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亮剑，英雄主义的童话和民族主义的呓语(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3 19:20:05
亮剑，英雄主义的童话和民族主义的呓语(一)
文章来源：苏拉密（孟凡贵）博客http://blog.sina.com.cn/sulami000mfg?retcode=0
引言
回顾30年来的文艺思潮演化是饶有趣味的。80年代，伤痕文学用铺天盖地的眼泪感召着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反思；但是，到了90年代，这些泪水哺育出的意识形态在带血的履带前却显出弱不禁风的尴尬；这时， “迷茫”与“荒诞”就成了人们描述世界和刻画心灵的最恰当手段；再后来，王朔又把优雅的泪水说成不过就是小便失禁、把沸腾的热血说成不过就是女人一月一潮。到了这个境地，中国文艺似乎除了沉湎于香软温润已别无它途；然而，却有一种叫做“硬汉子文学”的东西带着阳刚洒脱的惊喜在无病呻吟和脂粉迷离中勃然雄起。
《亮剑（小说）》就是在“红歌未兴，伤痕已艾”的文艺没落中脱颖而出的。
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娓娓道来的生命哲理和细腻的心灵刻画不同；在《亮剑》里，李云龙用语言粗鄙、外形粗糙、习惯粗俗、行为粗野、脾气粗鲁的“痞子”形象承载着勇于拼杀、决不屈服、虽死犹荣的粗犷与豪迈。
依然不同的是，在海明威那里，老人就是老人，海就是海，鲨鱼就是鲨鱼；既不比别处的鲨鱼好，也不比其他的鲨鱼坏。而在这里，即使同是一样的鲨鱼，李云龙却能比其他的鲨鱼无理占三分。这让我想起在炮制了《苏拉密：展望，朝鲜将对韩国发动“颜色革命”！》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908/100105.html一贴后，有左派缠着一定要我解释文中“愤青”的涵义，我答道：就是把“China bank”翻译为“中国很行”。很行就是很行，只要是中国就一定很行。即使病入膏肓也顶多不过是“不高兴”，而绝对不可能是苟延残喘；即使“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健康力量们也照样能盖起新的小房子，怀抱着新的小希望。愤青们的“很行”和阿Q的“很能做”一样，是无需任何理由的。
做为“伤痕主义”的余觞，《亮剑（小说）》后半部分演绎的社会主义（大跃进、文革）“悲惨世界”，已是俗套得不能更加俗套；但作品前半部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歌功颂德却呈现出史诗的壮美。看得出来，作者是吮吸“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奶水长大的。
为了不至于让“伤痕党”们30年来持之以恒没完没了哭哭啼啼倒了观众的胃口，《亮剑（电视）》忍痛割去了小说对社会主义的“罄竹难书”，意犹未尽地选择了对新民主主义浓墨重彩的渲染。
毋庸置疑，《亮剑（电视）》是新千年以来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之一。这点可以从“亮剑”和“忽悠”一起演变为汉语新词得到证明。按照语言学的说法，任何新语词的诞生，都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的发生。诸如“科学发展观亮剑中国” “和谐生产亮剑富士康” “中国海军亮剑南海” “装甲巡逻车亮剑街头”．．．等文章标题的高频出现，都足以说明：“亮剑”已经从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延伸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那么， “亮剑精神”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进行了07年至今的思考后，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其做出剥茧抽丝的研究，以鉴别它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
第一章 “亮剑精神”的内涵
一、民族主义
《亮剑》剧情从抗日战争展开。
虽然作品中也“泄露”了不少红军时期的轶事，但均是以回忆的方式片段捉取的，不构成剧情主线。虽然作品也对解放战争进行延展性描写，但在阶级大对决的辽、淮、平、江、南五大战场中，李云龙虽有幸摊上了淮海战役，但刚一开打就负了伤，因此从战争中出局。这样，“亮剑精神”中“同族相杀”的污点减少了，与阶级斗争的界限主动划清了，人也就清白了。
抗日战争是作品中故事最为完整、情节最为曲折、过程最为详尽的部分。作品刻意要用民族斗争去磨砺剑锋，那么“亮剑精神”就必然成为一曲酣畅淋漓的民族主义咏叹调。
在《亮剑》剧情里吗，作品多次通过各种人物向观众灌输民族主义的基本信条。
楚云飞曾真诚地表白：“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
丁伟在他的军事学院毕业论文构思过程中，对李云龙说：“在任何时候，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
山本一木这样评价李云龙和楚云飞：“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民族和国家）他们随时愿意和魔鬼合作。”
... ...
