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残缺本）【序】 第一章　　回忆中的空白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中文版）有田芳生著
   【序】

邓丽君的光辉──中文版的发行

一般日本人对邓丽君小姐的印象是她的歌声柔美悠扬，即使她已经过世，仍然历久不衰。
２００５年，邓小姐过世十周年的此时，日本的各家电视台都相继播出有关邓丽君的生涯记录，或是歌唱特别节目，而且都展现亮丽的收视率。本书也承蒙许多读者的爱戴，在许多报章杂志及电视节目中被广为介绍，甚至有作家给予了“杰作”的评价，也有作家说：是一本看了会“流泪”的作品。
现今邓小姐的CD 在日本重新发行，同时也增加了许多新歌迷，当中有人是因为第一次听到邓小姐的中文歌而感动不已。我相信邓小姐往后势必也会永远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吧。
承蒙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会长——邓长禧先生将此书出版为中文版，身为笔者的我，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我也期望透过邓丽君小姐，能达到促进日本和台湾的友好关系。

二00 五年九月十八日
有田芳生 

                                                                               


【第一章　　回忆中的空白

一

法国的秋天来得早。
空气干燥的夏天结束后，到了九月就是清爽怡人的秋空了。从世界各地涌入大量观光客的原因，当然是他拥有非常多的历史遗迹，还有拜自然景观所赐的魅力。诗人阿尔查尔·蓝波曾用“为什么你的美会令人如此惊艳？”来形容这里的风土。
在布达拉斯和罗马尼惠环绕着的香榭大道及幽缓流域的塞纳河，大约一九八九年到九三年的四年当中，曾有人目击过邓丽君小姐在这附近散步。邓小姐穿着粉红色外套踱步在街头，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就是红遍亚洲的巨星。
从凯旋门出发后，走向香榭大道朝凯格尔广场而去，就会到和福兰克林·口·路易士贝尔大道交叉的路口，在这里右转，经过架在塞纳河上的阿尔玛桥的这条蒙特罗大道，也是巴黎二十个区的第八区。在这条大道上有香榭剧场和环绕着火红花朵的屋檐，形成高级饭店的形象；大道两旁有着香奈儿、L.V、C.D.……等高级精品店，可称是巴黎最繁华的购物街。
沿着罗马尼惠葱绿的树道慢慢地走，我确认了地址、走过几栋建筑物之后，就是我要找的漂亮公寓——蒙特罗大道八号。和管理员打过招呼后，直接着进入不算宽敞的大厅，走道尽头右转处有电梯。进入电梯后按了六楼，电梯门关上之后慢慢地上升，电梯停住时几乎没有任何的振动，电梯门迳自地开了之后，立刻看到一扇门，这里就是邓丽君小姐曾经住过的两房两厅的公寓。
邓小姐在一九八七年买下香港赤柱的房子之后，就当作是工作的主要据点，和女制作人麦小姐于八一年开设的“TNT 制作公司”也搬到这里。这家制作公司是管理录音母带、画面的权利，及会计处理。
邓小姐曾挂在嘴边说，在香港没有语言隔阂，有很多好吃的中国菜，可以轻松自在的生活；也曾计划想在因为电影《慕情》而成名的浅水湾面海的公寓里盖录音室。
但是邓小姐突然离开香港，也没有和最信赖的母亲商量，就在巴黎找了居所住下，其实这是邓小姐花了四个月百般思量后所下的决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离开香港的她，在从凯旋门走路约十分钟路程的佛布尔·桑·多诺雷大道二三0 番地，租了附家具的一房一厅公寓，之后在一九九0 年六月买下蒙特罗大道的公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喜爱香港的邓小姐，决意搬到语言不通的巴黎生活呢？
进门之后，入口的中间有张圆形大理石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中国最具盛名的景德镇出窑的清白壶瓷器，然后就是客厅，约有六坪的大小，正中间放着豹纹的沙发，旁边有电子琴和白色的音响，也放着很多的CD。有两张亚麻色的沙发，一旁放着一个小白桌，桌上放有电话和青瓷壶，而且桌上堆满很多邓小姐的信件。客厅接着往里走就是寝室了，盖着鲜紫色床单的双人床上放着粉红色的枕头，床边的小桌子上摆着古董灯，灯下放着《证严法师静思语》，地板上有个装着白色蕾丝彩带的粉红色草帽的专用盒。
邓小姐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因为她深信粉红色是会招来幸福的颜色。寝室的窗帘是粉红色的蕾丝布做的，每个房门也都是粉红色的，墙上的横木也漆成了粉红色，浴室的瓷砖也贴粉红色，连浴巾都是粉红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粉红色的；除了白色的墙面之外， 房子里到处都有她坚持的喜好，连停在地下室的速可达机车也漆成粉红色。
