善擢贤才闻名，锴久处集贤，手不释册。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徐锴于此贡献良多，后主常叹云：“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锴在集贤，吾何忧哉!”又君前奏对，及用人才行孰先后，后主以为“多难当先才”而锴对“有人才如韩、彭而无行，陛下敢以兵十万付之乎!”后主称善。
时南唐(当时已称“江南国”)国势日削，锴忧愤而疾。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士日卒，年55，赠礼部侍郎，谥为文，著《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通释》40卷，《方舆记》130卷。
南唐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徐锴曾为江州浔阳陈氏书堂(东佳书堂)撰记。东佳书堂系江州陈氏所立。陈氏于唐僖宗时曾以数世义居得到朝廷表彰。南唐升元间又立为义门。
有关东佳书堂之文献资料颇多，较为完整典型的是《全唐文》与江西一些地方志中刊载的南唐徐锴的《陈氏书堂记》。该记称：“浔阳庐山之南有陈氏之书楼。其先盖陈氏宜都王叔明之后。”有伯宣者“治籍于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什夫隶焉。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能嗣本业如此百数年”。南唐兖“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20里日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问，聚书数千卷，田20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矣”。完全是孔子的“庶”、“富”、“教”三步曲。陈氏书堂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由自然、粗旷而逐渐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正是徐锴的传世纪文，使后人得到了有关中国书院发展第一个里程碑的重要信息。
我国古代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代。进入五代，天下大乱，中原尤烈，洪州一带则比较安定，洪州所辖地区始建于唐代的书院不仅大多继续维持，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势头。
五代，在洪州所辖地区而言，始于李唐天禧四年(公元907年)朱温灭唐，改国号梁，改元开平始。至赵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灭江南国(南唐)，后主降。次年占有今江西地区，其问共约70年。
据有关学者综合考证，在这70年中，洪州新建书院(书堂)共达9所之多。它们是华林书院、留张书院、梧桐书院、云阳书院、欧阳拾遗书堂、陈陶书堂、易南精舍、南台山学舍以及沈彬进土书院。
华林书院，在洪州新吴县(南唐时新吴改奉新县即今江西奉新县)西南50里华林山，亦称华林书斋、华林学舍、华林书堂。创办人胡王当。胡王当生辰不详，葬于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9年)，其书院起始时问据考证应早于此时。
华林书院在五代，在宋初曾经是有过相当影响的。据《同治奉新县志》等志书载，胡仲尧曾主书院事。胡仲尧及其兄弟胡仲容、胡克顺等人的师长徐铉曾作《华林胡氏书院记》，记称：“…遁即华林之阳，独开元秀之墅。祖孙一德，洙泗同风，传经者已数代，肄业者尝千人。”还是这位徐铉，在另一篇《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称华林书院：
“……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业者常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此类记载亦可在胡氏后人的祭祖文当中找到。
除徐铉外，王禹儡、李虚己、孙仅等人曾撰文记其事。又据《同治奉新县志》载：王钦若曾在此读书。另外，在该县志与《甘竹胡氏十修族谱》中，著录了许多诗篇。其中有宋真宗赵恒的“金口赞”：
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
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另外宋初名人学士寄题之诗也很多，如：李日方、钱若水、王钦若、李虚己、晏殊、杨亿、苏轼等等，其中不乏诸多名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书院在当时的“人气”。杨亿把它与江州陈氏义门东佳书堂、南康军洪氏义门雷塘书院看作鼎峙于江南的三所名书院之一。
徐铉在《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亦提到道家思想对华林书院办学、治学精神的影响，他说胡氏：“以为学者当存神闲旷之地，游目清虚之境，然后粹和内充，道德来应。”又案图牒云：“昔陶丘公，李八百皆修道于此。是知人境相得，其道乃光，勤而行之，古犹今也。”于是，在教育环境的措置上，“列植松竹，间以葩华。涌泉清池，环流于其间，虚亭菌阁，鼎峙于其上，处者无致，游者忘归，兰亭、石室不能加也。”
当然，“内圣”从来就不是儒家的终极目的——“推己及人”、“外王”、“平天下”是也!所以在“又以为”前面绝少不了大前提：“士君子……服圣人之道，治身修心，义之本也；风行于家，德之充也；教被于俗，人之周也。……我先人，少好《左氏春秋》之学，研几索隐，儒者宗焉。”而这个“圣人”，当然首推“孔孟”。对此，徐铉亦“钦羡其事，故述斯文，以垂不朽”。
从诸多介绍该书院的行文、诗稿看，这所家族式书院是以子孙的科举成就当作自己的业绩，把从政人仕当作“光宗耀祖”的事功，“学而优则仕”就是它培养子弟的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书院既为家族创办，也就要依据家族之经济、思想与组织等诸方面条件，同时对义门的全部生活发挥重要作用。在教育完全依附于家本位政治的古代中国宗法社会里，被当作维系义居大家庭的主要手段。
与此相适应，华林书院以儒家经典当作基本教材，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乐，目的是“家传孝义”、“洙泗同风”。如张齐贤诗中所云：“儿孙歌舞诗书里，乡党犹游礼让中。”同时，吟诵诗词亦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唐宋间进士科重诗赋)。
梧桐书院，在洪州奉新县，南唐罗靖、罗简兄弟所建。据志称：罗靖，字仁节，人称中庸先生，著有《宗孟集》(已佚)。罗简，字仁俭，人称诚明先生。南宋嘉熙年间徐应云作《梧桐书院记》称：罗氏兄弟以义理之学教学乡间，“李氏有江南，国相郡守知其名，辟召莫能致，独以徐铉为知已”，以布衣终。嘉熙间裔孙罗伯虎“尊祖以善其族，因旧基筑书院，扁以梧峰”。徐应云在记文中以词赞日：
栖碧梧兮朝阳，若有人兮霞裙月裳。
冯水驶兮泱泱，若有人兮逆风而航。
蕙有馥兮兰芳，莫桂酒兮椒桨。
企潜直兮心莫忘，凯云驭兮倘徉。
惠我后人兮世其昌，山水无尽兮先生不亡!
有的文章讲梧桐书院建于唐。他们的根据大概是《光绪江西通志》中的一段话：“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若是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这就会以为该书院建于唐。而勘察实地，梧桐山在罗坊镇之北，因此应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另外，徐记既称二罗“独以徐铉为知已”，有的资料还讲从徐铉游(为徐之门人)。因此本文梧桐书院列入五代而不列入唐代。
还有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梧桐书院是理学派的书院。根据就是徐应云《梧桐书院记》说：“先生兄弟建精舍于山之阳，以义理之学授其徒”。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徐记作于南宋嘉熙间，正是理学盛行之时，徐应云为罗氏撰记有所附会，在所难免。一个是讲他们以义理之学授其徒，是否可以确定罗氏兄弟已是处于成熟阶段的理学家。众所周知，理学门徒只推周敦颐为始祖，至朱熹才集其大成。因此，将建于南唐的梧桐书院说成是理学派的书院似属牵强。
留张书院(亦称留张道院)，在洪州高安县(南唐时改隶新设的筠州，今属江西宜丰县)西北云峰坛之麓。该书院创办人为张玉，本为新吴人。张于唐末由新吴徙居高安，天复年间(公元901—904年)进士，为起居郎，复依钟传仕为九江观察使。钟传卒，张挂冠归隐，键户不出，建书院，讲学其间。其建书院时间应在杨吴政权占领江西之后。
云阳书院在洪州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南唐时吴白举进士，后谪归，建书院聚徒讲学其中。
欧阳拾遗书堂创办人为欧阳持。欧阳持字化基，洪州高安县人。唐光化四年(公元901年)进士。为太学博士。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权臣朱温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欧阳持看到朱温有异志，遁归乡里，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当时杨氏占据江淮，奏除欧阳持为左拾遗、团练判官。持又见杨氏之心思不在匡复唐朝，故又辞官归西山。欧阳持在西山建书堂读书讲学其中。其书堂在西山风翔洞侧。据《同治新建县志》载，其门匾日：“拾遗书堂”。
陈陶书堂乃陈陶读书授徒之处。陈陶本是福建剑浦人，世以儒业名家。据《江南野史》、《十国春秋》等史书载，其少学于长安，常以国器自负，以世乱不得逞。南唐升元中南奔，居洪州，将诣金陵见南唐烈祖李弁。但“自度于宋齐丘不合”，遂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建书堂自处。陈陶常说：“世岂无麟凤，国家自遗之耳”。陈陶博学，历象、声韵无不精究，以诗名，兼通释、老之学，自号为：“三教布衣”。元宗李璨迁都南昌，曾欲召见之。后李臻晏驾，陈亦绝意仕进，以修炼为事，久之复变姓名徙去，不知所终。其书堂原在西山香城寺左。
易南精舍，原在南昌县，太平兴国划赣江西北境，设新建县，易南精舍划人新建，其创办人邓晏。江西已定，洪州州县亦已“式新”，但教席缺人，因有司之请江西安抚使兼知洪州王明请邓晏典教州学。二年后归里，众多生徒侍从习学，其原先讲学之所易南精舍容纳不下，因此扩而大之，改名秀溪书院。邓晏在应聘讲学州学之前已因讲学易雨精舍而盛名，故易南精舍之建应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即太平兴国元年之前，时在南唐(江南国)。宋代孔武仲，曾为秀溪书院撰记，记文说到了邓晏的教学。“惟率以身，惟率以心，惟务和易，勤谨则有功，和易则易从，以身心以心则有典，则是以作人之效月异而发不同”。看来邓晏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导师。
关于毛炳，不少有关五代庐山国学的文献将其称为庐山国家教师之一。据吴仕臣《十国春秋》记载：“毛炳，洪州丰城人，好学，不能自给，因随里人人庐山，每为诸生曲讲，得钱即沾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日：‘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炳闻之，微哂而已。”后徙南台山。据《万历南昌府志》称：毛在南台山曾聚生徒数十人，“讲道迨数年”。然始终酒醉如旧。据马令《南唐书》载：里首张谷掖炳而起，炳日：“毛炳不干于张谷，张谷不学于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毛炳讲学说经，从其学者多为成人，他从事的是较高层的私人讲学活动，而且是索取报酬——酒的教学活动。其南台山学舍，实乃一所佚名的书堂或书院。
沈彬进士书院，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一首诗。《全唐诗》卷八四四记录了僧齐已的《沈彬进士书院》一诗：
相期只为话篇亭，踏雪曾来宿此房。喧滑尽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务。应有太平时节在，寒肖未卧共思量。
