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情结——访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原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振铎-陈家忠的博客 -文...

本刊记者 陈家忠

新中国探矿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广志在赠送给刘振铎的一本传记《刘广志》一书的扉页上写着这么几行饱含着真情实感的话语：“精诚团结共创探工，功在全体探工同志。成果共享不归我一人，一生合作令人追思。”

刘振铎从事探矿事业近半个世纪，虽然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取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并获得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也曾经因为在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而荣获过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发明奖励，但是他从不张扬。“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刘振铎的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成为探矿工程事业的“黄埔一期”学员

出生于1932年4月的刘振铎，北京人。其父是北京邮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英年早逝，家里为此失去经济来源。时年17岁的刘振铎于1949年因此辍学在中国人民印刷厂当起了一名工人。没过多久，北京地质调查所（地矿部的最前身）从印刷厂里选了十多位学历高、又年轻的青年工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以便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钻探工人和科研工作者。在北京重工业学校（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里，刘振铎系统地学习了地质、钻探、机械测量等专业技术课程，其中主要学习了探矿专业技术课程。在此期间他和大家参与了中国第一个500米的钻孔建设，在短暂的实践中，使刘振铎等第一批学员了解到钻探施工的全部过程，知晓了钻探施工中所使用设备的名称、性能和多种操作工具的使用方法。1950年，刘振铎被北京地质调查所领导安排到白云鄂博铁矿去实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白云鄂博给他记忆深处留下什么样的印痕呢？在他一篇题为《往事如烟》一文里，他这样写道：“白云鄂博的秋日美景，有其独特的情趣，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那片碧绿的草原，敞开广阔的胸怀，承载着一顶顶蘑菇般的蒙古包；那方湛蓝的天空，张开无私的臂膀，拥抱着天底下的一切；那一团团棉絮般的白云，从这一头涌向那一头，就像草原上滚动的羊群；那闪闪发光的磁铁矿石，敞露在敖包山上，俯拾皆是。50年过去了，我依然对她们无限陶醉……”在这一阶段，刘振铎以优异成绩获得相当于中专的学历。随后，他到北京和长春举办的高级钻探培训班深造学习近一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振兴重工业成为迫在眉睫的国家大事，其中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重中之重。在这一时代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展地质事业以便配合经济发展的形势，就是要解决地质事业人才奇缺的严峻问题。在作家马新生的传记《刘广志》一书里，就写到刘广志“地质部门的‘黄埔一期’就是他组织培养起来的。”而刘振铎恰好就是“黄埔一期”的学员。1952年刘振铎被派往南京地质学校做教师，专门培养探矿中等技术人员，在地质部探矿司协助刘广志一起举办了多方面的钻探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钻探技术人员。1956年，刘振铎晋升为钻探工程师。

在解决上海地面沉降中的贡献

上个世纪的1958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和时任地质部部长的何长工商谈要在上海找石油。这一年，上海组建了石油普查大队，隶属于地质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刘振铎等5位地质工程技术人员被部里调到上海石油普查大队负责找石油工作，他和队友们经过反复勘探和科学论证，结果否定上海地下有石油的猜测，石油没找到，倒是找到浦东一带有沼气。自此刘振铎从1958年至1981年这23年间一直在上海工作，期间他被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当我问刘振铎：你在上海工作23年，给你留下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时，他说，我和同事们在解决上海地面沉降中做了一些微薄的贡献。谈到这件事情，他侃侃而谈：“上海市从1921年发现地面沉降，到解放前夕，市区累计已下2730毫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地下水开采量日益增加，导致地面继续下沉。1956年至1965年沉降量最大，平均沉降速率89毫米/年，其中1965年最严重的地区累计下沉量已经达2.63米，在市区及近郊那300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形成了一个蝶形沉降洼地。

“由于地面下沉，市区地面标高业已低于黄浦江潮汛时的水面标高，每当有大潮汛、暴雨、台风季节，造成上海一些地区严重积水，给工农业生产、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少损失。”20世纪60年代初，刘振铎3次出席由地质部举行的专家座谈会，来自各大科研单位以及高等院校的200多名地质和钻探专家济济一堂，探讨上海地面沉降问题。会议上，经过刘广志等多位专家论证，形成“上海市地面沉降问题研究报告”，认为“地下水开采、海平面上升、新构造运动、静荷载、动荷载、开采天然气、地下取土、深井出砂、人工填土及黄浦江疏浚等”可能是影响地面沉降的十大因素，并提出大量开采地下水是上海地面沉降主要原因。地质部于1962年下达了“研究上海市区地下水区域下降漏斗的扩大和市区地面沉降问题，进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长期观测工作”的任务，从而拉开了上海市地面沉降系统监测与研究的序幕。