进入她约三坪大的工作间，往窗外可见到青翠的白杨树林，及文静的马路，连房内的椅子和单人床被单也都是粉红色。靠窗边的桌上，右手边放着白色的电话，中间则是放着一台限定版的powerbook 170 多彩苹果电脑，左边则放了本中国语辞典和《曹雪芹别传》，以及一本查理布朗的漫画，还摆放着计算机、订书机、墨水、印章、修正液，透明笔架里放有原子笔、糨糊、紫色的梳子等……
望向白色的书柜用蓝色及紫色的书架作区隔，当中夹着带着帽子的兔子摆饰，然后有津本阳写的《夏天梦》、大友克洋的漫画《AKIRA》、逃亡到法国的学者所写的《政治多么简单》、法语字典、高阳的历史小说《延陵剑》、《五陵游》、《茂陵秋》等书，最显眼的是一整套十册精美的古典诗集──
《宋诗选》、《唐诗选》、《清诗选》，歌手邓小姐极力追求独特世界的秘诀就在这些诗集里。大概在她三十岁左右，产生了希望将来能唱自己作词的歌的想法，而并排在此的古典诗集对邓小姐而言，就是通往梦想实现的道路。
让她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极大兴趣的契机是在制作《淡淡幽情》专辑开始的，这张专辑的制作企划就是将南唐、宋朝的古诗词，请作曲家编曲而成。想出这个主题企划的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社长谢宏中先生。在一九七九年秋天的某夜，谢先生正在书房了抄写李后主的诗词时，有位女士跑进来，拿起词就朗朗的读起来。谢先生被这抑扬顿挫的优美声音所吸引，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就是将古诗词谱上现代的音乐来唱。谢先生先将李后主的《乌夜啼》谱上曲子后试唱，录过音之后再听，感觉很不错，之后谢先生重编了十首诗词录制成《淡淡幽情》专辑。
原本诗是由四言、五言、七言的韵文而成，但词则不受此限，可以有很多的俗语的表现，算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谢先生立刻向音乐界的许多人提案此构想，而且试唱《乌夜啼》，但反应却非常的冷淡，但谢先生并没有放弃。
经过一年之后，一九八0 年秋天，谢先生在某个聚会上遇到邓小姐，就在当时向邓小姐提出《淡淡幽情》的构想，当时邓小姐显得很感兴趣，因此立刻跟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老板郑东汉提案，企划成立，大概就在入秋之后吧，邓小姐、谢宏中、郑东汉及制作人邓锡泉四个人就在香港的雷格尔斯贝依饭店的咖啡厅，进行具体的讨论。讨论的内容大都集中在如何用现代音乐去表现宋代古诗词，以及如何去延续被遗忘了的中国文化等话题。之后请香港和台湾的作曲家们来作曲，就在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发行了《淡淡幽情》专辑。
歌曲里飘着淡淡的哀愁，有时像在呢喃的唱法，但是有时又清扬动人的声音，像当在吟唱亡国的李后主所吟的《独上西楼》，就充满了无奈的情怀。专辑里一共收编了宋朝的苏轼、柳永、欧阳修等十二首歌曲，其中有三首是李后主的作品，之后又加上中国画家单祐钦描绘代表十二首歌的精神画作，以及邓小姐古装照作成的小册子，也引起很大的回响。
专辑发行后，台湾的电视台“台视”还制作了《淡淡幽情》特别节目。当时企划内容是邓小姐身着古装唱歌，所以邓小姐本人也参与挑选服装，光是录影就花了三天的时间。后来邓小姐因为年轻人听过专辑过后自然会背唐诗、宋词而感到兴奋不已，让她觉得很有意义的就是将教科书上难懂的唐诗宋词借由歌曲就能简单记住。这让邓小姐在三十岁过后还能得到香港的唱片大奖“年度大碟”，甚至一九九0 年在日本发行，被誉为“最梦幻的大碟”，名音乐评论家中村东洋先生还称此专辑为“邓丽君在音乐领域上最杰出的作品”！
所以邓小姐一直很希望能出续集，在一九九0 年亲自替专辑命名为《春梦秋云》，是将李白夸赞盛唐时代的《清平词》里选出三首来作曲，加上金末及北宋诗人的作品一共预定收录十五首歌，而且已经收歌完毕，音乐的录音制作也完成了，但邓小姐录唱完成第一首歌《问世间情是何物》之后就暂停制作。
没有完成此专辑的理由是邓小姐喜欢挑选出来的词，但对作曲的部分却不满意，据当时的工作人员表示，邓小姐说《淡淡幽情》是表现中国味，第二张她想加入现代感，而且邓小姐还预定到牙买加录音，制作这张专辑。
邓小姐也尝试着自己写词，在法国的公寓里找到几篇邓小姐留下的词，譬如用铅笔写在B4 稿纸上的《冬夜里吹来一阵春》，是属于抒情的词。但若以写词呈现比较成熟的作品， 则是留在香港住所里的文章。邓小姐在橘色横条的笔记本上誊写了十六行的词，在她过世之地──泰国清迈的饭店里找到的咖啡色卡地亚的皮革笔记本里也记载着：