对于沈彬，有关他的记载不少。郑文宝《南唐近事》载：“沈彬长者，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闲居江西之高安。三吴侯伯多尚以粟帛……”龙衮《江南野史》则载：“沈彬者，筠阳高安人，少好学，读书有能诗之誉。唐末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湖湘隐居云阳山十年许，与浮屠辈虚中、齐已以诗名互相吹嘘，为流辈所慕。寻归里访名山洞府与学神仙，乔松虚无之道，往来多之玉笥、阎皂山人游息。先主移镇金陵，旁罗隐逸名儒老宿，命郡县起之……授秘书郎，人赞世子，未几以老乞归，乃授曹郎致仕。年将八十修齐不怠，嗣主至南昌乃撑舟往见……厚赐粟帛盐货放还，寻卒。”马令《南唐书》则载“元宗南迁，彬年逾八十求见”。吴任臣《十国春秋》则载，其“唐末应进士不第，遂浪迹衡、湘”，“隐云阳山，好神仙，善赋诗，句法精美。寻归乡里。”“烈祖辅吴，表授秘书郎”，“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迁，彬年八十余”，来见。
有人认为沈彬所建书院应建于唐末，理由是沈于唐末进士举不第已人中年。其实光化四年(公元901年)沈彬是第三举，纳省诗《赠刘象》，主司杜德祥见而放刘象及第，沈彬落第归。如果说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琮南迁时沈彬年80余的话，光化四年只有20余岁，尚未人中年。而后南游湖湘10年才归故里，此时朱温已灭唐建梁朝多年。如果沈彬确有书院的话应始建于五代的书院。
另外，沈彬进士书院究竟是聚徒讲学之处呢?还是诗人会诗之处呢?或者仅为沈彬读书、宴客之所?尚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五代，在洪州始建书院(书堂)近10所之多。 五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中原动荡，而江南却比较安定。中原士人，以至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而割据江南的杨吴、南唐的执政者，则比较注意发展其经济和文化事业。尤其是南唐三代君主李弁、李景、李煜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故马令《南唐令》记载说：“呜呼!西晋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题接武，而衣冠典礼会于《南史》。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瞻，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泊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日：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又说：“学校者国家之矩范，人伦之大本也。唐末大乱，干戈相寻，而桥门壁水鞠为茂草。驯至五代，儒风不竞，其来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宫，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好儒之效也。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六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稿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都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昔韩宣子适鲁，而知周礼之所在。且周之典礼，故非鲁之可存，而鲁果能存其礼，亦为近于道矣!南唐之藏书，何以异此。”
我国历史上自东晋开始，有一个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自五代以来，南方在经济、文化发展上超过了北方。五代，对于江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教育而言，有庐山国学，有一批书院，造就一大批人才，在科举考试方面成就亦颇为辉煌。这都为在以后江西数百年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徐铉、徐锴兄弟为南唐著名学者、文臣。在五代动乱时期他们积极主张科举取土，并均多次主持南唐的贡举（科举考试），他们关心学校与书院，培养了一批文人学士，为南唐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有关杨吴和南唐的史籍中有他们和他们父亲的许多记载。
他们的父亲徐延休，字德文，本为会稽人，后居洪州。延休“博物多学，风度淹雅”，于唐僖宗乾符间(公元874-879年)中进士。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秋七月，唐匡国节度使王行约与其弟左军指挥使王行实，伙同右军指挥使李继鹏反，昭宗被迫出逃石门。当时朝中官员多未及随从，无学士拟诏。延休恰在附近馆舍。昭宗左右“言其工文辞，即召见命视草”。在危急时刻为唐皇朝保全了体面。可是昭宗回长安后，并未起用他。
徐延休后归洪州，投奔镇南军节度使钟传，为钟氏信用。(公元906年)，钟传死后，钟氏子弟争权内哄，杨吴烈祖杨渥乘机占洪州。延休随众降杨吴，后被杨吴政权授为义兴县令，累官至光禄卿，江都少尹。卒后葬于洪州西山。
徐铉(914-991)，延休长子，字鼎臣，生长于扬州广陵，10岁能属文，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文章、学术与韩熙载齐名。初仕吴为校书郎。后又仕南唐，因与宰相宋齐丘不和，仕途多有曲折，然终为后主李煜信用。历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尚书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右仆射同参左右内史事等。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赵宋军下金陵，徐铉随后主出降。仕宋，为直翰林院学士，给事中，左散骑常侍。淳化二年，庐州女尼诬铉奸私事，遭贬邠州，年76卒。由与其有通家之好的奉新华林胡氏具舟载柩归葬于洪州西山。
徐铉曾校订汉许慎《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又刊正其弟徐锴的《说文解字韵谱》并作序。续编《文苑英华》，著《稽神录》，有《骑省集》(亦称为《徐公文集》)。徐本《说文》(增释)，在清代被编录《四库全书》“小学”类中。现在通行的《说文解字》即是徐铉本，已成为现今古汉语教学的重要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
徐铉非常重视教育，不仅为庙学撰记，亦为书院撰记。曾为洪州奉新他的门人胡氏兄弟所经办的华林书堂撰记，而著名的奉新罗氏梧桐书院亦为其门人所为。
徐铉的教育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依儒家“圣人”思想立教。徐铉在《舒州周将军庙碑铭》中指出：“皇天有造物之柄，有爱民之仁，必待圣人而后行；王者有承天之德，有济世之量，必待圣人而后发。”这里，他首先确认，“承天”、“造物”、“爱民”、“济世”必待“圣人”而后行。那么，这些“圣人”又是何许人呢?在《扬州府新建崇道宫碑铭并序》中，徐氏作了明确的答复：“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很明显，直接上承“天地”、“万物”，下启万民“教化”的主要就是“君臣”，而中国自古“君师一体”，所以“圣人”首先是指这些人。当然也不排除一切有能力承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才德之士，但“立其教者谓之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只能在一小群“圣人”的关照下才能正常运作。另外，“王者承天、济世”，亦待“圣人”，而五代军阀混战，鲜有真正的“王者”，所以“圣人”又指乱世之中怀抱“道统”蓄势待发的佐王者——儒者。
其二，援“道”人儒。徐铉在《扬州府新建崇道宫碑铭》中以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教之大者，当由其本，则大道是已。夫道，积乎中，动合于真，故能举尧舜周孔之法，奋礼乐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邃庐。则庄周于是禾康秕仁义，轮扁于是糟粕古书矣。”乱世礼崩乐坏，怎么办?只好“穷则独善其身”，“有道之士卷怀而退，修之于乡”(《洪州奉新县重建阅业观碑铭并序》)。如何修?《洪州胡氏华林书堂记》中已有徐铉对胡氏取法道家修真之法于书院教学活动的述评。
其三，注重庙学教育。礼乐教育原本就是源于中国上古原始部落巫师们的祭祀活动，“教民”原本于“祭祀”。后世儒家充分重视利用以孔庙为主的祭祀场所，并与各类学校结合起来，即所谓“庙学”。以“先圣先师，先贤先儒”为榜样风范，掖诱后学，徐铉亦不例外。在徐铉看来，庙学维系祭祀之兴衰，关乎“道统”之存亡，在《宣州泾县文宣王庙记》中徐氏表述了类似思想：“昔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扶东周于已绝，拯苍生于既坠。其迹屈而道愈大，其人亡而教愈远……其在祀典，法施于人……其可忽乎?斯教也，……废于赢政，汉魏以降，继而复绝。夫仲尼日月重昏于祀，非圣人孰能廓之?故斯教也。……盛于贞观极于开元。自然之理也。兵兴以来，……先王礼器委顿于胜广之门，阙里诸生栖惶手绛灌之下，矧厥祠宇其存几何?……遂绝皇统……”等等，如斯而已。
徐锴，字楚金，徐铉胞弟。自小徐母教铉就学，未顾及锴，但锴自暗中自立。稍长，文辞与兄长齐名。
南唐元宗即位，授秘书郎。未几，贬乌江尉，又授右拾遗，集贤殿直学士。旋即因言忤权要，以秘书郎分司东都。元宗爱其才，又复为虞部员外郎。后主立，迁屯田郎，知制诰，集贤殿学士；改官名，拜右内史舍人，赐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选事。四次知贡举，以善擢贤才闻名，锴久处集贤，手不释册。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徐锴于此贡献良多，后主常叹云：“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锴在集贤，吾何忧哉!”又君前奏对，及用人才行孰先后，后主以为“多难当先才”而锴对“有人才如韩、彭而无行，陛下敢以兵十万付之乎!”后主称善。
时南唐(当时已称“江南国”)国势日削，锴忧愤而疾。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士日卒，年55，赠礼部侍郎，谥为文，著《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通释》40卷，《方舆记》130卷。
南唐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徐锴曾为江州浔阳陈氏书堂(东佳书堂)撰记。东佳书堂系江州陈氏所立。陈氏于唐僖宗时曾以数世义居得到朝廷表彰。南唐升元间又立为义门。
有关东佳书堂之文献资料颇多，较为完整典型的是《全唐文》与江西一些地方志中刊载的南唐徐锴的《陈氏书堂记》。该记称：“浔阳庐山之南有陈氏之书楼。其先盖陈氏宜都王叔明之后。”有伯宣者“治籍于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什夫隶焉。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能嗣本业如此百数年”。南唐兖“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20里日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问，聚书数千卷，田20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矣”。完全是孔子的“庶”、“富”、“教”三步曲。陈氏书堂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由自然、粗旷而逐渐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正是徐锴的传世纪文，使后人得到了有关中国书院发展第一个里程碑的重要信息。
我国古代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代。进入五代，天下大乱，中原尤烈，洪州一带则比较安定，洪州所辖地区始建于唐代的书院不仅大多继续维持，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势头。
五代，在洪州所辖地区而言，始于李唐天禧四年(公元907年)朱温灭唐，改国号梁，改元开平始。至赵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灭江南国(南唐)，后主降。次年占有今江西地区，其问共约70年。
据有关学者综合考证，在这70年中，洪州新建书院(书堂)共达9所之多。它们是华林书院、留张书院、梧桐书院、云阳书院、欧阳拾遗书堂、陈陶书堂、易南精舍、南台山学舍以及沈彬进土书院。
