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1908—2008比较

拐点：1908—2008比较

作者：夏白鸽     

我今天讲的题目或涉及的观点，说句实在话，涉及的面比较广。它涉及到政治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甚至心理学、哲学、宗教学，可能都涉及到了，我真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可以说知识还是相当的浅薄，我非常希望与在座的，在这方面有兴趣研究的专家、学者或个人能够有一个沟通。因为在国外长期上课形成了一个习惯，互动式讲课，如果你没有听清，需要我重复的可以给我一个示意，让我再说清楚一点、重复一下，也应该留下很多时间给各位，因为大家要提些意见呀，要反驳呀，或表达一些看法。所以尽可能把我报告的时间压缩一下，在这里我想额外说几句，我长期在海外生活，可能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国内有一些不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前两天遇到一个遭遇战，我是北京的老三届，我们中学老同学聚会，遇到一起在山西插队住在一个院里的老同学相聚，谈到各自的生活、变化，我也谈谈回国的一些感受。同学说你受西方影响太深了，（笑声）是不是受西方敌对势力影响太深了？怎么看待问题的标准已经脱离了中国实际，这给我一个提示，可能有这个问题。我说一个真实的经历，我第一次回国真是很可笑，当时住在一个车水马龙的闹市区，可过马路找不到人行横道和附近的红绿灯，路并不宽，我几次思想、努力就是过不去，还是我的妈妈搀扶着我才走过了马路。这就说明我在外面生活习惯了，作为华人失去了自我，回到华人社会，反而觉得有一些困难，这当然是一个生活例子。如果说在我的报告中有些言辞说得稍微激烈了一点，希望各位能理解。因为后来我的同学理解我了说：“你肯定是作为华人，看到中国的一些现状着急。”我想这话有道理。在外面常常碰到自然的会做一些对比，哎呀！中国怎么会这样？老是这样想，真的是这样想。所以在我表述中有与国内情况脱节的，一个可以包涵，一个也可以给我指出来。

　　当然，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进行比较的时候，比如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肯定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国外的研究比较就更多了，他要研究中国问题，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国外批评中国问题的一些文章，我因为是在汉学领域工作，比较知道他们的研究方法，他们对中国某一个问题研究时，不是简单地说你们中国怎么样，或者做一个纵向的比较。你今天是怎么样，过去是怎么样，不是这么简单。他会一下子撒开，这个问题中国是这样的，日本怎么样，韩国怎么样，越南怎么样，印度怎么样，甚至拉丁美洲一直到南美洲怎么样，他会这样横向比较。这当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新的方法，还有就是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等全部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比较。比如我们要开国际研讨会，往往不会单独请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比如研讨中国历史问题，他不会只是请历史学家，还会请各方面的专家，甚至请印度学家一起来研究。这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方法。那么当我们进行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纵向、一个横向，当然我今天不会横向比较，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很多事情很多国家的情况怎样我不清楚，但是确实西方人却往往在做这种对比。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信息量的问题。因为在外面，对中国的某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确实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下面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汉学，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因为在欧洲中部的维也纳大学，我们培养的学生基本来自欧洲的各个国家，以奥地利为主，包括原来东欧的一些国家，象匈牙利、塞尔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当然也有部分西欧的，比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等。他们到我们系来学习会有他们的目的，有的想到中国大使馆工作，甚至目标就是未来奥地利驻中国的大使，或者某个国家驻中国的大使；或者到一个与中国有很多关系的国际组织；或者到欧洲与中国有关的一个大企业；或者留在研究部门，一些基金会，他们会对中国的一些问题提出研究报告。汉学作为正式的一个学科：维也纳大学社会科学院东亚研究所汉学系。我们研究所有三个方面，一个日本学系，专门研究日本问题；还一个韩国学系，专门研究韩国问题；还一个就是汉学系，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当然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研究中国问题会从不同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各个方面，这样课题就非常多。比如现在一些专题组在新疆喀什，研究儿童的健康状况，他通过儿童的健康状况也看看中国的医疗制度。再比如说研究上海合作组织，虽然苏联、东欧解体了，这个国际组织怎么又会重新出现？而中国在中间怎样运作？当然也包括学雷锋运动，这也是他们感兴趣的一个课题。他们眼光会很多，基本不受什么限制，各个方面都想研究，从很细微的到整个国家的形式，这是他们的目光。我就是讲各方面的信息量确实很多，我们真的很受影响，并不是说我们愿意受这个影响，跟这个没关系。如果每一件事，我们能够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信息量，我们会进行比较，比如“毒奶粉”事件，比如今年发生的那么多事情。我们会看各方面的信息，不会单一的看问题。我们要经过自己的头脑去筛选，这是说我们在看中国问题时可能会受到这方面影响。这个我觉得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果你不给我正确的信息，我当然无从判断，我只能从得到的信息中去筛选、得出自己的一个判断来。这是下面，在我讲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的，我选取了一些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不是道听途说的或某一个媒体报道的。这是我今天正式开讲之前想向诸位说明的。

