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第二次世界大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3 19:49:58
第一卷序 风云紧急(温斯顿·丘吉尔)
第一卷序 风云紧急
上部 从战争到战争
（1919—1939年）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谈起，应该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个名称，丘吉尔应声便说：“·不·需·要·的·战·争！”（The Unnecessary
War）他认为“战争主要是人们行事失策的记录”，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决策者们处置不当，致使德、意、日侵略势力迅速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需要打的。
丘吉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要德国缴付巨额赔款。现代战争费用之巨是任何战败国都付不起的，因此赔偿是做不到的。事实正是如此，战胜国虽然没收了十亿镑的德国资产，却又给了德国十亿五千万镑以上的贷款，使德国经济迅速复兴。英、法的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敢向人民说清楚事实真相，仍使劲宣传要“压榨德国”，逼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以示自己有多么爱国。这种做法只会煽起德国民众的民族仇恨，英、美的贷款再多，他们也毫不感激。德国人把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看作是敌人强加给他们的。这种刻毒的民族主义仇恨集中体现在希特勒的身上，形成他那丧心病狂的反犹太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他决心要把德国人民引向一场复仇战争。
丘吉尔认为，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
“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他说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就是这么干的。
丘吉尔认为，战胜国做的第二件蠢事就是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东南欧迅速分裂为许多小国，结果使德国相对地扩大了。战后英、美两国还很热心地凿沉自己的军舰，拆毁自己的军事设备，并且强烈反对法国维持一支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与此同时，英、美却在华盛顿会议上允许日本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立即秘密地加速重整军备。他干得实在出色，以致两年后就有足够的力量提出公开挑战了。
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公然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在口头上提出抗议，而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决心使用武力来制止德国的扩军备战。
希特勒摸清了英、法政坛上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们的短视和软弱，就抓紧时机大胆出击了。1936年，他派军队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起初，他还有所顾虑，为了迷惑对手，便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虚情假意地提出要与东西方邻国订立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欧洲各国的当政者们竟会因此而感到心安理得，面对希特勒的挑衅不加理睬。这时，德国的空军力量已逐渐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逐渐超过法国。1938年3月，德国悍然吞并奥地利，并把下一个攻击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这时，苏联发出了警报，它建议与英、法等国举行会议，商讨对付德国威胁的办法，但是，英、法主政者们对苏联建议的反应都很冷淡。尽管丘吉尔一贯反苏反共，但他却认准纳粹德国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强烈主张与苏联结盟，但英国首相张伯伦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一心推行“绥靖”政策，紧接着就是张伯伦的德国之行。
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用出卖捷克的可耻代价，换取希特勒表示和平意愿的一纸空文。当时，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还是很有市场的，回英国时，他不断向对他欢呼的人群挥动有希特勒签字的那份联合声明，并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英国下院就张伯伦与希特勒的协定展开辩论。丘吉尔发表演说：“他（希特勒）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
等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为了说明一旦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吞并会对欧洲力量对比产生什么影响，丘吉尔欲擒故纵，先说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很小，陆军也不大，“只比英国的大两三倍”，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也不大，只比意大利的“多两三倍”，听众这时才大吃一惊，认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未来战争天平上的重要分量。这是丘吉尔在长期议会政治中磨练出来的高超的演说技巧的一个典型范例。尽管他的话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投票表决时，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仍以多数票通过了。
苏联对纳粹的战争威胁并没有坐视不管，9月21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以鲜明的态度谴责德国，并表示愿同法国一起全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这种正义的呼声竟然对英、法政府的对德政策丝毫不起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英、法以及东欧诸国领导人顽固的反共偏见在起作用。在希特勒完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联政府于4月16日又一次提出与英、法及波兰等东欧国家结成反德同盟的建议，但是，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领导人不愿与苏联结盟。他们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他们，这样就势必把他们的国家“并入共产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感到进退两难，它们既怕德国的侵略，又怕苏联的援助。另一个原因是短视的、偏狭的民族利己主义。例如：捷克即将被吞并时，波兰等国理应感到唇亡齿寒而全力支持捷克，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波兰当局居然还有心趁火打劫，对捷克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割让特申边区。此外，匈牙利也想分得一杯羹。
苏联既然未能与英、法结成同盟，斯大林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在与英、法继续谈判的同时，开始秘密地与纳粹德国举行谈判。5月3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突然被免职一事是苏联外交政策向德国靠拢的征兆，因为李维诺夫一贯主张与英、法结盟，再加上他是个犹太人。就这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条款终于在1939年8月23日深夜签订，仅仅过了一星期，9月1日，德军就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了。
下部 晦暗不明的战争
（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
9月3日，即德军入侵波兰后的第三天，英、法对德国宣战，“绥靖”政策彻底破产了，张伯伦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延请丘吉尔入阁，担任海军大臣。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给丘吉尔来了一封信，祝贺他重返海军部。这是两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开始，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直接引向日后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英、法对德宣战只是履行它们对波兰的诺言，只具有道义上的价值，其实它们都没有实力挽救波兰。9月19日，波兰在经过英勇抵抗以后，全军覆没了。从9月17日开始，苏联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第二天占领维尔纽斯，并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德军会师。一般的政治家只看到苏德合作的一面，而丘吉尔却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深刻的见解。10月1日，他在广播演说中明确指出：
苏联军队之所以要驻守在大大西移的战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他断言：“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他预见到德、苏必战，他正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以便能和苏联结成反德同盟。这样深刻的思想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远见卓识了。
宣战后最初的十个月里，双方都在调整各自的战线，一时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陆战。法国在沿德国边境设有马奇诺防线，十分牢固，全线都有防坦克战壕，德军是难以从那里突破的，但是，法国北部边界却十分虚弱，由于比利时害怕得罪德国，表示要严守中立，拒绝英、法军队开进它的领土构筑坚固的屏障。这就为德军日后从那里突破、实行迂回包抄留下了隐患。
英国保卫挪威的战役失败了。英国舰队在成群结队的德国飞机的轰炸下损失惨重，英军只得撤回本国，把挪威的全部港口都丢失了。
1939年11月，苏联发动对芬兰的战争，翌年3月，芬兰战败投降，全部满足了苏联对它的领土要求。
挪威战役的失败在英国下院引起强烈的不满，大多数议员都对张伯伦及其政府表示不信任。老牌政治家劳合·乔治的话最尖刻，他说：张伯伦曾一再吁请国人要为战争作出牺牲，这很好，请首相先来带个头，“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张伯伦尽管恋栈，至此也只得下台了，但是，他仍想让执行“绥靖”政策时的主要助手哈利法克斯勋爵来继承他的位置。哈利法克斯倒有自知之明，关键时刻，他推辞了。这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丘吉尔。过去六年来，他一贯大声疾呼要警惕德国的战争威胁，要加强战备，要结成反德联盟，他的话已不幸言中。只有他的崇高威信才能使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保持团结，只有他的经验和智慧才能领导英国取得最后胜利。5月10日，在研究新首相人选的会议上，平时开会总是滔滔不绝的丘吉尔却缄默不语，此时无声胜有声，战时各党联合政府首相的重任就这样自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他自信对战争的全局有丰富的认识，有资格也有能力领导英国打赢这场战争。那一夜他睡得特别香，指挥全局的大权落在他身上，他倒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
第一章 胜利者的蠢事
1919—1929年
为消灭战争而战——血流干了的法国——莱茵河国界——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对赔偿的无知——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消灭了奥匈帝国——魏玛共和——美国拒绝英美对法保证——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进占鲁尔——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终止——英美裁减海军——共产主义的儿子：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如何容易避免——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胜利者忘记了——战败者牢记于心——第二次大战的道德沦落——原因在于未能使德国废除军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几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将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和审慎来处理事情，各国人民的这种衷心热望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为消灭战争而战”一语，已成有口皆碑，人们并已采取措施，使之成为事实。当时被认为握有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把他的设想加以塑造和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机构，并将永远成为人类艰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胜利的协约国，这时至少对他们的外敌而言，是强大无比的。他们必须应付国内的严重困难以及许多他们不知如何回答的难题。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的各条顿国家，已匍匐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沉重打击而创巨痛深的俄国，已陷于内战骚乱之中，并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或称共产党的手中。
1919年的夏季，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一带，而他们的桥头堡则深深楔入到被击败的、被解除武装的和饥饿的德国境内。各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讨论和争辩未来的措施。欧洲的地图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绘。经过艰难困苦和冒险拼命的五十二个月以后，条顿国家同盟终于俯首听候他们发落，同盟中的四个成员国，没有一国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祸首的德国被公认为是使世界惨遭这场浩劫的元凶，现在完全听命征服者的摆布，而征服者自己经过这番折磨也显得踉踉跄跄。这一次战争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倾注于愤怒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的各战时领导人，在那时感到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开会讨论时都是谦恭有礼，而没有民主政治那种吵吵嚷嚷的争论，他们尽可以根据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来改造各种制度。
现在，饱受苦难的各国人民，受到大量的宣传教育所鼓动，致使亿万人一致坚决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报复。站在使人头昏目眩的凯旋顶峰上的领导人，如果在会议席上放弃战士们在沙场浴血战斗赢来的东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国凭它的努力和牺牲，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的地位。法国人为了保卫法国的国土，在国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战斗中，几乎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在一百年内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鲁士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震耳的枪炮轰鸣。而在这一次，法国十三个省处在普鲁士的严酷军事统治之下达四个悲惨的年头。大片大片的地区接连地遭受敌人的破坏，或在两军激战中沦为一片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之间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免者。
曾经参加1870年战争和受过那次战争之苦的法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显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无可比拟地更为惨酷的战争中竟然获得胜利，几乎是一个奇迹。他们一生中对德意志帝国向来抱有恐怖的心理。他们没有忘记俾斯麦1875年曾企图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没有忘记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职的无情威胁；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亚纠纷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都曾使他们战栗不安。德皇的“铁甲拳头”和“闪亮的盔甲”的演说，在英美人听来也许会引为笑柄，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确确实实的灾祸的预兆。差不多五十年来，他们都在德国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现在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期的压抑。和平与安全终于实现了。法国人民怀着热情激奋地呼喊：
“绝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满了不吉之兆。法国的人口不及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国的人口没有变动，而德国的人口却在增长。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内，每年将有大批德国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龄，其人数必定比法国的多一倍。德国曾经几乎是以一国之力而与几乎整个世界作战，而且几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大战的胜负安危在千钧一发之间，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和机会才使大局转危为安。然则，将来万一再有什么风波，强大的协约国是不是还会再度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呢？俄国正陷于瓦解和动乱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颇有站到敌方一边的可能。英国和美国同欧洲远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国似乎是靠除了帝国公民之外别人就很难了解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将来究竟在什么形势之下，才能使参加维米山战役的强劲的加拿大军、参加维莱—布雷顿诺战役的光荣的澳洲军、参加遍地弹坑的帕森达勒作战的无畏的新西兰军、以及曾于1914年严冬坚守阿尔芒蒂埃尔战线的刚毅的印度军团，会再度开到法国和佛兰德来呢？爱好和平、麻痹大意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度派遣二三百万大军在阿图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驰骋呢？什么时候美国的二百万优秀子弟会再次远渡重洋，开到香巴尼和阿尔贡来呢？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人口损失惨重；它在瞻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处呢？如果没有安全，则所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采用一切方法，啊怕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方法来取得它。
在停战那一天，德国军队开回本国，秩序井然。这时，戴上了荣耀桂冠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
