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邻为镜

以东邻为镜

□   袁   晞（《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东邻日本，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发展到近现代则与中国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到19世纪后期的“脱亚入欧”梦想，日本与中国渐行渐远。中日两国方方面面的异同很值得关注和研究。这里，我想从小的事情说起。

到日本旅游，所见日本人执著、认真、勤勉，做事一丝不苟，还有讲求效率和秩序的社会、一尘不染的环境，给人深刻印象。

在东京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一种精气神儿，所有人都在朝气蓬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机场的行李员把传送带上的行李提下来，对照乘客手上的行李票后，帮乘客把行李提上行李车并码放整齐。行李员飞快地干活，在有空调的大厅里也汗流浃背，可还对乘客笑着、热情地打招呼，仿佛过往的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在北京上海则很难享受这样的服务。

乘坐机场大巴进城，到不同站点的乘客各排一行等候，服务员还不时劝说散乱的中国访客排好队。行李也由行李员按到达地点排放，远的在里、近的在外，所有行李都可放在行李舱里，车上干净整洁。

日本特别安静，连地铁里都没有喧闹声，车站里只听见“笃”、“笃”的高跟皮鞋快步走的声音，车厢里禁止打电话，早高峰时所有人都静静地干着自己的事儿。男士多半在看报纸或电脑，女士在化妆、补妆或闭目养神，没有一丝声响。没见过高声闲谈或打手机的情形。

日本地铁车厢里设有老幼残孕专用座位，座位上有四种图案，明确标示出享受这种座位的4种人。地铁里，凡是能独自站立的小孩，都是自己扶着栏杆站着，哪怕只有一两岁也不去坐专座，也没人给他们让座。从小锻炼生活自理能力，在日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车厢里也常见白发苍苍的老人挤站在乘客中，这些老人因身体尚好，独立行走和站立尚无困难，并不愿意把自己归到需要照顾的弱者行列。至于青壮年人，即使老幼残孕专座空着，也没人去坐，日本人觉得享受不该自己享受的待遇是一种耻辱。反观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铁和公交车，老幼病残孕座位上坐着各色人等，有谈恋爱的少男少女，有身体壮实的中青年，其中很多人并不给需要照顾的人让座。给什么人让座也没有明确的标准，还发生过两个人互比身份证，看谁更年长让谁坐这样的怪事。

日本小孩出门都是自己行走，自己背包，站时身体笔直，走时步伐矫健，从不懈怠。有一年我在日本为了赶时间，让小孩快点吃完，就给4岁的孩子喂饭，邻座一位日本先生看不过去，对我说，这么大的小孩一定要让他自己吃饭。在东京迪斯尼乐园、大阪环球影城，一些有点惊险的项目，日本小学生都是自己上，不让大人陪伴，同龄的中国孩子多半不敢自己上。

诚信也是日本人的基本观念。在日本很少听说坑蒙拐骗的，更不要说欺诈外国游客了。到景点游玩可以买家庭票，至于几个人是不是一个家庭，并没有人查问。在我住的宾馆吃早餐，大人凭房卡免费，不占床位而年满4岁的小孩半价，交费与不交费全靠自觉，无人查看房卡、证件。

日本人口密集，寸土寸金是一种观念，旅店的电视机嵌在墙里，其他用具都不大，但用起来方便顺手。停车场车辆的间隔也就是30厘米左右，五六十座的大巴也不例外，司机都能按线停好。自助餐厅门口一般都有引座员，两人同来的坐两人座，三人一伙的坐三人桌……不像中国那样一两个人占一个大桌子。我在几个小餐厅还见到三人圆桌用扇形托盘、四人方桌用方形托盘，盘子刚好拼成一桌，一点儿空间都不浪费。调味瓶小得不能再小，却也几味俱全。

日本与中国不同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我曾在书中看到过，在战后艰难的日子里，身为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访美时住最低档的旅馆、吃家里带的咸菜；明治维新至今日本乡村最好的房子不是小学就是幼儿园……这都让人联想，中国贫困县的官员出门，有没有人住最便宜的旅馆。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全国每个乡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而不是乡政府、村委会……用着日本电器、坐着日本车的中国人真应该多想几个“为什么”。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对当代日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同事情要不同对待：优点要学习，错误要批评，不能一味憎恨和谩骂。

我在一篇美国学者谈中日关系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话：“在历史问题上，中国的教科书应该多介绍战后的日本——它的和平宪法、和平主义、基本的政治制度；而日本应该多介绍战前的日本，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了解从甲午战争到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对中国是如何‘渐行渐远’的。”这位学者认为：中日两国似近而远，从鸦片战争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双方成为侵略者与抵抗者的关系。从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后又有20多年的相互隔绝，这些都使中日之间一直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沟通，都需要“补课”。

旁观者的这些客观见解让人深思。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