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经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制度基础-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摘要】用卡尔·波兰尼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和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可以发现造成我国目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基础存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农村家庭经济被破坏，因此用“整体互酬”、“风险再分配”的方法重建农村家庭经济，并以之来巩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社会风险;整体互酬;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学;农村家庭经济

　　一、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与实践

　　对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探究正在成为学界的热点。一般思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合理的征地补偿和以土地换保障。这种观点认为，在大幅度提高土地补偿金和安置费的数额、改革资金的发放方式、杜绝各级政府和组织的克扣的基础上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专门用于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研究者提出了立足与“补偿”与“保障”双重基础上，通过调整土地补偿安置费分配去向，再造其内部组成结构和资金功能，构建复合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1]二是将土地资产作为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提出了“土地产权货币化”理论。其基本思路为，在坚持并进一步强化农民对土地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凝结在农村土地中的所有权、占有权和经营权的货币价值进行核算，然后根据产权运动的形态，将产权货币收入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性资金来源。有人大胆地提出容许把土地资本量化到个人。[2]刘家强教授通过对成都市被征地农转非人员的社会保险办法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基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重构的前提, 以农民对土地事实所有权的基本假设为理论框架, 深入分析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在替代土地功效、解决基本生存与保障问题上的优势与成效,从而提出了提高制度的绩效性、替代性、公平性和持续发展性。[3]

　　与此同时，全国部分地区也进行了一些有效的尝试。比如，湖南省采取了“补偿+保险+再就业”的措施，出台政策保证“征地补偿不低于法定标准，补偿费用不拖欠、不挪用、不侵占”，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酝酿试点推广‘征地补偿变养老保险’的征地保险模式”，“商业保险组合推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拆迁户保险、务工人员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涉农险种”，“省保险行业与政府有关部门酝酿推出‘政府+保险公司+农民’的补偿金发放新模式”。[4]重庆市以“政府主导,保险经办,市场运作”为指导思想，将原来直接补偿给失地农民(男50，女40)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全额或者半额)，按自愿原则委托给适合的商业保险公司，由其代为进行资产管理和运作，保险公司按年利率10%的标准，按月向参加计划的失地农民支付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大致相当于当地目前的城市“低保”标准);而政府则作为最后责任人，以利息补贴、支付管理费等形式，给予制度保障。[5]浙江省主要采取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和综合前两者的模式，尤其是在综合模式上，实行退休年龄阶段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劳动年龄阶段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到劳动年龄阶段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费三级保障。

　　综上，目前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层面，比如征地赔付制度、土地置换制度、综合保障制度、市民化社保制度、土地产权明晰制度等。毋庸置疑，这些制度设计作为实现和扩大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些制度的安排中，如赔付的标准、失地农民的持续生计、土地置换后原土地溢价的分配、乃至失地农民平等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可持续保障等问题，都仅仅着重考虑的是失地农民的后续生计问题，而对可持续保障考虑甚少。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从制度设计赖以存在的基础来考虑。

　　追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最终基础，必然是对农民财富增长的有效保障，而农民财富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要重建农村家庭经济。

　　二、当前的农村家庭经济发展状况制约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完善

　　(一)制度分析的视角

　　制度分析就是致力于从一个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和历史的视角，考察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及这一制度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互动。卡尔·波兰尼认为，经济是一个制度化进程，是植入或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观念文化象征结构之中。[6]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能不决定行为，但必定影响行为，决定行为的因素是和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观念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被他们理解为个人利益偏好。上述思想为我们把经济活动与政治行为统一到一个生活世界进行考察提供了分析视角。社会保障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并不总是个人利益偏好，而是各种利益在各种制度影响之下(博弈)的结果。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现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在于忽视，或者回避了农村家庭经济这一社会保障制度基础。。失去土地后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代之以离乡背井的外出务工或经商，并且，获得不同的失地赔偿，加速了核心家庭的意义解体，家庭作为最后保障的功能一方面强化了“储蓄经济”，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突出。

　　家庭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其所具有的“互酬”和“再分配”的功能，使其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建立稳定和可行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视角。波兰尼认为人类社会系统有三种支柱交换模式，即互酬、再分配和市场交换。他指出，前工业社会长期存在的互酬和再分配交换模式，乃是植根并嵌入于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以货币为媒介的近代市场交换模式，则成为控制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非嵌入交换模式。[7]日本学者高野平次郎认为，波兰尼提出的“互酬”和“再分配”意味着经济学的两个基本行动原理，而“市场”模式，只不过是“经济决定论”“被歪曲了的看法”。波兰尼把“劳动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别名，把土地看作自然的别名”，认为“货币只不过是购买力的象征”，它们本来不是商品。对于波兰尼来说，“把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强制化了的市场才是万恶之源”。如果剔除文化传统对于现行制度和市场行为的保护，人就会陷入罪恶深渊。也就是说，市场交换模式脱开了“互酬”和“再分配”，其影响将是可怕的。虽然波兰尼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与马克思一样，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架起了一个可以互通的桥梁：社会公正和公平的内在矛盾可以在“互酬”和“再分配”过程中实现。