华林书院，在洪州新吴县(南唐时新吴改奉新县即今江西奉新县)西南50里华林山，亦称华林书斋、华林学舍、华林书堂。创办人胡王当。胡王当生辰不详，葬于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9年)，其书院起始时问据考证应早于此时。
华林书院在五代，在宋初曾经是有过相当影响的。据《同治奉新县志》等志书载，胡仲尧曾主书院事。胡仲尧及其兄弟胡仲容、胡克顺等人的师长徐铉曾作《华林胡氏书院记》，记称：“…遁即华林之阳，独开元秀之墅。祖孙一德，洙泗同风，传经者已数代，肄业者尝千人。”还是这位徐铉，在另一篇《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称华林书院：
“……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业者常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此类记载亦可在胡氏后人的祭祖文当中找到。
除徐铉外，王禹儡、李虚己、孙仅等人曾撰文记其事。又据《同治奉新县志》载：王钦若曾在此读书。另外，在该县志与《甘竹胡氏十修族谱》中，著录了许多诗篇。其中有宋真宗赵恒的“金口赞”：
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
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另外宋初名人学士寄题之诗也很多，如：李日方、钱若水、王钦若、李虚己、晏殊、杨亿、苏轼等等，其中不乏诸多名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书院在当时的“人气”。杨亿把它与江州陈氏义门东佳书堂、南康军洪氏义门雷塘书院看作鼎峙于江南的三所名书院之一。
徐铉在《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亦提到道家思想对华林书院办学、治学精神的影响，他说胡氏：“以为学者当存神闲旷之地，游目清虚之境，然后粹和内充，道德来应。”又案图牒云：“昔陶丘公，李八百皆修道于此。是知人境相得，其道乃光，勤而行之，古犹今也。”于是，在教育环境的措置上，“列植松竹，间以葩华。涌泉清池，环流于其间，虚亭菌阁，鼎峙于其上，处者无致，游者忘归，兰亭、石室不能加也。”
当然，“内圣”从来就不是儒家的终极目的——“推己及人”、“外王”、“平天下”是也!所以在“又以为”前面绝少不了大前提：“士君子……服圣人之道，治身修心，义之本也；风行于家，德之充也；教被于俗，人之周也。……我先人，少好《左氏春秋》之学，研几索隐，儒者宗焉。”而这个“圣人”，当然首推“孔孟”。对此，徐铉亦“钦羡其事，故述斯文，以垂不朽”。
从诸多介绍该书院的行文、诗稿看，这所家族式书院是以子孙的科举成就当作自己的业绩，把从政人仕当作“光宗耀祖”的事功，“学而优则仕”就是它培养子弟的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书院既为家族创办，也就要依据家族之经济、思想与组织等诸方面条件，同时对义门的全部生活发挥重要作用。在教育完全依附于家本位政治的古代中国宗法社会里，被当作维系义居大家庭的主要手段。
与此相适应，华林书院以儒家经典当作基本教材，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乐，目的是“家传孝义”、“洙泗同风”。如张齐贤诗中所云：“儿孙歌舞诗书里，乡党犹游礼让中。”同时，吟诵诗词亦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唐宋间进士科重诗赋)。
梧桐书院，在洪州奉新县，南唐罗靖、罗简兄弟所建。据志称：罗靖，字仁节，人称中庸先生，著有《宗孟集》(已佚)。罗简，字仁俭，人称诚明先生。南宋嘉熙年间徐应云作《梧桐书院记》称：罗氏兄弟以义理之学教学乡间，“李氏有江南，国相郡守知其名，辟召莫能致，独以徐铉为知已”，以布衣终。嘉熙间裔孙罗伯虎“尊祖以善其族，因旧基筑书院，扁以梧峰”。徐应云在记文中以词赞日：
栖碧梧兮朝阳，若有人兮霞裙月裳。
冯水驶兮泱泱，若有人兮逆风而航。
蕙有馥兮兰芳，莫桂酒兮椒桨。
企潜直兮心莫忘，凯云驭兮倘徉。
惠我后人兮世其昌，山水无尽兮先生不亡!
有的文章讲梧桐书院建于唐。他们的根据大概是《光绪江西通志》中的一段话：“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若是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这就会以为该书院建于唐。而勘察实地，梧桐山在罗坊镇之北，因此应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另外，徐记既称二罗“独以徐铉为知已”，有的资料还讲从徐铉游(为徐之门人)。因此本文梧桐书院列入五代而不列入唐代。
还有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梧桐书院是理学派的书院。根据就是徐应云《梧桐书院记》说：“先生兄弟建精舍于山之阳，以义理之学授其徒”。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徐记作于南宋嘉熙间，正是理学盛行之时，徐应云为罗氏撰记有所附会，在所难免。一个是讲他们以义理之学授其徒，是否可以确定罗氏兄弟已是处于成熟阶段的理学家。众所周知，理学门徒只推周敦颐为始祖，至朱熹才集其大成。因此，将建于南唐的梧桐书院说成是理学派的书院似属牵强。
留张书院(亦称留张道院)，在洪州高安县(南唐时改隶新设的筠州，今属江西宜丰县)西北云峰坛之麓。该书院创办人为张玉，本为新吴人。张于唐末由新吴徙居高安，天复年间(公元901—904年)进士，为起居郎，复依钟传仕为九江观察使。钟传卒，张挂冠归隐，键户不出，建书院，讲学其间。其建书院时间应在杨吴政权占领江西之后。
云阳书院在洪州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南唐时吴白举进士，后谪归，建书院聚徒讲学其中。
欧阳拾遗书堂创办人为欧阳持。欧阳持字化基，洪州高安县人。唐光化四年(公元901年)进士。为太学博士。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权臣朱温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欧阳持看到朱温有异志，遁归乡里，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当时杨氏占据江淮，奏除欧阳持为左拾遗、团练判官。持又见杨氏之心思不在匡复唐朝，故又辞官归西山。欧阳持在西山建书堂读书讲学其中。其书堂在西山风翔洞侧。据《同治新建县志》载，其门匾日：“拾遗书堂”。
陈陶书堂乃陈陶读书授徒之处。陈陶本是福建剑浦人，世以儒业名家。据《江南野史》、《十国春秋》等史书载，其少学于长安，常以国器自负，以世乱不得逞。南唐升元中南奔，居洪州，将诣金陵见南唐烈祖李弁。但“自度于宋齐丘不合”，遂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建书堂自处。陈陶常说：“世岂无麟凤，国家自遗之耳”。陈陶博学，历象、声韵无不精究，以诗名，兼通释、老之学，自号为：“三教布衣”。元宗李璨迁都南昌，曾欲召见之。后李臻晏驾，陈亦绝意仕进，以修炼为事，久之复变姓名徙去，不知所终。其书堂原在西山香城寺左。
易南精舍，原在南昌县，太平兴国划赣江西北境，设新建县，易南精舍划人新建，其创办人邓晏。江西已定，洪州州县亦已“式新”，但教席缺人，因有司之请江西安抚使兼知洪州王明请邓晏典教州学。二年后归里，众多生徒侍从习学，其原先讲学之所易南精舍容纳不下，因此扩而大之，改名秀溪书院。邓晏在应聘讲学州学之前已因讲学易雨精舍而盛名，故易南精舍之建应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即太平兴国元年之前，时在南唐(江南国)。宋代孔武仲，曾为秀溪书院撰记，记文说到了邓晏的教学。“惟率以身，惟率以心，惟务和易，勤谨则有功，和易则易从，以身心以心则有典，则是以作人之效月异而发不同”。看来邓晏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导师。
关于毛炳，不少有关五代庐山国学的文献将其称为庐山国家教师之一。据吴仕臣《十国春秋》记载：“毛炳，洪州丰城人，好学，不能自给，因随里人人庐山，每为诸生曲讲，得钱即沾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日：‘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炳闻之，微哂而已。”后徙南台山。据《万历南昌府志》称：毛在南台山曾聚生徒数十人，“讲道迨数年”。然始终酒醉如旧。据马令《南唐书》载：里首张谷掖炳而起，炳日：“毛炳不干于张谷，张谷不学于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毛炳讲学说经，从其学者多为成人，他从事的是较高层的私人讲学活动，而且是索取报酬——酒的教学活动。其南台山学舍，实乃一所佚名的书堂或书院。
沈彬进士书院，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一首诗。《全唐诗》卷八四四记录了僧齐已的《沈彬进士书院》一诗：
相期只为话篇亭，踏雪曾来宿此房。喧滑尽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务。应有太平时节在，寒肖未卧共思量。
古之学者，家有垫，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此系乎人者也。圣王之处士也就闲燕，孟母之训子也择邻居。元豹隐南山而成文章，成连适东海而移情性。
此系乎地者也。然则稽合同异，别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钧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於居矣。
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书楼。其先盖陈宜都王叔明之後曰兼，为秘书少监。
生京，给事中，以从子褒为嗣，至盐官令。生，至高安县丞。其孙避难於泉州之仙游，生伯宣，著史记，今行於世。昔马总尝左迁泉州，与之友善。总移南康，伯宣因来居庐山，遂占籍於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马。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乾宁中，崇弟勋为蒲圻令。次弟玫，本县令。能嗣其业，如是百年。
勋从子衮，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兴之际，诏复除而表揭之，旌其义也。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自龙纪以降，崇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尢出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於戏！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满腹。学如不久，仁远乎哉？昔北海有邴郑之风，离骚有江山之助者，皆古也。门生前进士章谷，尝所肄业，笔而见告，思为之碣。会陈氏之令子曰恭，自南昌掾入仕至都下，因来告别，援翰以授之。时太岁己巳十一月九日记。
陈崇与东佳书堂
[摘要]唐代江州陈氏东佳书堂被誉为书院史的第一个里程碑，但相关史料的抵牾让人怀疑东佳书堂在唐代创建的真实性。从新兴士绅阶层在地方事务的作用、科举制度对聚居家族的影响、陈氏家族聚居的婚姻关系等方面来看，陈崇在唐大顺元年(890)创建东佳书堂有其的必然性。
[关键词]陈崇；东佳书堂；绅士；科举；家族婚姻
一 关于东佳书堂的几种讨论
