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提高内需，增强大众的消费能力，这不仅是个改善民生的问题，更是个经济发展能力的问题，因为，世界历史证明，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决定经济发展能力，而“世界奢侈品”的消费能力越强，则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越萎缩。因为，正如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老板们不干了”，一齐涌向上奢侈品市场，也就是说，老板们的东西卖不掉了。

　　一方钱多得没地方花，另一方却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十分艰难，消费市场惨淡，经济危机重重，我称这种现象为占有比率恶性膨胀导致的经济循环涌堵现象。所谓涌堵，就是占有率过高，使生产与消费两大结构的通道堵塞了，急需消费的没有钱，不需要（日常与技术消费品）消费的钱却多得没法花。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观点，这时候需要扶助中小企业，扩大就业范围，消化过剩产品。但事实上，中国生产过剩的部分，需要一定的收入水平给予支撑，也就是说，你得让消费者买得起。

　　从这个角度说，郎咸平先生的良方，如果在美国可能有用，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助推新一轮产品过剩浪潮的方法。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

　　一、高占有率膨胀与消费萎缩的矛盾

　　二、产品价格与收入水平的矛盾（产品价格与收入水平，必须有个相对动态均衡的、合理比率的状态，如果收入水平永远追不上产品价格，比如说房地产，电脑电视，汽车等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普通劳动大众就永远无法分享新的科技成果。普通大众无法分享新的科技成果，中国的科技产业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而且，被占居高端的外资，洗掠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从纯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普通民众达到哪个层次科技产品的消费水平，本国科技就会发展到哪个水平）。

　　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矛盾，但中国不是解决这个矛盾，而是从出口、投资与房地产三方面（通过制度与政策）解决，结果问题不旦没解决，而且问题严来严重。现在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解决这两大矛盾的关键，首先要有制度拐点，不能一方面说搞社会主义，一方面，也就是真实的一面，搞恢复剥削压迫制度。我们常说调整消费结构，但有人又大力推动剥削压迫制度的建设，这才是为什么消费结构越调整收入差距越大的根本原因。

　　刘国光先生在“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文中说：“因此 ,所谓的“思想解放”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 ,这是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向前进的;另一种是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 ,这将把我们的改革开放推到一个不是我们党所规划的方向。”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思想解放，才是全国人民想要的思想解放，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是权力与知识剥削阶级想要的思想解放，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只有存在剥削压迫他们才能得到良好的享受。

　　两种不同的思想解放，可以包容，但不可以以恢复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为主流共同追求的方向，如果以恢复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为主流共同追求的方向，这就说明中国出问题了。所以，包容不是纵容，更不能以恢复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为决策的价值标准。

　　刘国光先生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才是中国的改革方向，这就指明了经济学研究的大方向，即，如何在巩固、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与市场的融合？也就是说，计划中的市场与市场中的计划，需要有机融合，使之发挥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佳效能。还有就是，如何搞好不同经济制度下的企业管理，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应有之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存在一方面是物质存在（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是价值标准的存在共同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础，而社会意识形态则是价值标准的政治化，也即政治文化。

　　我们在思考以上问题的时候，其实正逐渐接近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矛盾问题，即，高占有率膨胀与消费萎缩的矛盾和产品价格与收入水平的矛盾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出在制度和政策上，那就得从制度和政策上解决。从制度上解决不是消灭新生的资产阶级，也不是消灭外资，而是从制度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制幅盖范围，有效控制经济占有比率，以提高收入水平的办法限制外资和私有经济的利润空间。

　　政府以利润为唯一追求目标，必然产生腐败的政府，因为，尚利时必以掠夺为目标。有人天天念企业家的道德经，其实，那是最无能的表现(或者是旨在保护恢复剥削压迫社会制度）。企业家的（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精英）道德是人民大众管出来的，而人民大众对企业家的有序管理需要制度支持。如果单方面由政府管理企业，比如说国资委，政府就可能同企业合谋出卖国家利益从中获利。中国从制度上调整经济结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只有经过巨大的阵痛，中国经济才能从泥淖中走出来，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因为，消费能力决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