往事不堪思，
世事难预料，
莫将烦恼着诗篇。
梦短梦长同是梦。

一切都是为了年少的野心，
身世浮沉雨打萍，
天涯何处有知己，
只想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一切都是为了如水的柔情，
不妨常任月朦胧。
为何看花花不语，
是否多情换无情。

烟火无语照独眠，
爱情苦海任浮沉。
无可奈何花落去，
唯有长江水默默向东流。

这首带着哀伤的词，后来由三位作曲家谱成《星愿》。如果这首词是邓小姐描述自己内心情境的话，为何邓小姐会感到如此的孤独落寞呢？
在日本一提到邓丽君，就是家喻户晓、卡拉OK 演歌一定名列前十名的人气歌手，即使她过世之后的一年里，光是《偿还》这首歌，就被点唱了约三百万次，换算之后等于一天几乎有八千个人唱过这首歌。不只如此，邓小姐还唱红了比《偿还》更红的《任时光流逝》、《爱人》、《离别的预感》……等无数名曲。邓小姐虽狭隘地被定义为一名演歌歌手，但是邓小姐的成就是遍及全中华圈，甚至遍及全世界的。若单看她在日本的表现的话，就会扭曲她整体的成就。
而且在现实生活里，她不只是在音乐上有所展现，对政治也抱以强烈的关心，她香港的友人提到邓小姐常论及政治的话题，如“美国总统的演讲，有许多错误”，也常针对中国和台湾的国际关系作论述。也会跟工作人员谈到日本自民党萧条不振时，“细川首相很不错， 但自民党却不好”之类的评语。
她对政治的热中，可说是因为她生长的台湾处于特殊的国际关系，以及特别的年代背景下自然孕育出来的。邓小姐身为亚洲巨星，令人感到华丽活跃，但她的精神如果我们只看表面，说不定会有相当多的差异！