在中国书院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书院起源的研究中，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诸多史家根据有关史志的记载将东佳书堂作为中国书院初创时期的代表，如毛礼锐等先生据《同治九江府志》“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才，子弟弱冠，皆令就学”的记述，提出“根据这些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了，虽然还不甚普遍，规模也较小，尚未形成制度，但作为机构的书院已经诞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教育通史》《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中的意见大致相同；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中，李才栋先生第一次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东佳书堂的办学情况，他指出：“从事教学活动，又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始于唐代……。唐代不但有前述的若干所后人比较简略记述的书院，还有当时人比较详细的记述，并保留了有关规章制度的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亦称义门书院、陈氏书堂，唐代归江州浔阳县管辖)，即是一例。”李先生确认东佳书堂出现在唐代的史料除地方志外还有陈氏的谱牒。据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陈氏后裔保留下来的族谱记载，江州陈氏七世长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制定了一份《陈氏家法》，家法共三十三条，其中一条规定在陈氏的东佳庄设立书堂一所，以教育弟侄子姓以应科中举，期取青紫。根据这份“既非后人追述，亦非口耳相传，已被陈氏后裔世代承继刊于陈氏宗谱卷首的资料，足以证明在唐代已经出现了由私家举办、既藏书复教学的不同于隋唐的中央和地方官学、高于蒙学程度的新型教育机构——书院。”由此，以东佳书堂为代表，书院起源于唐代成为书院史学界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作为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兴起于唐代的标志之一，东佳书堂被誉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加入，中国书院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宽，研究视角也在不断转换，关于东佳书堂的讨论也间或有新观点出现，如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指出，“书院的名义最早出现在唐代，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一致的认识，但书院是不是已有讲学活动，是否是教育机构，也就是说唐代是否已有名实相符的书院，现在还很难判定。”“即以声名最为显赫的义门书院(即东佳书堂——作者注)而论，现有的记载不仅不能印证地方志中的说法，相反只是说明书院这一名称的向壁虚造。”徐晓望先生在《唐五代书院考略》中更认为今人引用的陈氏宗谱是有疑问的，“唐代陈崇所建的最多是书堂，而不是书院。进一步说，陈崇是否建有书堂还是可以探讨的。”“由此看来，有些学者根据不可靠的族谱史料，将东佳书院的历史上溯至唐代是有问题的。……所谓石鼓书院、东佳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说法都经不起考证。”
如果加以细致的比较亦不难发现，陈氏谱牒与地方志书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相关文献在书堂的创建人及其创建时代上多有抵牾，东佳书堂兴建于唐代的真实性让人怀疑。
二 江州陈氏聚居史实与《陈氏家法》的宗旨
江州陈氏始祖陈旺(生卒不详)，字天相，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因官置产，古籍于九江郡蒲塘场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今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子孙因此居住，恪承祖训屡世同居，自是家益昌，族益盛。”陈氏聚居的特点是“合族共处，室无异财，厨无异馔。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法制度为保障的同姓义居的大家庭。陈氏的聚居符合封建王朝以“孝道”治国，以伦理秩序为乡村治理手段的统治思想，因而多次受到封建政府的旌表。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6)诏旌其门，南唐升元元年(937)诏立陈氏为“义门”，入宋后包括宋太宗、仁宗等封建君王对其亦多有旌赐，江州陈氏成为唐至北宋时期较有影响的聚居大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陈氏的聚居虽对于稳定地方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田畴不广、供给不足，“聚族益众，家道贫困”，地方政府在给予陈氏属于奖励性质的经常性免杂差科徭、盐曲线绢外，在荒歉之岁还要拨付一定的赋贷。沉重的负担让地方政府无力承担，于是在权臣文彦博、范师道等人的建议下，宋仁宗嘉祜七年(1062)，北宋政府以人口过于集中、朝野太盛为由，将陈氏分析为291庄，依派拈阉分迁江南、两直、川、浙、广、闽等地的路、州、镇，义居323年的江州陈氏经分析遍布各地，一时有“天下陈氏出义门”之说。
江州陈氏在第七世陈崇主家时已初具规模，有“曾元数百人”，成为当时人口较多的同姓聚居村落。陈崇出于对家族“将来昆云渐众，愚智不同，苟无敦睦之方，虑乖负荷之理”的忧虑，于唐大顺元年(890)主持制定了《陈氏家法》，家法对陈氏聚居的各项事务作了详细的规划，“设之以局务，垂之以规程，推功任能，惩恶劝善。公私出纳之式，男女婚嫁之仪；蚕事衣妆，货财饮食，须令均等，务求和同，令子子孙孙无间言而守义范也。”通过家法的规制和导向，使家族所有子孙世守义范，从而敦亲睦族，形成陈氏义居的宗法秩序和伦理环境，维护一个“务求和同”的乌托邦社会是陈崇制定家法的初衷。家法所列示的全部三十三条无一不是为实现这个宗旨服务的。除前文所引家法对设立东佳书堂的规定外，家法还对家族的童蒙教育定有详规：
“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月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
陈氏的书屋与书堂渐次递进，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家族教育体系。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陈崇只是在家法中对陈氏家族的教育作出了规划而没有实施，东佳书堂只是陈崇在家法中的一种设想，直到陈崇之子陈衮时期书堂才由陈崇的规划和设想而变成现实?我们试着从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予以分析。
三 绅士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与东佳书堂建置的必然性
江州陈氏从始祖陈旺定居到陈崇制定《陈氏家法》不到2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陈氏已经发展成一个经济上颇具实力的大家族。从《陈氏家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唐大顺年间的陈氏家族已有多个庄田及道院、筮法、都蚕院等庞大的族产。而在陈崇之前，陈氏的谱牒上并没有其他重要人物的真实功名及实际官职任用情况的记载，江州陈氏的资产可能更多的是依靠族人对土地的长期经营获得的，陈崇之前的家族管理者的身份类似于唐宋时期的“富民”阶层。“富民”虽然“富”，但其本质依然是“民”，社会地位依然不高，他们只可能勤劳致富，而不能凭特权在短期内攫取大量社会财富。据研究，唐宋时期的“富民”延聘饱学之士、兴办私塾的现象较为普遍，培养子弟科举入仕、赢得乡村社会的地位与声誉、免除身家力役等都是“富民”兴办教育的出发点，“唐宋社会乡村教育文化热潮的兴起，实则与富民阶层的崛起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也可以说，富民是推动唐宋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江州陈氏而言，这种情况在陈崇时期发生了改变，陈崇可能是陈氏自聚居以来首位获得重要官职的“富民”，“富民”的称谓可能不再合适了，以陈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已经取代富民登上了江州陈氏的历史舞台。
“乡绅”一词早在宋代即已出现，后来的研究者对乡绅、绅士和士绅等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是乡绅还是绅士、士绅均有一定的功名或者官职，“将本籍的官员(无论退职与现任)与科举功名获得者视作乡绅的观点成为一个主流意见”、“中国的绅士阶层实质就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利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层’，即地方精英。”
绅士在国家控制和地方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连接政权与乡民的桥梁，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使其发展成为同时肩负治化与教化的双重角色。张仲礼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绅士主要通过出任政府官职、处理各种地方事务(包括宗族事务)、担任幕僚和教职等来获取收入，处理各种地方事务被认为是“绅士功能”，“绅士通常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负有造福家乡的责任，具有完善、维持地方和宗族组织的责任，而旁人对他们也有这样的期待。”具体到陈崇而言，他是否考取功名无从查考，但被唐中央政府授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兼御史大夫，享有赐紫金鱼袋的待遇，且担任江州长史一职，官阶为从三品，确是事实。对于这个累世聚居、义不析财的大家族而言，陈崇通过家法规划了诸如蚕事衣、货财饮食的均等、和同等系列问题，为陈氏的长远发展奠定基。敦宗睦族，教化乡民，正是士绅经理地方和宗族事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又尤以兴办教育为要务。作为家族中较早获取高级官职的绅士来说，陈崇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中国绅士的地位不是来自地产，而出自对教育的垄断。由功名作为凭证的教育使绅士有资格向国家和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
兴办为科举业服务的东佳书堂，是陈崇——陈氏家族中的绅士——服务宗族(地方)事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绅士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提高其自身社会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兴办书堂，培养本族子弟科举人仕出入官场不但能给本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官宦生涯不仅对官员本人是利益所在，对其家乡也同样有好处。如果某一地方的绅士中有人出仕，就会对这一地方带来很大的利益；官职越高，当地就会得到更高的声誉和更大的实际利益。如果地方或宗族对应试的考生提供过经济资助，并为他们赶考出了路费，此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这种投资可以得到比任何其他投资更高的收益。”兴办东佳书堂是新兴士绅阶层的代表——陈崇对陈氏历史上“富民”阶层职能的继承与提升的具体表征。
从管理家族事务的角度来看，促使陈崇兴办东佳书堂可能还有以下两种因素：一是陈崇时期陈氏家族人口的迅速增长，本族及邻里姻亲求学生徒人数也不断增多，原来依家族聚居所在地而建的家塾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故需于东佳庄择别墅建书堂，这种因为教学场馆无法满足教育需要而择地新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是，陈氏家族是一个累世聚居的家族，为保持家族聚居的纯洁性，避免家族成员受外界不良影响干扰，其家法对于出入家族的人员、宾客都有较为严格的管理要求。江州陈氏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义门”郑氏，亦是一个合族同居的大家族，郑氏制定的《浦江郑氏义门规范》对此外来宾客等也有严格规定：“亲宾往来，掌宾客者禀于家长。当以诚意延款，务合其宜。虽至亲亦宜宿于外馆”。陈氏之所以要于居之左二十里的东佳庄建书堂可能是担心外地寄止修业者与本族族人杂居一处，既不易管理，更容易生出事端，从而影响本族聚居。至于自中唐以来，进士科地位的上升，社会对诗赋在科举中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为提高家族子弟的诗赋水平和科举成功率，陈崇选择远离人口稠密的聚居村庄而在风景绝佳的东佳庄建书堂可能性的论证笔者已有专门的论述，不再赘言。
四 科举制度与东佳书堂兴办的紧迫性
