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2010-07-02 作者：鲲西;王一桃
    今年5月8日是何满子先生逝世1周年纪念。《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何满子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一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组织编写，汇集了各界人士撰写的纪念文章80余篇，从不同角度，记述何满子的生平往事，论说其人品文品，评论其学术成就，品味其诗书文章。该书还涉及我国历史上很多重要事件和人物，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因而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和满子

    ■鲲西

    满子已矣，再不能听或见他的说笑声音。我强抑悲痛写我所知道的满子，或者异乎时人对他的怀思。

    上世纪50年代初有批判胡风之役，成立未久的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首当其冲。满子既不识胡风，更未卷入他们的文艺论争中，却误打误撞也被抓进去了。据事后他说，进去的是一座洋房，被拘者按编号不用姓名，但他却终于认出耿庸的略带尖锐的声音，知道他也在内。而他却和一个自称为秘书的人同室，有异于胡案。胡案终告结束，该服刑的都判了，终于有一天满子也走出了这座洋房。他是莫名其妙地进去，又莫名其妙地出来。这是满子的风格，到家第一句话就是去买一只鸡。

    新文艺出版社为胡案而抹黑，为此特在当时的法国俱乐部开大的茶话会，以恢复在公众中的形象。新文艺出版社原有古典组，时任其职的仅钱伯城君。此时条件成熟，于是在李俊老主持下正式成立古典文学出版社。俊老从各方面网罗专业人才，其中有胡道静、刘哲民等，满子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相交的开始。有二事可说:一是满子以他所定的工资级别不合他的水平，于是由我向俊老请示后改正；另一是满子出示他所写的《论〈儒林外史〉》一文，并云曾得夏公(衍)的赞许。在我看来，这是满子最出色的一篇文评，既有见解，而又文字风格优雅。或许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偏爱。于是，由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是否可出单行本。事隔这么多年，今已无法证实。

    满子多才，今人但知其洋洋大文，而不知在上世纪40年代，满子尚写影评，那时独霸影坛的是好莱坞电影，前些时偶于环球银幕上介绍老一代明星，其中有如英国的那个沉默的JamesMason，今人不乏明星粉丝，但止于格里格派克之类。我想起的是PaueMuni，他演的《告密者》以及《左拉》，特别是后一片演左拉我控诉，今谁能与我谈此，唯有满子而已。他一定能谈得更有声色。恨不能起满子于泉下。这是我所喜欢的今人不甚着意的一面。

    古典文学出版社对于一小部分人，若有尚健在者定会觉得是记忆中最温馨的一段，有同仁的和洽气氛，有俊老的爱护督促。而我口无遮拦，也伏下了祸根。但在这里还要插一笔，一日下班离去之际，满子邀我上他家吃夜饭，他于路上买了些熟食。家在江苏路近处，据说是李鸿章的产业，老式但极宽敞。吴仲华夫人应该先已见过，但两个尚幼小的女孩是初次看到。满子知我爱听音乐，他有许多“二战”时慢速唱片，一张两面就是一场交响音乐会。那晚放的是贝多芬Leonare　序曲第二号。

    我的记忆是不错的。接着应了好景不长这句话。此即是1957年有匈牙利之事，接着就是大鸣大放而转入“反右”。编辑部中钱伯城首当其冲，随着刘哲民以及我和满子。而两个小伙子陈文坚和王敬之像是陪葬一样也榜上有名。其详不能尽述。重要的是古典文学出版社不再存在了，而并入中华上编，其他出版社也相同。在中华上编我认为是出版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有帽者矮人一等自不用说，问题是牛鬼蛇神皆高居职位，及今尚有人以当时撰写的审稿意见视为珍宝发表者。未久上面号召支援外地，满子几乎不动声响，提出去宁夏，分别之际记不起跟他有何交谈。他是携眷全家去的。去后未久有信到编辑部云他拉板车，但小女生活不惯，那里只有辣椒下饭，去卫生站看病，恰好医生是满子的学生，云小孩没有病，就是营养不良！后此情况，只知满子在运动中又被逮捕劳教，几丧于非命，详情不知。