二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邓小姐为了宣传新歌《爱的阳光》（愛の陽差し～アモーレ． ミオ），以及二十四日要参加在广岛举行的音乐祭演出而赴日，满脸笑容，亲切地和我握手， 穿着粉红色的裤装，长发及肩，满脸春风，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开朗。
“因为变胖了，所以正在努力减肥中呢！”邓小姐一开口就这样说。虽然不是很道地的日语，但说话的声音令人感到清澈温柔的舒服。
这年在广岛举办的第十九届和平音乐祭，标榜透过音乐来宣导和平的重要性，参加演出的歌手除了邓小姐之外，还有日本的和田秋子、IRUKA、伍代夏子、海蒂·柯斯·媛坦（印尼）、玛莉婉·吉梅娜（泰国）等只限女性的音乐人的演唱会。访问当天伍代夏子和IRUKA 拜访了原爆医院并赠与捐款。邓小姐还告诉我和平音乐祭感人的故事：
“今年夏天最值得回忆的事，就是参加广岛的和平音乐祭。选择演唱《爱的阳光》，就是想献给‘因战争而受害’的所有人，为和平祈福。内心充满感情演唱，是以往从没有过像这次这样热血沸腾的舞台经验。”
邓小姐除了新歌之外，还演唱了《何日君再来》、《任时光流逝》、《偿还》。邓小姐知道日本被投下原子弹的事是读小学的时候，但拜访广岛这次则是第二次。当她到原爆慰灵碑献花时，遇见经历原子弹爆炸的妇人带着孙子前来参拜，妇人告诉邓小姐，因为被原子弹炸伤， 伤疤很严重，所以从少女时期就不曾穿过短袖的衣服。邓小姐听到这件事之后，一边摸着妇人的伤疤，不禁声泪俱下。
“当站在慰灵碑前献花，瞭望原爆巨蛋时就不禁流下泪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 牺牲了三十万人的生命，而且目前仍然身心痛苦的人还非常多，令人感到悲伤不已……每次看到原爆的资料馆就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可贵。”
邓小姐说她在来日本之前就曾看过有关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的电影及电视，实在令人感到非常的悲伤及恐怖。在叙述有关原爆之事，邓小姐的眼神非常真诚，脸上洋溢着认真的表情。
话题转到最近的生活上。“为什么离开香港居所选择住在巴黎呢？”邓小姐带着微笑回
答说。
“身为艺人当然就是要住在巴黎啰！”“选择巴黎的理由是……应该说巴黎是经过琢磨洗礼的，有一种不太温柔的感觉，不像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那样开朗，法国人比较沉默。但是若是以艺人身份的立场来看，巴黎是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语言也很好听，而且令人最喜欢的是坎城所在的法国南部，很喜欢它的天气。”
问到她平时是如何在法国生活时，邓小姐的表情更显得开朗：“在巴黎……也没有什么大事啦（笑），每天学法语，偶尔进录音室录音，比如说忙的话大概在早上六点起床，然后去游泳，一星期游个四、五天，大约游一个小时后回家，九点半到下午三、四点就去上法语课，然后会在家附近找CD，偶尔会去看电影，但是次数很少。”在采访过程中谈及有关的生活话题时，她看起来不像是为了歌手生涯去充电的感觉，反倒是比较像随意地过活，只是悠哉悠哉地生活着的感觉。
“还有在家的时候比较多，会上钢琴课、看书，我不会天天练歌，但会每天练钢琴。最近在读一些宋词和汉诗，因为希望将来自己能作词，也常看中国小说。星期六、日则是很轻松的度过，因为喜欢早起，可能的话四点半起床最好，那段时间空气很新鲜又安静，可以随心所欲地作自己想做的的事。”
邓小姐从香港迁移到巴黎定居，想问她有关这两个城市的事，因为借由这个话题，可能有机会切入我想问的主题上。用左手托住下颚的邓小姐，好像陷入思索的森林般……
“香港是个很容易生活的地方，嗯……因为语言也通，尤其是那里的海鲜料理最好吃， 在那里非常悠闲，生活也很奢侈。相对的在巴黎语言不通，觉得很寂寞。虽说住在香港很好， 但很怕因为只待在香港，很可能就平淡地过完一生，所以不想浪费生命，想给自己一点挑战。而且又发生×××事件，令我有一种好像从梦中惊醒的感觉。”
一听到“×××事件”的字眼，我立刻就接着问下个问题，因为我听说邓小姐想在巴黎开演唱会用以抗议×××事件的暴行。问及有关此事的进展状况，不料原本高兴地谈论着在巴黎生活的邓小姐，脸上突然扫过一阵阴霾。
“往后会以录音为主，并没有计划开演唱会，自从×××事件过后，就不想开演唱会， 心情一直很低落。因为在事件之前我们很积极的支持活动，如果当时我们不那样努力支持的话，说不定student 就不会被杀。只要一唱歌，就会想哭，内心的感觉也一直无法安定，我算是爱哭鬼吧！眼泪很容易夺眶而出，就因为如此，让我感到演唱是不好的。”