“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后法国的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会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砸碎；它的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将要担负无法计算的赔款；它将陷于内乱：但所有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会成为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度燃烧起来，但是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据守和设防，即可以成为防卫法国的天堑，在河那边的法国人就可以世世代代过和平的日子。但英语世界的感受和见解却与法国的大不相同，没有他们的援助法国早已被征服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文，实际上是让德国领土原封不动。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人的巨额赔款。这个规定反映着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着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几乎没有人出来说明：赔款的偿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或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去的办法来实现；而当这些物资运到要求赔偿的国家之后，除非该国是极其原始的或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否则其国内工业就会被打乱。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这一点甚至连俄国现在也已经学会了，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的。但当时各国的当权者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而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些条文事实上始终没有执行。恰恰相反，战胜国虽然没收了约十亿镑的德国资产，但几年以后，主要由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却在十亿五千万镑以上，从而使德国能够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起来。这显然是慷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在各战胜国中，苦难、不幸的人民还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们的政治家们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就不能期望和获得德国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国结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索取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给予德国以大量的贷款。实际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国从各方面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赔款，大约只及没有希望得到偿还的对德贷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而且看来都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将判定所有这些做法是属于疯狂的行为。他们帮助滋长战争祸根和“经济风暴”（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讲到）。德国现在向四面八方借钱，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贷。在援助战败国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加上这种贷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国的投资家也参加进去，虽然在规模上要比美国的小得多。这样，德国得到了十五亿镑贷款，对比之下，它付出的赔款却只有十亿镑，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或则让出在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则利用美国的庞大贷款变戏法。所有这些就是一篇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编写这篇故事，又损耗了多少的辛劳，败坏了多少的美德！
第二个重大的悲剧就是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曾使许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种共同的生活，享有贸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所有这些民族都希望脱离联邦或帝国的体制，而鼓励他们这种希望的，就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
东南欧迅速地分裂为各个小国，结果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相对扩大，它虽因战败而疲惫不堪，疮痍满目，但其领土还保持完整，并且在当地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各民族和各省，凡获得独立者，都无不陷于像古代诗人和神学家们对堕入地狱的幽灵所描写的那种悲惨境地。
华丽的首都维也纳，这个长期得到保护的文化和传统的故乡，也是许多公路、铁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却变得冷落凄凉，饿殍遍地，好像是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离散的贫民区中的大商场。
胜利者把西方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德国人从此解除了强迫军役的负担，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军备。他们虽无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国贷款却源源而来。在魏玛，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订了一部民主宪法。皇帝被废黜了，非显贵者被选举出来。在这个脆弱的建筑物之下，强大的、虽战败而实质未受损害的德国民族的热情，却在汹涌澎湃。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对此又没有企图加以抵制，这样就不啻明告被击溃的帝国，建立共和比维持帝制将会从协约国获得较好的待遇。其实，明智的政策应该是使魏玛共和国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孙子当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从而使它得以加强和巩固起来。但可惜没有这样做，这样就使德国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真空。所有的实力派，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本来可以在立宪君主制度之下集结起来，并为了这个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议会制，现在却暂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德国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迈的兴登堡元帅身上。其后不久，种种强大的力量陷于徬徨无主的状态，真空暴露了出来，过了一阵之后，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法国已因战争而弄得民穷财尽。从1870年以来一直就想打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力却受到严重的损耗。迎接那胜利的曙光的是一个筋疲力竭的法国。
自取得辉煌胜利之日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心。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福煦元帅为了法国的安全和应付远为强大的邻邦，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把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领土，就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根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福煦和法国的要求。为了争取克雷孟梭，他们答应：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二、设立非军事地带；三、德国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装。克雷孟梭接受了，尽管他自己内心不愿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对。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条约，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
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而末了我们却得到不十分客气的通知，说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应有更好的了解。
在法国人民的恐惧、愤怒和一片混乱之中，世界闻名的权威，并且同英美两国有特殊接触的克雷孟梭这个严厉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普鲁塔克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又再度活跃起来，政府各部长频频更换，参与其事者或则有利可图，或则以此为乐，不管怎样，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相当于克雷孟梭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是很困难的了。
继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图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踌躇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要迫使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却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于普遍混乱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缴付了几笔赔款，结果使马克迅速崩溃。法国占领鲁尔，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并因此而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部摧毁这种通货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这次通货膨胀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极端恶劣的和影响深远的后果。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以致破坏了德国工业的整个结构。全部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同时也得清算，或者赖掉，但这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所有这些情况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这成为以后几年中的特色。德国人悲痛交集——就像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起初是非常严厉的，但不久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而且走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动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的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合不来；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强烈
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者，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不但在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
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
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
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1922—1931年
1922年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鲍德温。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务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他在战时曾任财政部财务大臣，而这时则当贸易大臣。从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劳合·乔治起，直到1937年5月摆脱沉重的工作、满载着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严肃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乡时为止，他是英国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我和这位政治家的关系，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时很严重，但在所有这些年月中，直到后来，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受到因爱尔兰法案而引起的来自党内的压力，随着势在必行的大选的临近而日益增加。问题产生了：在大选前我们是仍维持联合政府还是先把它解散。联合政府内的各政党和各内阁大臣曾经共事多年，共同担负许多责任，所以在全国人民之前保持团结似乎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风度。为了使远为强大的保守党容易接受起见，首相和我曾在这一年初用书面提出辞职，并以私人身分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把这封信考虑了以后，坚决地答复说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牺牲，并说我们必须共同进退。这种侠义的精神未能得到党内其他党员的支持，这时保守党觉得自己十分强大，足以独掌国家权力。
保守党以压倒的票数决定和劳合·乔治破裂而结束了联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辞职。早上他们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经和我们一起作战的杰出的保守党人以及大多数内阁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勋爵，都随劳合·乔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能干的人物：阿瑟·鲍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勋爵。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因患阑尾炎而施行手术，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复知觉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辞职，我不仅失去了我的阑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差使。我自认为，我在担任该职时，不论在议会和行政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经因严重的健康原因离开我们的那位博纳·劳先生，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之职。
他所组成的内阁，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人物鲍德温先生任财政大臣。首相请国王下令解散议会，而人民也想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在旁协助，再加上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很有希望能执政五年。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辞去首相职位而退休，后来病发去世。鲍德温先生继任为首相，寇松勋爵只好在新政府里当外交大臣了。
这样就开始了从1923年起的十四年时期，这也许可以称为“鲍德温—麦克唐纳的统治时期”。这两位政治家，最初轮流迭替，到后来在政治上结成兄弟之谊，共同统治着英国。在名义上，他们代表互相反对的两个政党，代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互相敌对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气味相投，见解一致，方法相同，这确实是我国宪法自有首相一职以来任何两个首相之间从未有过的。奇怪得很，两个人彼此极为投机。拉姆齐·麦克唐纳抱有古老的托利党的许多看法，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拥护保护关税这一点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党内的许多人来，却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更为真诚的代表。
※ ※ ※
鲍德温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显位而目眩心迷。在别人向他道贺时，他说：“请你为我祈祷。”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劳合·乔治将以保护关税为号召，联合许多与战时内阁同时离职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领导人来分裂政府的多数，甚或向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于是，在1923年秋季，他决定先发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护关税的问题。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演说，其结果只是使新选出的议会还没有到期就寿终正寝。他极力表白自己并没有这种图谋；
但若信以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对英国政党政治的深刻认识了。根据他的建议，议会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我也加进去了。我们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虽然是少数党，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组阁。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在下院中仅占五分之二稍多的议席，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麦克唐纳先生才成为大不列颠的第一任社会党人的首相，并且靠了历史较长的两个政党的默许和相互争吵，总算任职一年。英国处在占少数的工党的统治之下，极不安定，政治气氛对自由、保守两个反对党极其有利，以致它们挑选了一个时机，在一个主要问题上一举击败了工党政府。于是又举行另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选举结果，保守党所得席数比各党加起来还多出二百二十二席。①在这次选举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对选举的结果并无特殊的贡献。不过以前他一直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当选举的结果公布时，他当然又当上了首相。
这时我颇得保守党的爱戴。在大选后六个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补缺选举中，证明我确实掌握了保守党的力量。我虽以一个独立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参加竞选，但有许多保守党人为我效劳，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各由一名保守党议员主持其事，他们这样做是违抗党的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机构的本意的。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在总数的两万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败。在大选中，我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以一万票的多数重新当选为埃平选区的代表。那时我是不会用“保守党”的名义的。在两次选举之间，我和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接触，但我不认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现在当他获胜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当他邀请我出任我父亲一度担任过的财政大臣时，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党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后，我个人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只是以我的选民的赞同，重新正式加入离开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和卡尔顿俱乐部。
①保守党四百一十三席，自由党四十席，工党一百五十一席。
※ ※ ※
