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三十年往事

高考恢复三十年往事：那四年是最彻底的释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01日03:22浙江在线
张会军：和张艺谋头对头睡了四年
苏娅
高考往事
“候考的那地方，有几个人就在那儿说‘巴赞’、‘爱森斯坦’、‘长镜头’、‘蒙太奇’。说得我们都吓傻了，在心里嘀咕自己是不是不该来考。”
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专业的巨幅毕业照悬挂在院长张学军办公室的正墙上。白底黑字的“北京电影学院”木刻牌子被高高挂起，所有的面孔都青春飞扬。
阳光洒在墙上，浮现出斑驳影像：张艺谋、侯咏、吕乐……照片上的人都还年轻，最年长的张艺谋当时也不过三十。“顾长卫和赵非得奥斯卡提名最多。”张会军如今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他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毕业生。
艺术院校全面恢复高考是1978年，比全国其他类高校晚了一年，那一年考上艺术院校的青年，日后成为改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第五代”电影人、音乐人的中坚力量。
越考越踏实
回想当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的心情，张会军说并没有后来很多人渲染的那么激动。“‘文革’中一直都是推荐，刚听说要考试时都很茫然。不知道高考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考，考什么。”
1978年，22岁的张会军已经在社会上“晃荡”了很长时间，插过队、当过兵、又在北京的一所中专学校教了4年书，教过的科目林林总总，“数学、语文、美术，连体育也教过。”
因为觉得没有学历，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他的出路只有考大学。
当时有11000名考生报考了电影学院，“这个数目和今天报考电影学院的人数没法相比。”张会军说，考生报名之前，都掂量过自己的水平，具不具备这个条件，很多人当时都不敢考。“不像现在很多人，一说喜欢就义无反顾，不顾自己的实际条件就来了。”
张会军对当年的考试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候考的那地方，有几个人就在那儿说‘巴赞’、‘爱森斯坦’、‘长镜头’、‘蒙太奇’。说得我们都吓傻了，在心里嘀咕自己是不是不该来考。还有一些人拿着自己画的素描，大卫啊，海盗啊，就更被吓傻了。那些都是我们没见过的石膏像。我们当时画的都是头上系白毛巾的农民，连老头、小孩都没画过。”
进入考场，并没考“蒙太奇”、“长镜头”，一试、二试过后，张会军越来越踏实了，先前在门口“甩词儿”的那几位一波一波走了，被淘汰了。“当初考得很实在，就看你对生活的感悟，一些文学、艺术领域的基本常识，那些名词都派不上用场。”
张会军记得，进入考场，摄影系的考场里坐了一屋子老师，“看着很可怕”。后来知道当时考他们的人全是像老院长沈嵩声那样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当时我一看老师腿肚子全跑前面了。”但老师开口发问，张会军就放松下来，问题无非是些“你读过什么书”、“看过什么电影，喜欢这部电影的什么”、“这张画你知道吗，这个作者的情况你能说一点吗？关于这个国家的绘画流派你能说点什么吗”、“你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师并不是问，‘你看没看过什么书？看没看过什么电影？’不是盛气凌人、装腔作势的压迫着你发问。”那种对常识性知识的提问和对谈式的平等交流，让张会军觉得很放松。
那时候张会军住在宣武门，每天骑着一辆‘28’款的男车到位于朱辛庄的老电影学院考试，“一个书包左肩右斜，拿个瓶子装水，带着干粮挺高兴，坐在那棵树下面，挺好，没有觉得苦啊什么的。”
考完电影学院，心里没底，张会军又去考 复旦和人大的新闻专业，高考完了每天在家昏睡。
顾长卫长了摄影系的志气
1978年6月，发布榜单，一万多名考生，157人幸运地走进了电影学院，成为‘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学生。张会军是其中之一。
摄影班里，张艺谋年龄最大，考试的时候，张艺谋超龄，摄影系考生不准超过22岁，张艺谋26岁。“当初他是咸阳棉纺八厂的职工，很执著。他照片拍得好，画画也很好，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信，黄镇特批了。”张会军回忆，念书时的张艺谋很低调，不大说话，“他压力很大”，张会军说，当时“78班”的人对张艺谋很尊重，因为他业务太好了。做作业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出来他摄影、绘画的功底，包括他的人生经历，“我们俩头对头睡了四年”。
“顾长卫是一个外表很平静但内心很澎湃的一个人。他说话腼腆，画的画非常大气。你讨论什么问题，顾长卫都在旁边听着，到最后他都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声音不高，但看法独到。他的行大于言，张艺谋的第一部片子，摄影谁也不找，就找顾长卫，可见张艺谋对顾长卫的了解和信任。最后《红高粱》得了金熊奖。”
“当初我们追着表演系漂亮女生拍照，人家也不怎么搭理我们。但顾长卫长了我们摄影系的志气，找了表演系最漂亮的女生蒋雯丽。”张会军说。
1982年7月，“78班”毕业，大部分分配到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张会军留在了北京电影学院。张会军说，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也常感叹——考大学是改变人生命运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这拨人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中国的电影史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了。”(来源：第一财经日报)王家新：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