　　循着这一视角，现今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逻辑是，有地可失———政府补偿———社会保障，它完全脱离了传统家庭的稳定结构，“互酬”和“再分配”的功能实际上被政府这个“家长”掌控着，农村家庭和家庭经济总是淡出在“家长”视线之外。

　　(二)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

　　乌尔里希·贝克从与连续性和非连续

　　性相互掺杂的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两个主导性的观念角度，探讨了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一种生活在火山口上的工业文明———风险社会。他认为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并且，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而发展。贝克的基本观点是，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短缺社会的分配，正在与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再生产和分配一起，重叠构成着现代化社会的危险。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8]

　　风险社会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一个潜在的矛盾便凸显了出来———群体社会与群体社会的阶级文化、传统的丧失，特别明显的是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一种内在工业主义中的传统性的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铭刻在工业社会的建筑物上———铭刻在‘阶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的模式上，或铭刻在对‘科学’、‘进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时，它们的基础开始在现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8]

　　在中国，现代化诱引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流量、流向开始发生剧变，特别是日益壮大的农民工队伍和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又迫使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用权。现代化和城市化在客观上形成了影响中国家庭，特别是广大农村家庭的力量。“家庭结构急剧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家庭由‘生产职能’向‘消费职能’转向;夫妻关系由依附关系转向平等关系，随之也容易出现婚姻破裂、单亲增多;独生政策会使未来社会赡养老人的比例成倍上升，[9]核心家庭的意义和结构逐渐消失。

　　中国农村家庭经济的破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和谐。失地农民的无根化，征地补偿过程中的纠纷，农民进入城市的边缘化，农民工与资方的冲突，农村社会的弱化等，日益演化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因素。而这一切问题皆导源于失地农民核心家庭的解体和家庭经济结构的崩溃。林义教授认为，“以家庭为轴心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家庭文化观，在根源性层次上制约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经济行为和经济社会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变迁轨迹。家庭及其扩展的家庭结构，是人们各种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亦是一个基本归宿点。在长期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国社会逐渐演化为极其稳定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构架。”[10] 这种长期积淀了基于家国一体社会传统结构的家庭经济关系，生动体现了波兰尼的“互酬模式”，并“作为贯穿经济制度的一个中轴，下启黎民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上承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宏观经济，形成了非常合理的复式资源配置机制，区别于西方经济体制的单一发展路径和运行轨迹。”[11]在西方政治经济史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永恒的命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政府应当而且能够扮演好‘家长’的角色。但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发展进程表明，政府能否扮演好‘家长’的角色，事实上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不具备家庭文化基础和家国一体社会结构的西方社会，政府扮演家长的角色，必然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产生尖锐冲突。”[12]

　　中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制度建立，面临着强大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阻力：失地意味着失去了家庭经济的必需生产资料，失去了“互酬”的基础，有地的农民开始大量离开赖以为生的土地，核心家庭失去了支柱劳动力，开始分崩离析;对于个人而言，乐意接受现金储蓄，而不信任其他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现代工业化摧毁了传统中国的家庭结构，并进而影响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的个人传统开始指向现代意义上的家庭。[13]由此可见，目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现代化“风险分配”和“市场交换模式”对农村家庭经济的忽视或破坏，而有效的解决办法必须是基于“互酬”和“再分配”模式的农村家庭经济的重建。

　　三、重建农村家庭经济和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路径

　　“家庭经济是以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进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形式，它是一种在家庭范围内合理组织生产力各要素，体现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关系的形式。这种经济形式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新型农村家庭经济主要包括生态家庭经济、现代家庭农场、农村家庭工业、联合型家庭经济、家庭市场经济等形式，它具有现代化、市场化、家庭化等基本特征。是传统的家庭经济形式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形成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的、有顽强生命力的新型农村家庭生产方式。”有学者提出应该从产权制度、税费制度、市场制度等支持家庭经济的发展。[14]我们认为，农村家庭经济首先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它植根于家庭结构，又与现代资本和技术结合，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家庭组织结构传统的背景下，家庭经济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还未充分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前提下，农村家庭作为经济实体，组织生产力要素，参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失去土地以后的农民家庭经济的重建，是一种生产资料变更前提下的生产力要素的重组。

　　下面，我们借用制度分析的范式，对重建我国农村家庭经济和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路径进行一定的探讨：

　　(一)以整体互酬为指导，重建农村家庭经济

　　波兰尼认为，“互酬是指人们提供最适合的生产产品和服务与亲近者共享，亦可称为对称集团间相应物品和服务的互动”。“互酬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一种默契和亲属关系的体现，生产和交换的动机并非出于盈利，而是遵循有传统和习俗决定的一种潜在的社会责任。互酬模式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交换传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通常体现在家庭关系及家庭以外的密切社区关系之中。”[15]鉴于此，农村家庭经济的重建，要做的以下“三互”：