当我们回观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以上台词似乎剽窃了王明的文章：
“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
“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如果你保持足够的耐心，以下我们还会看到，那些越是高喊“民族大义高于意识形态”的人，越是意识形态最坚定的人。他们要做的不过是去“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去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而代以王明的意识形态而已。
和小说相比，电视剧借助声光电手段更加注重情绪的煽动，主题歌用激昂的旋律、铿锵的语言在36集里反复激起观众汹涌澎湃的热血：
如果祖国遭受到侵犯,
热血男儿当自强.
喝干这碗家乡的酒,
壮士一去不复返.
滚滚黄河,滔滔长江,
给我生命给我力量,
就让鲜血染成最美的花,
撒在我的胸膛上.
红旗飘飘,军号响.
剑已出鞘,雷鸣电闪.
从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向前进,向前进,
向前进,向前进,
中国军魂!
但是，我们很快注意到：假如把歌词中“滚滚黄河，滔滔长江”修改为“巍巍富士，滔滔东洋”那么主题歌就完全可以定音在“大皇军魂”上。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不搭理“黄河长江”那些浑水清水，径直将“红旗飘飘军号响”改为“青天白日大地红”，就可以定音为“中正军魂”了。
在“中国军魂”里，子弟军为穷人翻身解放打江山的阶级使命被剔骨抽筋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黄河、长江、红旗”的空瘪皮囊；“生命力量、雷鸣闪电”也不过是和要求男人长“把儿”一样——全世界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好勇斗狠。据说，就是受了“中国军魂”的启发，曾有人大代表提案要将“人民币”改名为“中国圆”。“中国军魂”“中国圆”，一下子就洗白了阶级性。
既然“中国军魂”、“大皇军魂”、“中正军魂”可以互换，那么就说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亮剑精神”就不再是中国愤青可以独霸的神兵利器。中国的愤青既不比东洋的愤青好，也不比党国的愤青坏；都是愤青，导演却安排李云龙战胜山本一木、战胜楚云飞就显得不那么以理服人。
二、英雄主义
作为“硬汉子文学”和“战争文学”组合的《亮剑》，英雄主义是作品的另一灵魂。作品无处不在着力体现“硬汉子精神”向“个人英雄主义”的升华：
和楚云飞大闹县城、身缠炸药独闯“鸿门宴”；
“宁愿死在进攻的路上也绝不后退、进攻进攻永远进攻”的座右铭；
正面突围的果敢和骑兵连全军覆没的壮烈；
冒险攻打县城的幸运成功；
... ...
作品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宣扬，在李云龙的军事学院毕业论文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军魂”层次：
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尤荣，这就是亮剑精神！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深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于是，“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起构成了“亮剑”之双锋。工农子弟兵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的阶级使命，子弟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统统被一种类似于“侠客精神”的“军魂”取而代之；而且还自鸣得意地宣布：“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
也就是说，那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军队可以没有毛泽东，但绝对不能没有所谓的“军魂”——亮剑精神!