周舒
高考往事
“1976年吧，我曾被推荐过一次(上大学)，都去体检了，最后却没有下文。”那次他被推荐的学校是广东化工学院，“我在冰天雪地的山岭上高歌了一番《沁园春》后，也就不痛苦了，反正我也不想上那个学校”。他要在“广阔天地”里继续他的文学梦
“一个时代结束了。
第二年冬天，天气出奇得寒冷，
而在它的最后一场飞雪中，
一封来自远方的重点大学录取书竟然落在了我的手中！
我浑身战栗，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更没想到它已在骤然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只是感到难过，为我的朋友王志林，
为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王志林，
他一屁股坐在雪地里，
为什么也没有等到抱头痛哭……”
2001年，王家新在诗作《1976》中这样写道。诗中的“第二年”就是高考刚刚恢复的1977年，也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一年。当王家新在他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当初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时，还是充满了感慨，“和我一起去看有没有录取书来的王志林，真的就是一下子蹲坐在雪地上，抱着脑袋抽泣起来了。”1977年底的一场大雪中，王家新接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录取书，然后，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我倒退着挥手，拎起背包”，告别了被下放劳动了三年多的区农化厂，也告别了一个荒凉的时代。
“隐秘的爱”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一样，王家新的少年时代是在压抑中度过的，每次在学校填表填到“出身”一栏的时候，王家新说自己就会感到“笔的沉重”。“那时候周围的女孩们好像也很势利，都去跟出身好的或干部的孩子玩。我也很傲气，你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们！爱好文学正和这种压抑有关，我慢慢变得越来越内向，最后完全躲进书本中了。”在王家新的回忆中，他的文学之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那个荒漠般的年代，自从有了这种爱好，也就有了一种痛苦，因为没有书可读，“小时候实在没什么书看，我就架着梯子去看天花板上糊的旧报纸，甚至鲁迅的杂文都背诵下来了”。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上的中学还是抗战时集中了李宗仁和诸多国民党将领子弟的“光华中学”。因为“出身不好”，父母不断由县中学调到区中学，又被调往越来越偏远的山区学校。但是，对文学的那种“隐秘的爱”却一直伴随着王家新，而且越来越强烈了，连父母对此都很惊异。
上初中时，他在母亲的朋友家里看到了《大学春秋》，一部在上世纪50年代颇有影响的描写大学生活的小说。“我叫她黄阿姨，她是县医院的护士，上过省卫校，家里收藏有许多《收获》、《萌芽》之类的杂志。”在《大学春秋》里，他第一次读到“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是民族的耻辱”这类的慷慨陈词，“当时我就很受刺激，决心要当一个作家。我跟黄阿姨还有她的丈夫说了我的志向，他们很严肃地对我说‘当作家是要吃苦的’，我同样也很严肃地点了点头。”说到这里，王家新笑了起来，“其实那时候懂什么呀”。但是，这颗飘来的种子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也许他和文学的确有缘，在那个年代他有了好几条找到书读的渠道，让他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他就是山区农民的孩子，他家里人连字都不怎么识的。”有一天这个同学很神秘地问他要不要看书，他就将信将疑地跟着他去了，“那完全是个奇迹，在他家的一个木头箱子里居然藏有《冯至诗文选》、《曹禺剧作选》、《殷夫诗文选》等十多本书！还是50年代初那种竖排的书，全都发黄了。”从此，这些书成为他最隐秘的伴侣，他经常在放学的山区公路上放声读冯至的诗。他说正是冯至早期那些抒写青春苦闷的诗，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诗的觉醒。
高考语文得满分
“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王家新说这句当年抄在小本子上的格言一直在激励着他、温暖着他，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他“五门功课100分，一门功课98”，但因为班主任在他的毕业评语上写有这样一笔“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没有一个高中敢收，后来经过母亲的奋力争取，才上了区高中。高中毕业以后被下放到了区农化厂劳动，生产一种叫“五四零六”的菌肥，他说他总是被分配干最重的活，“劈柴，烧大蒸锅，把蒸熟的用来做菌肥的小米从大半人高的蒸锅里掏出来，真是不亚于炼钢工人……”
在农化厂，不但劳动压力大，还要经常受气。那时候王家新在县里(均县，最早叫均州府，“陈世美就是从咱们那儿出的啊”)已经颇有文名，县文化馆发表了他的诗，还邀他去改稿，但是这类邀请函都被农化厂的指导员扣下了。“1976年吧，我曾被推荐过一次(上大学)，都去体检了，最后却没有下文。”那次他被推荐的学校是广东化工学院，“我在冰天雪地的山岭上高歌了一番《沁园春》后，也就不痛苦了，反正我也不想上那个学校”。他要在“广阔天地”里继续他的文学梦。