　　下面我们就讲一讲今天的题目, 选择了一个拐点。什么是拐点？就像人走路，拐角拐过去。这是最近新出现的一个词汇，我只能通过自己的理解，不知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辆车，拐弯时方向盘不能直打，直打就撞到路上去了；如果是火车，弯道会更长。如果讲到1908年的历史，究竟怎样是一个拐点？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讨论时再往下说。第二我想说为什么选择1908年与2008年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今年是2008年，再往下还没走呢，我们不知道。今年又是一个多事之年，可以说今年是大悲大喜、大起大落，包括中西的融合与冲突。你看看西藏事件和奥运会这简直是巨大的反差，很有戏剧性。奥运会刚结束，马上又一个“毒奶粉事件”，这事还没完，“神7”上天。一件接一件，每一件都可圈可点。当然我不会这样去漫谈这些事，我只想说为什么选取1908----2008年，尤其是1908年。我还得讲得简单、通俗一些，还要谈谈我回国的感受来引出这个概念。我前段时间到杭州去，因为我原来在杭州工作，看电视新闻是杭州市的警察在汶川县执勤，看到骑摩托车和电动车的人不戴头盔，为了安全会劝阻下来给他个头盔。这在国外确实是有，没戴头盔上路是不安全。我看完新闻第二天就到大街上找头盔，看看在杭州有多少人戴头盔，结果我发现一个都没有，好容易找到一个还是外国人。警察也不管，也不建议你戴头盔。这个问题说明我们在发展道路上，我们会认同一些对我们自己好的事情，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习惯。我们如果用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会发现中国在发展中出现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常态，一种是特殊环境或状态。汶川地震之后，外地警察支援汶川，要求戴头盔，这是一种特殊环境；他会拿最好的最先进的，或者说与国际接轨的一些标准去要求；但是在常态时间，我们就发现没有。最典型的，就是刚刚发生的“毒奶粉”事件，现在我们可以看新闻报道，政府对内、对外让大家一定放心，我们一定建立一个制度，一定保证食品安全。但是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说得，因为你出了事情呀。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在常态下没有这样的机制。要事后来说，当然这也是人类在接受自己的教训的发展过程，问题是这个教训不能总是重复出现。假酒事件、假药事件，奶粉问题2004年就已经出现了，包括“非典”这样一些问题。但是这么多年走过来，还是要重新建立这样一个制度，那么以前为什么就没有建立呢？

　　“神7”上天了，举国欢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神7”如果在科研期间，采取这种投机取巧、偷梁换柱，采取一些非科学的办法，它会曾样？当然那不可能上天，但是中国人做到了，上天了万无一失。奥运会也是，申请下来多少年前就开始筹备，结果这么长时间，基本做得非常到位。如果我们的国家、政府，或者说包括在座的多数人，大家对自己身边事情都采取像“神7”上天、举办奥运这样一种心态，那么就不用再担心外国人说什么。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外国人老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非常激烈的反应。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国人自己对于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先做出激烈反应？上次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谈了，中国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开始解决毒奶粉也是，从目前一些迹象看，去年十二月就已经暴露了，到今年8月地方政府和三鹿公司也知道了，但是直到9月新西兰政府通知中国不起作用，新西兰总理直接和中国政府对话立刻就出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事情只有一些苗头时就解决掉。上学期我们另外一个教授开了一个课：中国的信访。这是在其他国家的制度里没有的，也算是中国一个特点。但是反映出来的问题也能反映我们体制上存在的问题。现在信访几乎形成这么一个规律，如果地方或个人有问题，没有办法把意见表达出来让别人知道或知道了也管不了，就只好信访或叫上访。在北京市政府或中南海门前，地方政府会更多一些。可是我们发现这些信访问题常常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也是我们国家对外公布的。原来3人以上是一个群体，前两年是20人以上是一个群体；原来是一年几万起，现在一年十几万起。我发现有这么个规律：上访解决不了问题，我和平请愿，再解决不了问题我和平抗争，再解决不了问题——“咣”。这就形成规律，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不能解决呢？那就回到下面将谈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缺乏一个监督机制。