我在财政部遇到的第一个国际性问题，便是我们对美国的债务。在战争结束时，欧洲协约国共欠美国约一百亿美元，其中英国欠四十亿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协约国，主要是俄国，共欠我们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曾提议把战债一律取消。这样一来，英国至少在纸面上损失七亿五千万英镑。由于自那个时候以来，币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实上的数字可能还要多一倍。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的解决办法。1922年8月1日，在劳合·乔治执政时期的鲍尔福照会宣布，美国如不向英国索债，英国也将不向它的债务国索债，不管是盟国或以前的敌国。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声明。1922年12月博纳·劳政府派遣了一个由财政大臣鲍德温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结果英国同意：不论它从它的债务国收回多少债款，英国应付还对美国的全部战债，利息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协定引起了熟悉情况的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对首相本人。英国在战争中，也同这次战争一样，自始至终进行战斗，已弄得民穷财尽，而这个协定，又使英国在今后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须支付出三干五百万镑。不单在英国，就是许多并无利害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也认为这个协定的根据，无论对债务者和债权者来说都是一种严厉的、缺乏先见之明的条件。柯立芝总统说：“他们借了我们的钱，不是吗？”
这句简洁的话虽属真实，但亦未尽然。各国之间的偿付，如果采取运交货物或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偿付的方式只是独断地、人为地要把战时财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项加以兑付，那就势必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这种偿付方式，无论是向一个共享胜利但战创深巨的盟国索取，或者向一个战败的敌国索取，同样都会产生这种情况。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其后不久使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的一个明显因素。
美国新近把关税提高，并且几乎把所有已经采掘的黄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库里去，这使对美国债务的偿还付息更为困难。它强加给欧洲其他协约国的决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较轻而已。这种做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各国向德国加紧勒索。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之辩护；在我任财政大臣时又加以重申，并为此而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而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而且也成为替美国索债的人的话，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债之举实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国并没有产生这种反应，事实上却对这种议论大为不满。美国继续坚持英国必须每年偿还债务，只是减低了利率。
因此，我们除了要德国偿付已经削减的赔款之外，又必须和其他协约国商讨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够取得每年须向美国国库缴纳的三千五百万镑。于是，德国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英国三次如数付款，而这笔款又是英国根据修订过的道威斯计划的比例向德国勒索得来的。
※ ※ ※
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比邻相居几乎达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财政部办公，路经他的住处时，几乎都去看他，并在内阁会议室里谈几分钟话。我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而又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政纲方面，虽然不能吹嘘说有什么惊人的或引起争论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无论根据经济的或财政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大众的生活确见改善了。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富饶得多。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实在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
※ ※ ※
这时兴登堡在德国上台掌权。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现在全国必须选举一个新总统。所有的德国人过去一向是在家长式的专制政治之下长大，并受到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这种影响深远的习惯的调节。失败的战神张着羽毛脱落的翅膀，给德国人带来了极端的民主体制和各种自由权利。但德国所经历的一切使全国四分五裂，彷徨而无所适从。
各党各派互争雄长，争权夺利。在一片混乱之中，出现了转向兴登堡元帅的强烈愿望。兴登堡这时已退休家园，但仍受人们爱戴。他仍旧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帝，赞成“按照英国的样板”恢复帝制。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时好之举。
当他被提名为在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说：“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然而，请他出山的压力继续存在，最后找到了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去说服他，才使他不再犹豫，放弃他的本意而为国家负起责任。对于为国尽职，则是兴登堡向来勇于承担的。兴登堡的竞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选举。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
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连，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一百万的多数获选，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把儿子骂了一顿：“你为什么要早一个钟头叫醒我？就是到了八点钟，事情也会是一样的呀！”说完又去睡觉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时间才起床。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我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所以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使我感到焦虑。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①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①引自特奥多尔·勒辛（1933年9月被纳粹暗杀）。
※ ※ ※
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当时法国总理赫里欧提出一个建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声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长时期内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则德国愿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国也可以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疆界现状的公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法国政府着手同它的盟国磋商。在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院公布这项消息。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行，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提出一个正式的照会。照会宣称，除非以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德国不得提出修改和约条件的任何提议。比利时应列入订约国之内；最后，应订立一个法德仲裁条约，作为莱茵兰公约的当然补充。
6月24日，英国下院就英国应采取什么态度举行辩论。
张伯伦先生说明，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也许要确定它同波兰和捷克的特殊关系，但英国将不承担在国际联盟盟约明确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各自治领对西欧公约并不热心。史末资将军希望避免区域性协定，加拿大态度冷淡，只有新西兰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我们仍然坚持。在我看来，解决法、德两国千年来的冲突，似乎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把高卢及条顿两大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团结，以防止发生新的纠纷，而实现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赖，使过去的对立消失，则欧洲即可再度兴旺起来。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调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利益可以与此相比或与此相抵触的。直至今日，我的见解仍然是如此。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提出了为各党所尊重的见解，内阁一致对他给予支持。德国在七月间对法国的照会提出答复，接受把西欧公约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两件事结合起来，但说明关于普遍裁减军备的问题有先行成立协议的必要。
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八月间，法国取得英国的完全同意，正式答复德国。德国必须无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
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就是说，和约的规定，除非或直到经过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将继续有效；德国也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此外，德国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压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责的条款，要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暂不解决，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国政府都没有十分坚持，但即使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在光坦如镜的湖水旁边，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
会议的成就是：第一，五国订立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和波兰、法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无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两国。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订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种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的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于这种两个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而德国废除军备，则德国当无进攻法国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英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这样法国就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在理论上似乎有危险——如德、法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就得保证加入这方或那方——但是像这样的一场灾祸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反而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对于法国裁减军备和德国重新武装，向来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会立刻给英国带来更大得多的危险。在另一方面，英国和国际联盟（根据协定德国已加入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实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缩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似乎因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住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我们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于使德国在东部边界上得到较大的满足的企图从未置若罔闻。但在这短短的有希望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碰到好机会。
※ ※ ※
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
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
※ ※ ※
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党较之保守党只占微弱的多数。约有六十席的自由党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明显，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采取敌对的立场，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我和鲍德温完全同意：我们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赖自由党的靠不住的支持来组织政府。因此，虽然内阁和党内对应采取的方针有些意见分歧，鲍德温还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呈。
我们全体乘专车到温莎，缴奉印绶，正式辞职；六月七日，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任首相，成为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 ※ ※
这位社会党人首相希望：他的工党新政府将对埃及作出重大让步，在印度进行远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国的裁军等等，借此来使工党政府扬名天下。他算定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议会中赢得多数。我和鲍德温的分歧从此开始。自此以后，五年前他挑选我为财政大臣而产生的那种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们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触，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在帝国的和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应该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应该维护英国的尊严，就像在迪斯累里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疑地进行论争，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国的响应也在所不计。就我所见，鲍德温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已经早就过去了；他并且认为，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的力量，再相机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舆论的强烈情绪和大部分选民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他在这上面当然是极为成功的。他是保守党从来不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党务经理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对于这些一般性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够作出评判。
我们之间发生断然的决裂，是由印度问题而起的。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以及其后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于是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刚从宽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释放出来的甘地先生，竟成为会议的中心人物。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的详细情形，就没有必要在这部书里一一叙述了。当政府决定释放甘地，以便他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使者出席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和鲍德温的关系就破裂了。他对于事态的演变似乎颇为满意，他同首相和总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断然把作为反对派的保守党引导到这条道路上去。我坚决认为，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因此不久我便为了这个问题辞职退出“影子内阁”。1931年1月27日，我给鲍德温先生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 ※ ※
在1929年，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尤其是在美国。极端乐观主义纵容了疯狂的投机事业。有人著书证明，经济危机这个阶段已被不断扩大的企业组织和科学所克服了。九月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任还说：
“我们显然已经把我们所知道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结束了。”
但在十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虽然力量最为雄厚的机构进行了干预，也不能遏止恐慌抛售的狂潮。一些重要的银行筹出了十亿美元的资金，以求维持和稳定市场。
但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在以前的年月中，很快积累得来的表现为票面价值的全部财富，一旦化为乌有。美国几百万个家庭的繁荣是在信贷膨胀这个庞大建筑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突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在此之前，甚至最有名的银行也用低息鼓励人们从事全国性的股票投机，此外还兴办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屋、家俱、汽车、各式各样家庭日用品以及延期付款的办法等庞大商业系统。所有这些，现在都一起完蛋了。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只是在一天以前，成千成万的技师和工人已开始坐小汽车上班，使停车场也成为一个迫切问题。整个社会一直进行着极其活跃的生产活动，制造各种各式的优良产品，供亿万人享受，但在今天，这个社会却陷于工资猛降、失业增加的悲惨境地。美国的银行系统远没有英国那样集中，也没有那么牢固的基础。有两万家地方银行停止付款。人与人之间在货物和服务上的交换方式已被打得粉碎。华尔街的崩溃波及每一个家庭，不论是贫的还是富的。
盼望有更多得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共同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这是曾使美国人民神魂颠倒的美丽憧憬，但不要认为这纯粹是妄想狂和市场狂。任何一个社会从来不曾生产、共享和交换过为数如此巨大、种类如此繁多的货物。如果人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勤劳和技巧，则彼此之间所能增进的利益，确实是无可限量的。然而，虚荣、幻想和贪得无厌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取得的成就，终于把瑰丽的外貌毁坏殆尽。在1929年到1932年期间，紧接着股票市场的崩溃，就是物价惨跌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减缩，从而引起了大规模失业。