“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村落中的互动本身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对大传统某些因素进行的选择。”科举取士制度自隋朝开创至唐代逐步完善，并日益成为影响士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大传统。围绕科举取士制度，逐渐形成了包含、等因素在内的科举场域，“在参与科举场域的各种力量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士人主要依靠是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来获得。……最典型的是家族或者宗族对士人读书应举的帮助”，对于聚居家族而言，从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角度出发，举办家族教育的目的就是对科举这个大传统的主动适应，这是因为“一个宗族的实力常常取决于做官族人的人数和他们官职的重要性”。江州陈氏的先祖曾为显赫的皇室(南北朝时期的陈朝)，“曾经依靠王族地位而享有特权的陈氏，(因战乱)被永远剥夺了世袭地方高官职位待遇”，要振兴家族的声威，试图恢复陈氏在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已经没有任何背景的家族而言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通过科举从本族中不断向朝廷输送人材，科第簪缨，获取高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陈崇创建东佳书堂正是迎合陈氏家族的这一迫切需要，他在家法中对陈氏弟侄子姓“稍有学成应举者”的规定明确了东佳书堂为科举服务的办学宗旨。
事实上，东佳书堂的科举训练业取得了令人称异的成效，多有溢美之词的陈氏家族登科名录固不可全信，但徐锴《陈氏书堂记》的记载值得注意，“自龙记以降，崇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表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龙记”为唐昭宗年号，为889年，比陈崇制定《陈氏家法》的大顺元年还要早1年，这说明在陈崇制定家法前后，就有陈氏的子弟如陈崇之子蜕、从子渤等考中进士。“古昔盛时，虽二十五家之间巷亦有塾，闾内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处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后世虽休明之朝，亦惟郡县有学居之，远于城廓者，子弟无从而至焉。”陈氏当时选择的聚居之地由于避祸之需，远离江州郡治200余里，脚值甚是不便，加之唐代官学的种种限制，子弟的科举教育问题只能是依靠陈氏家族自身来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兴办家族学校。从《陈氏家法》制定前后即有子弟考中进士的情况来看，陈氏应该在家法制定前就有为科举服务的家塾。这个家塾还不是后来的东佳书堂，它或许就位于陈氏合族居住之地，也没有正式命名，只是当其到陈崇主家之时，由于家族经济发展、聚居人口和修业者日益增多及迎合科举需要、更好地提高科举成功率等诸方面的原因，陈崇才将这个没有正式命名的家塾搬迁至东佳庄，并在家法上称其为书堂。在此，陈崇只不过是顺应了家族和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扮演了将陈氏的家族教育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角色而已，这也是我们认为东佳书堂的创建时间应为唐代的原因之一。
五 江州陈氏的婚姻关系与东佳书堂创建的必要性
陈崇制定家法时，陈氏已经存殁十一代，子孙众多，有曾玄数百人。要维持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聚居大家族繁衍生息，首先要解决的是家族成员的婚姻问题。“婚姻之际，人之大伦也”。古代生民虽然无法在上解释近亲通婚的不利之处，但已经注意到近亲婚姻的巨大危害，禁止同姓通婚几乎是所有聚居家族的共同行为。如从五代时期开始聚居的江西乐安流坑董氏在其规定中规定，“生殁葬娶，四者皆重。……婚姻一节，吾宗素严。”对违反同族不能通婚族规的家族成员，董氏将实施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最为严重的“黜族”惩罚。据研究，直到民国年间流坑董氏仍对以下三种婚姻情况实施“黜族”的制裁：1)与本村住祠堂中的外姓佃(奴)仆结婚；2)本村同姓男女通婚，尤其是不能与本姓的孝妇结婚；3)未履行请媒、送贴等正规手续而自行婚配者不予承认，且行“黜族”。清末浙江余姚兰风魏氏的宗规规定对族人同姓通婚者或娶同姓醮妇者，本房应从速禁阻。若倔强不遵，则应重办；对事前隐瞒事后发觉者，要予以斥革，不得人谱，对知情的房长也要一体重办。从封建宗法伦理的角度来看，同姓通婚最大的危害在于容易造成长幼辈份秩序的混乱，“同姓的男女，即便绝无血缘关系，要是结婚，也会被视为‘以兄妹为夫妇”’。在一个累世聚居、人口众多的家族中，房系庞杂，不同房系之间可能出现“爷孙同龄”、“姑侄同年”的现象，允许同姓通婚则极有可能出现所谓的“乱伦”情况，这是强调伦理秩序的宗法家族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对于聚居家族而言，与邻近异姓村落缔结良好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陈崇制定的《陈氏家法》对家族的通婚对象等内容没有较多涉及，但于陈崇之后陈氏所制定的《陈氏推广家法十五条》对此则有较严格的要求，“姻亲不可攀援。若娶妇有所攀援豪门之女，骄奢傲慢难以钳束。嫁女有所攀援豪家之子，纵横侈肆，难以交际，俱非所宜。但于门户相对，嫁娶得称。”封建家族之所以强调“子孙娶妇者，亦须择其相称，方族娶之”，其出发点在于妇道实在是维系家族发展的根本之一，“妇道乃家之所由盛衰，须详访择。……保我宗嗣，成我家业，咸托于妇，可不慎欤?”要得到其他邻近村村落在通婚及通婚对象上的支持，以维持家族的婚姻关系和促进家族稳定发展，江州陈氏认为应给予邻里一定的帮助，“宗族邻里贫富不同，富之济贫古道也。贫者窘迫称贷与我，当即与之，以济贫其急。勿责之以相偿之期，听其自来，即催之亦勿加逼迫，彼岂无敢，则不负我矣。……至于其有疾病也，扶之；有死丧也，济之；有横逆祸患，代之驱逐之；有冤抑莫伸，代为辨白之，此又宽大之仁，王者之教也，子孙不可不知。”在曾元有数百人之多、家族婚姻压力较大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崇在主家时就兴建了东佳书堂，书堂除主要为本族子弟提供教育外，还“在子弟教育方面向邻村伸出援助之手，以示友好，这种意图富有积极意义。”从《陈氏家法》中规定东佳书堂负有“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的职责来看，书堂的确还负有帮扶邻里的作用，在东佳书堂求学的外来“寄止修业者”大多应该是陈氏家族的邻里姻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所有的家族或村落都有举办为科举服务等高层次教育机构的实力，堂庑楼舍的建设、师资的薪俸、图书的购置、生徒的日常开销等巨额经费不是一般普通村落所能负担的。徐锴在《陈氏书堂记》的结尾部分介绍他为陈氏作记的原因时说，“门生前进士章毂尝从(陈氏书堂)肄业，笔而见告，思为之碣，”章毂可能是在书堂受业的陈氏姻亲中的一个。他也有一篇《东佳书院记》，记中写道“予顾东佳之名而思东佳之义，益信陈氏之长发其祥也，又何喙喙欤?义门之子曰恭、寰、东，三公自南昌来郡，而叙之话，言予心悠悠，契其庭教，想其宗旨，于是不遑乐为之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为解决家族的婚姻问题而努力搞好乡邻关系，向邻里乡族提供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各种帮助，这是唐代陈崇创办东佳书堂的一个出发点。而“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衰息”的情形也为陈崇的举措作了最好的注脚。作为维持家族聚居手段之一的书堂实施对姻亲子弟的有限开放，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她的存在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家族及其教育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向。
六 两个尚待验证的假设
从士绅的作用、科举制度影响和家族婚姻关系等三方面来看，我们认为陈崇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的兴建者。但徐锴在《陈氏书堂记》中言之凿凿，称陈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居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很明显徐锴认为陈衮是东佳书堂的创建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南唐时期的陈衮名下呢?我们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
1)陈衮是东佳书堂大规模扩建者。据北宋中舍人胡旦于咸平五年(1002)写的《义门记》记载，江州陈氏于北宋(南唐)“开宝之末计口七百四十，咸平三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胡旦写的这篇《义门记》是其“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法，询事实，具知其状，因为之记”，他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可靠的。由此可知，较之陈崇时期的“曾元二百人”，南唐陈衮主家时的家族人口又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家族求学子弟也必然随之增加，陈崇初创的东佳书堂可能出现局狭逼仄、难以容纳的情况。如果再把由于书堂影响逐步扩大从而招至的四方游学之人不断增多的原因也考虑在内的话，书堂扩建是肯定的。于是陈衮子承父业，在其主家时扩建书院堂庑，增购图书至数千卷，并且增加了二十顷的学田作为书堂的固定办学经费，进一步完善了陈崇关于书堂的管理制度。这个推测和《义门陈氏本宗历代世系引》中“(衮)乃于居左二十五里东佳山麓增广书院堂庑数百间，聚书数千卷，割田二十顷，以资四方游学”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早期发展的一个初步脉络：早在陈崇之前陈氏已有服务于本族和姻亲子弟的家塾，随着家族聚居人口的不断增多等诸多原因，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兴建东佳书堂，并初创书堂学规(包括办学目标、生徒和书籍管理制度等)；至南唐陈衮时期，随着家族经济实力、聚居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书堂影响不断扩大，陈衮对东佳书堂作了大规模的扩建，并对书堂的管理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其堂庑、书籍和求学之士达至一定规模，东佳书堂遂于北宋初期发展成为“鼎峙江东”的著名书院。
2)徐锴的《陈氏书堂记》为请托之作，有讹误成份。徐锴的《陈氏书堂记》是在北宋(南唐)开宝二年(969)创作的，距陈崇制定家法，兴办书堂的大顺元年(890)约80余年，加之五代政局动荡、物是人非，而徐锴本人又没有去过江州陈氏家族，对陈氏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在追述陈氏历史的时候可能出现笔误；此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陈氏书堂记》仍是受前门生、进士章毂所托，“笔而见告，思之为碣”，对于陈氏家族情况的了解主要从章毂那里得到的，极有可能章毂求学于东佳书堂正是在陈衮主家之时，于是在章毂的影响下，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扩建者陈衮名下。这同时也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崇对东佳书堂的初建，较之南唐时期陈衮的大规模扩建其影响更小。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对一个一开始尚未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而言更是如此。
徐铉兄弟教育思想与洪州始建于五代时的书院
作者:李劲松 提供人:涂 键 阅读:253 评论:0 时间:2008-9-3 9:45:39