劳动了三年多以后，传来高考恢复的消息，但同时，“县宣传部抽调我去整理什么学大寨的材料，要整理大半个月，我简直心急如焚”。整理完材料，他跟农化厂请了10天假，“这次批准了”，“我回到家里就猛背数学、历史、政治”，考试在1977年12月举行，“可能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原因吧，那年鄂西北山区和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特别冷。那一年的寒冷似乎还在我的体内久久燃烧。”命运就这样造就了一个人。那一年，王家新不仅是他们县里，也是整个郧阳地区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人。他的一些知青朋友包括他在诗里写到的王志林那一年都没有考上。不过，王志林现在已是湖北某市的宣传部部长了，“那年我回老家，他远远地来看我，还提着一把据说是盛中国送他的小提琴，要来为我的诗伴奏！”
当年的考试成绩并不对外公布，后来王家新进了大学才知道，他的语文拿了满分。“作文的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我就写了一个哑巴进饭店的故事，而且这个哑巴还有病，就看饭店的人学不学雷锋，这篇作文故事曲折，结构布局当时也颇下了一番工夫，语言生动、精炼，似乎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一切都恰到好处”，现在回忆起来，他遗憾没有把这篇作文保存下来，“它被收入了许多高考优秀作文选中，但就是没想到去留一本，我大概是当年湖北省文科第一名吧！”
珞珈山埋葬青春
当时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二和第三志愿则分别是华师大和北京广播学院，结果被武大优先录取。进了大学，也没想到“中文系党总支宣布我为全年级的学习委员”，省电台很快播送了他的高考作文。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一共有60多个同学，还有五六个是从北京来的，“其中有光未然的儿子”，北京的同学们经常带来一些最新的消息，《今天》等杂志也“像火种一样在大学里传送”。“那时候三天两头就会冒出一个诗社，‘77诗社’、‘珞珈山诗社’等等，班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写诗”。后来武汉大学77级的同学，和北大、北师大、复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联合起来，出了一本大学生文学杂志《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主办，王家新任诗歌和文学评论编辑，“本来是要各个学校轮流出的，结果只出了一期就引起高度紧张，什么可怕的传言都有，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了”。
在那个樱花盛开的校园，王家新创作了很多诗作，开始在《长江文艺》、《诗刊》等杂志发表。大二的时候他写了《在山的那边》，2001年这首诗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我没想到他们选了这首诗。那是以一个山区孩子的口吻写的，写那种自幼以来对‘山那边’的向往，写那种挫折感和信念，现在让我自己来读，我还真不好意思。”
除了读书、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创作，爱情也是当时大学生的“功课”之一。“珞珈山这个名字是闻一多当年起的。珞珈山本身就是个谈恋爱的地方，中文系的学生还不是很明显，外语系的学生都住在山上那些法式的楼群里，经常看见他们成双成对地在山上的林荫道上，说是背单词，谁知道他们究竟在干吗？”
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让王家新不愿再提的波折，他被发配到鄂西北山区的郧阳师专。“本来当时刘道玉校长还想帮我，但他自己也有了麻烦，我舅舅到了武大，骂了几声，一辆车就把我拉回丹江口了。”后来王家新在他脍炙人口的长诗《回答》里写道：“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他坦承自己对武大有“很复杂的感情”，不过他认为这样写并没有丑化母校，“别的地方也许我还不愿意把青春葬在那儿呢”。而“青春”，在他看来，本来就是用来被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可能成熟”。
人物档案
王家新
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57年出生于湖北省均县(现为丹江口市)，1977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配至郧阳师专任教，1985年借调至北京诗刊社，1992年前往伦敦，1994年回国调入北京教育学院，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罗中立：那四年，是一次最彻底的释放
曹俊杰
高考往事
“报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罗中立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周河，走了20里路，才来到县城，可白天报名已经结束。他来到招考老师的招待所，找到招生办的老师，好说歹说才让他们‘看在川美附中的面子上’，临时在报名表上添了个罗中立的名字，于是成为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
重庆画家罗中立，喜欢用“阴差阳错”来感叹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如同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女朋友的劝说下，极不情愿地沿着河边走了20里路来到县城，挤上了高考报名的最后一班车。三十年后，他已是当初自己报考的这所西南重镇美术学院的院长。
大巴山脚下的“罗锅”
若不是三十年前那场著名的考试，罗中立到今天可能只是一个穷乡僻壤钢铁厂的退休工人。1965年，一群四川美院附中的学生被派到四川达县的大巴山里临时任教，17岁的罗中立也在其中。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将罗中立等来自重庆的学生们围在新村小学的空场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罗中立那天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他家的土屋。