经济生活的紊乱产生了世界性的后果。失业和生产的下降又使贸易普遍紧缩。各国纷纷实行关税的限制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这次总危机又带来了尖锐的金融危机，使国内信贷陷于瘫痪。破产和失业遍及全球。麦克唐纳政府曾提出过种种的诺言，但到1930年至1931年，面对着一百万到将近三百万人的失业，弄得他头昏脑胀。据说在美国，失业的人数达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共和国的整个银行业，已陷于混乱并顷刻崩溃。其造成的灾祸，波及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不过在英语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
一个以攻击资本为其基础的政府或政党，总是难以保持对于像英国那样岛国的高度人为的经济所至关重要的信心和信用的。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完全无法应付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甚至不能运用党的纪律或采取必要的有力行动来使预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已处于少数地位而又丧失了一切财政信心的政府，是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的。
工党政府之不能应付这次风潮，英国财政信用的突然崩溃，自由党及其有害的平衡力量的瓦解，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联合政府的产生。看来只有由各党组成的政府才能应付这次危机。麦克唐纳先生和他的财政大臣，本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力图引导工党群众拥护联合政府。鲍德温先生一向认为，只要他保持他的权力，别人尽可以担任官职。现在他愿意在麦克唐纳之下服务。他这种态度固然值得尊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劳合·乔治先生做手术后还在休养（以他的年龄来说，情况是严重的），于是由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率领大多数自由党人参加了各党联合政府。
我没有被邀参加联合政府。在印度问题上，我已在政治上和鲍德温发生分裂。我又是一个反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政策的人。我和别人一样，也感到有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但我被置在这个政府之外，既不使我惊讶，也不使我感到不快。
事实上，在政府改组的时候，我还在戛纳绘画。如果那时我被邀参加，我会做出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讨论事实上从来不存在的令人怀疑的诱惑纯属多余。在这年夏季，我曾经同麦克唐纳谈过联合政府的事，他表示有兴趣。但那时我在政治舞台上处于很为难的地位。我担任内阁官职已有十五年之久，现在正忙于写我的《马尔巴罗传》。对于那些在喧嚷的政治漩涡中的人来说，当时的政治戏剧的确是扣人心弦的。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只是有所不便。从1905年以来，在下院开会时我总是坐在前排的席位，可以在我的座位上站起来发言，比较方便。我可以把发言稿放在讲桌上，多少给人以即席发言的印象。现在我必须有点困难地在政府席那边的过道后面找个座位，在发言时必须把稿子拿在手里；同其他著名的前内阁大臣们进行辩论时，就只好碰运气了。不过我还是常常得到发言机会。
※ ※ ※
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选民作出了无愧于英国民族的决定。联合政府在工党的缔造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领导下宣告成立。他们向人民提出了一个厉行节约和要求付出牺牲的纲领。这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早期版本，只是当时还不存在战争和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带来的刺激或要求罢了。最严峻的经济政策必须实行。每个人的工资、薪俸或收入必须削减。人民大众被要求投票拥护一个厉行紧缩节约的政府。人民响应了，就像往常当他们激发起英雄气概时所表现的那样。尽管政策背弃以前的声明，废除金本位；尽管鲍德温先生不得不停止偿付而且永远也不再偿付美国战债（这些美国战债是鲍德温迫使1923年的博纳·劳内阁向美国偿付的），自信心和信用还是恢复了。新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出来组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而仅仅有五十个他的党内反对派和他以前的追随者当选为议员。他的健康状况和精力迅速衰退；在决定命运的将近四年的时期内，他在越来越衰老的情况下在英国政体的最高地位执政。就在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就来了。
第三章 潜伏的危险
在我所著的《战后》一书中，我对于自欧战停战到1922年底英国政府更迭这四年中的情况，写下了一些感想。该书是1928年写的，当时我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
直到基督纪元二十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它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大的帝国，各民族的兴起充满了集体意识，使屠杀事业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规模和坚毅来加以设计和实行。个人的卓越的长处，都被集中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各国人民的精力用于蹂躏破坏的事业。民主政治的制度使亿万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现。教育不但把战争这一课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中，而且使每一个人对当前目标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在基本论点上，虽然很高明地避谈斗争，但用种种方式，对所有的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它的宝藏和秘密去满足人们不顾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说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放在他们的手中。
其结果，许多新奇的特点出现了。非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分参加战争，同样都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了一条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病、妇、孺这些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神奇地被组织起来，使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医疗和外科手术精益求精的进步，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使之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战的头四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准备进行的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恐怕1919年的战役会看到杀伤力量的大大增强。假使德国军队能够保持士气，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那么，在1919年的夏季，他们恐怕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成千上万架飞机将炸毁他们的城市。好几万门大炮将夷平他们的阵线。当时协约国正在进行种种部署，准备在同一时期内把二三十万配有一切必要装备的军队，用每日行驶十到十五哩的机械化车辆，源源不绝地越野前进。只有一种秘密的防毒面具（这是德国人还没有及时造出的）才能确实防御的狠毒到难以置信的毒气，将使遭受攻击的敌方阵线的全部抵抗陷于窒息，使全部生命陷于瘫痪。当然，德国人当时也有他们的计划。但愤怒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飘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境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劳动把人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准备把全人类大批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就把人类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压成齑粉，永远没有修复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声令下。他等候一个神志虚弱的、手足无措的人来下这个命令，这个人本来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为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十八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战争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下，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能幸存下来。恐怕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第二次大战更容易防止。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家，是以通常处事那种贯彻始终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惯常具有的常理来处理它们的事情的话，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实力，而不见得要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而又公正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他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令局势逐步发展，终于达到他们量害怕的那个顶端。
现在，我们又面临极其相似的新问题，只要这些国家还再用那种善意的、但目光短浅的做法来对付，那就不免要导致第三次大动乱，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讲故事了。
※ ※ ※
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说的。
※ ※ ※
一个自豪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击败，必定力图尽快重整军备，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要有办法，就不会尊重被迫服从的条约。
……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是暴力所迫的，是无效的。
所以，强行使一个战败的敌人继续处在解除武装的状态，乃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第一，他们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又必须以毫不放松的警惕性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原来的敌国恢复其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第二，他们必须采取旨在使战败国繁荣昌盛的宽大措施，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创造一个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使诉诸武力的诱因逐渐消除。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下面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讲了。
※ ※ ※
建立一支把一个强大国家的全部男子集合起来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胜利的协约国，依照劳合·乔治的建议，把德国军队限定为十万人，禁止征兵，但这一点兵力，却成为一个核心，成为一个熔炉，在可能的时候，百万大军便会从那里产生出来。这十万人就是十万个骨干，一旦决定扩充，小兵就会变成军士，军士就会变成军官。尽管如此，劳合·乔治的防止德国重建陆军的计划，不能说是考虑不周到。在和平的时期中，任何外国的监督都不能控制德国奉准设立的十万兵员的素质。问题不在这一方面。德国仅仅为了防守国境，就得需要三四百万有训练的士兵。而要建立一个能够同法国陆军相匹敌、更不用说超过法国的全国规模的军队，不但需要培植骨干，恢复旧日的联队和编制，还要实行国民征兵制度，每年征集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志愿兵、青年运动、警察的扩编、老战友会，以及一切非官方的和非法的组织，都可以在过渡时期中起作用。但如果没有实行普遍的国民兵役，则骨架虽全，总缺乏外面的筋肉。
所以，除非德国实行了几年的征兵，它就不可能建成一支足以同法国军队相抗衡的军队。这里有一条非把凡尔赛和约加以明目张胆的破坏就无法越过的界线。在此之前，可以进行隐蔽的、巧妙的和精细的准备，但总有一天会下最大的决心越过界限，公然抗拒征服者。这样看来，劳合·乔治的原则是对的。假使那时曾运用权力并以审慎的态度来贯彻这个原则，那么德国的战争机器就不可能重新铸造出来。每年征集的新兵，不论在入伍前受过如何良好的教育，也必须在联队或其他单位中至少呆上两年，只有经过了这一个训练时期，才可以把现代陆军所必不可缺的后备军逐渐组成和扩充起来。虽然，法国的人力在上次战争中有大得可怕的损耗，可是它能够有条不紊地、连续地训练每年入伍的士兵，并把受训过的士兵编入后备军籍而成为国家整个战斗人员的一部分。有十五年，德国都没有被允许建立这样的后备军。在这些年中，法国的军事体制却能顺利地训练和聚集起有组织的力量，这支力量是长期不断地武装和训练的结果。德国陆军或许可以培养和发扬它的军事精神和传统，但是它如果要同法国这支力量相抗衡，即使是在梦中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未来德国陆军的机构和核心的缔造者是赛克特将军。早在1921年，赛克特就秘密地在纸上忙于设计一支完备的德国陆军，并且谦恭地为他的种种活动同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辩解。他的传记作者拉本瑙将军在1940年德军节节胜利时写道，“假使从1920年到1934年间，领导核心只是适合于小规模军队的需要，那就很难进行1935年到1939年的工作了。”例如，凡尔赛条约规定要把军官团的人数由三万四千人减到四千人。德国人用了种种计策来突破这个致命的界线，而且尽管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了种种努力，德国还是一步步地推行重建陆军的计划。赛克特的传记作者写道：“敌人曾经竭力要消灭参谋部，并得到国内各政党的支持。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根据它的立场，曾有好几年正确地企图把高级参谋的训练搞得非常落后，使之根本不能建立参谋部。他们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来了解参谋部的军官究竟是怎样训练的，但是我们成功地保守秘密，不论关于体制或讲授的课程，一点也没有泄露。赛克特始终不让步；因为假使参谋部被破坏，那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虽然参谋部的形式已经被破坏了，但它的内容依然保留住……”实际上，有好几千个穿便衣的参谋部军官和他们的助手，以建设部、研究部和文化部人员的名义，集中在柏林，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拉本瑙还有一段透彻的说明：“没有赛克特，今天（1940年）就没有在德国的意义上的参谋部，因为这个组织是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无论军官们如何有天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建立起来。概念的连续是为了保证在现实的严重考验中掌握领导权所必需的。个人的知识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战争中，有系统地发展起来的多数人的能力是必要的。这种集体能力需要几十年才能培植成功……在一个小型的十万人组成的军队中，如果将军们不是也变成了小气派的人，就必须建立一个伟大的理论体系。为了这个目的，还得提倡大规模的体操锻练和军事体育……这倒不是为了训练参谋部，而是要训练一批高级军官。”这些人将能按正规的军事要求来考虑问题。
赛克特认为，必须避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个人经验中引申出错误的理论。那次战争中的一切教训，都经过透彻的和有系统的研究。拟出了新的训练原则和编订了各种新教程。
一切现有的操典都重新编写，而且不是为那十万兵员的军队而是为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来编写的。为了使协约国查不出来，这些操典的全部项目是用特别的字体印刷的，而且是公开的。但是供内部专用的操典，却是秘密的。他们所一再强调的主要原则就是：所有的重要兵种必须密切配合。不但主要的兵种——如步兵部队、摩托化部队和炮兵部队——必须在战术上密切配合；而且机关枪部队、迫击炮部队、冲锋枪部队、反坦克武器部队、陆军航空兵部队以及其他种种，亦应互相配合。1939年和1940年的战争中，德国各军事将领都认为他们战术上的成功，全仗这种理论。到了1924年，赛克特已能感觉到德国陆军已在慢慢地增加，超过了十万人的限制。他的传记作者说：“不到十年就收到效果了。”1925年，年迈的陆军元帅马肯森为赛克特建成德国陆军而向他致贺，而且并非不恰当地把赛克特比作沙恩霍斯特。这个沙恩霍斯特在法国于耶拿之役后占领德国的那几年内，曾秘密组织普鲁士军队来反击拿破仑。“多年的火焰一直在燃烧着，协约国的管制也没有摧毁德国军力中任何持久性要素。”
1926年夏季，赛克特率领各路指挥官带着参谋人员和通信部队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演习。那时没有军队，但实际上所有的将军、指挥官和参谋部的军官，由此学到了许多战争艺术以及指挥一支正规德国陆军的技术问题。一旦时机成熟，这支军队就能够把德国提升到先前的地位。
对在正式编制之外的士兵进行小规模的短期训练，已有好几年了。这些人被称为“黑兵”，即不合法的兵。从1925年起，这些“黑兵”全部由国防部来领导，由国家经费来维持。
参谋部的1925年计划，企图超出条约限制把军队加以扩充和改进，把现有的合法的七个步兵师增加两倍，然后到三倍，但是赛克特的最终目标，是至少要成立六十三个师。从1926年起，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就是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反对。193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被推翻。直到1933年4月才正式超过了十万兵员军队的编制。虽然它的实力，在早些时候就已经稳步地超过这个数字了。
※ ※ ※
在洛迦诺会议后，人们都抱着善意和希望，在这种情绪下，英国和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个虽非无法补救但颇成问题的决定。这就是：撤销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而代之以一个由国际联盟主持并经各方面同意的调查方案，只要有一国要求，就可以进行调查。据说这种部署可以作为洛迦诺条约的补充。但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福煦元帅的报告虽然指出：德国业已有效地解除武装；但是必须承认，一个拥有六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是不可能永远废除军备的。必须要有若干的预防措施。尽管如此，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还是从德国撤退了。当时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用许多隐蔽的、不显著的方式来破坏凡尔赛和约，而他们无疑地正在制订使德国再度成为一个军事国家的书面计划。他们有童子军，有士官团，以及由青年和退伍军人所组成的许多没有武装的志愿队组织。但是不论陆军或海军，任何事情总不能大规模进行而不被发觉。至于实行国民征兵制度，建立空军，或超过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来建造战舰，那就是公然违背德国应守的义务，在任何时候都会在德国业已参加的国际联盟中被提出来。
至于空军，那是更难作明确的规定。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设立空军，所以在1920年5月，德国空军正式解散。赛克特在他的告别命令中说，他希望空军将再度建立起来，空军的精神亦将依然存在。他极力鼓励这样做。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德国国防部成立一个由以前的有经验的空军军官所组成的特殊团体。这是瞒着协约国委员会暗中成立的，而且连他自己的政府也不让知道。这个团体以后逐渐扩大，直到国防部中各个办事机构或监察机构都有所谓“空军细胞”，而空军人员也逐渐被引进陆军各个单位，成为陆军的干部。民用航空部的部长是一位有经验的战时军官，是赛克特所指派的人；他使民用航空的管理和发展能够配合军事上的需要。这个民用航空部，加上德国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在陆军或海军中加以伪装的空军单位，大部分是由以前的空军军官担任其职务，他们根本没有商务航空的知识。
即使在1924年以前，德国全境就已经有了飞机场和民用飞机制造厂的系统，已有训练飞行员和进行消极防空的教练。
那时已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航空飞行表演，建立了全国性的滑翔小组网，以鼓励为数众多的德国男女养成“航空精神”。至于准许飞行的民用航空人员在数额上的严格限制，在纸面上还是遵守的，但是这些规则，同许多其他规则一样，都被赛克特蒙混过去了。他得到德国运输部的暗中帮助，为一个有效率的航空工业和未来的空军建立了坚固的基础。在1926年的情绪支配下，协约国还以为过分抑制德国的这些违约行为，未免太伤害德国的民族自豪感。胜利者满以为有了禁止德国成立空军这一条原则界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条极其含糊、极不明确的界限。