徐铉、徐锴兄弟为南唐著名学者、文臣。在五代动乱时期他们积极主张科举取土，并均多次主持南唐的贡举（科举考试），他们关心学校与书院，培养了一批文人学士，为南唐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有关杨吴和南唐的史籍中有他们和他们父亲的许多记载。
他们的父亲徐延休，字德文，本为会稽人，后居洪州。延休“博物多学，风度淹雅”，于唐僖宗乾符间(公元874-879年)中进士。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秋七月，唐匡国节度使王行约与其弟左军指挥使王行实，伙同右军指挥使李继鹏反，昭宗被迫出逃石门。当时朝中官员多未及随从，无学士拟诏。延休恰在附近馆舍。昭宗左右“言其工文辞，即召见命视草”。在危急时刻为唐皇朝保全了体面。可是昭宗回长安后，并未起用他。
徐延休后归洪州，投奔镇南军节度使钟传，为钟氏信用。(公元906年)，钟传死后，钟氏子弟争权内哄，杨吴烈祖杨渥乘机占洪州。延休随众降杨吴，后被杨吴政权授为义兴县令，累官至光禄卿，江都少尹。卒后葬于洪州西山。
徐铉(914-991)，延休长子，字鼎臣，生长于扬州广陵，10岁能属文，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文章、学术与韩熙载齐名。初仕吴为校书郎。后又仕南唐，因与宰相宋齐丘不和，仕途多有曲折，然终为后主李煜信用。历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尚书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右仆射同参左右内史事等。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赵宋军下金陵，徐铉随后主出降。仕宋，为直翰林院学士，给事中，左散骑常侍。淳化二年，庐州女尼诬铉奸私事，遭贬邠州，年76卒。由与其有通家之好的奉新华林胡氏具舟载柩归葬于洪州西山。
徐铉曾校订汉许慎《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又刊正其弟徐锴的《说文解字韵谱》并作序。续编《文苑英华》，著《稽神录》，有《骑省集》(亦称为《徐公文集》)。徐本《说文》(增释)，在清代被编录《四库全书》“小学”类中。现在通行的《说文解字》即是徐铉本，已成为现今古汉语教学的重要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
徐铉非常重视教育，不仅为庙学撰记，亦为书院撰记。曾为洪州奉新他的门人胡氏兄弟所经办的华林书堂撰记，而著名的奉新罗氏梧桐书院亦为其门人所为。
徐铉的教育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依儒家“圣人”思想立教。徐铉在《舒州周将军庙碑铭》中指出：“皇天有造物之柄，有爱民之仁，必待圣人而后行；王者有承天之德，有济世之量，必待圣人而后发。”这里，他首先确认，“承天”、“造物”、“爱民”、“济世”必待“圣人”而后行。那么，这些“圣人”又是何许人呢?在《扬州府新建崇道宫碑铭并序》中，徐氏作了明确的答复：“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很明显，直接上承“天地”、“万物”，下启万民“教化”的主要就是“君臣”，而中国自古“君师一体”，所以“圣人”首先是指这些人。当然也不排除一切有能力承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才德之士，但“立其教者谓之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只能在一小群“圣人”的关照下才能正常运作。另外，“王者承天、济世”，亦待“圣人”，而五代军阀混战，鲜有真正的“王者”，所以“圣人”又指乱世之中怀抱“道统”蓄势待发的佐王者——儒者。
其二，援“道”人儒。徐铉在《扬州府新建崇道宫碑铭》中以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教之大者，当由其本，则大道是已。夫道，积乎中，动合于真，故能举尧舜周孔之法，奋礼乐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邃庐。则庄周于是禾康秕仁义，轮扁于是糟粕古书矣。”乱世礼崩乐坏，怎么办?只好“穷则独善其身”，“有道之士卷怀而退，修之于乡”(《洪州奉新县重建阅业观碑铭并序》)。如何修?《洪州胡氏华林书堂记》中已有徐铉对胡氏取法道家修真之法于书院教学活动的述评。
其三，注重庙学教育。礼乐教育原本就是源于中国上古原始部落巫师们的祭祀活动，“教民”原本于“祭祀”。后世儒家充分重视利用以孔庙为主的祭祀场所，并与各类学校结合起来，即所谓“庙学”。以“先圣先师，先贤先儒”为榜样风范，掖诱后学，徐铉亦不例外。在徐铉看来，庙学维系祭祀之兴衰，关乎“道统”之存亡，在《宣州泾县文宣王庙记》中徐氏表述了类似思想：“昔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扶东周于已绝，拯苍生于既坠。其迹屈而道愈大，其人亡而教愈远……其在祀典，法施于人……其可忽乎?斯教也，……废于赢政，汉魏以降，继而复绝。夫仲尼日月重昏于祀，非圣人孰能廓之?故斯教也。……盛于贞观极于开元。自然之理也。兵兴以来，……先王礼器委顿于胜广之门，阙里诸生栖惶手绛灌之下，矧厥祠宇其存几何?……遂绝皇统……”等等，如斯而已。
徐锴，字楚金，徐铉胞弟。自小徐母教铉就学，未顾及锴，但锴自暗中自立。稍长，文辞与兄长齐名。
南唐元宗即位，授秘书郎。未几，贬乌江尉，又授右拾遗，集贤殿直学士。旋即因言忤权要，以秘书郎分司东都。元宗爱其才，又复为虞部员外郎。后主立，迁屯田郎，知制诰，集贤殿学士；改官名，拜右内史舍人，赐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选事。四次知贡举，以善擢贤才闻名，锴久处集贤，手不释册。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徐锴于此贡献良多，后主常叹云：“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锴在集贤，吾何忧哉!”又君前奏对，及用人才行孰先后，后主以为“多难当先才”而锴对“有人才如韩、彭而无行，陛下敢以兵十万付之乎!”后主称善。
时南唐(当时已称“江南国”)国势日削，锴忧愤而疾。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士日卒，年55，赠礼部侍郎，谥为文，著《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通释》40卷，《方舆记》130卷。
南唐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徐锴曾为江州浔阳陈氏书堂(东佳书堂)撰记。东佳书堂系江州陈氏所立。陈氏于唐僖宗时曾以数世义居得到朝廷表彰。南唐升元间又立为义门。
有关东佳书堂之文献资料颇多，较为完整典型的是《全唐文》与江西一些地方志中刊载的南唐徐锴的《陈氏书堂记》。该记称：“浔阳庐山之南有陈氏之书楼。其先盖陈氏宜都王叔明之后。”有伯宣者“治籍于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什夫隶焉。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能嗣本业如此百数年”。南唐兖“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20里日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问，聚书数千卷，田20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矣”。完全是孔子的“庶”、“富”、“教”三步曲。陈氏书堂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由自然、粗旷而逐渐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正是徐锴的传世纪文，使后人得到了有关中国书院发展第一个里程碑的重要信息。
我国古代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代。进入五代，天下大乱，中原尤烈，洪州一带则比较安定，洪州所辖地区始建于唐代的书院不仅大多继续维持，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势头。
五代，在洪州所辖地区而言，始于李唐天禧四年(公元907年)朱温灭唐，改国号梁，改元开平始。至赵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灭江南国(南唐)，后主降。次年占有今江西地区，其问共约70年。
据有关学者综合考证，在这70年中，洪州新建书院(书堂)共达9所之多。它们是华林书院、留张书院、梧桐书院、云阳书院、欧阳拾遗书堂、陈陶书堂、易南精舍、南台山学舍以及沈彬进土书院。
华林书院，在洪州新吴县(南唐时新吴改奉新县即今江西奉新县)西南50里华林山，亦称华林书斋、华林学舍、华林书堂。创办人胡王当。胡王当生辰不详，葬于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9年)，其书院起始时问据考证应早于此时。
华林书院在五代，在宋初曾经是有过相当影响的。据《同治奉新县志》等志书载，胡仲尧曾主书院事。胡仲尧及其兄弟胡仲容、胡克顺等人的师长徐铉曾作《华林胡氏书院记》，记称：“…遁即华林之阳，独开元秀之墅。祖孙一德，洙泗同风，传经者已数代，肄业者尝千人。”还是这位徐铉，在另一篇《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称华林书院：
“……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业者常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此类记载亦可在胡氏后人的祭祖文当中找到。
除徐铉外，王禹儡、李虚己、孙仅等人曾撰文记其事。又据《同治奉新县志》载：王钦若曾在此读书。另外，在该县志与《甘竹胡氏十修族谱》中，著录了许多诗篇。其中有宋真宗赵恒的“金口赞”：
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
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另外宋初名人学士寄题之诗也很多，如：李日方、钱若水、王钦若、李虚己、晏殊、杨亿、苏轼等等，其中不乏诸多名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书院在当时的“人气”。杨亿把它与江州陈氏义门东佳书堂、南康军洪氏义门雷塘书院看作鼎峙于江南的三所名书院之一。
徐铉在《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亦提到道家思想对华林书院办学、治学精神的影响，他说胡氏：“以为学者当存神闲旷之地，游目清虚之境，然后粹和内充，道德来应。”又案图牒云：“昔陶丘公，李八百皆修道于此。是知人境相得，其道乃光，勤而行之，古犹今也。”于是，在教育环境的措置上，“列植松竹，间以葩华。涌泉清池，环流于其间，虚亭菌阁，鼎峙于其上，处者无致，游者忘归，兰亭、石室不能加也。”
当然，“内圣”从来就不是儒家的终极目的——“推己及人”、“外王”、“平天下”是也!所以在“又以为”前面绝少不了大前提：“士君子……服圣人之道，治身修心，义之本也；风行于家，德之充也；教被于俗，人之周也。……我先人，少好《左氏春秋》之学，研几索隐，儒者宗焉。”而这个“圣人”，当然首推“孔孟”。对此，徐铉亦“钦羡其事，故述斯文，以垂不朽”。
从诸多介绍该书院的行文、诗稿看，这所家族式书院是以子孙的科举成就当作自己的业绩，把从政人仕当作“光宗耀祖”的事功，“学而优则仕”就是它培养子弟的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书院既为家族创办，也就要依据家族之经济、思想与组织等诸方面条件，同时对义门的全部生活发挥重要作用。在教育完全依附于家本位政治的古代中国宗法社会里，被当作维系义居大家庭的主要手段。
与此相适应，华林书院以儒家经典当作基本教材，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乐，目的是“家传孝义”、“洙泗同风”。如张齐贤诗中所云：“儿孙歌舞诗书里，乡党犹游礼让中。”同时，吟诵诗词亦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唐宋间进士科重诗赋)。
梧桐书院，在洪州奉新县，南唐罗靖、罗简兄弟所建。据志称：罗靖，字仁节，人称中庸先生，著有《宗孟集》(已佚)。罗简，字仁俭，人称诚明先生。南宋嘉熙年间徐应云作《梧桐书院记》称：罗氏兄弟以义理之学教学乡间，“李氏有江南，国相郡守知其名，辟召莫能致，独以徐铉为知已”，以布衣终。嘉熙间裔孙罗伯虎“尊祖以善其族，因旧基筑书院，扁以梧峰”。徐应云在记文中以词赞日：
栖碧梧兮朝阳，若有人兮霞裙月裳。
冯水驶兮泱泱，若有人兮逆风而航。
蕙有馥兮兰芳，莫桂酒兮椒桨。
企潜直兮心莫忘，凯云驭兮倘徉。
惠我后人兮世其昌，山水无尽兮先生不亡!
