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往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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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初,我和单位上其他五位同事被抽调出来,去香港执行公务,直到年底完成任务,前后断断续续在港呆了三个月时间。虽然是在回归三年以后在“自己的土地上”公干,却也算是出境,所以出门时,单位反复交代纪律,至今记得其中就有,统一吃住,不准单独行动,也不随便准接触香港当地人,仿佛就是出境从事地下工作似的。

当时安排我们住在陈东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宿舍,工作在骆克道的三湘大厦,早上出门,要经过住所附近一个标牌制作作坊,里面有一个戴眼镜的伙计,不论何时、也不论我们人多人少,总是会在我们经过他门口时打量着我们,目送我们离开他的视线,以至我们领队有天来了灵感,认定那作坊就是一个特务窝点,“眼镜哥”就是一小特务,于是,找到国家**部派驻香港分社宿舍的保卫专干汇报这一情况,那位保卫干部听后笑道“我当啥事呢,哪有那么多特务”。

香港的工作是轻松愉快的,每天工作之余,在三湘大厦的顶层,可鸟瞰维多利亚海的美景及海对面九龙乃至更远的大帽山壮观景色;周末结伴,或去攀爬太平山、或乘船去离岛,可尽享野游之乐。

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也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以至还闹出过笑话。每天回到宿舍,打开的电视都是港腔粤语,我们连猜带蒙也只能懂个大概,至于英语,除了可以磕巴几句日常用语之外,我们大多都是“哑巴英语”的践行者——看得懂意思,却说不出口,组里还有一位“业务骨干”,整个就是一英语盲,他听到有女同事委托我们代为购买“SK-2”的化妆品,也许是听走了音,把“SK-2”听成了“SEX-2”,便当着我们的打面电话给老婆,大夸“SEX-2”如何受到单位女同胞欢迎,到时我也给你买一套回来云云,直看到我们个个笑得东倒西歪,他还百思不得其解。

三湘公司的L君,是我们特别需要感谢的,他为我们订购了每天的《东方日报》、《明报》及《信报》等报刊(知道我们在内地读腻了哪些报纸,所以他没给我们订《文*报》及《大*报》,但也没给我们订《苹果日报》),使我们能够通过阅读报刊,及时、全面地了解当时香港及全国各地的大事。

在港期间,我们经历了钟庭耀事件、入境处的纵火案及立法会选举。通过钟庭耀事件,我们见证了传统的权威政治及“宫廷政治”在民主政治面前的一败涂地,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董特首与陈方安生之间的矛盾也初现端倪。随后发生的入境处的纵火案,造成入境处官员梁锦光不幸以身殉职,却让董特首及港府乃至整个香港的建制派获得了大部分港人的同情,民主派失分不少。至于后来的立法会议员选举过程,也让我们这些局外人亲身感受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在那场选举大战中,无论是李鹏飞、郑耀棠,还是李柱铭、司徒华等辈政客,无不放下身价,与民亲近,而且,正是从那时起,“香港的堂吉诃德”——梁国雄,虽最终以微弱票数落选议员,却开始崛起于香港政坛。

有一起去港的同事谈及以上三个事件感慨道,香港弹丸之地,屁大的事都可被媒体炒得天花乱坠,也许香港三年发生的大事,都让我们在三个月之内目击了。到今年七月,整整十年过去了,上百度或谷歌一搜,果然这三件事至今还是香港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