包括政府自己，虽然有一个质量技术监督局，但这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这个扯得比较远是为了引出相关话题，我们又回到“头盔”的问题上，这是一个生活方式、生活常态的问题，龙应台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原来在海德堡大学任教，和我是同事，我原来在海德堡大学，她去年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讲到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问题，她认为在台湾，人们已经接受了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是一个生活方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没去过，但至少从现在的情况看有一定的道理。台湾的政治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一点，所以可以把前总统陈水扁作为调查对象，台湾可以这么做，不怕会引起动乱呀，内部不安定呀，说明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在政治上相对走向成熟。台湾经常上演议会打斗的闹剧，但是在处理陈水扁的问题上很果断。因为前总统的问题，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涉及到权威时，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至少目前没有看到台湾有什么很大的问题。这就变成一个社会生活方式。

　　我再举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我在杭州住的地方，有一个东西向宽、南北向窄的十字路口，我出国前后都在这住过，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如果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原来车流很少，大部分是自行车，后来各种各样的汽车越来越多，豪华汽车越来越多。但是这个路口至今仍常年没有红绿灯，公交车从这过、小轿车从这过、上班的、运输的车都从这过，我觉得这么挤这条路肯定会垮掉，每天都得出事故。可这么多年几乎就没出什么事故，但是因为吵架等事情，经常等上几个小时过不去，但最后总还是往前走了。这很像中国改革之后出现的状况：一直在拼命往前走，这是我的方向，我就往前走。后来变得有红绿灯了，大家就开始遵守交通秩序，至少车不敢闯红灯，相对来说就有规律了，大家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共同遵守。但是行人看见红灯就闯，有车也不管。可能我们自我管理的意识还是弱了一点，自己的生命都不怕，不顾法规，照走不误。如果是这样一种国民素质，中国要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民主问题，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有个报纸曾经轻蔑地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中国要进行立宪改革。我们日本做这个的时候，首先要夺回制外主权；第二我们有50万军力，军事够强大；我们的国民头脑中人人有民主的想法。”这话是在1906年说的。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采访了一个著名的美国学者，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个人说：“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了……”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现在敢这么做实在了不起。是说谁了不起？说慈禧了不起，敢进行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但现在中国还做不到，至少50年，如果你现在走得太急就要翻车，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你这个社会肯定会凋亡下去。这是1908年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美国人预测的50年老早就过去了，都100年了，我们现在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说我们立宪改革已经起步了。

　　下面可能就要涉及到一些比较枯燥的东西了，咱们回过来再想想咱们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我刚才说过我是老三届的到山西插过队，盖房子时干打垒，用木板夹着土坯，用木棒打垒。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介绍在河南二里沟发现夏朝的古都，中国5000多年前修城墙的方式就是干打垒。当我看这个新闻时我发现5000年前的干打垒和1970年我在农村的方式没有任何变化。我不是要说中国的发展落后，是觉得历史在缩短。5000年前这样盖房子，我们现在农村还这样盖房子。但是，我如果给你们读一些资料，你们来品味一下是什么样的感受。香港《南华早报》在这个月18日发表一篇文章讲中国在亚洲的作用问题，亚洲国家都不愿意挑头处理这个事情，中国也是非常小心怕惹麻烦，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相当谨慎。再读一份资料，这是1979年蒙古《真理报》，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反华文章。文章说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传统就是大汉族沙文主义，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毛分子的对外政策以及成为这一政策基础的所谓“三个世界”理论的背后隐藏着把马克思同秦始皇连接起来的毛泽东的意图。具体说来就是中国霸权有历史传统。这是当时的语言翻译过来的，不知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理解，我不做任何评价，他是对还是错。我只是说当时蒙古国对中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你看这个差距大不大，现在《南华早报》说中国不愿意在亚洲挑头。