在海军方面，德国人也是实行同样的掩饰手段。依照凡尔赛和约，德国只准保留小规模的海军，最高兵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德国就假借种种借口增加人数，超过了限额。各种海军组织秘密地混合在各民政机关之中。赫尔戈兰沿海要塞，虽然按照条约已加以拆毁，但不久又重新修筑起来。潜水艇也私自建造，并在别的国家里训练潜艇的官兵。为了使德皇时代的海军继续存在，为了准备将来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也有重大的进步。拉特瑙先生在1919年当他任建设部部长时，就着手大规模地重建德国的军事工业。事实上他曾对将军们说：“他们固然已经毁掉了你们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在下一次战争以前无论如何已成为废物。下一次的战争将用簇新的武器来打，而且，最不为陈旧武器所束缚的军队，将占最大的便宜。”
尽管如此，德国的参谋人员，在协约国管制下的几年中，总是为了保存原有的武器免于销毁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用尽一切欺瞒和阻挠的手段来避开协约国委员会的耳目。偷偷进行的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德国的警察，起先对这种行为还加以干涉，但不久就协同国防部积集武器。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作掩饰，成立了一个保管武器和设备的组织。从1926年起，这个组织在德国全境都派有代表。保藏各种军器的仓库遍布全德国。还有，为了制造供将来生产军用品的机器也采用了极其巧妙的方法。以前曾供军用或可以改作军用的车床，都被保留作民用生产之用，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通常商业上的需要。为战争而建立的国家兵工厂，并没有依照凡尔赛条约予以封闭。
一个全面的规划就这样地付诸实行了。根据这个规划，所有用英、美两国建设贷款来开办的新工厂和许多旧工厂，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使之能迅速变为军工厂。他们计划之彻底和周密，可以写成好几部书。拉特瑙先生在1922年惨遭反犹太的新生的纳粹秘密社团所暗杀。他们切齿痛恨这个犹太人——德国的忠实仆人。1929年取得政权的布吕宁，曾热心而又审慎地继续推行这项工作，所以，当胜利者还因为有一大堆陈旧的军事设备而高枕无忧的时候，在德国，生产新武器的巨大潜力，正在一年一年地形成起来。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曾经作出决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1924年，我出任财政大臣，曾提请帝国国防委员会将这个规定重新加以审查，但是没有人提议修改。1927年，陆军部建议，1919年的决议，单就陆军方面而论，应该延长为“从现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内。这个建议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认可。1928年7月5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那时我就以接受的态度提议：“各军事部门的预算，应以十年内没有大战这句话为基础，这个基础应该一天一天向前推移，因而这个假定，应该每年由帝国国防委员会予以复核。”
我这个提议为各军事部门或自治政府留了后路，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可以由他们按情况来决定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争辩说：接受这个原则就会使军事部门陷入错误的安全感而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研究工作就会被忽视，鼠目寸光的见解就会流行起来，而牵涉到财政支出的部门尤其如此。不过，一直等到1929年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感到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世界和平看来可以维持，我觉得没有理由作出新的决定，这并不是在事实上证明我有什么错误。直到1939年秋季，战争还没有爆发。在这个局势不稳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阴是够长的。“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它一天一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在那年3月23日，麦克唐纳政府才正确地作出决定：可以认为这个假定业已取消了。
在这段时期中，协约国还保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利，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可被察觉的重整军备的活动。而当时德国也不得不服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强烈的联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条约的规定。当我们重温1930年到1938年这八年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曾有过那么多的时间。
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不损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我们所缺少了的，绝不是时间。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1918年10月，有个德国下士，在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因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四起。他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在青年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没有能够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而在维也纳过着贫苦的生活，后来又迁到慕尼黑。他有时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经常当临时工，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懑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他却体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并反而更抱着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一种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在西线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冬季，当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地卧病在医院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分不开。战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使这个伤势渐愈的团传令兵陷于极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从此却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可以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国的失败，在他看来，按通常的事理是难以理解的。他以为其中必有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他自己的狭隘的个人经验，独个儿苦思苦想，要推究这场灾祸的原因。以前他在维也纳时曾和极端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混在一起，在那里他曾听到过有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的事情。他的爱国义愤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物的嫉妒，融合成为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终于出院了，出院后仍然穿着军服。他对于军服，几乎具有小学生对军服所抱有的那种自豪感。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见的情景多么悲惨！战败的骚乱实在是够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气氛中，在他的周围，闪现出赤色革命的轮廓。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有些和他一道当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带红色袖章，疯狂地呼喊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好像睡梦方醒一样，一切都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了。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的人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背后把德国捅了一刀，并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见他的责任在他眼前闪耀：他要把德国从这些瘟疫中拯救出来，要为德国报仇，要把这个作主人的种族带领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运那里去。
他团里的军官们看到部下们那种煽动性的革命情绪，大为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愿意留在军中，干上了一个“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以这个名义，他收集了搞叛变和颠覆活动的阴谋计划的情报。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军官，让他去参加当地各式各样的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①。9月16日，他便加入这个政党。不久，为了配合他在军队的工作，他负责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且为党纲草案规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政客，他的救国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同年四月，他从部队复员。自此他就以整个生命致力于党的扩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原来的领袖一个个逐出。他以他的热情和天才，使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是“领袖”了。他花钱买了一个经营欠佳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该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不久便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底的几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直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亚当地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战后几年，德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帝国各地有许多人开始去倾听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全德国大为激愤，使现在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大大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等阶级的基础。他们有许多人在绝望之中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仇恨、为国复仇和爱国狂热之中，为他们的苦难找到安慰。①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译者
希特勒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
1923年11月，这位“领袖”在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鲁登道夫将军径直地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大约有二十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为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分，绝不会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绝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 ※ ※
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 ※ ※
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之一规定每隔四年选举国会。人们希望根据这个条款来确保德国人民群众享有对国会的完全的和持续不断的控制权。当然，实际上这个条款只是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狂热政治刺激和不断进行选举运动的境况之中。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有着精确的记录。1928年，他在国会只占二十八席，1930年增为一百零七席，1932年为二百三十席。到这个时候，德国的整个机构都充满了国社党的特务，并受它的纪律的约束。对犹太人的各种威吓、侮辱和暴行，就到处猖獗起来。
在这本书中，没有必要把这种复杂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恶，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进程逐年一一细述。洛迦诺公约的黯淡日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量美国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荣正在恢复。兴登堡元帅当了德国的总统，而施特雷泽曼是他的外交部长，沉着而体面的大多数德国人民，以他们那种对伟大而尊严的权威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来拥戴兴登堡，直到他临死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在这个狂乱的国家里，其他各种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玛共和政府既不能给这个国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国家的光荣和复仇心得到满足。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①”了。若干时间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的团体，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①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子女。——译者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是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 ※ ※
然而，国内还有另外的复杂情形。如果说德国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总联合的钥匙，那就有好几双手在想取得这把钥匙。这时，施莱歇将军操有一种微妙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势力。他是那些谨慎而又具有潜在势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各派对他都抱有相当的怀疑心理，并认为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参谋部的军事操典，非一般军人所能有。施莱歇早就认识到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从这种恐怖的聚众滋扰的暴行以及日益扩张其势力的冲锋队这一支私人军队中看出，要是他在参谋部的同事们运用得当，其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许可以利用来重新确立德国的伟大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莱歇带着这个念头，在1931年开始和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进行秘密策划。于是，两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时进行了。陆军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而施莱歇却又在这当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可能成为希特勒劲敌的罗姆，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派接触，尤其是同罗姆的接触一直在进行，直到三年后他们两个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为止。自此以后，政治局势就简单多了，对剩下来的人也好办得多了。
※ ※ ※
这时，经济风暴袭击到德国来了。美国各银行鉴于国内债务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极不合算的对德贷款。影响所及，弄得德国各地的工厂纷纷倒闭，许多企业也突然破产，而这些工厂和企业都是德国和平复兴所依赖的基础。1930年冬季，德国的失业人数增加到二百三十万人。与此同时，赔偿问题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三年内，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作为协约国代表，曾接收协约国要求德国偿付的巨额赔款，其中包括付给英国的赔款（当时经我之手自动转交到美国国库）。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国委员杨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拟、提议和要求商讨一个极其重要的减低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对赔款的偿付订出最后的限期，并且使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条铁路脱离协约国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销赔偿委员会而另设国际结算银行。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同以商业巨头胡根堡这个残暴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为代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为首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他们发动了一次徒劳的然而是野蛮的运动来反对协约国所提出的这个影响深远而宽大的通融办法。德国政府使尽了气力才勉强使德国国会仅仅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通过了“杨格计划”。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这时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使协约国答应远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之前把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
但是德国的群众对战胜国的明显让步，大都反应冷淡。在早先，或者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让步或许会被认为是走向和解和实现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现在，德国广大群众正面临着无时不在的、阴暗可怕的失业恐怖。中产阶级因马克的贬值早已破产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国际经济的压力削弱了施特雷泽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和以胡根堡为首的资本巨头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终于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布吕宁出任总理。
※ ※ ※
