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卑不亢有多难？ 从叶问热潮看民族主义情绪

不卑不亢有多难？ 从叶问热潮看民族主义情绪

　　在商业电影中利用民族主义，诱得观众人人像打了鸡血般神采奕奕，虽然赢得票房大卖，但在如此这般繁荣景象之下，总有股莫名的力量叫某些人有种冲动想大呼“过了，过了”。要做到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真的有那么难吗？

　　时光网特稿 随着《叶问2》的热映，功夫电影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又一次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也让此前在我们的商业电影中若隐若现的民族主义暗流终于浮出水面。当编导把叶问这么一位“宅男”丢到了虚构出来的民族大义的竞技场上，博得观众一片彩声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庆幸，中国电影终于找回了中国人久违的志气，喊出了观众的心声？还是皱起眉头，看着商业电影放肆地利用民族情绪，把功夫片拖回30年前的窠臼中去呢？

　　《叶问2》并非一个孤例，看着咏春宗师继第一集打死日本将军之后，又在续集中痛扁龙卷风，进影院稍勤快点的影迷，都会联想起近年几部功夫电影中的类似桥段来。《苏乞儿》解决家恨纠葛之后，远赴东北大败西洋力士。《霍元甲》一旦觅得武学真谛，更是豪气挑战东西洋高手，最后以血洒擂台作结。刘伟强重新包装的《精武风云·陈真》就目前曝光的预告片和剧照看来，甄子丹饰演的陈真在遥远的欧洲战场身着华工服与敌人生死搏斗，更是再借民族大义的名头做文章。不管是真实还是改编，这么多传说中的英雄豪杰在短短几年内纷纷登上擂台大战外国人，已经足以构成一道景观，让我们好奇这一番热闹背后的推动力何在，对今天的中国电影又意味着什么。

　　且先不忙做结论，民族主义在功夫电影中的表现多种多样，我们从头看起。

 《精武门》是早期“打洋人”功夫片之一

    功夫电影“打洋人”传统的缘起

　　功夫片那么热衷于打洋人，自有其渊源。上个世纪1972年，几乎同时蹦出了两部痛扁洋人的功夫经典。稍早的一部是《马永贞》，片中陈观泰饰演的山东好汉马永贞在横扫上海滩黑恶势力的同时，也捎带料理了为黑帮卖命的西洋拳击手。相较之下，稍后嘉禾推出的《精武门》影响更为深远，一代宗师李小龙旋风般席卷虹口道场的场面，已经成为功夫片最经典的场面之一，堪称难以复制更难以逾越的巅峰。

　　此后狂扁洋人就成了功夫片万试万灵的招牌菜。李连杰在自导自演的《中华英雄》（又称《无敌小子》）中扮演退伍抗日战士，力拼驻华美军。著名动作导演程小东在处女作《生死决》中虚构了一场中日对决，刘松仁扮演的大侠士与徐少强扮演的日本武士从悬崖上打到悬崖下，看得当时初出茅庐的温瑞安惊叹连连。1983年，连一向政治压倒一切的内地电影界，也不甘示弱地拍摄了一部《武林志》，影片剧情与《叶问2》非常相似，也是外地武师与本地武师之间由对抗到惺惺相惜，携手前赴后继对抗俄国力士“大个儿萝卜”。

　　一百多年的列强进逼，深深刺痛了一向以“天朝子民”自居的中国人，绵延不绝的屈辱感已经融入了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占据主流的民族情绪即是，东洋鬼子也好，西洋鬼子也好，欺负过我们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一向被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国术”，自然成了发泄这种屈辱的最佳渠道。一来，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站到了擂台上，那是一定要分出个高下的。二来，擂台天然隔绝了现代化武器的参与，留给中国传统技击一方大显神威的乐土。三来，被近代民族主义冠以“国术”的传统武术，早已和“国剧”等国粹一样，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象征。于是，功夫电影里的“打洋人”自然也就变成了一个争取民族独立，抵御外侮的绝佳象征，每每能引起观众如潮的共鸣。

李小龙的一个小动作，使《猛龙过江》跳出了“受辱-复仇”的民族主义窠臼

    决斗与竞技的二重奏

　　然而电影里的这种“功夫民族主义”也绝非单纯宣泄国耻那样简单。尽管痛扁外国佬无疑更能赢得草根民众的喝彩，可是功夫本身作为一项技艺，本身就是在互相交流和丰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少林拳在日本习者众多，咏春拳武馆遍布五大洲，成为不少海外警务人士的首选实战技能，即使是在国难危机的抗日战争期间，大成拳亦传播到了日本，并在战后开枝散叶。同样，中国功夫也从未停止吸收海外技击的精华，这方面，一代宗师李小龙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实况反映在动作电影中，就是在“洗雪国耻”的民族主义主题之外，“比武切磋”也作为一条副线发展了起来。