可是我再给你读一篇最近的报纸，这是《西安日报》主管的一个小报，是讲8341部队援越抗美的。8341部队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这是警卫中南海的禁卫军。1968年1月6日下午3点毛泽东把8341部队头头找去了，要给该部队下达一个任务。毛泽东说：“这支部队任务太单纯（因为只给首长做警卫）你们应该派些人到越南战场去经风雨见世面，从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越南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呀。如果现在任何一个领导人说我们的队伍没经过实战，我们干脆派队伍到外面去打一仗，到周边国家。人家不被你吓死呀，但是后来真去了，真去经风雨见世面了。这是1968年，与现在思想反差居然有这么大。可是，我再给你读一篇思想反差更大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听了之后会怎么想。这是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在一个国际活动中讲的话，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第三号人物希斯尼·卡博（音）到中国来访问，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的时候。他们代表团到当时清华大学去，当时的领导人康生代表国家欢迎，他发表了一个讲话：“去年（1966）我去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整个的红卫兵写信给我，要我带他们到国际上去串联。”当时文革开始时大串联，都是年轻人，先是中学生，然后是大学生，后来有工人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一部分。“我说现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青年已同我们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同他们联合起来，同世界上一切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一起共同去反对美帝国主义……”(大意)一个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随便这样讲话。

　　我刚才讲到干打垒，一下把5000年的历史拉近了，当我读这些文章时突然觉得这些事情太遥远了，真有这些事吗？这就给我提出了一个课题：中国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还有些资料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读了，比如日本的一个学者专门研究中国青铜器的铭文，他研究在商周之后，中国大量的文字是对领导者的歌功颂德。所使用的语言,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使用的很多相同：伟大的领袖、万岁之类。李锐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说：“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最初是怎么出来的？他说文革之后讨论对毛的评价，是朱德秘书在会上说出口号的起源：1950年建国一周年庆典要提出口号，我们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以前没有，在庆典之前也没有提出这个口号，是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毛主席万岁”。这种历史真相的反差，给我的冲击很大。所以下面，我要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我们为啥要选1908年？我们看待历史的是什么角度？

　　我先画一个简单的图，我现在用一个观点解读历史，结果我发现可以分这样一个情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221年到什么时候可以作为一个阶段？1862年。为什么？我下面讲一下。1862年中国开始改革，我们不管改革内容怎样，实际上有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学过中国历史的都知道，洋务运动，当时叫自强运动，这是一个阶段。1906年为什么？我讲一下，这是我划分历史的阶段。1906年到今天，或者还要往下走，又是一个阶段。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要这样看？这就是我要向大家求教，我这样看对还是不对。我们先找出几个元素，就像我刚才观察交通也好、头盔也好，来观察中国人当今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国家体制。那么影响中国这么多年的元素是什么呢？一个皇帝与天下，公元221年后一直是皇帝，如果皇帝出问题了，天下大乱，打。如果是天下和平，世袭传给下一代，当然也有外族入侵的问题。但总体来讲，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元素，还有我们说的天下，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分天下等等都是。皇帝的“帝”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一直追寻，把帝的根源找出来，最早在甲骨文。甲骨文的“帝”与皇帝两个概念，和现在基督教讲的上帝概念也不一样。在甲骨文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记录王，当时的部落首领没有制度怎样去管理呢？他就卜问于帝：今天可不可以打猎、盖房子、种地等等？这是个“帝”，在这中间我要插一句，在座的有多少信教的？全世界大概有70%的人信奉宗教，我们中国13亿人口，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国教，没有。但你不信教不等于宗教没有起作用，在我们最早的原始文化中它起了作用。原始宗教也是一样。我们的文字是怎样产生的？