邓小姐就如此在我这个初次见面的人面前掉眼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我也不再问些什么问题。过了许久之后，邓小姐终于慢慢地像是一边选择词句，一边缓缓地说。
“CPC 政权执政已经四十年，这四十年来，中国people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他们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但反过来说，往后的中国也令人充满希望。我们所有海外的中国人之所以支持‘×××student 运’，就是为了这个。如果我们不支持那个有希望的中国，那谁来支持呢？到时如果变成好的government，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中国就可以变成一个democratic 国家，但是我们的心愿和希望，只限于中国government 用tank 去杀人之前为止。”
邓小姐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在香港参加支援×××students 活动的集会。在tank 杀死人之前，在香港的跑马场举行支援北京student 运动的慈善演唱会，邓小姐有受到邀请， 但不想让人认为是借此宣传，所以决定不去。但在家看着实况转播，越看越坐不住，所以还是出门赶到现场去。
“我想说的话，就在这首歌里面，请您听看看，我不后悔去演唱会，现在仍然从不后悔过。”
但是原本预定要在巴黎举办的×××事件追悼会，并没有如期地在事件发生三周年的×月×日举行。问及此事，邓小姐作了以下的说明：
“身为歌手的我，很想以演唱会的方式，尽可能地带给中国people 什么帮助，但是总觉得不安，因为那次事件死了很多students，总觉得开演唱会唱歌是不好的，其实我也感到很困惑……”
其实，抗议×××事件的演唱会已经筹备得很具体了，新闻也曾报导过，也引起国际间的注意。为什么会停办这个活动呢？
邓小姐并不想说明停办这个活动的真正理由，当然或许是她内心的伤痛，使得她远离歌唱也是一个事实。依我的判断，困惑着她的原因，不单只是她个人的感情层面，在说出“困惑……”之后，邓小姐到底是想要接什么词句呢？在当时我并不清楚她想说什么。
交谈许久后，问邓小姐为什么要离开香港，她这样子告诉我：
“完全无法相信那个government 了，如果我只顾着自己享乐的生活，而无视问题的存在，那势必之后就会有大灾难来临。”
对邓小姐而言，她所指的“大灾难的预感”是什么呢？她并没有说明。但从她谈话的过程里，清楚发现×××事件的伤痛深深的烙印在她心里。
香港要归还中国是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中英共同声明里决定的。因为同意归还后，以一国两制统治，所以从八七年开始就有很多香港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洲，大家对CPC one party 执政的中国都抱着不安的想法，尤其在×××事件时，让大家看清了许多现实状况，所以对中国产生不信任，进而产生移民潮。对邓小姐而言，内心充满着中国统治下香港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的不安全感，所以才认真地去思索在中国体制下是否会直接受到影响，也公开表明自己的意思和批判许多事情。由此可看见邓小姐的心情因中国这个国家而起了大波澜……
“最近在香港录国语歌，甚至需要花三天练习才终于可以录成，因为很容易就哭，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希望中国可以很快地democratization，到时候就可以唱很多庆祝的歌曲，我现在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就想哭。”
邓小姐的采访对我而言，谈的比想象中的多，尤其是有关×××事件的political 话题，不忌讳地侃侃而谈，针对问题也完全没有避重就轻带过了事，给我一种非常自然的应对感觉。
邓小姐提到新歌专辑《难忘的》还于当年十月二十八日以中文版精选集《莫忘今宵》之名在日本发行，当时即使是香港、台湾的电视节目，邓小姐也是一年上个几次而已。我想我采访邓小姐的时候，邓小姐因为×××事件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个时期应该是刻意限制工作量。