这之后，罗中立便和乡土结下了不解之缘。等他十年后再回学校学习油画时，同学们送给他一个绰号“罗锅”。“罗锅”在钢铁厂的生活并不复杂：每天往返于煤仓和锅炉房之间，推着装满煤的煤车，到炉膛边就要把煤甩在边上，罗中立一个人管着十多个炉膛。“冬天煤仓是没有遮拦的，特别冷，吊灯晃悠在头上，只有铁锹铲煤的嚓嚓声。最难受的是夏天，近炉膛温度就特别高，但为了安全，工人又要穿厚衣裳和皮鞋。”罗中立回忆说。
送完煤之后，工人们就在一起聊天，罗中立特能讲故事，每到发糖的日子，工人们就递一碗白糖水给罗中立，里面放了半斤白糖，围在他身边听故事。但在钢铁厂之外，罗中立却又不间断画一些连环画，在当时的县城还小有名气。
改变一生的考试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刚得到消息的时候也没怎么激动，当时我正准备成家呢，白天去山里买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顺便画一些连环画，在县城也小有名气。身边的小同学都去报名高考，一些画得差的干脆拿着我的画去报考。”罗中立回忆道，十年动荡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被称为“臭老九”，罗中立觉得钢铁厂的钳工至少地位还不错。
当时罗中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朋友，却极力劝说罗中立参加高考。那时罗中立算过一个很现实的账：他中专毕业一个月29.5元，如果大学毕业一个月就能拿到52元工资，甚至当学生时还有补贴。“我去参加高考就是抱着很现实的起点，下决心也是比较被动，就是为了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罗中立说道。
报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罗中立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周河，走了20里路，才来到县城，可白天报名已经结束。他来到招考老师的招待所，找到招生办的老师，好说歹说才让他们“看在川美附中的面子上”，临时在报名表上添了个罗中立的名字，于是成为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
“原来我一直画连环画，本来考四川美术学院，就想考国画的，结果那一年刚好没有国画招生，只收油画、版画、雕塑三个专业，不对口，我想以前厂里画那个粉画，跟油画差不多，反正四年下来，回头还是干我的连环画，就选了个油画系。”罗中立说。
报完名，离考试不到40天的日子，除了考绘画专业的东西，还要考语文和政治，这对快30岁的罗中立来说，并不轻松。一个月几乎天天都要起早贪黑，恶补文化课。“那一个月，简直比当钳工高温送煤还辛苦。”罗中立回忆说。第二年春天的一天，在锅炉房的罗中立被通知去工会办公室取信，说是“美术学院寄来的”，忐忑许久的罗中立终于成为四川美术学院77级的一员。
1978年3月，时年30岁的罗中立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后来这一批川美77级学生中，油画的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版画的周春芽等人，今天他们的作品都已在国内艺术市场乃至国际艺术市场上炙手可热。
川美的激情岁月
等这一批五十几位77级学生到四川美术学院报道时，突然觉得，这个空荡荡的校园原来是如此有魅力。“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文革’以后突然有了一个宽松的氛围，每个人都近乎疯狂，做学生那四年是最彻底的一次释放、宣泄。”罗中立说，当时他已近而立之年。
“在学校，我比较会装疯卖傻，兴奋地折磨小同学。我们四人一个宿舍，冬天小同学不起床我就掀他们被子，一停电，就围坐在一起讲 鬼故事，张晓刚和班里一位同学不知怎么闹了别扭，我就把他们手强扭到一起。在这帮小朋友身边，我就是老大哥。”罗中立笑着回忆说，这样的回忆总充满了淡淡的苦涩，然后是甜蜜。
疯的例子还包括，熄灯之后，把画室里的黑色衬布裹在身上，一手擎着蜡烛，一手托着用来临摹的骷髅挨个宿舍吓人；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门插好，把水槽里放满水，脱得光光地躺进去……大家最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后来这成为川美油画系77级的班歌。每个星期发肉票的日子，就成了校园里最轰动的时刻，他们俗称“打牙祭”。上午三四节课都无法上，就有人到食堂外排队，学生都拿着瓷缸、饭盒，罗中立拿着小的洗脸盆，每个人敲得梆梆作响，食堂师傅都不敢开门。“虽然那时日子比现在清苦，但每个人都很兴奋，没有人不愉快。”
伴随77级疯狂出名的，也是他们的好学之风。“学校资料奇缺，我记得有次学校进了《世界美术全集》，老师带学生看画册的时候，都要排队、洗手、戴白手套，后来干脆平铺在玻璃柜里，每天展览一页，我们学生就进去描，一本30页的画册要看一个月才能看完。平常很少看电影，如果看一次电影，很多镜头回学校就要在纸上默出来，后来每个寝室墙上都挂满了这样的作品。”至今，罗中立还保存着自己在学校里画的手抄。
罗中立后来的成名，是1981年画的《父亲》。不过之前两年，他并没怎么画油画。“前两年，我都是在搞自己的连环画，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研究生考试，我甚至报考了国画研究生，还一心想回去。可那次考试，专业考试排名第一，但古典文学却不及格。”后来，国画系老教授碰到罗中立，还半开玩笑地说，幸好罗中立的古典文学不及格，不然就不会有《父亲》。
1980年，全国美展，几乎所有的油画系学生都在为此准备作品，罗中立尝试画了第一幅油画《故乡行》，结果第一年就上了美展，这给罗中立触动很大。而到次年全国青年美展，以大巴山邓开选老人为原型创作的《父亲》自此一举成名。如今，罗中立早年流散到国外的那些油画，都能在拍卖会上拍到几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现在，罗中立正准备着2008年的个展，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整整十年的“交代”。