很令人纳闷的是，根据剧情，在故事开始时，李云龙担任新一团团长，因犯错误被撤职，由丁伟接任；李云龙先是调任军服厂后又接手孔杰的独立团。按照李云龙激情大于逻辑的“首任军事首长决定论”，还真不好说“新一团”应该是姓“李”还是姓“丁”，
第二章 “亮剑精神”的欺骗性
《亮剑》塑造了一批抗日战争时期中级军事指挥员的勇武群像。八路军方面以李云龙为代表的团长孔杰、丁伟，理想政委赵刚；国民党方面的晋绥军上校团长楚云飞；侵华日军方面的特种部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李云龙的“剑”就是在此群狼间发力的。
既然“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是 “剑”之双锋，那么我们是否能问一问：楚云飞和山本是否也同样掌握了这种“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令对手心惊胆寒、令愤青神魂颠倒的神兵利器？
假如楚云飞和山本们没有掌握这种神兵利器，那么李云龙们先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那就顺理成章了。假如人家也掌握了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楚云飞和山本们做一客观的认识。
楚云飞
就英雄主义而言，楚李可谓珠联璧合。楚云飞胆略过人，几乎李云龙所有匪夷所思的英雄冒险都和这位“楚兄”形影不离。
楚李二人在晋西北都很有名气。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崇尚英雄侠客，于是一些民间口头文学便把他们俩说成是会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百步穿杨的侠客，使日本人悬赏这两颗脑袋的价码涨到五万大洋。
稍后，楚李联手大闹县城，日军守备中队、宪兵队、皇协军大队、便衣队等小队长以上之军官，全部被击毙，无一幸免。日本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官多田峻深感震惊，同时公布新的悬赏价格，二颗脑袋各大洋十万元。
抗战胜利后，楚李二人作为敌手在淮海战场遭遇，二人双双重创对方，尤其是李云龙，差点丢了性命。
就“民族大义”而论，楚云飞更是因深明大义而显得比李云龙多出了几分气度。
楚云飞说：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只要云龙兄打鬼子，便是楚某的朋友。上面的事我管不了，但云龙兄如有困难，只管开口，枪弹粮饷由我解决。
楚云飞还真是说到做到，得知李云龙打了鬼子一个伏击损耗惨重，楚云飞立刻派人送来五万发子弹，并致以真诚的祝贺。
在李云龙私自攻打县城的战役中，楚云飞不顾蒋委员长和阎长官“不可擅自和共产党军队联合作战”的训令，冒险为李云龙阻击一个联队的日军；当参谋长提醒他这是违令行动时，楚云飞大义凛然地说：都是中国之国防力量，不可见死不救，追查下来我来担纲。
比起李云龙帮助楚云飞平定了一次叛变就趁机掳走楚部一个营的装备，实在是让人觉得李云龙有点乘人之危。后来楚云飞要了几次，李云龙耍赖不给，楚也就作罢；要是换了践行睚眦必报的李云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山本一木
关于东洋愤青的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我真的不敢在这里列举过多，即便是“打三折”讲来，也会另中国愤青无地自容。假如可着劲吹嘘，就会犯下“灭中华志气长鬼子威风”的汉奸罪而成为“锄奸队”的工作目标。
东洋愤青为了大和民族为了天皇陛下经常可以剖膛破肚，肠子下水流得满地；这事别说让学了，就是在屏幕里瞄一眼，都会让中国愤青噩梦连篇。
有人想用民族主义统帅中国，我看不错，但先要跟鬼子学会杀自己，至少先学个百八十年的试试看能不能学会再说。要是实在学艺不精，那我就不忍打击中国愤青的民族主义热情了。
言归正传。山本毕业于德国军事学院，所学为当时极为先进的特种作战，信奉小人物可创造大历史。就是说，在承认伟人创造历史的前提下，也决不忽视小人物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比如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在塞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小人物干掉，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你能说小人物创造不了历史吗？当天平处于均衡状态时，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在战略的天平上，一支受过特种训练、装备精良、作战素质极高的小部队在关键时刻的突袭，会使战略的天平发生倾斜。按他的理想，就是带领一支特种部队去重庆偷袭蒋介石的官邸，把光头委员长抓来游街。
山本的特种部队和特种作战，打碎了李云龙的新婚之夜，也给李云龙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颤栗，在《亮剑（小说）》里，李云龙后来的全部军事生涯，就是效法山本让他开了眼界的特种作战，直到永远。山本一木不愧为李云龙的终身之师。
从以上看，“亮剑军魂”之双锋——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楚云飞和山本那里不仅有，而且似乎一点也不钝于李云龙。
因此，说“亮剑精神”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带出的那支工农子弟军战无不胜的源泉，是禁不住一戳的欺世鬼话！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才是工农子弟军的军魂
当“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的“亮剑精神”不再是李云龙们独有的神兵利器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工农子弟军在装备极差，人数极少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敌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最后胜利？
那支子弟军手中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制胜法宝？——中国的阶级敌人没有，外来的帝国主义也绝不可能有的强大武器，从而奠定了胜利道路？
是毛泽东思想！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那支工农子弟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制胜之道。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革命军队、军事国防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军事与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世界所有被压迫阶级和民族采取暴力手段，武装夺取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丰富、深刻、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可概括为立场、观点、方法三个层次。