三

约经过两年后的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日本仙台市的宫城县民会馆地下楼的后台休息室前，和邓小姐又再次见面，而且此次的日本行竟然成为邓小姐最后一次赴日之行。
“很光荣……”邓小姐望着我用极小的声音说话，我告知她想将她的一生和中国及台湾的关联背景写成书时，她这样的回答我，而且她还说出令我更意外的话。
“我往后人生的重点就是为了中国的和平自由而努力。”
一听到她开口说这话时令我很惊讶，但同时也令我感到“果然如此”。上次的采访当中邓小姐曾说过：
“极小的暴力会演变成巨大的战争，我最讨厌战争，所以为了和平，我愿意尽一己之力。”
邓小姐如此强烈的表达出“为了中国的和平自由而努力”的心意，我想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能如此自然地表达出肺腑之言，应该是内心经过许久的纠葛后，坚决地流露出真情，这跟只想把信念传达给他人，有着很大的差别。邓小姐口中的“为了中国的和平自由而努力”的含意，是因处在中国和台湾的特殊关系背景下，时逢现代史上的关卡时，明显反映出一位女性精神的形成。
邓小姐甚至和笔者约定，过完年后要在香港再找时间慢慢聊，但最终这个约定并无法实现。因为邓小姐在半年后的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逝世于泰国清迈。邓小姐健在的时候，也有过几次“死亡说”的传闻。第一次是在一九九0 年邓爸爸过世，而邓小姐并未出席丧礼，所以谣传邓小姐“因受打击而引发肾脏病恶化在巴黎的医院逝世了”。第二次是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邓小姐久未在媒体曝光，因为邓小姐曾表明支持×××事件的student 运动立场，又实际参加声援演唱会，所以谣传已被暗杀，日本的女性周刊杂志还专题报导过这些在香港谣传邓小姐奇怪的“病死说”及“暗杀说”。
隔了一年九个月后，邓小姐在一九九一年为新歌《与悲伤共舞》（悲しみと踊らせて）赴日上节目宣传时，以很不屑的口吻说了以下的话：
“香港的杂志写出这样的谣言实在太肮脏了，原本只有两千本发行量的杂志，想利用诽谤来卖杂志，因而捏造谣言。”
四年后，邓小姐客死泰国清迈，以往传说的“谋杀论”更让人深信不疑，尤其当和清迈这个地方联想在一起时，更传出“因毒品死亡”、“因爱滋病死亡”等等许多说法。之后又因贵为以国葬处理，导致产生“是军方特务”的说法，这个特务的话题被大规模的报导，尤其足以令人采信的根据，是邓小姐过世前五年间，好几年都拒绝了所有电视的演出，只热衷参加劳军活动而且不收酬劳。
邓小姐比较大规模的劳军活动有：在美国待了一年七个月后，在一九八一年刻意返台至金门古宁头做劳军活动的“君在前哨”，之后在一九九二年参加台中清泉岗的劳军“永远的情人”，以及最后的一九九四年，高雄凤山劳军的“黄埔建军七十年”。
最初报导邓小姐曾是军方特务的是《独家报导》这本台湾杂志，而且出面证实“邓小姐是特务”的人，就是曾担任台湾情报局的高官谷正文先生。他回答记者的问题如下：
记者：日本媒体大胆地推测邓丽君曾是中华民国军方的特务。
谷：根据我的了解，邓小姐是军方的人员应该不会错，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归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管理才对。