人物档案
罗中立
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幼年在父亲影响下学画，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77年考上四川美术学院，1981年从油画系毕业留校，1983年赴欧洲考察学习，1998年开始担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刘巽达，无所不谈的杂家学者
陈琳
高考往事
“进入考场的时候还是有点发怵，由于十年人才断档，前来高考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很大，甚至看到了几个白发明显的人。就想，这些老三届高中生可能对考题十拿九稳吧？”
男女之间的感情介乎爱情和友情之间，进一步叫爱情，退一步即友情，这叫做“第三种感情论”；人总是在喜新厌旧和追求永恒不变的两性关系的两极之间徘徊，以求得最终的平衡，这叫做“两重天性论”；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三高”女性和低收入、低职位、低收入的男性是以“高嫁低娶”为准则的社会群体中单身率最高的人群，这叫做“甲女丁男论”……
以上就是曾让媒体溢美的“刘氏三论”。
现任《上海采风》主编的刘巽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婚姻爱情领域的一些问题，并且陆续提出了一些命题，并成为“令人瞩目”的“两性专家”。
“刘巽达是一个杂家，常常撰文议论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毕业后出版的一些书也多与此类问题有关，在很多人心目中，他已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当年的同窗好友、作家赵丽宏在《不老的大学》中如此评价这位昔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才子。
高考前，他是航天局工人
“当时我如果没有参加高考，虽然不至于成为下岗工人，但是眼界和格局肯定会窄小很多，可能会成为一个业余作家或工人作家之类，但会局限于狭隘的生活经历，小打小闹，自我满足而已。”刘巽达称自己绝对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小时候，刘巽达就是个乖孩子，从小到大关注成绩，关注考试，处处争第一，而且也争到了无数第一。“但现在我对此深恶痛绝，深感人生的真正意义被这些身外之物所耽误。现在我的孩子依然因袭着这样的人生，被功课之类压得人性异化，这些所谓的知识真正有用的究竟有哪些，殊可怀疑。”记忆中，刘巽达的父母从来没有关心过他的学业，只是哥哥姐姐中出了几个大学生，家庭氛围似乎逼迫着他成为读书人，这条路也就顺其自然地走下去。
高考之前，刘巽达是航天局的工人。作为制造火箭和卫星的保密工厂，知识分子比工人多，科技人员很多是哈军工毕业的。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刘巽达也将进入保送工农兵大学生的行列，奔着军工事业去了。“可那个时候文学很神圣，我们厂的广播站每天播放我激昂的诗篇，我又主编着一份打字油印的文学刊物。”刘巽达的身边云集着厂里的“精英”。高考制度一恢复，这些“精英”们大部分考上了大学。“我们占据了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厂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大堆，他们抽出了一个最好的数学老师为我们突击充电，因此当时我的数学成绩分数很高，文科的其他科目我把握比较大，加上很高的数学分，我的总分就很高了。”回忆起参加高考的场景，往事历历在目，“进入考场的时候还是有点发怵，由于十年人才断档，前来高考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很大，甚至看到了几个白发明显的人。就想，这些老三届高中生可能对考题十拿九稳吧？不过后来知道，我的高分受到了批卷老师的关注。”而刘当时的目标已经很明确：“至于读中文系，那是我的唯一选择，填表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再填什么别的专业。”
进了华师大中文系，晚上的挑灯夜读是家常便饭。深更半夜的，教室还灯火通明，大家好像都憋着一股劲。名师们让刘巽达受益颇丰。施蛰存先生讲古诗十九首，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记得他解释“就”字时，顺手拿起桌上的茶杯往嘴巴上凑，说，这叫“以口就杯”。钱谷融先生讲的是“文学是人学”，那时听来如春风扑面。王铁仙老师是瞿秋白先生的外甥，对现代文学的史料特别熟悉，虽然他的普通话很“搭僵”，但是一点不影响语速，所以他的讲课风格就显出了别样的风采。
杂家、杂文家、婚恋专家
校园生涯终究只是人生中的一处驿站，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昔日同窗的选择各不相同。“在大学同学中，我的年龄属于比较小的，比刚刚毕业的应届生稍大几岁。现在，我的同学中，已经有好几位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大部分是大学教师。虽然我们这届同学中成名和当官的也不少，但总体还是以教书匠居多，博导就有很多位。”
不过，刘巽达并没有如他的很多同学那样成为教书匠。“上世纪80年代，我在《现代家庭》杂志上开的名曰《家庭启示录》的专栏，本来是用文学的笔调讲述婚姻爱情故事，隐含哲理。讲着讲着，就觉得在此领域需要探讨的问题太多，就恶补相关学问。”于是，刘巽达啃完了许多与婚姻爱情有关的著作，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大师的著作，“我的书架上，这类书占据了压倒性多数。”报刊专栏的邀请纷至沓来，最多时达到每月十几个专栏。“开着开着，发表的文字一多，书也出了很多本，弄得像个婚恋方面的行家，连媒体也这样称呼我，我也就大言不惭地默认了。”其著作“刘巽达家庭社会系列”，总共六七十万字。同时，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刘巽达的成就和影响力更多体现在社会学范畴的“婚姻家庭”领域。“我的行文方式与学院派背景的社会学家有所不同，即便是写社会学范畴的文章，我的文章更像哲理散文，要我枯燥行文很难迁就，可能本质还是个文学人吧。”