甲骨文不是记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是我今天写个信告诉你我要出去了，或是问候一下，不是这样。是人与上天的沟通，那时候叫“帝”，帝的概念一般学者认为是我们的祖先，我也认同。现在说黄帝、炎帝是中国人的祖先，就是这么来的。中国人在原始状态期间，各个民族文化都是一样的，都经过一种原始的状态，像图腾文化，最后发展成人类早期文明，信奉一个超自然体。比如现在的上帝，伊斯兰教也是。中国到现在没有，为什么没有？这对于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帝的概念产生了一个天的观念，对应的甲骨文是存在的。甲骨文中“天”是在上面，人死之后灵魂不死，这在内蒙古的岩石壁画上、发掘出的古墓中证明那时的人已经有这种概念：人死后是升到天上去，我们的祖先升到天上。“天”的观念，如果说中国从“帝”到“天”的概念完成了，有可能“天”就变成了中国的国教，大家都信奉。天是最大的，你找不到比天更大的东西。可惜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向这方面发展。接着出现的是“天子”，这个在青铜器中就出现了，在《商周金文》一书中就有记录出现天子。什么是天子呢？当时都是各部落的王统领我们，我们是被统领的部落。打胜仗后，王会分给我们土地和奴隶，那时叫“分邦建国”。我们就尊我们的王为“天子”，天的儿子。这个天子到了中国统一之后一直是王，结果并没到此为止，同时出现了一个“天帝”。西方学者认为：全人类的一个根本变化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600年，就是说产生了一种力量潮流，要信奉一个超自然的东西，来稳定社会秩序，当然那个时侯神权统治很多。但中国没有，怎么来的呢？殷朝有个很残暴的大王，周朝是个很弱小的部落，他打败了殷朝建立了周，史称“殷周革命”。就是我革你的天命了。革命这个词到现在我们一直还在使用，内容是否发生变化我们下面再说。再出现的一个关键概念：天下，天下在周朝的青铜器里使用不多，可是意思都已经包括进去了。就是说我承受天命统治的是整个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个天下，当时形成一个固定概念，统领的就是天下，没有国家。西方90年代，一些研究中国人的国家观、民族观、社会观究竟是什么？我那时也想参与，但是在1862年之前的历史中我找不到这个观念。天子、天命、天下。这是他的权力的合法性的来源。你不需要去论证，怎样去论证天命？所以我给出这样一个结构提出我的说法：中国在儒家文化传统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更深层的结构，我把它称为第一次人的政教合一。把政权、神权和在一起，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862年，这中间肯定有很多不同观点可以说，比如这朝皇帝怎样想，那朝皇帝怎样想，但中国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对天下不认同时，肯定要打仗，打完仗之后统一了，天子在中位，农民起义也一样。我权力的合法性就是这样来的，没人反对我，我可以世袭。我们不需要去论证，没人这样去论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下的认识，仅仅到此为止没完。革命，我打败你，我为什么能打败你，我要向世人说明，你要服从我的领导，那么好，因为我有“德”，儒家文化的说法。实际上儒家文化，从礼器、宗教、祭祀、这些都覆盖了，谁可以祭祀，什么样的祖宗，都讲得很清楚。但是真正和政权掺和在一起的，革命所需求的宣传是：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你是一个无德的人，你残暴霸道。所以我提出第二个观点，儒家文化是依附于“帝”的一元政教融合体的一个文化，这两次政教融合形成中国长期的一个结构。讲通俗一点，像一把伞子，中国社会是一个伞面，靠儒家文化的骨架来支撑，来安排社会秩序，让社会不要乱。但是真正撑起这把伞要中心的支撑力，支撑力就是“帝”。这个对不对？大家可以共同探讨。因为今天时间很短，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我的文章发给你们。我过去出的那本书中涉及到一些，比较枯燥。

　　问题是到了近代，大家都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历史教科书讲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去年《冰点》发表的袁伟时的文章说我们现在的历史教育是一种“狼来了”的教育，高喊革命的暴力教育，让孩子接受这些，孩子不懂。中国近代史原所长张海鹏发表文章说，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还是反帝反封建。但我说如果以上结构成立的话，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天下，至少我的资料显示当时中国皇帝不认可，包括中国当时的一些文人、臣下，不管是哪个国家，什么远道而来的，筹办“夷务事”，什么叫“夷”？不开化、不文明的部落。在这中间大臣给皇帝的报告中常使用的一个词“夷性犬羊”，就是指这些人的性格，这是官方报纸。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关于中国的作用实际上1999年一位历史学教授，当时还获得了历史学大奖，他有这样一个观点，西方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受到中国、印度，也就是亚洲的经济刺激，德国海德堡大学一些汉学教授讲课说，人家中国人进入文明社会时，我们还住在树上、住在山洞里呢！这话确实有道理，当时，我们的丝绸、茶叶、瓷器大量进入欧洲，促成了白银的流动，有了这个资金的流动才有了工业革命。但是当他们想和中国做生意，鸦片不算，当他们想敲开中国的大门的时候，两种文化合不拢。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核心。所以1792年时，英国第一个使团到中国，要求觐见中国皇帝，要求开放市场，。当时乾隆说我们不能因为英王一个人的请求而更张天朝百余年的法律。1816年英国再次派使臣亚莫尔斯（音），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说你可以来，要学习我朝的跪拜礼、朝贡我。结果英使节在北京周边一个什么地方练习跪拜礼，实在不习惯。学习完了，到皇宫门口了，使臣说我身体不好，不能跪拜，嘉庆问你的副使呢？副使说我肚子疼，也不能跪拜。