    1959年我被非法地戴上反革命帽子(即由当事几个人决定，而非法院判决)并投付教养，悠悠十九载，就这样过去了。满子似在“文革”期间也受冲击，被送回家乡农村劳动。“文革”结束，满子幸运地由俊老的援手先回到上海，以何生活不得而知。1979年在改革开放曙光中我也回到家了。在我几乎如梦魇中醒来一样。时戚铭渠同志任出版局长，由他和俊老之力，当然亦符合政策，我又回到出版社，此时满子已高坐在编辑席上。几度人世沧桑，重逢执手，我已记不起那时的感觉了。

    此时的古籍出版社还不是很纯净的，仍有一些杂质。详情未能尽述。而满子的灵感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各类文字及集子不断出现。我在元化同志竭力鼓励下也开始撰文，并于1997年出了第一本集子，随后又出多集，其中钱伯城与满子作序的有两集。一日忽接满子在电话中云，读了我写的《读王国维书信集》及《洋洋乎盈耳哉》(关于音乐)，备极赞赏。虽出于老朋友之口，在我依然倍感愉悦。这说明满子在写他那些洋洋数千字的文章所凸现的他的执著，他的决不妥协的精神之余，也同时能欣赏我那点小文，这正显示了他对于文章艺术的敏锐的感受力。谁说满子只写大文章，在与他相交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满子即在平凡事物中也能辨别出美的存在。譬如写旧体诗，今人附庸风雅者不在少数，然而依我看，满子的旧体诗可以称上合乎中国风范的佳作。朋辈中有云满子并能下笔作辞赋，我虽未见，但相信满子是属于浙东富春江的一个才士，此非虚誉，是我的认识，我所知道的满子就是这样的满子。

    有先哲说泉下的人更想念活着的人，较之活着的人想念离去者且百倍，其信然耶！其非耶！在我这篇小文中我所哀思的满子是真诚的，是我所知道的满子，一个笔下决不让人，实际上却是宅心至厚者。不知多少次前往徐家汇天钥桥路访问满子，而且总是在他书房内的席几相对晤谈，现在天钥桥路将我留在哀伤的记忆里。我再不忍重走那条路了。物在人亡，市景依旧，我们的友谊则是永恒的。

    香港和上海的对话——追思何满子

    ■(香港)王一桃

    印象中似乎您不曾来过香港。读《跋涉者》，从您这口述自传中也找不到您在港的履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你在西南曾有“不能去解放区也可转道香港再回内地”的打算，但一旦“英美卷入战争，上海租界将为日本鬼子占领，香港也可能燃起战火”，您“这条路就给堵死了”。

    香港出的书和您的金婚日

    但香港却有您这位何满子。您的《中国酒文化》，您的《中国爱情小说和两性关系》，都先后在香港出版。尤其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的《中国酒文化》更成了畅销书。如今想再买多一本也颇不容易了。此书带有民俗学性质，可读性较大，无怪乎洛阳纸贵，很快就销售一空。

    然而，对您来说，同样是商务版的《中国爱情小说和两性关系》的问世更令您难忘。事情来得如此凑巧:“在金婚纪念日这天，我收到了我在香港出版的新书《中国爱情小说和两性关系》。”您娓娓道来，“这本谈爱情婚姻的书，恰在金婚日寄到，不能不令人平添喜悦之情。”由此您想到“一生碰上的许多次‘偶然’”——

　　和“五四”同龄。“生逢新文化与旧文明搏击的关捩时会。”

    和“战乱”同生。先是抗日战争，继而解放战争:流亡、挣扎、抗争……

    和共和国同长。先是欢呼雀跃，继而“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才“走出噩梦”……

    和新时期同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又回到了生活的起点”，“一切又从头开始……”

    而所有这一切“偶然”之中，最大的莫过于1955年的“胡风案”，1957年的“反右派”和1966年的“史无前例”。您说，“在人生舞台上，我总是演被‘踢’的‘窝囊废’角色”。然而，在这“崎岖的跋涉之路”上，您竟成了一个最后胜利者。“金婚日”就是一个证明。

    不是么？“几十年的坎坷与艰辛，终于挺过来了！”对啊，“能挺住就是胜利”！更何况您和您的老伴吴仲华，一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还“相偕到白头，活到金婚纪念”……和您同在上海，与当年“胡风案”有关的朋友都来为金婚伉俪举杯祝酒，其中幽默诙谐的贾植芳还当众调侃道:“1955年锦江饭店，在座的人大多到的。这回要是出事，老何是罪魁祸首，该负全责！”