与学院派的理论家不同，刘巽达对自己的身份有两个定位，一是“存独立思考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学者型杂家”。“这可能和我长期做杂志编辑有关，纵观我的林林总总的文章，基本偏向于以杂文为主。对人文领域的全面关注与思考，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写杂文。”除了担任《上海采风》杂志主编之外，还担任着《家家乐》等多本杂志的主编。每月至少要写两篇以上“卷首语”及其他文章。“有时也应友人之邀，参加一些研讨活动。”业余时间浸润在书香中的刘巽达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不够用，“我有若干相知甚笃的学者朋友，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忧国忧民，乐莫大焉。”
把自己定义为学者型杂家的刘巽达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先后写了《家庭启示录》、《爱情启示录》、《中国陋俗大观》、《无所不侃》、《清宫秘史》等著作。谈及对现代人的爱情观逐渐西化的看法，刘巽达说他既看好，又不看好。“所谓看好，就是说，西风东渐总体是好事，不但物质生活方面，即便是性观念问题上，也是利大于弊。西方生活绝对不是腐朽的代名词，而国际都市、外来文化、商业气息之类也不是侵蚀爱情的元素，现代爱情的健康特质是主流。所谓不看好，是说古典爱情的永不再来。古典爱情是闭塞生活的副产品，生产力越落后，人际关系越不频繁，古典爱情的发生率就越高。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些必备条件。纸质信件和传统电报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与之配套的古典爱情也就渐行渐远。”
人物档案
刘巽达
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现为上海市文联《上海采风》杂志、《家家乐》等多本杂志主编、编审。作家，社会学家。著有多种杂文集、散文集和学术著作，主要著作有：《家庭启示录》、《爱情启示录》、《中国陋俗大观》、《成功心理导析》、《无所不侃》、《夜鹰热线》、《挂满鲜花的小屋》等。
贺卫方，高考数学只得了4分的北大教授
周舒
高考往事
“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
“我1966年上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算是‘文革少年’吧。”如今已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回忆自己的少年岁月时，给自己下了一个“文革少年”的定义。1977年第一次高考，(姜格庄)“九年一贯制”学校毕业生贺卫方数学只得了4分，没有考上大学。1978年他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这次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如果那时候没有考上大学，可能还是在姜格庄慢慢学习写作，偶尔能在报纸上发点文章，也会挺高兴的。”而现在的工作，对于贺卫方来说，就是“一直想找个能一辈子读书还有钱拿的工作，而且找到了”。
“先进村庄”里严重偏科的少年
10岁时，贺卫方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山东烟台的牟平老家。“我们村叫姜格庄，很大，有八九百户人家。这个村的头头很有些文艺思想，是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那种，我们村有灯光体育场，每户人家都有喇叭，还有管弦乐队，能演全套的样板戏，在当时也算是典型。”模范村的教育体制也与众不同，“我上的是九年一贯制，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1977年的时候17岁，刚好赶上高考，说起来是没怎么被耽误的。”然而学校的师资却并不尽如人意，“好多高中老师都是教小学的”。而且“文革”期间也不可能学到什么，“如果有老师批评学生，学生会指着老师的鼻子说‘没大没小的’，完全不像话。而且那时候讲究开门办学，烟台产 苹果，修剪枝叶、摘苹果之类的学了不少，高考要考的东西是什么也没学到。”回忆起那些荒唐的岁月，贺卫方有点哭笑不得。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姜格庄成了新典型，“全国还没对外开放，我们村已经对外开放了，时常有些外国人来参观，法中友好协会的会长马纪乔夫人也在我们那儿住了一个多月。”贺卫方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小合唱、对口词，他都参加过。不过那时候他最喜欢的还是读报，“那时候我有个小任务，每天中午去邮局取学校的报纸，其实就是些《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还有本地的《山东日报》、《烟台日报》，内容都是大批判啊之类，但还是有副刊的，能看到一些文艺的东西。”
而图书则是更为奢侈的念想，村里虽然有图书馆，但却只能找到浩然、高玉宝等作家的书，“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看过《红日》，因为前面几十页都没了”。即便如此，贺卫方还是顽强地热爱上了文学，经常写文章投稿，“公社的广播站还播过我写的稿子，听到的时候很激动。”慢慢地他的语文成绩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他的数理化成绩却越来越差，“到了学化学，刚开始还可以，后来开始配平什么的，就完全不行了”。加上老师的教学质量也比较低下，贺卫方日益变成了一个严重偏科、总体来说成绩并不好的学生。他一心爱好文学，17岁的时候还改编过一个剧本，“是根据一个大概叫《雾都报童》的小说改编的，讲抗战时候周恩来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大众电影》、《人民文学》之类的杂志上也会登一些电影文学剧本，会写镜头怎么运动啊之类的”。他想象着如果有一天，村里能放映他的电影，“你想想，出字幕的时候，编剧：贺卫方，那该多好！”不过，电影剧本编了2万多字，他就再也没有进行下去了，“还是能力不足”。