六月二十三日，香港《信报》将这篇《独家报导》的内容刊出，引起共同通信社的香港支局将《信报》刊出的文章发布，日本的《每日新闻》也刊登《邓丽君曾是谍报员？》“由台湾国家安全局退休的中将（其实是情报局退役的少将）爆料证实”的消息（六月二十四日的报纸）。这篇《独家报导》的文章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回响，日本杂志《周刊现代》七月八日号，更是在未采访到谷正文之情况下，就刊登《邓丽君是台湾版的金贤姬》的大标题（金贤姬是北韩派到日本的特务，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又在文中置入住在台湾的评论家福雷特·吉野说的：“邓丽君的工作应该是在东亚，尤其是日本的可能性最大。”之类的言论佐证。更被扩大报导的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号的《周刊宝石》，以《邓丽君二十年来本来就是秘密情报员！！》为大标题，作出专题报导，而且出面证实的人就是谷正文先生，文章的一开头就用《惊人的真相》——谷先生的发言为引言。
“在我离开情治局之前，邓小姐就被吸收为谍报员，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她十三岁的时候。”
谷正文又说明：“她的父亲邓枢原本是国民党军的陆军中尉，和我本来就认识，后来经介绍也知道邓丽君，在审查吸收的人员资料时，一看就知道是她了。我退役以后，她仍然还是安全局的成员。当然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时候仍然还是，一直到她过世于泰国为止， 她都是台湾的谍报员，资历超过二十年以上。”
《周刊宝石》的文章里还特别提出因无法确信《独家报导》所写的内容是否真伪，所以标榜“亲自采访谷氏”。
“在谷氏台湾的家中”、“访问详细的内容”等等词句，到底什么才是真的？邓小姐曾亲口说过：
“我是国际难民”，她的人生中留下了太多无解的谜题。
因接获邓家家属说巴黎的公寓即将处理掉的联络，我特意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九日， 去法国采访。房间里单人床上铺着粉红色条纹的床单，沿着枕头往墙上看去，墙壁上挂着法国地图，还有九一年发行的新歌《与悲伤共舞》宣传海报，另外还贴了一些有关如何减肥的剪报。不知道为什么，其中一张照片特别令我在意，是一张边角微卷的彩色照片，邓小姐带着一顶镶着黑边草帽的全身照片，身穿一件全黑的洋装，外面罩着有花纹的白色外套，颈上带着珍珠项链，手上拿着一条蕾丝质的披肩，嘴边泛着微笑，眼神看起来很安详。
衬托着她黑色身影的背景，是受到法国建筑影响的折户式窗户，和充满创意的条状遮阳板的建筑物，也像是在东南亚的殖民都市常可看到的哥洛尼亚文艺后复兴时期的白色建筑物，庭院前有一大撮深绿色凤尾兰挺直着腰身，盛开着一串串的小白花，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则有绽放许多嫣红的波罗尼花栽。
看起来不像在整理相簿的样子，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不经意地贴上的一张照片，没有特别标出摄影的日期和地点，是否只是因为她想随时可以看到她喜欢的风景而已，还是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我真的想知道这张照片里隐藏着写什么意义，到底是在何时？何地拍的？而那个时候，邓小姐的内心反映着何种风采……？循着邓小姐的足迹， 终于追到那个“现场”之后，看见眼前展现出宛如就是她逃离亚洲后波折不断的历史片段一样。（笔者所述照片见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