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是一位爱国者，一心想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来重建以前的德国。他继续推行拉特瑙先生在未遭暗杀前所拟定的为战争作准备的工业计划。他还力图在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中维持财政的稳定。他的关于经济节约和裁减文官人数及俸给的方案，并不为人们所欢迎。怨恨的潮流更为汹涌。在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解散了敌对的国会。在1930年的选举中，他在国会中占多数。他现在就用最后一次明显的努力，号召旧德国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复活起来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国家主义派的骚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确保兴登堡再被选为总统。布吕宁总理希望有一个新的而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恢复帝制才能使德国获得和平、安全和光荣。如果兴登堡再度被选为总统，那他又是否能够劝动这位年迈的元帅，在他的最后任期中充任摄政，以便在他死时复辟帝制呢？这个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补目前希特勒显然正要跨进的德国最高权力的真空。从全部情势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布吕宁怎么才能够把德国引导到这条路上去呢？正在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会因为看到德皇威廉复辟而回转头来；但是无论社会民主党或工会内的势力，都绝对不允许老德皇或皇太子卷土重来。布吕宁的计划并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国，他是想建立一个英国方式的立宪君主政体。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儿子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成为立宪君主的适当人选。
1931年11月，布吕宁便把他的计划向决定一切的兴登堡密陈。这位年迈的元帅的反应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为惊讶并表示极端反对。他说，他认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托的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对他的军人尊严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体，与在皇子中挑选一人当皇帝的办法是不能协调的。皇位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同时，因为德国人既不愿德皇返国，那么在德国就只剩兴登堡自己了。他说到这里为止。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说：“我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布吕宁和这位年老的将军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许长时间的争论。这位总理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除非兴登堡肯接受这个虽然不合正统的君主政体的解决办法，否则革命的纳粹独裁就一定会出现。可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不论布吕宁是否能使兴登堡回心转意，再选兴登堡当总统之举却是非办不可的，因为这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在顷刻之间有发生政治崩溃的危险。布吕宁的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实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兴登堡取得多数，击败了他的劲敌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台尔曼而再度当选。可是现在又必须应付国内经济形势和对欧关系了。裁军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个喧闹的运动来反对凡尔赛条约所带给德国的耻辱。
布吕宁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一个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远大计划；并且在1932年4月到日内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优渥款待。在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的谈判中，似乎颇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这次谈话的特殊基础，是德法“军务均等”。不过这个原则可以有各种保留意见的解释。头脑清醒的人居然会想到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确实使人感到惊讶。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几章里还要讲到。假使胜利者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吕宁从逆境中拉出来。还可以有第二个步骤——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为了欧洲的复兴而把赔款取消。假使实行这种解决办法，那就一定会把布吕宁的个人地位抬高到胜利者的地位了。
美国的无任所大使诺曼·戴维斯，曾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塔迪厄，请他立刻从巴黎赶到日内瓦来。哪晓得布吕宁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经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这时施莱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动。他刚巧抢先一步警告法国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吕宁谈判，说是布吕宁马上就要倒台了。同时也可能是塔迪厄担心在“军备均等”这个方案下法国所处的军事地位。不管怎样，塔迪厄没有去日内瓦，布吕宁亦于5月1日返回柏林。
布吕宁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两手空空回到柏林，对他来说却是致命的。为了应付在德国内部有巨大威胁性的经济崩溃，必须采取剧烈的甚至不顾一切的手段。但布吕宁这个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经没有采取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吕宁在五月份足足奋斗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塔迪厄在变化无常的法国议会政治中，亦被赫里欧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国总理宣布他本人准备商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达成的方案。美国驻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国总理立即回日内瓦，不可有片刻拖迟。5月30日晨，布吕宁接到这个电报，但在这时，施莱歇的努力已告成功。兴登堡听了他的话，决定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当美国的邀请电报（充满着希望但措词并不审慎的电报）送到布吕宁手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已成定局；到中午时分，他便提出辞职，以免正式明令免职。在战后的德国中，最后一个或许可以使德国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宪政并走向睦邻邦交之路的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假使没有施莱歇的阴谋和塔迪厄的延误，则协约国向布吕宁所提出的建议，肯定会救了布吕宁。现在这些建议，只好同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人来讨论了。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1934年
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国的血腥清洗——裁军会议的结束——7月25日多尔富斯博士遇害——兴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意大利进退维谷——10月9日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图在马赛被刺——11月赖伐尔出任法国外交部长——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冲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协定——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一事，在罗马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纳粹主义被视为法西斯理论的一种粗糙的、野蛮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对奥地利和东南欧的野心是众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预见到意大利与新德国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利益将是不可协调的。他没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证实了。
德国要取得奥地利，这是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奋斗》的头一页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日耳曼的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祖国。”因此，纳粹德国政府从1933年1月获得政权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着维也纳。那时，希特勒还无力与墨索里尼抗衡，而后者在奥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讳的了。德国作为一个军事上依然软弱的国家，甚至连进行渗透和地下活动都必须谨慎从事。尽管如此，在头几个月里，德国就开始对奥地利施加压力。接连不断地要求奥地利政府硬把听命于它的奥地利纳粹党员塞进内阁和政府要职中去。这些奥地利纳粹分子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奥地利兵团里受训的。他们无法无天地在铁路沿线和旅行游览中心扔炸弹，加上德国飞机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上空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既遇到来自国内的社会党压力的对抗，又受到来自国外的企图破坏奥国独立的德国的阴谋反对。但这还不是奥地利国家的唯一危险。奥地利社会党人仿效德国这个邻国的恶劣榜样，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借此推翻投票箱的决定。在1933年，所有这些危险都逐渐呈现在多尔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并已得到支持的允诺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里西奥尼与墨索里尼会晤。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和政治上都达成深切的谅解。多尔富斯相信意大利会保持不干涉态度，因而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他的一个对手——奥地利社会党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顾问苏维奇访问维也纳，作为向德国提出警告的姿态。1月21日他发表如下的公开声明：
众所周知，由于奥地利位于中欧的心脏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远非它的领土面积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少所能比拟。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及其地理形势所赋予的使命，那就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主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这就是意大利在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长期以来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
三个星期以后，多尔富斯政府对维也纳社会党组织采取行动。属于多尔富斯本人的政党并由费伊少校领导的“保卫祖国协会”，奉命去把奥地利社会党所控制的势均力敌的、并且也同样是不合法的队伍解除武装。后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进行巷战。几小时之内，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被击溃。
这个事件不仅促使多尔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并且使他更坚定地在下一阶段同纳粹党的渗透和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失败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在愤恨中投向纳粹阵营。奥地利的情形同德国的一样，天主教与社会党之间的纷争，使纳粹党坐收渔翁之利。
※ ※ ※
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战争风险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势。他们可以随时同法国合作，并且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机构向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而且在德国内部，对希特勒运动也还有很大的分歧。这样做本来是可以无须流血的，但是这个时机正在逐渐消逝。纳粹统治下的武装起来的德国正在日益逼近。说来难于置信，直到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麦克唐纳先生在鲍德温先生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
比如说，假如我们裁减了法国的陆军，使之降低到与德国同等的水平，替德国争得平等地位；这种变化必然又会使欧洲引起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德国又会进一步说，“你们怎么能够使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大国不得拥有与海上最强舰队相等的海军力量呢？”要是这样，事情又将如何呢？你们到时会说，“不，我们不同意。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说，‘不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说“不行”，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战争的爆发往往是来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每一个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极为焦虑不安，感到毫无把握，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突然间，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让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什么争端。一个七月的下午，德国大使乘车到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被迫发动对俄战争，马上就要宣战了。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决定法兰西将按照它认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则行事。
德大使问道：“你们和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由于西方这两个大国各自投入一方，使本来在东方就已够严重的战场，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有时甚至声明中立也无济于事。就我们现在所知，在上述那次会谈中，德国政府已授权它的大使，如果法国政府不对他们的俄国盟国履行义务，如果他们表示不愿卷入这一场德国决定要进行的战争，那就要求已宣布中立的法国把图尔要塞和凡尔登要塞交给德国军队接管，作为以后不改变主意的保证。……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将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
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在战前，我常常听到对自由党政府的批评……现在，如果不幸发生了与我们愿望相违的灾难，那么，现在的当权者就应该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
对过去的教训，毫不记取，也不运用，而所处的形势又比过去更为危险得多。那时我们有海军，又不存在空军的威胁。那时，海军是英国的“可靠盾牌”……现在我们不能那么说了。那个该死的、万恶的发明以及空中战争的发展，已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一向过惯的那个岛国了。
于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不容有所延误。在陆军方面，像全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我们应重新取得设计自由。我们应该废止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既妨碍我们建造我们所需要的舰只，也阻止美国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们又绝无理由反对的一艘巨型战列舰。由于伦敦条约国之一（日本）已决定恢复建舰的自由，这将对我们进行这件事情有所帮助；第三，在空军方面，我们应该有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政府在上下两院中都占压倒多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事情会遭到拒绝。他们只要为了国家的安全，满怀信心和决心提出他们的建议，全国人民是一定会给予支持的。
※ ※ ※
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出现了各国团结起来对付德国威胁的一线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独立提出了联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议会发言：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是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罢。”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 ※ ※
现在，意大利在作最后的尝试来实现前面所说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了所谓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但希特勒的势力已日益强大，在5月6日，奥地利境内的破坏活动有变本加厉之势。多尔富斯立刻把这些恐怖事件写了一个报告，送交苏维奇，另外还附了一个牒文，哀叹恐怖行为破坏了奥国的商业和旅游业。
墨索里尼拿着这个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会晤。德国总理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从飞机上走下来，走进一队穿着闪耀的法西斯制服行列，率领这个队伍的，就是容光焕发、身体肥胖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见他的贵宾后，向他的副官轻轻地说：
“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在这一次奇特的会晤中，除了对于德国式和意大利式的独裁制度的美德互相赞扬一番之外，双方只是一般地交换了意见。墨索里尼对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语言，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他的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不过他确实取得了德国减轻对多尔富斯的压力的若干保证。会后，齐亚诺告诉记者说：“你们瞧，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会议之后，德国的活动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是墨索里尼呼吁之功，而是由于希特勒自己要专心处理国内问题。
※ ※ ※
取得政权后，元首同拥戴他上台的许多人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褐衫队在罗姆的领导下，越来越代表党内更革命的分子。在一些老党员中，例如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深恐希特勒一登高位就会被陆军、银行家和工业家等特权阶级收买过去。希特勒不会是第一个过河拆桥的革命领袖。在冲锋队（即“褐衫队”）的一般队员看来，1933年1月的胜利，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自由掠夺犹太人和发国难财的人，也可以自由掠夺有钱人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阶级。