拿到通知书就像被绣球砸中脑袋
1977年末，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姜格庄，那时候贺卫方已经高中毕业了，“大家都觉得自己还一直上着学呢，应该比那些已经战天斗地四五年甚至八九年的人好吧？”他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只是第二志愿。结果考试结果出来，“数学只考了4分”，贺卫方笑笑说，“才知道人家那些老三届的都憋着一股劲呢。”
到了第二年，高考又要报名，贺卫方的小姑父在“水平高很多”的牟平县八中教英语，他来找到当时充满了叛逆情绪的贺卫方，“他跟我说，还是报名吧，不考是没有出路的”。牟平县八中办了一个类似高考复读的班，“也不怎么收钱，请的老师都还不错”，贺卫方就去上课了。小姑父为了帮助他迅速提高数学成绩，亲手抄了厚厚一本习题，“那么厚的一个本子抄下来，我到现在写字笔迹都多多少少受他的影响。”贺卫方回想起来感慨不已，“到现在我每次见到他都非常感激”。
不过，当时仍然沉浸在写作梦中的贺卫方，复习起来完全“有一搭没一搭的”。“后来离高考只有2个月的时候，家里人发现我完全是在敷衍塞责，急了。”“文革”期间曾经兴起的“家庭学习班”，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有一天说家里要开会，我姑姑、姑父，我姨，都来了”。亲人们对这个叛逆少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天的气氛贺卫方一直没有忘怀，痛说革命家史到最后，“家里所有的女的都哭了，我也被他们说哭了”。之后的2个月，贺卫方全力投入了备考当中。
这次考试分数出来，贺卫方的数学进步了很多，总分考了347分，“当年山东省文科的重点线是340分”。这次贺卫方的志愿填得很保守，没有填报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报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拿到通知书，贺卫方无比激动，“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怎样的心情，就是我从邮递员手里拿到通知书时的心情”。
虽然没有上自己梦想的中文专业，但法律专业也让贺卫方感到空前的好奇，“而且觉得自己考过重点线没有白费”。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重庆，贺卫方安安静静地读书。回首多年前的高考，他感触良多，“我的人生真的在高考之后就一直比较顺了，职业不用操心，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慢慢提高，剩下的就是思考自己怎么能推动法制的发展、学术的发展。没有高考，这些真的都无法想象”。
人物档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2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潘华仿教授学习外国法制史，毕业后留校任教，编辑《比较法研究》季刊，曾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至今。贺卫方是当今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致力于完善司法制度，2005年起因不满现行法学研究生招生制度罢招研究生至今。
陈村，第一次做的习题就是高考题
罗敏
高考往事
陈村已经忘记是哪天报的名、哪天考的试，但记得高考那天那种慌慌的感觉：“50个人的教室，坐了25个人，我坐进去一看心里就打鼓，想：完蛋了。当时的录取比例是25个人录取一个，我看那些老先生们比我老多了，他们是读过书的。心想：怎么考，难道这25个人里我最行？”因为没做过习题，陈村做题很慢，铃声响了，考卷还没有做完。“反正我想，我这种人是应该考不上大学的，我读到小学五年级能考上大学，是怪事情。”
灾祸与幸运总是相伴而行——大学第一年的际遇，几乎定格为陈村最重要的人生哲理。那一年，他查出背部患病；那一年，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见于《上海文学》，两者差不多同时，让他短时间内体会悲喜双味。
之后他的病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他从此自称“弯人”；1975年他正式加入中国作协，陆续创作了《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作品。“高考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改变了我的身份。”4月19日，上海的这个春季已是十分炎热，陈村僵直背脊坐在软软的沙发上，徐徐点燃一支烟……
“农民是这辈子干得最差的职业”
如果有可能，陈村是不愿离家去插队落户的。家里兄弟5个，哥哥姐姐都去了工矿，他最小，必须下农村。“我自己选了安徽省无为县，那地方在芜湖对岸，靠着长江，要回来一趟比较容易。”
他走的时候十七岁。中学老师念叨着：你要去插队了，这是政策，没办法。像你这样的孩子，在以前肯定能上大学的……
一句话，烙在陈村的心里。在农村挑过担、放过牛、割过稻、插过秧，因为腰不好，“农民是这辈子干得最差的职业”。1975年，陈村因为身体不好回到上海，进了街道里弄生产组。1977年，恢复高考，陈村决定去报名，就是因为老师的那句话。
“我听到高考就特别高兴。当年我学习很勤奋，老师的话让我有点伤感，觉得真是生不逢时。”陈村所在的生产组，很多人想参加高考，但让陈村觉得奇怪的是，因为十几年的学生都要涌入高考队伍，不少人犹豫着、迟疑着。“我想，反正我真正读书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别人怕考不上没面子，我才不管呢，考坏了就拉倒，大不了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去考。后来我和同事一起去报名，他说：我们大学生来了！于是报了名，开始读书。”