　　武者间的惺惺相惜早在李小龙主演的《猛龙过江》中就有极好的表现。最后对战罗礼士一场戏，李小龙在劣势下转败为胜，一举格毙对手。按照那时流行的功夫片“豹尾”，他应该跳起来欢呼一声“我打赢了！”，影片定格结束才对，然而他并未欢欣鼓舞，而是拾起衣服，盖在了对手的尸体上。古老的罗马竞技场仿佛见证了两位现代角斗士之间的对决，气氛肃穆而伤感。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使全片跳出了“受辱-复仇”的民族主义窠臼，展现出了功夫电影里华洋对决的另外一重境界。

　　《精武英雄》是表现中外武术交流的另外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部主题堪称“大逆不道”的功夫电影里，精武门的大弟子陈真不但留学日本，与日本少女恋爱，甚至连功夫都广收博采。空手道中的侧踢，西洋拳击中的滑步，被他一一化入“迷宗拳”，最后还在仓田保昭扮演的船越文夫启迪下领悟了武学的至高境界。虽然结果还是为师报仇，大败日本高手藤田刚，并在对方无耻偷袭下迫于自卫杀死了对手这种老套桥段，但是整部影片对功夫片类型模式的突破，至今还没有被超越。

　　同样是李连杰主演的《霍元甲》，大概是所有“打洋人”的民族主义功夫电影中最没火气、最温和的一部。多半是受了佛法的启迪，步入不惑之年的李连杰展现了与自己在好莱坞的形象截然相反的一面。影片不但一再唐僧“习武之人有强弱，但武功没有高下之分”的理念，而且结尾破天荒地赋予了一向只有沙袋功能的日本高手一桩光荣的使命——举起霍师傅的手，宣布他获胜。带着复仇情绪的“决斗型”民族主义功夫电影走到这个地步，已经完全蜕变成体育励志类的“竞技电影”了。可是，这创新与原先的“打洋人”类型之间却生出了一道不可弥补的裂痕——既然是公平竞技，而非生死相搏，霍师傅中毒之后坚持上台死在对手拳下，岂非多余？这种无根基的煽情让最后响彻全场的“自强不息”呼声听起来难免透出一丝荒谬，这大约是主创们始料未及的。

《精武英雄》中的陈真对中西方的功夫都广收博采

    从“洗雪国耻”到“比武切磋”

　　探究这种趋势的背后，我们大约可以看出，越早出品的功夫电影，民族主义情绪就越激烈，“洗雪国耻”的意味就越浓，而越晚出现的电影，心态就越宽容，“切磋竞技”的成分就越重。往大了说，这是整个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结果，冷战和直接殖民的年代慢慢成为过去，国家之间的有序合作成为主流，反映在银幕上，切磋取代了生死格斗。往小一点说，这是社会经济发展，民众视野逐步开阔的结果，大家发现其实外国人其实也挺文明的，殖民时代的伤痛记忆逐渐淡化，“打洋人”的拳头慢慢地不好意思伸出去了。再从小处说，这是个人意识逐步彰显的结果，从背负国家大义的沉重，到专注个人修养的高下，原先铁板一块的“我们”与“他们”之争，变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切磋。脸谱化的忠奸之分被较为复杂的人性所取代。

　　可是不要忘记，功夫片是在港台成熟起来的电影类型，功夫片中民族主义情绪趋缓的特点都是针对香港电影而言。而中国内地电影的类型片，从市场到创作，从来就没有大规模地运作过，遑论充分发育了。因此，当香港功夫片移植于内地市场，在运用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似乎有被拉回过去的嫌疑。在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再回头看待《叶问2》中民族主义的种种表现，或许会更加明晰。

在最初的设想中，叶问与三浦将军的关系亦师亦友

《叶问》背后的故事：加进去的民族主义

　　说到痛扁外国人这种段落，早在《叶问1》上映时就曾引起过疑问，为什么要给与世无争的一代宗师编出这么一段子虚乌有的英雄事迹来呢？

　　大约很少有人会知道，在叶伟信最初的设想中，池内博之饰演的三浦将军与叶问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三浦不但是个温文尔雅的武者，对叶问礼让有加，甚至还住到了叶问家中，与他一起切磋武学，还与他的家人一起吃饭（喜爱叶伟信的影迷大可会心一笑）。

　　这个本子一出来就被老板黄百鸣毙掉了。最后的剧本，换作黄老板的爱子黄子桓担任主创，整个故事的基调变成了热血激昂，只是在林家栋的汉奸角色和那个卖命换米的武师身上，还保留了叶伟信电影中的一丝宿命气息。影片的主干情节换成了香港功夫片压箱底的“打东洋人”桥段。相信有很多人在听到“我们中国的武术，你们不配学！”这种台词时，都会恍惚觉得时光倒流，继而莫名兴奋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录像厅遍地的功夫电影黄金时代。可见段子不怕老，总有人好这口。 