关于领袖背叛的谣言，很快就在党内一些人中间传开了。总参谋长罗姆，由于这种局势的推动，全力进行活动。1933年1月，褐衫队的人数有四十多万人。到1934年春，他招收和组织了近三百万人。希特勒在新的局面中，对这个庞大机构的发展深感不安；这个机构，虽然表示对他无限忠诚，其中大部分人对他又确实深为爱戴，但事实上褐衫队却开始逐渐脱离他的个人控制。在此之前，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现在他拥有国家的军队了。他不打算以其中一个来替换另一个。他想二者兼而有之，并在必要时，使二者互相牵制，因此，他现在必须收拾罗姆。他对褐衫队的领袖们说：“我决心严厉镇压要推翻现存秩序的任何企图。我将以最严峻的力量来反对第二次革命的风潮，因为这势必导致混乱。任何人胆敢反抗已确立的国家权威，不管他地位高低，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希特勒虽然疑神疑鬼，但对于所传那位慕尼黑暴动的同志的不忠，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在过去七年中，这个人一向是他的褐衫队的总参谋长。1933年11月，当宣布党国合一时，罗姆就成为内阁的一员。党国合一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褐衫队与德国陆军的合并。全国重行武装的迅速发展，使整个德国武装力量的地位和统率问题成了政治上的首要问题。1934年2月，艾登先生访问柏林，在会谈中希特勒暂时同意对褐衫队的非军事性质作出某些保证。罗姆同陆军参谋长布洛姆堡将军本来就经常发生摩擦，这时他深恐他多年以来所建立的党军会遭到牺牲。他不管对他的行为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在4月18日公开提出明明白白的挑战：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要在“社会主义”一词之下加着重点。我们的冲锋队是目前对抗反动倾向的唯一堡垒，因为他们是革命观念的绝对化身。褐衫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宣誓要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在这一次，他把褐衫队演说免不了的结尾“希特勒万岁”省去了。
在4月和5月，布洛姆堡不断向希特勒诉说褐衫队的骄横跋扈。希特勒必须在对他心怀不满的将军们和那些曾为他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褐衫队打手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定要将军们。在六月初，希特勒同罗姆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这是对罗姆抚慰和妥协的最后努力，但是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心理变态的极端狂热分子，已无妥协的可能。在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神秘的特权阶级统治的大德意志，同罗姆所渴望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这二者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褐衫队体制之内，有一群人数较少而受过高级训练的骨干分子。他们穿黑色制服，称为党卫队，后来又称为黑衫队。这个组织，用意在于保护元首个人和担任特殊的机密工作。他们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统率的。希姆莱是破落的家禽饲养场主出身。他预见到以希特勒和德国陆军为一方，而以罗姆和褐衫队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他想方设法把黑衫队投向希特勒的阵营。在另一方面，罗姆获得党内如像施特拉塞等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他们看到他们的激烈的社会革命计划已被搁在一边。德国陆军也有它的叛逆者。前总理施莱歇对于1933年1月的耻辱和当时陆军将领没有推选他为兴登堡的继承人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希特勒和罗姆的冲突中，施莱歇以为机会到来了。他轻率地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的下台已为期不远。这是重演在布吕宁事件中他扮演过的角色，可是情况已变得更为危险了。
究竟是因为罗姆的政变阴谋已迫在眉睫才使希特勒不得不下手呢，还是因为希特勒和将军们害怕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才在他们掌握权力之时决心来一次彻底的清洗呢？这将长期成为德国争论不已的问题。按照希特勒的利益和胜利者一方的利益，当然要肯定这是个阴谋案件。事实上，罗姆和褐衫队不大可能走得那么远。他们只是一种有威胁性的运动，而还不是搞政变阴谋；但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却是随时可以越过的。不过，那时他们正在组织力量，后来又受到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倒是真的。
事情发展得很快。6月25日，德国陆军奉令不得离开军营，黑衫队被发给了弹药。而在对方，褐衫队奉令处于戒备状态。罗姆经希特勒的同意，定于6月30日召集全体褐衫队高级领袖在巴伐利亚湖的维塞举行会议。29日，希特勒得到局势严重的警告。他坐飞机到戈德斯贝格，在那里他会见了戈培尔。戈培尔向他汇报柏林即将发生变乱的惊人消息。根据戈培尔说，罗姆的副官恩斯特曾接到举行起义的命令。这件事看来不大像，因为事实上恩斯特那时在不来梅，正要动身离开这个港口作新婚蜜月旅行。
希特勒根据这一个似真似假的情报，立即作出决定。他命令戈林主持柏林的事。他乘飞机到慕尼黑，决定亲自逮捕他的主要敌人。在这个生死关头，希特勒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性格。在整个飞行中，他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全神贯注在狠毒的思索中。飞机在6月30日清晨四点钟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与他同行的除戈培尔外，还有十几个他的私人卫士。他乘车到慕尼黑褐色大厦，召见当地冲锋队领袖，并立即把他们逮捕起来。到六点钟，他带了戈培尔和少数卫士乘车到维塞。
1934年夏季，罗姆因病到维塞疗养。他选定为他治病的医生的私人小别墅作他的住所。选定这样一个地方作指挥部来策动马上就要举行的叛乱，可以说再糟糕没有了。这个别墅位于一条狭窄的死胡同的尽头，进出的人很容易被人看见。
别墅内没有一间可以供据说褐衫队领袖们即将举行的会议用的大房间。那里只有一架电话。这些事实都与暴动迫在眉睫的说法不符。如果罗姆和他的信徒们真的要进行叛变的话，那他们就的确太轻率了。
七点钟，元首的一列汽车开到罗姆的别墅门前。希特勒独自一个人，不带武器，径直地上了楼梯，走进罗姆的卧室。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成为永远的秘密。这完全出乎罗姆的意料之外，罗姆和他的私人僚属束手就擒，没有出什么乱子。希特勒一帮人带着他们的俘虏乘车回慕尼黑。在路上，他们遇到一队载着武装褐衫队员的卡车，这批人是奉命到维塞去出席中午的会议，为罗姆捧场的。希特勒从他的汽车下来，召见他们的指挥官，以充分自信的权威，命令他把这些人带回去。他立刻服从了。如果希特勒迟了一个小时，或者这批褐衫队早到一个小时，那么，整个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到了慕尼黑以后，罗姆和他的一伙人被囚禁于十年前他和希特勒曾被监禁的同一个监狱里。那一天下午，处决开始。
在罗姆的狱室中放了一枝手枪，但因为他不肯领情，于是狱门被打开了，几分钟内，他就被一排子弹打穿。在慕尼黑，整个下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枪决。行刑队八个人一班，时时轮换，使兵士的精神不致过度紧张。每隔十分钟光景，就可以听到一排枪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与此同时，在柏林方面，戈林接到了希特勒的指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在首都这里，被害的人超出了褐衫队的系统。施莱歇和他的以身体掩护丈夫的妻子，一起在家里被枪杀。施特拉塞被捕后遭处决。巴本的私人秘书和亲信都被枪杀，但他本人，由于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而得以幸免。恩斯特被从不来梅抓回来，在柏林的利希特费尔德军营结束了他的性命。在柏林，同在慕尼黑的情形一样，整天听到行刑的枪声。在二十四小时中，德国境内有许多与罗姆阴谋无关的人也失踪了，他们由于私人挟嫌报复，有的还是因很久的旧怨而送掉了性命。例如，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镇压1923年暴动的巴伐利亚政府首长奥托·卡尔的尸体。此次被“清算”的全部人数，各方估计不一，约在五千人到七千人之间。
在这血洗日的下午，希特勒飞回柏林。屠杀正在不断扩大，现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时候了。那天晚上，有些党卫队（黑衫队）员因为枪毙犯人过于热心而走过了头，自己也在被枪毙之列。到七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枪声停止了。那天近晚，希特勒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出现，接受柏林群众的欢呼，群众中有许多人本来以为希特勒本人也给打死了。有些人说他面容憔悴，也有些人说他露出胜利者的神气。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他果断、无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保住了他的目标，无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在那个所谓“大刀相搏之夜”里，保持了国社党德国的团结，使它得以为害全世界。
两星期后，希特勒在对他忠诚爱戴的国会上致词。他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得头头是道。这篇演说表明他十分了解德国人的心理，也表明他具有无可置疑的辩才。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
采取闪电般的快速行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只有几个人在身边……几天以前，我还准备宽大处理，但在这个时刻，已无考虑宽大的余地了。叛乱总是按照铁的法律来加以镇压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指责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法院对罪犯进行审判，那我只能对他说：在这个时刻，我肩负着德国人民命运的责任，因而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裁判者……我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国家重蹈旧帝国的覆辙。我下令枪毙的那些人，都是这次叛乱的主要罪犯。
接着就是下面一段不伦不类但还生动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疮烧光，剩下鲜肉。这些毒疮正毒害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源泉，还毒害外面的世界。
专横暴戾的恶势力所进行的这次大屠杀，不管怎样去解释，都足以表明，德国的新主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同时也表明德国的情况与文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制度，现在已在世界上出现了。反犹太运动是那么残暴和肆无忌惮。集中营制度已大力推行，用以对付一切讨厌的或持不同政见的阶层。这一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重整军备的全部过程，已有明显的迹象，在我看来，它带有一种冷酷无情、阴森可怕的色调；它闪烁着，射出刺目的火光。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转回到下院来。在1934年6月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常设委员会无定期休会。7月13日我说：
裁军会议已成历史陈迹，这使我十分高兴。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如果各国不再像现在许多国家那样感到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欧洲就会获得安全，那时，军备的压力和负担将自然而然地消除，就像在长期的太平盛世所应有的情况一样；那时，根据普遍的同意来签署这类性质的提议，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确实希望，政府迫使爱好和平的、不实行军国主义的法国削弱武装力量的时期已告结束。我引以为幸的是，法国始终没有接受从各个方面多次向它提出的劝告，这些劝告，我们的反对党领袖〔兰斯伯里〕肯定会十分同意的。
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个德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目前，三两个可以说是不顾死活的人掌握着那个强大的国家，掌握着那个有高度科学知识、有智慧、驯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达七千万；那里不同于君主制度，因为君主制度经常要考虑到它的长远利益，有许多顾虑，因而在决定政策时就比较稳重；在那里，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闻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德国的政治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不能辞职去当反对派。你不能离开政府席位去找个普通议员席位来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钟之内离开你的高级职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着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职还要严厉得多的判决。
在我看来，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种诱惑，做出军事独裁还不至于做的事情。因为军事独裁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毕竟是以对客观实际的精确研究为基础的。而那种独裁则比军事独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人，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危机，可能轻易对外进行冒险，使整个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 ※ ※
做这种冒险的第一次诱惑，不久就出现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亚至奥地利的山路上，来往行人络绎不绝。7月底，有一个德国信使，落入奥国边防警察的手中。他身边带有许多文件，包括秘密电码，由电码得知有一个即将举行的全面的暴动计划。政变的组织者是当时奥国驻意公使安东·林特伦。但多尔富斯及其阁员对于危机迫近的警告以及25日清晨显然可以看出的即将发生变乱的迹象却反应迟钝。那天早上，维也纳的纳粹党徒集中待命，到下午一点钟，一队武装的叛乱分子冲入总理府，多尔富斯身中两弹，流血不止，没有人去救护他，只是等死而已。另一队纳粹分子占领了广播电台，宣布多尔富斯政府辞职，由林特伦继任。
但多尔富斯内阁的其他成员，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总统米克拉斯博士发出正式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并由许施尼格博士掌政。奥国军警大多数人都拥护政府，他们围攻被少数叛乱分子占据的总理府，其时多尔富斯在一群叛乱分子手中，业已奄奄一息。当时奥国各省也发生叛乱，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兵团的各个分队也越界入境。这时墨索里尼听到了奥国政变的消息，他就立即打电报给奥地利“保卫祖国协会”领袖斯塔亨堡亲王，答应意大利一定维护奥国的独立。他特地飞往威尼斯，接见多尔富斯的未亡人，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问。与此同时，有三个意大利师奉命开到布伦纳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的力量有限，就缩回去了。与暴动有牵连的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里特和一些德国官员被奉命召回或解职，暴动就此失败了。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部署，于是在最近的血洗中幸存的巴本，就被任命为德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奉命要用更巧妙的方法进行工作。
巴本之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公使，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对奥地利共和国的颠覆活动。他负有双重任务，第一，鼓励在地下活动的奥地利纳粹党，此后每月发给津贴经费二十万马克；第二，推翻或收买奥国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不怎么掩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轻率地对维也纳的美国公使泄漏秘密。美国公使向本国报告说：“巴本以最大胆和最无所谓的态度告诉我，全部东南欧到土耳其边界都是德国的天然腹地，他负有任务把这整个地区置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爽快而直截了当地说，控制奥国是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作为一个好天主教徒的声誉来取得因尼茨尔红衣主教等奥地利人的好感。德国政府决定要控制东南欧，这是阻止不了的。美国的政策，也同法国和英国的一样，都不是‘切合实际’的。”
在这些悲剧和恐怖之中，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有好几个月因年老神志不清而成为德国陆军的傀儡，现在与世长辞了。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同时保持德国总理的职务。现在他是德国的主权者。他同德国陆军的交易，已因血腥清党而得以成交和巩固下来。褐衫队员不得不服从。他们重申对元首效忠。褐衫队中所有的敌人和可能的对手已全部清除。此后，褐衫队大势已去，只是在典礼仪式时充当警卫队之类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队员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它因享有特权而又有严格的纪律，便日益强大起来。它已成为在希姆莱率领下的专门保卫元首的禁卫军，与陆军将领和军人特权阶级分庭抗礼。它还成为一种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并从事日益扩大的秘密警察活动的政治部队。这些权力，只须经过一种安排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以使希特勒的独裁达到绝对的和完备的境地。
※ ※ ※
奥地利事变促成法国和意大利的接近；多尔富斯被暗杀所引起的震动，使两国的参谋部有所接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促使法意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地中海和北非的均势，也涉及到奥国和意大利在中南欧相互关系的形势。但墨索里尼不仅急于保住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抵制德国的潜在威胁，还急于保证它的帝国向非洲扩张。同英法两国密切合作来对付德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在地中海和非洲，就不可避免地与英法发生冲突。墨索里尼忖度：
意、法、英对安全的共同需要，是否真的会促使这两个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国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呢？无论如何，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个有希望的办法。
在法国方面，在斯达维斯基丑闻和二月暴动以后，杜梅尔格先生领导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达拉第先生继任总理，巴尔图先生任外交部长。自从洛迦诺公约签字以来，法国就急于在东欧安全措施上达成正式协议，但因为英国不愿接受莱茵河以外的义务，德国又拒绝同波兰和捷克订立有约束性的协定，小协约国对俄国的意图有戒心，俄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所怀疑，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使这个计划无从实现。
尽管如此，在1934年9月，巴尔图决定采取行动。他原来的计划，是想订立一个包括德国、俄国、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东欧公约，由法国保证俄国的欧洲边界，而由俄国保证德国的东部边界。德国和波兰对东欧公约都表示反对，但巴尔图终于使俄国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苏联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对外交事务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善于利用国际联盟，非常成功地用他的道德口气发言，很快就成为一个显著人物。
新德国在别国默许之下壮大起来。法国为了寻求盟国来对付德国，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到俄国身上，希望能够重新建立战前的均势。但在十月里，却发生了一幕悲剧。法国为了推行它的巴尔干政策，邀请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去巴黎作正式访问。国王在马赛登岸，受到巴尔图的欢迎，他们和乔治将军一起乘车，一路上受到拿着两国国旗和鲜花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从克洛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社会底层的密室里，一个恶毒的暗杀阴谋又一次跳上欧洲舞台，正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的情形一样，一群准备拼死的凶手已经准备好。法国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不严密，缺乏充分的准备。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欢呼的人群中冲出来，跳上汽车的踏板，用自动手枪对准国王和其他同车的人连续发射。车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弹。