嘉庆就写了一个上谕，告诉英王，使臣没有觐见是你们的过错，英王你住的地方离天朝如此遥远，你派使臣远涉重洋，来一趟实在不易，可来了之后，又不学习中国的礼仪。这样你们以后不要再派使臣了，只要倾心孝顺，不必年年来朝贡，这也算是归化了。可是这件事到了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很多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有一条是要派驻使臣到中国、到北京。当时是咸丰朝，想想这怎么行，从来没有的事情，不允许派使臣到天子脚下，我们已经派一些官员到边远地区接待了还不满意，当时很多来往的文章就讲是“夷性犬羊”。美国总统写了封信给咸丰皇帝，说根据条约我们应派使臣常驻北京，由我使臣带着国书来觐见你，两国加强联系。满朝文武说这还得了，夷人进驻北京，求皇帝千万不可准此下策，愚昧野蛮地方的人怎能到我们文明的地方来。为这个几次都差点打仗，一封信传递了好长时间。当时美国想尽办法要把国书送到咸丰皇帝手中，最后还硬给送到了，派出火轮挡不住。当时美国国书是两种文字，翻译时有一个 “朕”字，咸丰说你只是一个部落的首领，你怎么可以自称“朕”，我才是“朕”，承受天命、统领天下的。你怎么不自量力，可以称朕！最后打一仗。

　　1862年改变了，挡不住了，就建立了一个总理外国使节衙门。所以我把这个阶段放在一起，大家讨论对不对。我认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了，以前是完全隔绝的两种文化，中国人不认为我们只是一个国家，我们是天下。因为你那里太远了，我没和你联系，你来朝贡可以。现在发现我们是这么多国家中的一个，所以当时有一句话：“我们碰到3000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结局。我认为，中国在近代经历了2次根本性的改变。第一次是自我意识的，由天下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才开始了一个变革。蛮夷的船坚炮利打过来了，很多奇巧的玩意儿，座钟、望远镜、火枪都带进来了，原来国人都看不起这些，现在都想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出去，包括朝廷也派人出去，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开始，改革呀。第二个根本转变，1901年义和团运动把东交民巷那一带都烧掉了，把外国人赶走了，包括和外国人在一起的中国人，像我这样的人在那时候就完蛋了，都是二鬼子之类。但是后来八国联军进驻北京，促使中国朝廷开始认真思考，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过这种思考，到1900年中国又开始了一次变革。1902年教育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但是怎样改？毫无章法。所以1905年光绪派2个庞大的代表团到欧洲13个国家和日本、美国去进行考察，看看这些国家是怎么回事怎么管理的。可以说在座各位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源头都在这儿。现代化教育、警察制度，甚至细到连救火队都考察。还有食品卫生，在德国看显微镜，看见里面有那么多虫子动，人眼怎么看不见？当时北京卖肉的都是当街宰杀，没有什么食品卫生这么一说。还有监狱，闹了半天，监狱不是惩治犯人，而是改造犯人，让他重新回到社会中去，这些观念都是那个时侯来的。还包括公共文化事业，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就是那时候办起来的。北大有个博士生写北京市的变化，很详实。但有一点他说慈溪派人到外面考察，就为买一大群动物回来给慈溪欣赏、娱乐。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认认真真考察了很多动物园，回来后给光绪报告说，原来提高国民素质还可以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这个文件里都有记录，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所有制度、部门都是那时候来的。最核心的一点是他们要看一看外国是怎样管理国家的。

　　这就是1906年9月1日光绪正式向世界发布的一个诏书：中国现在要进行立宪，实行宪政，不是立刻实行，而是预备立宪。为这个事情，国内外包括朝廷内部都有很多的争论，中国能不能这样？后来清政府说我们现在宣布，但不是现在实行，我们有一个预备期，说明每一年应该完成的事情是什么。就像现在的五年计划，一共13年的改革过程。可是，我们就说到了拐点：1908年不光是说改革，一个杂志上说中国人也应该办奥运，1908年在中国真正的大事是光绪、慈禧先后去世。刚才我们说道：天子、天命、天下它是一个结。天下不存在了，因为有那么多国家了，连带着你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来了，所以才要变革。从我现在的研究看，说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不对。1862年中国由天下变为国家，这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就是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也就是和现在的英国、日本，天皇制、女王制一样，要进入这样的状态。可是这时权利出现巨大的真空。1908年在北京大街上有很多请愿的队伍要求立刻立宪，在建国门观象台对面，议会大厦的地基都打了，还是请德国人建的。我在北京图书馆看了这个图，跟德国现在的议会大厦一模一样，而且大了一倍。现在全夷为平地了。当时出现了权力真空，这时各方面的政治势力都抬头了。老实说孙中山、革命党当时的影响还是不大的，只是组织海外基地，在边缘地区组织一些武装起义、爆炸，但真正的力量还不够。这个时候清政府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是经济上的。当时铁路建设分为两种，国有的和地方建的。国家要把这个铁路收为国有，没有钱，财政不够，向外国人借款，引起了恐慌。1911年武昌，一个偶然的枪声，16省独立。问题是从此中国翻开了动乱、割据、战乱、革命的历史，直到1949年。所以，我把1908年作为一个拐点，这就跟1976年一样，如果毛泽东没有去世，老实说我们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因为不是说人们想不想改，而是没有力量，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改变这一切。