刘振铎所在的上海市水文地质大队承担了上海市区地面沉降勘察研究任务。“关于上海市地面沉降问题，到底沉降多少？如何能够测量出来?当时我和同事们面对国内外没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迎难而上……”刘振铎打开尘封许久的记忆。

他和同事们既要从事社会调查和地质调查、进行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测，也还要进行动态的长期观测、实验研究、理论计算、提出控制地面沉降的措施等等……为了进一步提高地面沉降水准测量的精度，掌握不同土层的变形特征，检测地面沉降的控制效果，从而为编制上海市区及近郊区年度地下水合理灌采方案提供重要依据，刘振铎和同事们在市区及近郊区建立质量可靠的基岩标、分层标、孔隙水压力、水位测定等一系列钻探施工工程从而得到广泛应用，这一科研成果在国际上也尚属首创。

研制地质勘探水泥

按照我个人理解，水泥和地质钻探是两个不同的科研领域，作为在水泥生产技术方面为门外汉的刘振铎如何能够有所建树？当他把一个发黄的发明证书放在我的面前时，我不由得惊愕不已。那是他和上海洋泾水泥厂庄修之，同济大学沈实初、王启华，中国矿冶学院陈志超，成都地质学院朱宗培等人共同合作的发明项目：硫铝酸盐地质勘探水泥—H.R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三等奖。

勾起他研制硫铝酸盐地质勘探水泥—H.R型的原因是他于70年代末出席在安徽省潜山县召开的“地矿部复杂岩层钻进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钻探科研工作者200多名云集潜山县。会议上有专家提出如何克服复杂岩层钻进问题，这引起刘振铎的关注，从而产生研制地质钻勘探水泥的强烈愿望。

“我产生研制地质勘探水泥的想法后，就立马开始行动，从科研项目的立项、落实科研经费，到寻求合作单位，都是我一人在操心。”刘振铎说。好在地质部对他的科研项目挺支持，拨出约10万元的资金，这无疑是借得东风好行舟。接下来他联系到了上海洋泾水泥厂、同济大学、中国矿冶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单位，共同来研制地质勘探水泥。刘振铎在上海洋泾水泥厂研制地质钻探水泥时，得知该厂虽然是年产不足10万吨的回转窑生产规模，但是厂领导却给予很大的支持，把厂里正在生产的一般民用水泥停下来，并把回转窑内的残留的熟料清理干净，专门煅烧刘振铎等人研制的地质勘探水泥。一次次的调整水泥配方，一次次的煅烧，连刘振铎都记不清究竟试验多少次才研制成功。当他取出从经过回转窑高温煅烧过的水泥熟料，竟然是结块状或者是呈黄粉状时，心情感觉很沮丧，但是这毕竟是试验阶段，每次都期待着下一次的试验成功。

刘振铎在研制地质勘探水泥之前，地质勘探界已广为运用水泥从事地质勘探工作，但是一般水泥不能解决速凝问题，造成水泥流失，增加地质勘探的成本。有的地方在 钻杆内注入化学制剂，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而且污染还严重。在实施地质勘探的时候，勘探工人把刘振铎等人研制的地质勘探水泥水泥通过钻杆一起注入复杂岩层，就能够迅速凝固，从而达到固结松散岩层的目的。据刘振铎介绍，他们研制成功硫铝酸盐地质勘探水泥-H.R型后的20多年间，被全国各地地质勘探部门广泛地应用。

为中国在非洲援外工作树立较高的声誉

1981年，刘振铎被地质部调回北京，但是工资和人事关系仍在上海。那时候，地质部外事局正筹建中国地质工程公司（后改为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刘振铎参与公司的筹建工作。1982年中国地质工程公司正式成立，他担任高级工程师。中国地质工程公司成立之初主要是承担援外开发地下水钻水井工作。

1986年，中国地质工程公司一方面从事对外援助，一方面也尝试有偿工程。当公司得知马里共和国有世界银行投资兴建600眼水井并面向世界各国招标时，立即向地质部做了汇报，获得部领导的同意。中国地质工程公司为此组建了一支以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刘振铎高级工程师及一名翻译赴马里共和国的投标团。