　　首先，政策取向上互认。政府要扮演“好家长”的角色，就应该担负起对社会大家庭的责任。某一政策的推行及效果，并不总是和强力维系成正比，而是与民心向背、得失成正比。因此，公共政策的取向应该最大程度、最广范围地与失地农民的需求保持一致，而不应只考虑如何低成本地把农民从现有土地上分离的现实难题。同样，失地农民也应考虑自己失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把自己的需求与政策供给相结合，这样也就实现了一种和谐的政策认同。重建农村家庭经济的政策取向，包括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商业保险体系、再就业或创业渠道、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以后的配套政策等。其次，利益分配上互惠。发展失地农民的农村家庭经济，一是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所失的酬偿，即在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上面做加法，在部分获益较多的行业做减法，尽可能把单个农村家庭经济的总量做大。比如，提高现有土地补偿标准，或者延长补偿年限。在执行补偿标准方面，建议将现有的标准由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到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延长补偿年限方面可以参考城市就业人员的退休年龄，而在实际支付上可以采取延期支付。二是土地溢价再分配。土地溢价是农村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同时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农民也先天拥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政府和集体应该合理计算土地的当下和长期收益，并以一定比例返还给失地农民。在一次性按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后，土地溢价的返还部分可以作为基金，每年以基金利息的方式返还给农民，或者由政府强制纳入社会保障。这两种办法可以使失地农民获得可靠的家庭经济基本保障。

　　再次，文化价值上互信。中国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深厚传统，这一传统植根于独特的家庭文化观念，家庭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失地农民生存方式的改变正在对这些文化价值传统形成挑战，并最终体现为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进而对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在重建农村家庭经济时，必须考虑“和合”文化传统。

　　(二)以风险再分配为指导，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风险再分配，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失地农民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风险进行的转移或分担，相对于农民本身，风险再分配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多方承担和救助联动。首先是失业风险再分配。农民失地，并不意味着失业，只是失去了一种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技能。从纯粹就业的角度来讲，传统生产和生活技能的改变，与个人能力与职业要求直接相关，与土地流失不直接相关。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变被动补偿性保障为主动获取性保障，加强对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提高和扩大对失地农民就业渠道的拓展，包括政府划拨专项资金组织的集体规模培训，如：社区培训、职业院校义务培训和行业针对性培训;对土地使用者征收的税费，划拨一定比例作为专门的再就业培训基金和失地农民的创业补贴，定期公开基金和补贴情况;政府对主动接受失地农民的企事业单位，减免税收、给予适当政策优惠，鼓励社会用工单位积极吸纳失地农民;新闻宣传部门和大众传媒，应该积极承担技能知识的传播和先进人物的宣传，包括开设电视专栏、广播讲座、创业光荣榜等，鼓励失地农民参加技能培训和自主创业;失地农民自身转变就业观念。

　　其次是重大事故风险再分配。重大疾病、伤亡、自然灾害和重大财产损失等，对失地农民的影响犹如雪上加霜。实行重大事故风险再分配，就是要在政府、集体、社会、社区、用工单位和个人之间，建立联动机制，真正实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一联动机制内部，商业保险应该走在最前面，失地农民也应积极参加商业保险，主动规避重大事故导致的经济风险。失地农民所属的集体，应该建立失地农民重大事故的抚恤机制，设立专门扶困资金。

　　再次是农村家庭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风险再分配。由于农村家庭经济参与市场的渠道比较复杂，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界定，从而为风险再分配带来了难度。但政府和社会可以提供制度保障和咨询服务，比如，建立和指定专门的代理机构，专门为失地农民提供投资代理，并规定以不低于当期商业贷款利息的标准，提供投资回报;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金融代理机构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免费咨询;政府贴息以土地溢价的延期支付部分作担保申请再就业或创业贷款;工商、税务和市政管理部门，减免失地农民从事经营的税费等。

　　作者简介：朱霖，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2008 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学。郑军，绵阳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西南财经

　　大学2008 级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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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李放,魏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路径的研究综述[J]. 人口与经济,2007(1):75-79

　　[3]刘家强,罗蓉,石建昌.可持续生计视野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与思考[J].人口研究,2007(4):27-34

　　[4]汪金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问题及其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7(1):48

　　[6][7][15]林义. 波兰尼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及其启示[J].财经科学,2001(3):71、81

　　[8][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P7～9

　　[9]赵长明.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病及对策[J].探索,1992(6)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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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Fung Yu-Lan,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Fung Yu-Lan,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8,p632-634

　　[14]谭宗宪.论新型农村家庭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持[J].安徽农业科学,2005(4):562-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