白天上班，晚上就找以前的中学课本复习，陈村的高考复习进行得并不紧张。“英语不考，政治背一点东西，我不懂数学，什么分式、根式都不懂，自己每天晚上看一节，觉得看懂了就行了。数学里不是有‘因为’、‘所以’那三点嘛，从没人教过我，我去问人家问来了。”许多地方陈村看不明白，就稀里糊涂跳过了，他也没有做过习题，“我觉得我很伟大的地方，就是我第一次做的习题就是高考题。”
陈村已经忘记是哪天报的名、哪天考的试，但记得高考那天那种慌慌的感觉：“50个人的教室，坐了25个人，我坐进去一看心里就打鼓，想：完蛋了。当时的录取比例是25个人录取1个，我看那些老先生们比我老多了，他们是读过书的。心想：怎么考，难道这25个人里我最行？”因为没做过习题，陈村做题很慢，铃声响了，考卷还没有做完。“反正我想，我这种人是应该考不上大学的，我读到小学五年级能考上大学，是怪事情。”
直到现在，陈村还特别感谢那些批改高考考卷的老师们“让我终于混进大学”。他最初想读历史，第二志愿是中文，不过都没考上，到第二批补充录取时，他被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挑中。“他们说我是整个学校里专业分考得最高的，92分，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人才。”陈村哈哈大笑，“招进去一看，我什么都不懂，都是乱背出来的。”
好事情和坏事情总是交错发生
第二年5月，由街道单位的一辆大卡车装着，陈村和十几个同伴到了大学。“我们都特高兴。到社会上混了那么多年，还是觉得课堂好，有这么多同学一起学习知识，可以和老师在一起。”谈起“文革”时没书读而今终于有书可读，陈村表情平淡，却充满感慨。
入得大学，陈村的生活依旧散漫。政教系的主业是学马列，功课很少，陈村觉得很不错。考试前背背书，陈村说“只有考试前三天和考试后三天我是懂上课内容的”。平常，他有空便泡在图书馆，或者借书回寝室看。
陈村在班中年纪偏小，“我们班中年纪最大的比最小的大15岁。老大哥整天说他的农村生活如何，管老婆孩子管得一塌糊涂。这很有意思，因为所有人的遭遇都不一样。”相比较现在的学生，在同一时期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陈村的同学所遇问题各不相同，有人还在准备谈恋爱，有人的婚姻却已经触礁了，学生的年纪、工资可能比老师还高，大家彼此之间很放松。“这可能也是大学所能给予人的最好的东西，这种气氛是没上过大学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让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正是学校中那种自由讨论的气氛。校园很开明，大家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相互讨论，“有一种很强韧的东西正在被打破”。在大学中，学生普遍有一种想担负天下的集体主义，“从来不在意某个人有钱没钱，只是看重这个人聪明不聪明，对同学好不好。”
“好事情和坏事情总是交错发生。我发表作品与毛病发作大约是同步的。”下乡时干农活逐渐弄坏了腰，也因为开始和同伴一起“玩”打油诗初入文学之门。上大学第一年，陈村感觉背部疼痛，关节不能动，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如果一个人腿脚伶俐，像我这么喜欢玩，没事到处乱转，也不会坐下来写东西。”当时陈村也在进行文学创作，他感觉他们私底下见过的东西，比公开发表出来的更好，“我觉得《班主任》也不行，不崇拜。我想，他们写得那么臭居然还有人捧场，那我就写一篇给你瞧瞧。”在遭遇校刊退稿后，陈村把《两代人》寄给了《上海文学》，这成了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一个人未必知道自己未来的路途。“但当有一天你终于可以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些以前看不清的东西会出现。我以前也喜欢看书，这些潜在因素可能在某一天出来了，然后你变成了一个读书写作的人。”在大学中，陈村得到了“停下来”的机会，可以想点在忙碌的社会生活中无暇思考的事情，也逐渐形成了他对人生的基本观念。
毕业后，陈村被分配到上海市政二公司教书，1985年加入作协，后调到上海作协创作至今。“高考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改变了我的身份。进大学前我是集体所有制的一个职工，从学校出来，我就变成了所谓国家干部。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和脑力劳动者是不一样的。”改变身份后，陈村逐渐开始关心别人怎么写作、文学史的脉络如何，“这些事情慢慢都和我有关系了。”
就大处讲，陈村认为高考改变了以往无需努力等待分配的观念，给大众一个信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环境。“以前一切都由分配决定，个人努力一点都没用。高考好的地方，就是让年轻人觉得有一个盼头。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图书馆外排着队等开门，很多人都愿意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能在大学多待一两年。“我所在的学校规模太小了，如果能到一个综合性大学多读两年，各种学科的人待在一起，彼此互动，影响会更大。”
人物档案
陈村
1954年出生，原名杨遗华，上海人，回族。1971年底到安徽农村插队。1975年病退回沪，进街道里弄生产组做工。1978年初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专科学习，毕业后到上海市政二公司工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步入文坛。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等，长篇小说《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