在出国的前几天，地质部部长朱训专门接见了公司总经理田占鳌及赴马里共和国招标团成员。刘振铎清楚地回忆到朱部长接见他们的情形：“朱部长见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办公室时，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就坐。他对田占鳌总经理说‘占鳌同志先介绍一下马里招标情况。’田总说‘朱部长，是这样的情况，目前得知世界上包括我们中国在内业已有10多个国家要参与马里项目的竞标，其中有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朱部长一边认真地注意听田总的汇报，一边不时地手握着一支圆珠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朱部长表情凝重地说‘我们中国第一次出去搞国际投标，要宁可低价竞标，以便赢得国际市场，把我们中国地质工程公司的声誉打出去，我们要放眼世界，有了市场才能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当刘振铎随招标团来到马里后就开始竞标工作，结果马到成功！中国中了第一标，但刘振铎并不满意地说：“我们中国虽然中了第一标，但是却比第二标低了百分之十八。这不是一次很成功的标。”那时，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是第一次参与国际竞标，既缺乏国际竞标经验，也缺乏知己知彼对市场行情和竞标对象基本情况的了解。许多年过去了，刘振铎每当回忆起当时公布中国的标价的情形，国外的同行皆不约而同地发出“嘘”的一声时，他不由得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间似的那般刺痛。

刘振铎和同事在总结马里竞标的经验和教训时，他说：“痛定思痛，下次再参与国际竞标，我们一定要采取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方法，才能避免上一次竞标的过大的差距……”按照刘振铎的说法，就是摸底。命运青睐有准备的人。1987年世界银行发标要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实施1500眼钻水井工程，在国际间公开竞标。

此时，日本了解到中国投标和施工实力欲与我方组成联合投标，其实质就是企图摸清我方投标的态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日方的真实态度，公司决定中日双方互访、组合投标，委派公司的一名副总经理和刘振铎 赴日本去考察该国的勘探科技实力、勘探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钻探设备的优良等情况，回国后再根据从日本考察出的情况和同事们在一起进行逐一科学缜密的分析和研究，不断地结合中国国情及公司的综合实力，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谦虚学习的态度，找出不足，并从中找出突破口，以备战下一次的国际竞标。刘振铎一行3人组成的中国竞标团飞到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抱着必胜的信心参与竞标，结果中国又一次赢得了第一标，这一次的竞标仅仅比第二标差0.8。刘振铎和竞标团成员不由得喜极而泣。当时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他此时此地的心情:不辱使命、载誉而归。刘广志院士对于刘振铎几次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标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给出这样的评价：“刘振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尼日利亚 援外开发地下水钻水井时期 ，击败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打井队，连续中标，为非洲缺水干旱地区开发出丰富的地下水，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并为我国在非洲援外工作树立了很高的声誉，至今昌盛不衰、功绩卓著……”

尼日利亚世界银行钻井工程的一举夺标，是我国在进行投标项目中举足轻重的历史性的突破，也是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迈向国际施工工程行列中的重要关头。为了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刘振铎不失时机地向公司提出建议，尼日利亚钻井工程由公司自己组织施工、工程管理、财务管理、施工队伍等一体化管理。刘振铎的这一建议获得公司领导的采纳，并决定由他负责组建施工队伍，任命他为施工工程总经理。

世界银行在尼日利亚钻井招标工程在当代钻井招标工程中有一项要求，施工装备先进条件很严格，并指定必须使用“风动潜孔锤全面钻进”施工，这是我国当前极少使用的当代高新钻探技术。刘振铎接到任务后，迅速按标书要求，一方面改装钻探设备，一方面依据他对钻井工程实施的多年经验，以创新的思维、大胆的改革，敢于突破以往的传统，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具有突破性的施工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的实施方案，譬如：他在队伍组建中，提出了在开动5台钻机的规模下只用了14人组成全部施工队伍，这一方案只有一般传统施工队伍的五分之一。工程实施后，不但提前完成了工程任务，锻炼了队伍，在国外取得钻井施工的丰富经验，又相继获得了数个后续工程，为国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和足额的外汇。在中国地质勘探界，对刘振铎这一整套的工程实施方案，被誉为“刘振铎模式”。直到他年逾花甲，仍率队在尼日利亚撒哈拉大沙漠那种常年气温达50摄氏度的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辗转施工。

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刘振铎，仍担任中国地质集团公司离退休处的党支部书记，还是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国土资源分会会员，经常参加老科协的活动。闲暇时，他总会以一种闲适、豁达的心境和夫人静静地在书房里看看书，上网浏览一下的最新前沿的国内外钻探事业动态。他还常常伫立在书房里，出神地看着挂在墙壁上的铜质版图牌，那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到过世界40多个国家获赠的最珍贵的礼品。那一只只铜质版图牌，也总会给他带来许多最难忘的记忆，去链接他和同事们在国外工作的日日夜夜，记录着他作为一名地质科研工作者放眼世界的大爱情怀……（此篇报告文学为首创，本文主人公刘振铎从事探矿工程事业近半个世纪，为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