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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经》？道德经, 原创 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经》？因为它可以在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随时给我们根本性的指导。




比如，对高调慈善这个社会热点的评述问题，《道德经》就在“正善治”中给出了原则，“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圣人以身作则，方而不割，坚持自己的操守，但不会与政令相抵触；廉而不刿，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但不会采取有损德行的方法；客观公正的同时又能顾及适用的范围；让人尊敬但又不会超越政令的尊严。就是说，圣人更要时刻注意维护政府的形象，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想做菩萨，当然是好事情，只是不要无意间成了反映社会不足的一面镜子。好事如何办得更好，不仅仅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还要在民心这个国家之本的大局上，从长治久安上多考虑考虑。对个人来讲，善隐则大；对公众来讲，前台由政府出面，后台加大透明度，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比如，如何理解大政方针的问题，《道德经》给出了实质性的理解。如永不争霸，可以最大限度地消减不利因素滋生的土壤，可以占据外交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地拓展生存发展的有利环境。这个原则的智慧在《道德经》的“动善时”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也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譬之道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宜为下。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欲，大者宜为下。

如不搞个人崇拜，靠法治不靠人治的问题，我们是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的。而老子在《道德经》中已经给出了深刻的分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在组织形式上，高层不搞个人崇拜，不依赖个人的英明决策，基层不为贤人的马首是瞻，而强调发挥管理阶层集体的智慧和职能，既不耍阴谋也不用阳谋，要的是民风的淳朴厚重；在管理方法上，用“德、法”作为治理的标准。归根结底引申开来就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这个也是“折腾不折腾”的本质。

如与时俱进，时代的声音反映在民心动态上，把握民心的脉动就是与时俱进的根本保障，也就是老子“心善渊”中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应用。






比如，做一个国学爱好者，怎样看待百家学说的问题。百家学说的实质，都是在“修齐治平”的大框架内提供参考。 一种学说能否成为治国方针，一要有合理性，就是要符合民意；二要有可行性，就是要使绝大多数民众能够遵守。所以，圣人治国一般都有高低两条线，高标准属于需要提倡的理想状态，而低标准则是要严格遵守的现实标准，两者结合共同构成治理方针的主体。杨朱的“人人为我，天下大治” ；墨子的“兼爱非攻”；问题就出在可行性上，属于理想治国，而庄子发展为“相忘于江湖”，则是属于空想了。法家的“法”虽然可以保证秩序，但是缺少和谐的人情味，道家“以正治国”就明确提出了“德法”结合的高低两条线，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儒家则是在高低两条线上，做的都不够彻底。如此，可以把握百家学说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认识我们古老文明的基本构成、传承脉络，并且具备基本的辨伪存真能力，打好国学学习的坚实基础。

如怎样理解“天人合一”的问题，《道德经》就给出了哲学上的解释。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自然之本、万物之母的“道德”，是一种本质的力量和这种力量的表现形式，是属于哲学范畴的“源起论、认识论”。这种本质的因素，“道”有“夷、希、微”三个特点和五种认识“道”的渠道（恍惚、有无、玄德、玄同、不道等五德）；二是在“法道”中，获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人处事的准则。也就是“道德仁义礼法兵”的层次问题，属于哲学范畴的“方法论”，分为“天道、地道、人道”三个方面构成。

而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本着“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的原则。天人合一，就是“两层”的合一。






比如，如何做一个好领导？怎样辨别自己追随的领导有没有前途呢？这个就是《道德经》“无为”的应用问题。根据《道德经》的实例，可以总结出来：“无为”是指通过对事物客观规律之所以运转的关键要素的掌控，从而达到 对事物运转的大趋势的把握的策略。因而把 主要精力放在必要的客观条件的管理上，给具体的运作人员以充分的信任和自由度的做法，称为“无为”。归纳起来说，“无为”的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一是方法的选择上，采用控制关键要素的方式来掌控事物的发展趋势，就是找到最有效率的方法。二是在推广这种方法时的方法或心态，“无为”暗中掌控关键要素，不露痕迹地做好“太上，下知有之”幕后管理者的工作，达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希言自然”的效果。因而老子的“无为”是一种更智慧，将积极性隐蔽起来的更老练的做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原则内最睿智的做法。