　　“毛主席呀！全世界人民热爱你”。北京电影学院编了一个独幕剧，讲我们要怎样走毛泽东的路，赫鲁晓夫现在已经改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要走毛泽东的路，在莫斯科进行革命”还有“格鲁吉亚人民心向毛主席”等等。这都是当时的报纸，很多，铺天盖地。我说这段历史出现了“返祖现象”，封建又回归了，天下又回来了，毛泽东被神话了。美国人写过一本中国现代化的书《动员的力量》，说中国推向现代化，那指的是毛泽东时代。我说不完全，刚才讲到咱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深层结构，是政教这个体制。我不能说这是宗教，我找不到一个词汇，一种超自然的不需要验证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到1949年之后，又开始回归统一了，需要一种力量使国家整合，它起到了这个作用。同时我认为人生活在两重世界中间，一个外面的物质世界，一个内心世界。比如说在我母亲因癌症去世时，我心里很苦恼，我不知道乞求谁好。谁都会碰到一个难题，会想“上帝呀、官老爷之类，救救我。”这就是说人的内心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一种宗教精神的支撑。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不要简单说宗教和科学是没办法比的，这是两个不同层次。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办法把这种人人都存在的宗教力量塑化出来，就充分动员起来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个结果。大跃进中，《人民日报》报导粮食亩产20万斤。能信吗？小女孩在稻子上跳舞，可能吗？不可能。包括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写文章赞颂假新闻，这真是了不得的革命。我不是说这对不对，他是在另一种思维程序中，他是在一种宗教思维程序中，像宗教那样动员的。文革中对毛的神化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我们找一个历史坐标，我们说我们国家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到现在咱们还在探索，但是有一点咱们又回到刚开始的头盔的问题，他认同到了汶川警察就认为头盔是最安全的，他认同这一点，把它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对毒奶事件我们的报纸也好，领导人也好，都讲了很多民主呀等等，他认同这一点。如果我们讲寻求一个更合理的国家的管理制度，那么从1906年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解决，还在探索，或者说文革之后，中国人又开始思考究竟走的是什么路？这又回到探讨的起点了，咱们不要说清朝不算，清朝也是中国人呀，不过相差了100年。我插队时干打垒，5000年来就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从人的最本质最基本去想问题，不要去想空洞的理论，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2008年，2008年是因为我暂时思考的，我没有把定位放在2008年，我是在看，我认为是在2005年，或者是2004年。我们现在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很多国家也带有社会主义，我们提出来就是想让社会更和谐完美，那需要找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个指标，中国社科院确定了今年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首要问题是“看病难”。那么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当年考察团到西门子公司，考察人家的工人是怎么住的，医院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都看了，甚至还讲到了，可是你们认真看看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社会要平等和谐地生活，现在说要和谐社会必须有所准备，那么这是什么时候说的？2005年，以前没有。有人对政府工作报告做统计，有没有医疗保险？有，但那时毛泽东时代提倡平均，实际上也不平均。农民叫合作医疗，工人叫劳保医疗，城市里才叫公费医疗，城市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是和政府机关有关的部门才有公费医疗。劳动保护最早是苏联帮助中国援建的150个项目，和这些项目有关的人员才有。这和资本主义当时建立的保险制度是一模一样的，资本家看到劳动太残酷了，太劳累，大量死人。于是要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这样才能为他们创造价值。最原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这么出来的，德国。毛泽东时代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在公费医疗中也分等级。在真正的社会公平问题上，首先必须是机会的公平。我是个残疾人，和你要有同样的机会，这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人们现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否则怎么会有美国的金融危机？但是人们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第二，分配公平。是谁来分配？我分配，你分配，不可能的，是政府的工作。第三，成绩公平。当然有人做的多，可以给他报酬多些，有人做的少，报酬少些。第四，获得公平。生病了，一个部长和一个老百姓获得到的是一样的，你生病了嘛。这点中国在非典中才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原来在生病的危机面前人是平等的，如果说北京的一个人到了某个地方，他就把病带到这个地方了，没有办法通过权利能够避免。