一、无产阶级的建军与战争立场：
“争利益”。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开宗明义地阐明建军的目的是为阶级争夺利益，从而规定了子弟军为工农翻身解放而建军、而战争的阶级立场。
“建政权”。毛泽东更早指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说的是子弟军的阶段性目标是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权统治，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党指挥枪”。军队的阶级立场决定军队的组织原则。子弟军的阶级性质决定了那支部队不同于军阀的私家军队，不同于官僚的国家军队而是工农阶级自己的军队。这就要求那支军队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工农阶级的先锋队手中，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
从“三湾整编”的 “支部建在连队上”“士兵委员会”都是为了保证子弟军不蜕变成为 “国家利益”而镇压的国军、为集团利益而械斗的军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兵变哗变，一方只需 “统战”敌方的“师座”“团座”就可以使整支部队改变阵营。《亮剑》中赵刚就成功“统战”了国民党的一个师；日伪就策变了楚云飞的一个营。而这种整建制投敌的现象在子弟军的军史上却是极为罕见的。一个师长想投敌，别说带走整个师或者一个团啦，就是连警卫排都很难带走；甚至警卫员击毙投敌首长的事情都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支部队本来就不是你长官个人的，你长官凭什么带走？那支部队是工农阶级的部队，是受工农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的；长官不过是党的指挥工具而已。
正因为如此，《亮剑》中楚云飞也曾设“鸿门宴”用“民族大义”、高官厚禄、江湖义气来“统战”李永龙，迫于历史的客观性，作者尚不至于让楚云飞的“统战”成功，而是让李云龙用腰缠炸药的方式保持了节操。然而，作品中李永龙在犯了错误由团长降级为营长后，却仍然可以在全团发号施令；他搬到了营部，团参谋长就鞍前马后地把团指挥部也搬到营部，甚至和团党委书记兼政委兼代理团长的赵刚拧着安排全团名义的军事行动；而赵刚却表现出妥协和顺从。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团到底是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军还是李云龙的“杆子”？
若再往前走一步，假如李云龙的个人操守出现动摇，他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把这个团带走了？假如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就不是亮不亮剑的问题了，而是为谁亮剑，向谁亮剑的严峻问题！不保证子弟军的阶级性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又怎么能够保证亮剑精神成为捍卫工农利益的军魂？又怎能避免“亮剑精神”回过头来把剑锋指向生吾养吾的工农大众？
为了阶级利益向一切压迫阶级进行战争，是子弟军的最高历史使命。任何其他的政治纲领、军事纲领、斗争方式都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而不是相反。为了阶级斗争可以“反蒋抗日”，可以“逼蒋抗日”，可以“联蒋抗日”；也可以暂时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可以寻找统治阶级军阀混战、内外交困的有利时机断然武装割据，点燃阶级战争的星星之火；更可以在抗战胜利后，无视美、英等其他帝国主义的在华存在，不去构思与虎谋皮的“联蒋抗美”，而是迅速地把战争转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阶级大对决上。这一切都要看历史提供的条件和可能，一切都是为了阶级力量的生存、发展、壮大和胜利。一句话，统一战线、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相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动摇了子弟军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最高使命，什么时候革命就受到挫折，阶级利益就面临被出卖的危险。
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发表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提出“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基本观点而得到国际的支持，进而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回到延安的王明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又制订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路线的。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令很多与会人员无所适从。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毛泽东虽已经获得了军事主导地位，但在政治方面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高举着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没有得到全党认同，投降主义路线竟然占了上风。
彭德怀回忆说：“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迂回抵抗。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很少露面。”
1937年底，在武汉主持长江局的王明，背着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无视国共两党阶级立场的对抗性，向蒋介石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招安要求。
蒋介石得知后“龙颜大悦”，希望王明“在汉相助”，共同商榷两党关系问题。从此，王明就成了蒋介石在中共中央的代理人。