据此，我们可以看看刘邦、项羽、曹操、刘备和诸葛亮几人，那个是好的领导人呢？《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因为控制了关键要素，能够正确使用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才而取得了成功。

刘备能三顾茅庐，请来诸葛亮，委与重任，也是抓住了人才关键。诸葛亮事必躬亲，实质上只是一个高级的办事员，与用人的艺术不搭边；曹操二者兼半；刘备是用人的高手；刘邦是高明的人主；项羽只是一个实干型的闯将而已。老子讲“心善渊，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配天，古之极。”

我们“法道”法的是什么呢？重点不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而是“道”是怎样形成和管理自然万物的运转的，立场不是被管理者而是管理者。道并不是只有规律而什么都不做，而是具备了阳光、雨露、大地、山川等基本元素，构建起了基本的平台，然后就任由万物自由竞争，拾遗补缺而形成了繁茂的大自然，我们因为看到太多的弱肉强食、污秽丑恶的东西，因而认为自然太不完美，道的作用太无力，所以，没有认识到道的无为之法的奥妙所在，道正是控制了基本元素，保障大框架内的自由度，才会使万物得以的充分发展、生机无限。我们法道的关键是，学会“道”掌控自然万物的方法，来掌控我们事业的发展。

无为、有为的区别，不在于是抓全局还是抓具体，也不在于是搞人事还是搞业务，而在于将重心尽量向相对一线人员倾斜，满足一线人员的成就感、自豪感是对其真正的尊重，由此自然会迸发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来，是一种觉察不到管理痕迹的管理。这个也就是“不敢为天下先”的实质内涵，而压责任就是下属获得信任感、成就感的渠道。

事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领导人一般都会经历 由家族型、技术型、苦干型，向经理负责制、股份合作制转变的瓶颈，也就是干事为主到用人为主的转变。领导人在这个时期的关键任务，是大方向的确定，生存环境的拓展，是保持活力创造力体制的构建，也就是眼光和交际能力成为了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我们再看看几个历史人物在领导能力上的差距，如陈平和周勃做丞相的故事。汉文帝即位以后，因周勃功高（平定吕氏叛乱），就以之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有一次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审判多少案件啊？周勃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急地汗流浃背，脸都红了。后来又问陈平，陈平说，这个可以问廷尉。文帝又问，那一年国家收入多少钱谷？陈平说这个可以问搜粟都尉。文帝说，那这样的话，还要你这个丞相干什么？陈平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既然您设置了宰相这个职位，那么宰相的作用是，在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在下使万物都合适发展；对外则镇抚四夷诸侯；对内则亲附百姓，使卿大夫都各得其职。丞相并不是管那些琐屑小事的。文帝认为陈平回答地好。
出朝以后，周勃就对陈平说，您也不教教我怎么应对。陈平笑着说，您在那个职位上，难道不知道怎么做好那个职位应做的事么？况且如果陛下问长安有多少盗贼，您还能强回答么？周勃这才感觉自己的水平比陈平差了不是一个档次。于是不久就向文帝打报告申请退休了。文帝就以陈平专为丞相。

再看看管仲是如何重视人才、实用人才的，“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管子·霸言》）
管仲分配政事向齐桓公推荐不同类型的人才时说：“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司行。垦草莱，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蹬，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成甫；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虽不才，强成君命，以效区区。”管仲抓的是和陈平一样的航向和环境的问题。


《道德经》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老子看问题总是要更深一层的原因。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领导是有前途的领导，也就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了。




再比如，人际交往的一些基本与原则问题。如“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的问题，孔子讲的平等的人际关系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而老子讲的是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以德报怨”有更大的包容心，有利于教化取得长远的良好效果。如朋友之间钱财来往的问题，俗话说：“亲兄弟明算帐、先小人后君子”，老子则是直接指出了关键在于“契约精神”的实施，如“言 善 信”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诚信的话并不华美悦耳，而漂亮话并不一定能实践。那些草率承诺的必定缺少负责的诚信态度，而应承的越容易能真正履行的越难。所以圣人从不轻许诺言，而是慎之又慎。所以因为考虑周详之后，再作决定才不会有违诺之事。善于解决分岐的不依靠辨明事非来作依据，而依据对错来做标准的也不是最佳的办法。因为这样既使分出事非，解释清楚了，大的问题因事非分明而不会再发生了，但内心也会因为在辨别过程中据理力争，不互谅互让以胜负为结局而留下伤痛。还怎么能和睦相处呢？所以，圣人既使握有证据，也不会苛责他人。因此，有德的人以契约来规范行为，无德的人轻诺寡信，不立证据，一旦有纠纷就会以强行追索来解决。而天道并不偏爱任何人，只有那些具备美德的人，因为能顺天道行事，因此，才会获得益处。
如难得糊涂的问题，在《道德经》中，不仅作为治国的方针，还上升到了“稽式”“玄德”的高度。“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与物反矣”的“反”，相背，与“格物”相反的思路。参考【百度百科】：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个重要概念，其最早出自于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当时的“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有关。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水平，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