当然现在看我们国家不平等的现象还很多。汶川地震所有人都感同身受，只是后来我在想，不公平现象太普遍了，什么程度？荣誉都假，当时看中央台、四川台的报道，每天以泪洗面，但是看到后来，开始评功授奖了，这就是成绩不公。因为在那么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可以说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层，所有人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在拯救生命面前。怎么到后来变成了共产党员最好，其他就不提或少提了，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有一个叫陈光标的企业家，他最早把工程机械带进灾区，很多人就是靠他的机械救出来的。但是后来又出现等级问题，涉及到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为什么从2005年开始到2008年作为一个拐点，因为开始认识了，还有一个科学发展观。我现在还不太懂，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我还不是特别懂，因为看的文章少。但要说科学我觉得真是，为什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写文章，包括这些观点，咱们国内有很多历史刊物，我真想投上去。但看投稿需要怎样的要求，其中一条，必须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我一下糊涂了。马克思是个科学家？到现在，在西方，在德国，你要学社会学，你也能学他的理论。但是太深奥了，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不是人人都能科学的去理解和掌握的，我不理解，我怎么能按他的去做呢？我还没有理解呢，我还没有学到那个份上。我现在不可能，以后也学不到。为什么？如果你要真正理解一个理论，首先对他的生活环境，文化、语言要理解，对他的学术观点要理解，同时对于反驳他的学术观点你也要知道。否则你怎样做博士论文呀？你要各方面比较，才能做出你的论文呀，不是盲目的。我不相信这个编辑就懂得马克思主义，我也不懂。但我有根据，1970年庐山事件，毛泽东讲了一句话：我们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我觉得毛泽东讲这话对。于光远先生今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一篇文章，用的是邓小平的一句话。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代表时发表的讲话，于光远记得，以后这句话又写到12届3中全会党的文件中。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这是他讲的话。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看待一个问题，你要是没有懂，硬把他拉过来，我觉得这就不是科学。所以我就说看到那些大刊物的投稿要求时，觉得我没有这能力，虽然我能接触到德国一个很有名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他曾经讲了一些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理论在德国的一些问题，很多人提问马克思到底是谁？他的理论在哪些方面现在过时了？德国学术界和左翼党派如何评价马克思等等。这是他的学术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理论有一个基本点是错误的，不是说他提出一个理想，人们在实现中发现了错误，而是说他的思想本身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他没有提出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理想。当然这个我们不去展开讨论。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缺乏科学的对马克思的认知，所以我没有办法向一个要求用马克思理论作为写作要求的刊物投稿。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对马克思理论有深入的研究，但是对大部分人，对国民，对我们的领导层来说，他不可能有时间去做这种深入的研究。如果你没有理解他，怎么去按他所说的做呢？我觉得这样做不科学，要科学的做，那就得把他的理论研究透，同时把很多与他相关的理论研究透，一个人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大学的教授、研究者已经做了，陆陆续续出了很多书，跟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对宗教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包括于光远先生文章里讲的那些。所以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的政治成熟的变化。这和我刚才提到的“全世界热爱毛主席”，整个儿南辕北辙不一样，那是完全空洞的没有任何可以用科学的观点论证的东西，现在不是有了吗？“毒奶粉”事件不就有了吗？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出现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我的感受。我原来在海德堡大学，我所在的那个城市是汽车、自行车、电梯的发源地。我去找执政党的党部，走了一圈也没看到，最后人家告诉我在一个非常残破的小楼上，这就是他的党部。我上去了，他这个党的负责人只要你有问题就接待，没有任何限制。这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我到国内一些县、市去看，你看发展得多快！政府大楼多漂亮！第二个感触：他们在电视里播放议会讨论的问题，简直想象不到，花那么多时间讨论的是公交车开过来，路基比车厢低，残疾人、老年人怎么办？花大量的时间讨论。我们真应该从我们这个社会自身的角度考虑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发展，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