有的文章讲梧桐书院建于唐。他们的根据大概是《光绪江西通志》中的一段话：“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若是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这就会以为该书院建于唐。而勘察实地，梧桐山在罗坊镇之北，因此应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另外，徐记既称二罗“独以徐铉为知已”，有的资料还讲从徐铉游(为徐之门人)。因此本文梧桐书院列入五代而不列入唐代。
还有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梧桐书院是理学派的书院。根据就是徐应云《梧桐书院记》说：“先生兄弟建精舍于山之阳，以义理之学授其徒”。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徐记作于南宋嘉熙间，正是理学盛行之时，徐应云为罗氏撰记有所附会，在所难免。一个是讲他们以义理之学授其徒，是否可以确定罗氏兄弟已是处于成熟阶段的理学家。众所周知，理学门徒只推周敦颐为始祖，至朱熹才集其大成。因此，将建于南唐的梧桐书院说成是理学派的书院似属牵强。
留张书院(亦称留张道院)，在洪州高安县(南唐时改隶新设的筠州，今属江西宜丰县)西北云峰坛之麓。该书院创办人为张玉，本为新吴人。张于唐末由新吴徙居高安，天复年间(公元901—904年)进士，为起居郎，复依钟传仕为九江观察使。钟传卒，张挂冠归隐，键户不出，建书院，讲学其间。其建书院时间应在杨吴政权占领江西之后。
云阳书院在洪州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南唐时吴白举进士，后谪归，建书院聚徒讲学其中。
欧阳拾遗书堂创办人为欧阳持。欧阳持字化基，洪州高安县人。唐光化四年(公元901年)进士。为太学博士。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权臣朱温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欧阳持看到朱温有异志，遁归乡里，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当时杨氏占据江淮，奏除欧阳持为左拾遗、团练判官。持又见杨氏之心思不在匡复唐朝，故又辞官归西山。欧阳持在西山建书堂读书讲学其中。其书堂在西山风翔洞侧。据《同治新建县志》载，其门匾日：“拾遗书堂”。
陈陶书堂乃陈陶读书授徒之处。陈陶本是福建剑浦人，世以儒业名家。据《江南野史》、《十国春秋》等史书载，其少学于长安，常以国器自负，以世乱不得逞。南唐升元中南奔，居洪州，将诣金陵见南唐烈祖李弁。但“自度于宋齐丘不合”，遂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建书堂自处。陈陶常说：“世岂无麟凤，国家自遗之耳”。陈陶博学，历象、声韵无不精究，以诗名，兼通释、老之学，自号为：“三教布衣”。元宗李璨迁都南昌，曾欲召见之。后李臻晏驾，陈亦绝意仕进，以修炼为事，久之复变姓名徙去，不知所终。其书堂原在西山香城寺左。
易南精舍，原在南昌县，太平兴国划赣江西北境，设新建县，易南精舍划人新建，其创办人邓晏。江西已定，洪州州县亦已“式新”，但教席缺人，因有司之请江西安抚使兼知洪州王明请邓晏典教州学。二年后归里，众多生徒侍从习学，其原先讲学之所易南精舍容纳不下，因此扩而大之，改名秀溪书院。邓晏在应聘讲学州学之前已因讲学易雨精舍而盛名，故易南精舍之建应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即太平兴国元年之前，时在南唐(江南国)。宋代孔武仲，曾为秀溪书院撰记，记文说到了邓晏的教学。“惟率以身，惟率以心，惟务和易，勤谨则有功，和易则易从，以身心以心则有典，则是以作人之效月异而发不同”。看来邓晏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导师。
关于毛炳，不少有关五代庐山国学的文献将其称为庐山国家教师之一。据吴仕臣《十国春秋》记载：“毛炳，洪州丰城人，好学，不能自给，因随里人人庐山，每为诸生曲讲，得钱即沾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日：‘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炳闻之，微哂而已。”后徙南台山。据《万历南昌府志》称：毛在南台山曾聚生徒数十人，“讲道迨数年”。然始终酒醉如旧。据马令《南唐书》载：里首张谷掖炳而起，炳日：“毛炳不干于张谷，张谷不学于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毛炳讲学说经，从其学者多为成人，他从事的是较高层的私人讲学活动，而且是索取报酬——酒的教学活动。其南台山学舍，实乃一所佚名的书堂或书院。
沈彬进士书院，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一首诗。《全唐诗》卷八四四记录了僧齐已的《沈彬进士书院》一诗：
相期只为话篇亭，踏雪曾来宿此房。喧滑尽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务。应有太平时节在，寒肖未卧共思量。
对于沈彬，有关他的记载不少。郑文宝《南唐近事》载：“沈彬长者，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闲居江西之高安。三吴侯伯多尚以粟帛……”龙衮《江南野史》则载：“沈彬者，筠阳高安人，少好学，读书有能诗之誉。唐末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湖湘隐居云阳山十年许，与浮屠辈虚中、齐已以诗名互相吹嘘，为流辈所慕。寻归里访名山洞府与学神仙，乔松虚无之道，往来多之玉笥、阎皂山人游息。先主移镇金陵，旁罗隐逸名儒老宿，命郡县起之……授秘书郎，人赞世子，未几以老乞归，乃授曹郎致仕。年将八十修齐不怠，嗣主至南昌乃撑舟往见……厚赐粟帛盐货放还，寻卒。”马令《南唐书》则载“元宗南迁，彬年逾八十求见”。吴任臣《十国春秋》则载，其“唐末应进士不第，遂浪迹衡、湘”，“隐云阳山，好神仙，善赋诗，句法精美。寻归乡里。”“烈祖辅吴，表授秘书郎”，“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迁，彬年八十余”，来见。
有人认为沈彬所建书院应建于唐末，理由是沈于唐末进士举不第已人中年。其实光化四年(公元901年)沈彬是第三举，纳省诗《赠刘象》，主司杜德祥见而放刘象及第，沈彬落第归。如果说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琮南迁时沈彬年80余的话，光化四年只有20余岁，尚未人中年。而后南游湖湘10年才归故里，此时朱温已灭唐建梁朝多年。如果沈彬确有书院的话应始建于五代的书院。
另外，沈彬进士书院究竟是聚徒讲学之处呢?还是诗人会诗之处呢?或者仅为沈彬读书、宴客之所?尚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五代，在洪州始建书院(书堂)近10所之多。 五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中原动荡，而江南却比较安定。中原士人，以至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而割据江南的杨吴、南唐的执政者，则比较注意发展其经济和文化事业。尤其是南唐三代君主李弁、李景、李煜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故马令《南唐令》记载说：“呜呼!西晋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题接武，而衣冠典礼会于《南史》。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瞻，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泊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日：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又说：“学校者国家之矩范，人伦之大本也。唐末大乱，干戈相寻，而桥门壁水鞠为茂草。驯至五代，儒风不竞，其来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宫，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好儒之效也。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六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稿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都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昔韩宣子适鲁，而知周礼之所在。且周之典礼，故非鲁之可存，而鲁果能存其礼，亦为近于道矣!南唐之藏书，何以异此。”
我国历史上自东晋开始，有一个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自五代以来，南方在经济、文化发展上超过了北方。五代，对于江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教育而言，有庐山国学，有一批书院，造就一大批人才，在科举考试方面成就亦颇为辉煌。这都为在以后江西数百年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徐铉、徐锴兄弟为南唐著名学者、文臣。在五代动乱时期他们积极主张科举取土，并均多次主持南唐的贡举（科举考试），他们关心学校与书院，培养了一批文人学士，为南唐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有关杨吴和南唐的史籍中有他们和他们父亲的许多记载。
他们的父亲徐延休，字德文，本为会稽人，后居洪州。延休“博物多学，风度淹雅”，于唐僖宗乾符间(公元874-879年)中进士。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秋七月，唐匡国节度使王行约与其弟左军指挥使王行实，伙同右军指挥使李继鹏反，昭宗被迫出逃石门。当时朝中官员多未及随从，无学士拟诏。延休恰在附近馆舍。昭宗左右“言其工文辞，即召见命视草”。在危急时刻为唐皇朝保全了体面。可是昭宗回长安后，并未起用他。
徐延休后归洪州，投奔镇南军节度使钟传，为钟氏信用。(公元906年)，钟传死后，钟氏子弟争权内哄，杨吴烈祖杨渥乘机占洪州。延休随众降杨吴，后被杨吴政权授为义兴县令，累官至光禄卿，江都少尹。卒后葬于洪州西山。
徐铉(914-991)，延休长子，字鼎臣，生长于扬州广陵，10岁能属文，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文章、学术与韩熙载齐名。初仕吴为校书郎。后又仕南唐，因与宰相宋齐丘不和，仕途多有曲折，然终为后主李煜信用。历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尚书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右仆射同参左右内史事等。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赵宋军下金陵，徐铉随后主出降。仕宋，为直翰林院学士，给事中，左散骑常侍。淳化二年，庐州女尼诬铉奸私事，遭贬邠州，年76卒。由与其有通家之好的奉新华林胡氏具舟载柩归葬于洪州西山。
徐铉曾校订汉许慎《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又刊正其弟徐锴的《说文解字韵谱》并作序。续编《文苑英华》，著《稽神录》，有《骑省集》(亦称为《徐公文集》)。徐本《说文》(增释)，在清代被编录《四库全书》“小学”类中。现在通行的《说文解字》即是徐铉本，已成为现今古汉语教学的重要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
徐铉非常重视教育，不仅为庙学撰记，亦为书院撰记。曾为洪州奉新他的门人胡氏兄弟所经办的华林书堂撰记，而著名的奉新罗氏梧桐书院亦为其门人所为。
徐铉的教育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依儒家“圣人”思想立教。徐铉在《舒州周将军庙碑铭》中指出：“皇天有造物之柄，有爱民之仁，必待圣人而后行；王者有承天之德，有济世之量，必待圣人而后发。”这里，他首先确认，“承天”、“造物”、“爱民”、“济世”必待“圣人”而后行。那么，这些“圣人”又是何许人呢?在《扬州府新建崇道宫碑铭并序》中，徐氏作了明确的答复：“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很明显，直接上承“天地”、“万物”，下启万民“教化”的主要就是“君臣”，而中国自古“君师一体”，所以“圣人”首先是指这些人。当然也不排除一切有能力承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才德之士，但“立其教者谓之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只能在一小群“圣人”的关照下才能正常运作。另外，“王者承天、济世”，亦待“圣人”，而五代军阀混战，鲜有真正的“王者”，所以“圣人”又指乱世之中怀抱“道统”蓄势待发的佐王者——儒者。
其二，援“道”人儒。徐铉在《扬州府新建崇道宫碑铭》中以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教之大者，当由其本，则大道是已。夫道，积乎中，动合于真，故能举尧舜周孔之法，奋礼乐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邃庐。则庄周于是禾康秕仁义，轮扁于是糟粕古书矣。”乱世礼崩乐坏，怎么办?只好“穷则独善其身”，“有道之士卷怀而退，修之于乡”(《洪州奉新县重建阅业观碑铭并序》)。如何修?《洪州胡氏华林书堂记》中已有徐铉对胡氏取法道家修真之法于书院教学活动的述评。