　　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格物致知”便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讨论。他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格物即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做法“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在这个从逐渐积累到豁然贯通的过程中，含有关于人类认识的一些合理观点。

　　朱熹在程颐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认识论及其方法。他说，知在我，理在物，这我、物之别，就是其“主宾之辨”，认为连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训格为至、为尽，至：谓究至事物之理；尽：有穷尽之意。他训物为事，其范围极广，既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他认为格物的途径有多端，上至无极、太极，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朱熹认为，“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人们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

如果是“穷究事物的道理”和“纠正自己的行为，加强自己的修养”，则是要详尽明晰，可以充分发挥智慧才能，进行各种尝试，务求获得真相；而如果是人员管理的话，则要重在包容含蓄，留有余地为好。水至清则无鱼，在“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底线之上，求大同存小异，难得糊涂，不聋不哑不做家翁。“格物、致知、修身”要“智”，要“明辨是非”；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愚”，要“难得糊涂”，重在风气淳朴，返璞归真，“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再比如，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个原理实质上和“无为无不为”的原则是相通的。如果想将孩子培养成为班长，怎样做呢？简单点讲，要做好两步：一是有事争先，评比居后。有意识地表扬别人的优点。二是注意培养将大事分解为若干小事来办理的能力，并且培养将小事分给不同能力的同学去作的意识。其它的，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功成身退”，“祸福相依”的问题，大家比较熟悉，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好人”，更要培养“能人”。不仅培养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更要培养有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综合型人才，也就是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而《道德经》恰恰就是这个核心中最精华的部分。吕坤《呻吟语》讲人才“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道德经》就是要培养出老练、睿智的担当者。




最后，再说说修身养性的问题。如果从具体的方法来讲，有许多的门派，各有各的特点。但是，从功法的共同要求来讲，则是相通的，就是“致虚极，守静笃”。“致虚极，守静笃”的深刻内涵，有三个方面：
一是讲善摄生者所处的正确状态：虚既是无中生有，也是有返为无；既是洞若深空，也是博大无垠；是虚怀若谷，也是春风溪谷；虚是空，是包藏，是心怀宇宙，也是散，是无我、无神、无时空。静是大动若静，是静极生动，是不动如山，是浑厚若浊，若朴；是静观，是内照五蕴皆空；是旁观，是亲近随顺，是耐心、爱心的守侯；是小苗破土的恬静、欣喜，也是波平如镜时对一个气泡泛起的洞察力，更是虚怀若谷时一丝微风的掠过，也是万籁俱寂时忽有天籁之音的感悟。
二是讲达到善摄生的正确方法：静极生动，天地静而万物生。而达到静的方法是虚，由虚致静，虚是空，是散，是放下，是无我、无时、无空，是破除肉体障碍后的神藏寰宇，是物质世界幻化后的精神显现，虚到极处静自至，虚极则静极，虚静是同体，共同构成生生不息的原基础。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既讲了“致虚极”的途径，也讲了“致虚极”的效果。
三是讲判断摄生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大道至简，至公，至朴。佛讲十念法、戒定慧，魏伯阳的《参同契》，吕纯阳的《百字铭》，根本内涵都在“致虚极，守静笃”这六字大法中，这是真正的大法，是上天梯。“致虚极，守静笃”是贯穿于摄生的方方面面的根本大法，随修炼层次不同，而体会也会千差万别，唯行可知。


《道德经》首先是哲学经典，具有为人处事中普遍的指导作用，我只是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供大家参考，由于能力所限，难免挂一漏万，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斧正。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