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重启人民币渐进升值进程

    6月19日晚，央行在其官方网站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央行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汇率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消息一出，舆论普遍认为：央行在为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作准备。

    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其实，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必须走的一步棋。央行关于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表态，标志着因为金融危机影响而采取的临时性固定汇率政策的结束，人民币将重新走上小幅渐进升值之路。

    汇率改革早已蓄势待发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一直承受着国际、国内舆论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强大压力。

    汇率政策是一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当主动操作和自主实施。然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似乎落入了被动反应的怪圈中。外部施压，内部反弹，大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架势，以至于采取两个“凡是”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你压我升值，我偏不升值，你要我市场化，我偏加强管制。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改革不可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但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长远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当把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外国人的诉求区分开来，从本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在考虑外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

    早在今年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原则下，发挥汇率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从今年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和‘新36条’的实施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一直在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重启作准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政府已经为人民币汇率改革做足了铺垫。

    在5月底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上的语气和立场有所软化，美财长盖特纳承认人民币汇率改革应由中国自行决定。河北大学金融系副教授杨丽分析称，人民币汇率已成为中美政治经济利益博弈的一个筹码。如果双方在谈判桌上就利益交换达成妥协和协议，那么人民币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小幅度升值。在这次中美对话中，“以合作的方式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措辞给外界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人民币汇率改革重启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但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时至今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经济运行已趋于平稳，汇率改革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较低，从管理热钱的角度来看也为汇率改革创造了有利时机。

    渐进升值符合中国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国内外主张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呼声不小。尽管任何货币的汇率都有相对稳定性，但人民币汇率机制缺乏弹性是事实。权衡利弊，择机主动重启汇率渐进调整，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掌握主动。

    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增长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客观上存在着对本币进行价值重估的需要，否则容易造成内外经济失衡。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及其潜在的贬值风险，就是其集中反映。

    2005年7月，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一方面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是看到在扭曲的汇率价格下，导致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在中国生产，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环境成本。国际金融危机前人民币对美元缓步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当前这种必要性更显迫切，重启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暂停的汇率改革并非外部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教授认为，央行选择现在推进汇率改革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缓解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二是促进外向型企业的结构调整。

    笔者认为，在短期之内人民币未必会对美元有明显的升值，因此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但从长期来看，增强汇率弹性将有助于逐步减少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推动消费成为更加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口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资源、能源这些方面的消耗需求越来越大。如果人民币能够有一定幅度的升值，显然进口东西就会相对便宜，对抑制通胀是有帮助的。

    人民币汇率重启渐进调整进程，也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对外经济关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木秀于林”，继续维持2008年7月以来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易给外界提供对华实施贸易制裁的口实。随着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以及G20峰会即将召开，美国国会和政府又开始施压人民币升值，就显示了这种风险的积聚。

    不会重蹈日元升值覆辙

    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恐惧者，除了担心对出口企业和就业造成不利影响外，内心更忧虑的是生怕重蹈日元升值覆辙。很多人都把日本经济变局归之于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甚至用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来警示国人。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近日就发表博文大声疾呼：“人民币汇率必须顶住升值压力。”

    其实，对日本经济变局也有另外的解释。当年主管国际事务的日本央行副行长2007年曾经明确表示，日本经济变局不在“广场协议”，而在此前行政系统决策频频出现问题时，早就应当开始的日元升值和其他结构性改革迟迟得不到解决，才导致了此后巨大的经济泡沫，特别是在房地产和金融投资等领域。

    对此能够提供例证的是当年联邦德国的发展案例。德国马克在美国的压力下升值，但德国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马克升值以后德国经济继续向好，并未出现日本的情况。目前，我国的生产率、收入水平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程度，都与签订“广场协议”时的日本有很大不同。或许中国还处在日本当年“早就应当开始日元升值”的那个阶段，中国经济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和回旋余地。加之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且速度不慢，当下无疑是中国进行汇率改革的有利时机。

    当然，在汇率改革中我们必须坚持自主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绝不能像当年日本那样被迫大幅升值。最近，欧洲债务危机仍在不断发酵，对我国的出口多少会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是在自主、渐进、可控的情况下进行。只有人民币小幅渐进升值，才会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有利。

    理性看待外部压力，有利于打消人们对重启人民币渐进调整的顾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考虑对方的关切，与屈从于外部压力有天壤之别。但凡符合中国利益之举，不因无外部压力而不为，亦不因有外部压力方为之，这是“以我为主”的原则体现，更何况人民币汇率改革本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