13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统一领导”的主张，和蒋介石 “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要求内外呼应。
王明的立场变节已经趋于明朗。毛泽东提议：“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去武汉”，但是，连毛泽东如此正当的组织防范要求，都未能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而同意王明去武汉。决定还追加了一条规定：“王明同志（去武汉）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一规定，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姗姗回到延安。因为王明心知肚明，“一个月”的规定，不过就是给毛泽东一个台阶。
投降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彭德怀回忆说：“（会后的一个时期）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这是军队阶级立场模糊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这种阶级出卖的路线如得不到纠正，李云龙哪天被楚云飞策反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1938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年以来和投降主义进行斗争的总结。现在的毛泽东虽已取得了党的领袖地位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对国际早已肯定过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依然不能公开否定。于是毛泽东采取了“纲领肯定、哲学否定”“路线肯定、军事否定”“表面肯定、实际否定”“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对“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投降主义的根基进行了变相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崭新论断，宣告了“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承认”“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毛泽东的“承认”不是为了执行而是为了抵制。
毛泽东接着论述到：“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这段话可概括为：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才有可能实现阶级合作。
毛泽东继续讲到：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 。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内容，民族斗争是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服从于内容。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命题进行了证伪。
接下来，毛泽东在整个下一部分用从具体分析出发，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执行性，得到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目的；为党的指导思想彻底扭转做理论准备。
按照投降主义路线的发展，即使李云龙不被楚云飞策反，也难逃被楚云飞一口吃掉的厄运；“皖南事变”就是最好不过的教材。
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委员项英等人，深受王明书记投降路线的影响，这些“海归”长期以来习惯于接受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所做出的领导，对毛泽东这位山沟里的“泥腿子”打心眼里就瞧不起。这为皖南新四军的悲剧奠定了政治基础。
项英作为党在新四军内的最高负责人，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还和王明沆瀣一气，强调“华中特殊性”，反对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坚持的方针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战。”他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所造成的磨擦，项英认为是地方上国共合作不彻底造成的，而不认为是国民党反动立场的体现。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示新四军要“果断北移”时，项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缺乏精神和组织上的准备，强调北移困难，行动能拖则拖，以至于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全军覆没。有历史研究者指出：“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项英不相信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判断。他相信蒋介石的“民族大义”超过相信毛泽东的“阶级立场”。
作为指导新四军组建并长期代表中央领导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时担任长江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事变发生后，悲愤交加，在新华日报上奋笔提书：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但是周公是否能认识到，正是他的“同根”“同室”观念才是悲剧的根源？
周公也许没意识到，从陈胜在大泽乡和秦二世开“操”，到东汉末年魏、蜀、吴相“操”，到李闯王和大明王朝恶“操”...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五千年“同室操戈”的历史。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操”，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操”，皇权和割据势力“操” ... ...这些“同室操戈”无论从次数和烈度，都远远超过和外族的“室外操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