其三，注重庙学教育。礼乐教育原本就是源于中国上古原始部落巫师们的祭祀活动，“教民”原本于“祭祀”。后世儒家充分重视利用以孔庙为主的祭祀场所，并与各类学校结合起来，即所谓“庙学”。以“先圣先师，先贤先儒”为榜样风范，掖诱后学，徐铉亦不例外。在徐铉看来，庙学维系祭祀之兴衰，关乎“道统”之存亡，在《宣州泾县文宣王庙记》中徐氏表述了类似思想：“昔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扶东周于已绝，拯苍生于既坠。其迹屈而道愈大，其人亡而教愈远……其在祀典，法施于人……其可忽乎?斯教也，……废于赢政，汉魏以降，继而复绝。夫仲尼日月重昏于祀，非圣人孰能廓之?故斯教也。……盛于贞观极于开元。自然之理也。兵兴以来，……先王礼器委顿于胜广之门，阙里诸生栖惶手绛灌之下，矧厥祠宇其存几何?……遂绝皇统……”等等，如斯而已。
徐锴，字楚金，徐铉胞弟。自小徐母教铉就学，未顾及锴，但锴自暗中自立。稍长，文辞与兄长齐名。
南唐元宗即位，授秘书郎。未几，贬乌江尉，又授右拾遗，集贤殿直学士。旋即因言忤权要，以秘书郎分司东都。元宗爱其才，又复为虞部员外郎。后主立，迁屯田郎，知制诰，集贤殿学士；改官名，拜右内史舍人，赐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选事。四次知贡举，以善擢贤才闻名，锴久处集贤，手不释册。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徐锴于此贡献良多，后主常叹云：“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锴在集贤，吾何忧哉!”又君前奏对，及用人才行孰先后，后主以为“多难当先才”而锴对“有人才如韩、彭而无行，陛下敢以兵十万付之乎!”后主称善。
时南唐(当时已称“江南国”)国势日削，锴忧愤而疾。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士日卒，年55，赠礼部侍郎，谥为文，著《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通释》40卷，《方舆记》130卷。
南唐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徐锴曾为江州浔阳陈氏书堂(东佳书堂)撰记。东佳书堂系江州陈氏所立。陈氏于唐僖宗时曾以数世义居得到朝廷表彰。南唐升元间又立为义门。
有关东佳书堂之文献资料颇多，较为完整典型的是《全唐文》与江西一些地方志中刊载的南唐徐锴的《陈氏书堂记》。该记称：“浔阳庐山之南有陈氏之书楼。其先盖陈氏宜都王叔明之后。”有伯宣者“治籍于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什夫隶焉。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能嗣本业如此百数年”。南唐兖“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20里日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问，聚书数千卷，田20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矣”。完全是孔子的“庶”、“富”、“教”三步曲。陈氏书堂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由自然、粗旷而逐渐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正是徐锴的传世纪文，使后人得到了有关中国书院发展第一个里程碑的重要信息。
我国古代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代。进入五代，天下大乱，中原尤烈，洪州一带则比较安定，洪州所辖地区始建于唐代的书院不仅大多继续维持，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势头。
五代，在洪州所辖地区而言，始于李唐天禧四年(公元907年)朱温灭唐，改国号梁，改元开平始。至赵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灭江南国(南唐)，后主降。次年占有今江西地区，其问共约70年。
据有关学者综合考证，在这70年中，洪州新建书院(书堂)共达9所之多。它们是华林书院、留张书院、梧桐书院、云阳书院、欧阳拾遗书堂、陈陶书堂、易南精舍、南台山学舍以及沈彬进土书院。
华林书院，在洪州新吴县(南唐时新吴改奉新县即今江西奉新县)西南50里华林山，亦称华林书斋、华林学舍、华林书堂。创办人胡王当。胡王当生辰不详，葬于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9年)，其书院起始时问据考证应早于此时。
华林书院在五代，在宋初曾经是有过相当影响的。据《同治奉新县志》等志书载，胡仲尧曾主书院事。胡仲尧及其兄弟胡仲容、胡克顺等人的师长徐铉曾作《华林胡氏书院记》，记称：“…遁即华林之阳，独开元秀之墅。祖孙一德，洙泗同风，传经者已数代，肄业者尝千人。”还是这位徐铉，在另一篇《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称华林书院：
“……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业者常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此类记载亦可在胡氏后人的祭祖文当中找到。
除徐铉外，王禹儡、李虚己、孙仅等人曾撰文记其事。又据《同治奉新县志》载：王钦若曾在此读书。另外，在该县志与《甘竹胡氏十修族谱》中，著录了许多诗篇。其中有宋真宗赵恒的“金口赞”：
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
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另外宋初名人学士寄题之诗也很多，如：李日方、钱若水、王钦若、李虚己、晏殊、杨亿、苏轼等等，其中不乏诸多名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书院在当时的“人气”。杨亿把它与江州陈氏义门东佳书堂、南康军洪氏义门雷塘书院看作鼎峙于江南的三所名书院之一。
徐铉在《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亦提到道家思想对华林书院办学、治学精神的影响，他说胡氏：“以为学者当存神闲旷之地，游目清虚之境，然后粹和内充，道德来应。”又案图牒云：“昔陶丘公，李八百皆修道于此。是知人境相得，其道乃光，勤而行之，古犹今也。”于是，在教育环境的措置上，“列植松竹，间以葩华。涌泉清池，环流于其间，虚亭菌阁，鼎峙于其上，处者无致，游者忘归，兰亭、石室不能加也。”
当然，“内圣”从来就不是儒家的终极目的——“推己及人”、“外王”、“平天下”是也!所以在“又以为”前面绝少不了大前提：“士君子……服圣人之道，治身修心，义之本也；风行于家，德之充也；教被于俗，人之周也。……我先人，少好《左氏春秋》之学，研几索隐，儒者宗焉。”而这个“圣人”，当然首推“孔孟”。对此，徐铉亦“钦羡其事，故述斯文，以垂不朽”。
从诸多介绍该书院的行文、诗稿看，这所家族式书院是以子孙的科举成就当作自己的业绩，把从政人仕当作“光宗耀祖”的事功，“学而优则仕”就是它培养子弟的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书院既为家族创办，也就要依据家族之经济、思想与组织等诸方面条件，同时对义门的全部生活发挥重要作用。在教育完全依附于家本位政治的古代中国宗法社会里，被当作维系义居大家庭的主要手段。
与此相适应，华林书院以儒家经典当作基本教材，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乐，目的是“家传孝义”、“洙泗同风”。如张齐贤诗中所云：“儿孙歌舞诗书里，乡党犹游礼让中。”同时，吟诵诗词亦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唐宋间进士科重诗赋)。
梧桐书院，在洪州奉新县，南唐罗靖、罗简兄弟所建。据志称：罗靖，字仁节，人称中庸先生，著有《宗孟集》(已佚)。罗简，字仁俭，人称诚明先生。南宋嘉熙年间徐应云作《梧桐书院记》称：罗氏兄弟以义理之学教学乡间，“李氏有江南，国相郡守知其名，辟召莫能致，独以徐铉为知已”，以布衣终。嘉熙间裔孙罗伯虎“尊祖以善其族，因旧基筑书院，扁以梧峰”。徐应云在记文中以词赞日：
栖碧梧兮朝阳，若有人兮霞裙月裳。
冯水驶兮泱泱，若有人兮逆风而航。
蕙有馥兮兰芳，莫桂酒兮椒桨。
企潜直兮心莫忘，凯云驭兮倘徉。
惠我后人兮世其昌，山水无尽兮先生不亡!
有的文章讲梧桐书院建于唐。他们的根据大概是《光绪江西通志》中的一段话：“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若是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这就会以为该书院建于唐。而勘察实地，梧桐山在罗坊镇之北，因此应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另外，徐记既称二罗“独以徐铉为知已”，有的资料还讲从徐铉游(为徐之门人)。因此本文梧桐书院列入五代而不列入唐代。
还有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梧桐书院是理学派的书院。根据就是徐应云《梧桐书院记》说：“先生兄弟建精舍于山之阳，以义理之学授其徒”。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徐记作于南宋嘉熙间，正是理学盛行之时，徐应云为罗氏撰记有所附会，在所难免。一个是讲他们以义理之学授其徒，是否可以确定罗氏兄弟已是处于成熟阶段的理学家。众所周知，理学门徒只推周敦颐为始祖，至朱熹才集其大成。因此，将建于南唐的梧桐书院说成是理学派的书院似属牵强。
留张书院(亦称留张道院)，在洪州高安县(南唐时改隶新设的筠州，今属江西宜丰县)西北云峰坛之麓。该书院创办人为张玉，本为新吴人。张于唐末由新吴徙居高安，天复年间(公元901—904年)进士，为起居郎，复依钟传仕为九江观察使。钟传卒，张挂冠归隐，键户不出，建书院，讲学其间。其建书院时间应在杨吴政权占领江西之后。
云阳书院在洪州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南唐时吴白举进士，后谪归，建书院聚徒讲学其中。
欧阳拾遗书堂创办人为欧阳持。欧阳持字化基，洪州高安县人。唐光化四年(公元901年)进士。为太学博士。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权臣朱温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欧阳持看到朱温有异志，遁归乡里，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当时杨氏占据江淮，奏除欧阳持为左拾遗、团练判官。持又见杨氏之心思不在匡复唐朝，故又辞官归西山。欧阳持在西山建书堂读书讲学其中。其书堂在西山风翔洞侧。据《同治新建县志》载，其门匾日：“拾遗书堂”。
陈陶书堂乃陈陶读书授徒之处。陈陶本是福建剑浦人，世以儒业名家。据《江南野史》、《十国春秋》等史书载，其少学于长安，常以国器自负，以世乱不得逞。南唐升元中南奔，居洪州，将诣金陵见南唐烈祖李弁。但“自度于宋齐丘不合”，遂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建书堂自处。陈陶常说：“世岂无麟凤，国家自遗之耳”。陈陶博学，历象、声韵无不精究，以诗名，兼通释、老之学，自号为：“三教布衣”。元宗李璨迁都南昌，曾欲召见之。后李臻晏驾，陈亦绝意仕进，以修炼为事，久之复变姓名徙去，不知所终。其书堂原在西山香城寺左。
易南精舍，原在南昌县，太平兴国划赣江西北境，设新建县，易南精舍划人新建，其创办人邓晏。江西已定，洪州州县亦已“式新”，但教席缺人，因有司之请江西安抚使兼知洪州王明请邓晏典教州学。二年后归里，众多生徒侍从习学，其原先讲学之所易南精舍容纳不下，因此扩而大之，改名秀溪书院。邓晏在应聘讲学州学之前已因讲学易雨精舍而盛名，故易南精舍之建应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即太平兴国元年之前，时在南唐(江南国)。宋代孔武仲，曾为秀溪书院撰记，记文说到了邓晏的教学。“惟率以身，惟率以心，惟务和易，勤谨则有功，和易则易从，以身心以心则有典，则是以作人之效月异而发不同”。看来邓晏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导师。
关于毛炳，不少有关五代庐山国学的文献将其称为庐山国家教师之一。据吴仕臣《十国春秋》记载：“毛炳，洪州丰城人，好学，不能自给，因随里人人庐山，每为诸生曲讲，得钱即沾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日：‘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炳闻之，微哂而已。”后徙南台山。据《万历南昌府志》称：毛在南台山曾聚生徒数十人，“讲道迨数年”。然始终酒醉如旧。据马令《南唐书》载：里首张谷掖炳而起，炳日：“毛炳不干于张谷，张谷不学于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毛炳讲学说经，从其学者多为成人，他从事的是较高层的私人讲学活动，而且是索取报酬——酒的教学活动。其南台山学舍，实乃一所佚名的书堂或书院。
沈彬进士书院，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一首诗。《全唐诗》卷八四四记录了僧齐已的《沈彬进士书院》一诗：
相期只为话篇亭，踏雪曾来宿此房。喧滑尽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务。应有太平时节在，寒肖未卧共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