    这话表面说得轻松，实际上却颇为沉重！所引来的笑声也是带泪的——1955年偶然突发的事件不管怎样想从记忆中拭抹也拭抹不去啊！

    香港没忘您生活的“偶然”

    我同样没有忘却这个“偶然”。在香港大学的课堂上，我就对我的学生重温这个“偶然”。我说，那年我还在广州念高中，怎么想也想不到胡风会是“反革命”，而他周围认识和不认识的诗人、作家、学者竟会成为其“集团”中人！我也听过半夜公安持逮捕证抓人之事而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还写了一首《哀诗魂》。诗中我对屈原说:“我读你的《天问》、你的《离骚》/我读你的皱纹、你的发丝/但我不解七月派诗人于盛夏之中/何以全变成冻得僵直的冬蛰”？！而您，不正也冻得僵直？

    不仅1955年的“偶然”我不理解，1957年的“偶然”我也不理解。我对我的香港学生说，那年我正是从香港经广州转衡阳赴桂林念大学的。原来担任广西师院中文系系主任的林焕平一夜之间竟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然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曾经在日本参加“左联”、在香港创办南方学院并在香港“文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响当当的“左派”啊！而您，不正也和他相似乃尔？

    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那特大的“偶然”不只降临到您这“双反”双料的头上，连我这刚进而立之年的小知识分子也被波及了。如今，我对香港学生讲“当代文学”，就讲了曾卓的《有赠》，讲了牛汉的《华南虎》……全都是催人泪下、发人深省之作。再加上有了您这本《跋涉者》，学生将会对一系列“偶然”恍然大悟——这是我应该衷心感谢您和吴仲华大姐的！

    您给回归的香港提个醒

    开头说过，您这跋涉者未曾涉足香港，这是作为六百万港人之一的我深引为憾的。但令人欣慰的是您却早已“神游”过香港。您对香港的了解、认识并不比我少，甚至还比“身在此山中”的我还要深得多。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了。

    1997年7月1日，作为一百多年历史悬案的香港问题终于解决了！对这百岁游子回归五千岁慈母的怀抱，有谁不欣喜若狂，额手称庆呢？中国文史出版社就出了五十六万字的《青史流芳话港归》的纪念文集；而我，也写了一本诗集《香港火凤凰》(由萧乾题签，周南题词，中国文联副主席李瑛、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分别作序)，在香港出版。

    出乎意料的是，在普天同庆的一片欢呼声中，您给香港的不是兴奋剂，而是清醒剂！同年7月，您在报上刊登了《香港回归与香港文化》，旗帜鲜明地指出:“香港有大量好东西，特别是发展经济的好经验值得学习，但香港文化的消极面不可不警惕。”您将这一消极面毫不客气地公之于众，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大煞风景。但就算失之偏颇，您也请读者“略其形迹，取其神理”，“总之是提个醒吧”。

    上海和香港，可作为当代小说家笔下的《双城记》。您置身于上海，对香港寄以和上海一样美好的期望。您说“香港经济繁荣，贸易、金融条件一等”，对大家估计的未来的上海和香港将是中国经济更大腾飞的两翼，您完全投赞成票，然而对香港的流行文化却大摇其头，特别是对近十多年来香港文化(自然也包括台湾文化)对大陆文化的影响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负作用甚于正作用”。

    “香港打喷嚏，上海发高烧”，这话一点不夸张。“流俗歌星、甚么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之类，劣质影片，甚么‘戏说’和胡调言情打斗片之类，其影响都只能降低原有的文化品位，使之更浮薄化、市侩化、无聊化”——事实，难道不正如您所说的么？

    您还分析了香港流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指出“殖民地文化本来浮薄，只发展其市场性、实惠性的一面”，“不可能作为文化积累储存下来，其品格可知”。因之唯有以“无厘头”的花招来掩饰其“内容空虚”，以“玉女明星，一脱成名”来哗众取宠，如此而已！

    之所以要发此议论，是因为您把香港当作一家人，相信其回归后和内地“交往更盛于往昔”，因之“提个醒”既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