　　但是这片子还是火得出人意料。票房高企不说，电影院里居然出现大范围掌声，这种事情对看淡今日香港影市的人来说，简直近乎灵异事件。黄百鸣坦言，内地影院的这种盛况，让他想起了二十年前香港的午夜场。

　　无心插柳柳成荫，掘到第一桶金之后，他们当然要乘胜追击。

　　就创作而言，第二集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让观众鼓掌！”叶伟信如是说。于是所有的手段都被调动了起来，保证第一集中的卖点能够被更好地凸现出来。这其中包括了更长的武术打斗，更“宅”、更“萌”的叶问，自然，还有更煽情更脸谱化的“打洋人”桥段。

叶问“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一句话提升了影片后半段的调子

    《叶问2》中的民族主义：“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尊严

　　然而，其实细看片中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段落，是能看出张力来的。影片一方面在渲染“龙卷风”如何蛮横无理，裁判是如何袒护洋人，中国拳手如何以死相拼，一方面也在暗暗地做一些“小动作”，传达出另一层信息。

　　最显眼的当然是叶师傅获胜后的长篇陈词，关键在于“不是要证明中国武术比别人强，而是要说明，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这句话，一下就把整个影片后半段的调子拉高了。有了这句话，哪怕再煽情，这部电影都不能被归入“洗雪国耻”的功夫片行列中去，因为挥拳的动机不再是捍卫民族尊严，而是争取人人平等。只不过这争斗发生在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而已。

　　华丽的民族主义外衣非常重要，它能直接作用人心，宣泄观众的情绪，保证电影被市场接受。但是“人人平等”这种西化的理念内核对叶伟信来说也同样重要，否则他无法说服自己拍这部电影。《叶问》的剧本并不涉拳理，叶伟信作为香港“后功夫片”时代的一位新生代导演，让民族主义功夫片与时俱进的方式并不是强调武学交流，而是引入西方式的平等理念。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全体英国人起立鼓掌，只有前排的拳赛主办人独自愤而离席。笔者曾特地就这个镜头问过叶导，他的回答是：“我一定要安排一个人走掉，至少一个人，那种全体鼓掌的场面，我受不了！”即使整部电影都已经被不可避免地拖向了“功夫雪国耻”的窠臼，他还是要有这一点坚持。仅仅走这一个人，背后代表的却是人的复杂和多样性。

　　这就是《叶问2》表现民族主义的微妙处了。香港的主创们很巧妙地设计了看似热血直白的剧情，以吸引就要看个过瘾的普通观众，因为他们是票房主力。但同时他又设计出了一些小的细节，让不满足剧情的人可以琢磨出其他的含义来。一个国际化的班底可以生产出如此民族主义的电影来，说明人家根本就是把电影当作一门成熟的生意。或许可以这样讲，类型发育充分成熟的电影工业一旦明白了内地市场要的是什么，很容易就可以炮制出面面俱到的作品来。因为人家对类型嬗变的把握早就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苏乞儿》累赘的打擂台戏，应该如何看待功夫片中的民族主义？

    中国电影里的“功夫民族主义”何去何从？

　　《叶问2》这个案例，或许最能代表当下功夫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之惑”。洋人能不能打？要怎么打？按什么规则打？这些看似具体的技术问题，实则牵涉到中国人如何认识自身在当今世界的位置。擂台是个象征，和外国人交手也是象征，底下真正能打动人心，启发每个人思考的内心情结，其实还是我们如何想象自身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

　　按官方的说法，我国现在正处于一场伟大的复兴里，那么我们的功夫电影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呢？

　　我们要重走一遍早期香港功夫电影的路么？可是那些复仇雪恨的爱国主义故事一来不容易通过日趋保守的官方审批，二来对现在的很多观众来说，也显得过分简单。最重要的是，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有时并不需要太多的鼓励。

　　那么，我们需要一种无限宽容的民族主义观么？一方面，据说在发达国家，说某人是民族主义者简直就是在骂他野蛮人。可细细想来，那其实是因为人家的民族国家早就已经建设完成了，现在已经不需要强调民族认同，反而致力于倡导“世界公民”的身份。另一方面，崛起中的世界各民族电影工业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目光投向了充满民族激情的故事，俄罗斯有《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日本有《吾为君亡》等一系列右翼电影，印度有《英雄威尔》，就连泰国也拍出了《冬荫功》。民族主义电影依然还在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而内地与香港的差别，恰恰就在这里。我们要热衷的那种生猛的民族主义，在香港早就已经时兴过了。

　　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猛龙过江》的最后一幕，李小龙并没有因为罗礼士是敌人就肆意污蔑他，相反，他尊重他的斗志和功夫，可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因为尊重罗礼士就自愿被他打死，而是毫不留情地扭断他的脖子，成全了他的武勇。所谓不卑不亢，大概就是这样的气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