凶手企图从法国骑兵卫队的后面溜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一时秩序大乱。亚历山大国王当场毙命。乔治将军和巴尔图先生满身鲜血，从汽车里走出来。那位将军摇摇晃晃走不动，立刻被送去医院进行急救。而那位部长则混杂在人群之中，二十分钟后才有人去照顾他，但还让他自己上楼梯，到警察局长办公室去接受医疗。医生在伤口下面作止血处理。但他流血过多，而且已七十二岁了，几小时后就死了。这对法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有了眉目。他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外交部长。
后来赖伐尔虽有极不光彩的历史和结局，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楚而尖锐的眼光。他认为法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进行交涉。本来他对德意两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成见。他不信赖苏俄。他对英国只是有时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喜欢，而且认为英国是一个不中用的盟国。那时，在法国，英国并不享有很高的声誉。赖伐尔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同意大利达成一定的谅解，而且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法国政府对德国的威胁始终不能放心，它准备为了争取意大利而作出重大让步。1935年1月，赖伐尔先生访问罗马，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的协定。两国一致认为，德国重整军备是非法的。他们同意，如果将来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双方即进行磋商。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答应对突尼斯的意籍居民的地位给予行政上的让步，并把与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两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让给意大利，还把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权让给意大利。这些谈判，目的在于为法、意、英三国举行更正式的会谈打下基础，以求成立共同阵线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
在其后几个月中，由于意大利突然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所有这一切全部落空了。
※ ※ ※
1934年12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两国军队在阿国和意属索马里兰边界的瓦尔·瓦尔水泉发生冲突。后来意大利就以此为借口并当着全世界公然对阿比西尼亚提出要求。从此之后，在欧洲，遏制德国的问题就由于阿比西尼亚的遭遇而被扰乱，变得面目全非了。
※ ※ ※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规定，原来属于德国的一小块领土，蕴藏丰富的煤矿和有着重要的钢铁工厂的萨尔盆地，应在十五年后举行公民投票，让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愿意重归德国。举行投票的日期定于1935年1月。投票结果本属确实无疑。居民中的多数肯定会投票赞成重新回到德意志祖国；而且萨尔地区名义上虽由国际联盟管辖，实际上却受当地纳粹党组织的控制，从而使投票结果有加倍的保证。巴尔图虽然知道萨尔最终总要重归德国，但他还想坚持为那些也许会投票反对立即归并德国的人提出一些安全保证。他的遇害改变了法国政策的格调。1934年12月3日，赖伐尔在煤矿问题上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交易，三天以后，他在国际联盟上公开宣布，法国将不反对萨尔重归德国。
正式的投票于1935年1月13日在国际监督之下举行，英国曾派一个旅的军队参加监督；这一小片被别国领土包围的地方，除了唯一受国际联盟主权统辖的土地——但泽之外，其中百分之九十点三的居民投票赞成重归德国。这虽然是一种正常的和势所必至的结果，但国家社会主义这次在道义上的胜利，使希特勒的威望大大提高，并且似乎给他的权威戴上了德国人民意志的真诚典范这个桂冠。希特勒并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公正或光明正大的作风而变得好商量，更谈不到有所感动。这只是证明他一向认为协约国都是颓废的笨蛋这一看法罢了。他开始集中全力来推行他的主要目标：扩充德国的军事力量。第七章 空中均势的丧失
1934—1935年
德国参谋部不相信德国的陆军能在1943年以前重新建立起来，规模超过法国而又具备相应的兵工厂和武器配备。德国的海军，除了潜水艇以外，也不可能在十二年或十五年内恢复旧观，并且在重建海军时，不免与其他的战备计划发生剧烈的竞争。然而，由于未成熟的文明不幸发明了内燃机和飞行技术，一种可供各国进行战争之用的新武器突然出现了，它可以很快地改变各国战争实力的对比。一个头等大国，假使在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中和在科学的进步中有自己的一份，那么，它只需四五年的努力经营，就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也许是所向无敌的空军。这个期限当然还可以由于事先有所准备和有所考虑而得以缩短。
德国空军的重建，和陆军的情形一样，经过了长期的和谨慎的秘密准备。早在1923年，赛克特就作出决定，未来的德国空军必须是德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在当时，他暂时还满足于在“没有空军”的陆军内部建立一个外人不易察觉的、至少在最初几年内不被察觉的周详而完备的空军骨架。在各种军事力量中，空军的实力是最难估量的，或者甚至是最难以确切的语言来说明的。在任何时候，民用航空的工厂和训练场所的军事价值和重要性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容易加以判断的，更不用说加以精确说明了。掩饰、伪装和躲避条约的机会和办法是很多的。空军，也只有空军，才可以使希特勒有采取捷径的可能，使之在第一步获得均势，第二步在这一重要军备方面超过法英两国。但英国和法国该怎么办呢？
1933年秋，显而易见，英国在裁军方面所下的功夫，不论它怎么告诫，也不论自己如何以身作则，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并不因为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这个重大事件而有所改变。两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英国裁军，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看来他们的感情得到并不了解当前事态的人们的支持。在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九千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一万票以上，胜利的当选人威尔莫特先生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那时的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这次的选举，给鲍德温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三年后一篇值得注意的演说中还提起它。在11月，德国国会举行选举，竞选者非经希特勒认可一概不得参加，纳粹分子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票数。
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对情况不了解或有错误了解的大多数英国人，并且对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或政治家似乎具有很大的压力，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就不能对英国当时的政策作出正确的评论，但这当然不能为那些没有负起责任的政治领袖们辩解。政党或政治家，与其祸国，还不如下野好些。而且，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在要求议会和人民采取必要防务措施时遭到拒绝的记载。对胆小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施行威吓，使他们走入歧途的那些人，至少是不应该说话的。
1934年3月的军事预算，总数仅为两千万镑，包括成立四个新的空军中队，即把第一线的空军实力从八百五十架飞机增加到八百九十架飞机所需的费用。第一年的财政开支为十三万镑。
关于这一层，我说：
大家承认我们的空军实力仅占第五位——如果算得上个地位的话。与我们最邻近的法国比起来，实力仅及其一半。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在武装起来。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的一天，而且也许为期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在世界上起着我们所起的和我们希望要起的作用，就不应该处在任由别国讹诈的地位……
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怨恨，一点也没有消除。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主义精神，不论在欧洲和在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猖獗。洛迦诺会议的日子早已消逝，那时我们对欧洲大家庭的和解曾抱着热烈的希望……
我要求鲍德温先生采取行动，因为他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责任。鲍德温先生在答复中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如果在我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上，不能取得这种平等地位，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这是一个极其庄严和明确的保证，当时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积极行动，那么可以肯定，这个保证现在就已经实现了。
※ ※ ※
虽然德国还没有公开破坏和约中禁止它成立空军的条款，但民用航空和滑翔运动的巨大发展，已使它可以很快就把早已成立的秘密和非法的空军加以扩充和加强。希特勒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喧嚷的指责，并不妨碍德国偷偷地把武器运给俄国。在另一方面，1927年以来，有不少德国航空驾驶员是由苏联按军事的目的给予训练的。两国间的关系有过许多波折，但根据1932年英国驻柏林大使的报告，德国陆军与红军有着密切的技术联系。正像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一上台就首先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一样，现在的纳粹德国同幅员广阔的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来也没有因为公开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有所损害。
※ ※ ※
尽管如此，在1934年7月20日，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还是提出过一些为时已晚而又不够充实的提案，要在五年内扩充四十一个中队或大约八百二十架飞机。可是在这个时候，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对这些提案提议进行不信任投票。
这个动议对扩充空军表示遗憾：
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
艾德礼先生为了支持反对党拒绝接受加强空军实力的措施，以反对党的名义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自由党拥护这个不信任的动议，虽然他们宁愿要他们自己的提案，动议内容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
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
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只要我们记住这是两个政党的负责人在深思熟虑之后所说的话，那就可以看出我国的危险是何等严重了。这还是处在酝酿的时期，那时如果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也许还会保有将能保证我们独立行动的空军实力。如果英国和法国在数量上都和德国保持均势，则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其实力就比德国强一倍，而我们或者不损一兵一卒，就可以把希特勒的暴力事业铲除于其萌芽状态之中。时机错过了，一切都迟了。我们虽然不能怀疑工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的诚意。但他们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在历史面前担当他们所应负的责任。奇怪的是，工党在以后的几年中，竟然不断声称自己具有优越的预见性，而对他们的反对党，则责之以未能为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
※ ※ ※
这一次，我有了方便的条件，以政府辩护者的身分来敦促重整军备了。保守党以超乎寻常的友善态度来听我发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由于英王陛下政府的性质以及政府中主要阁员的一贯态度，定可使反对党以相当的信任和重视来考虑增强国防的要求。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心里成天想着和平的政府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首相，在大战时曾以极端的做法和极大的勇气来证明他的信念，证明他为了他所坚信的和平主义事业会作出多么大的牺牲。①在公众心里，一想起枢密院长就想起祈祷时常常说的“赐给我们时代以和平”这句话。
人们大概早就认为：如果这些大臣们站出来说，他们之所以要求把保证公众安全的现有军备作稍微的扩充，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是他们的职责，那就会说服反对党，也会被认为是时局危险的一个证明，而政府是想法保护我们，使我们免遭危难的。
①指麦克唐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反战被捕入狱。——译者
请看政府所提出的辩解吧！它所提出的提案，其措词之温和，恐怕没有别的人能够做到的。自从这个题目第一次提出讨论以来，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谦逊的特色。他们说，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出这个提案的要求是多么小。他们向我们保证：只要日内瓦裁军会议有成效，这个提案就可以随时停止。我们还得到这样的保证：我们正在采取的步骤，虽然在一些浅见的人看来，只与国防的观念相联系，但实际上它只与集体安全的伟大原则相联系。
但是，所有这些辩解与缓和的做法，反对党总是以极其轻率的态度给顶回去。他们对这些抚慰他们的努力的唯一答复，就是今晚就要表决的不信任议案。在我看来，在这个题目上，值得同某些舆论进行调和的时期已快结束了。我们面前出现一种建立舆论专政的企图，如果这种专政能够持久，就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然后，我进一步论证：德国已经获得接近同英国相等的空中均势。
我首先要指出，德国违背和约，建立空军，其实力已达现今我国国防空军的三分之二。这就是我向政府提出供其考虑的第一点说明。第二，德国正在迅速扩充那支空军，所用的经费不仅包括预算中列出的巨额数字，而且包括公众的捐款——往往是强迫性的捐款——这是在德国各地正在实行而且早些时候就已经实行的了。到1935年底，即使政府这个提案付诸实行，德国空军也将在数量上和效率上和我们的国防空军几乎相等。
第三点说明是：如果德国继续扩充空军，而我们继续实行我们的计划，那么，到1936年的某个时候，德国在空中的实力肯定而且扎实地会比英国强大。第四，这是令人焦虑的一点：他们一旦在这方面领先，我们也许就永远追不上他们。
如果我这些话是无可否认的话，那么，下院各方面人士的忧虑，就情有可原了；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空军的物质力量，而且我必须说，还因为现时德国独裁制度所具有的性质。·如·果·政·府·在·今·后·几·年·中·的·某·一·天，·不·得·不·承·认·德·国·空·军·比·我·们·强·大，·那·时，·他·们·就·得·负·责，·我·认·为·理·应·负·责，·因·为·他·们·没·有·为·国·家·负·起·主·要·的·责·任。
我在结尾中说：
反对党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德国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都一向毫不客气地畅所欲言。但谁的批评都没有工党或坐在我对面的那一派自由党的批评来得严厉。他们的各大报纸，现在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就责难的严厉而论，是最突出的。德国的当权者对这些批评极其愤恨。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友国裁军，我们就会没有盟国了；我们要冒犯强大的国家，但我们又完全忽略自己的防务。这是一种悲惨的和危险的形势。事实上，他们是用他们一贯推行的方法，用要求我们投他们的票的办法，力图使我们置身于可怕而危险的境地。假使今晚我们投票反对他们，我们就有希望发现一条对国家的安全来说要比他们引导我们去遵循的更为美好的大道。
工党的不信任议案，当然因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我完全相信，如果把这些问题经适当的准备拿来向全国呼吁，则国家安全所必需的措施也会获得全国的支持。
※ ※ ※
要讲这段时期的事情，就必须记述我们从安全到死亡边缘这段漫长的路途中的一些里程碑。回想起来，我们享有的时间之长，使我不胜惊讶。在1933年，或者在1934年，英国很可能建立起强大的空军实力，足以对希特勒的野心给予必要的约束，甚至可能使德国的军事将领对希特勒的狂暴行为有所抑制。在我们面临异乎寻常的考验之前，还有整整五年多的时间。即使在那时，如果我们以合理的审慎和饱满的精力来行事，这次异乎寻常的考验也许不至于来临。英国和法国，凭借优越的空军，可以稳妥地发动国际联盟出面干预，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也可能团结起来作他们的后盾。国际联盟本来可以第一次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
1934年11月28日，英国议会举行冬季会议。我代表几个朋友，①提议在答辩词上作一些修正，说“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在议会里，座无虚席，大家都很想听我发言。我申述种种理由，以强调我们和全世界所遇到的严重危险，然后我进而讲到确切的事实。
①修正案署名者为丘吉尔先生、霍恩爵士、艾默里先生、格斯特上尉、温特顿勋爵和布思比先生。
第一，我断言现在德国已有了一支空军——这就是说，战斗飞机中队，具备必要的地勤部队，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和物资等必要储备，只要一声令下，便可集合而成为公开的、完整的空军中队，而且这支非法的空军很快就和我们的空军实力相等了。第二，在今后的一年内，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计划，不必加快步伐，而我们也按目前的基础，执行我们的计划，不减慢速度，并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到了明年今天，德国的空军至少就和我们相等，也许还要比我们强些。第三，以同样的基础，这就是说，双方都照目前的办法来推行现有的计划，则再有一年，即从现在起再过二年，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百分之五十，到1937年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所有这些，正如我刚才说的，都是在德国不加快速度，而我们也不减慢速度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
紧接着，鲍德温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根据他的空军部顾问所提供的资料，对我作直接的反驳：
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我曾指出德国的数字，是全部的而非第一线战斗力的数字，我也提出了我们第一线的数字，并说明只是第一线的数字，在其后面，我们可以使用的后备力量还要大得相当多；即使以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立即可以在欧洲使用的皇家空军实力相比，也是如此。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百分之五十。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百·分·之·五·十。我不能预料两年以后的情形。丘吉尔先生说到1937年可能发生的情形。我所能做到的调查研究，使我相信他的数字是相当夸大的。
※ ※ ※
这位事实上的首相这番透彻的保证，使大部分惊惶的人大为安心，也使许多批评者哑口无言。听到我的确切说明已被无可非议的权威所否认，人人都感到很欣慰。但这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认为鲍德温先生的顾问们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不管怎样，他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 ※ ※
冬季的几个月就这样地过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详尽而明确地通知他。
丘吉尔先生致鲍德温先生 1935年3月17日
我建议在星期二讨论空军预算时，把去年11月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我将尽力之所及分析一下你所提出的关于在各个时期英国与德国的国防空军实力的数字，即当时的，现在的，以及日历年度和财政年度的1935年年底等等日期的数字。我认为，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同我们相等，也可能超过。
我还认为，如果我们实行所制定的新计划，到1935年底或1936年初，德国的实力将比我们超过百分之五十。你将看到，这同你在去年11月所说的话刚刚相反，你说那时我们将比德国超过百分之五十。当然我将提到你在1934年所作的保证，即“我国的地位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将根据我所能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个保证并没有兑现，而且很快就会得到事实的证明。
我想，如果我像上次那样，事先让你知道我将采取的大致的路线，这也许对你有所方便。我认为，如果有一个代表政府的发言人能够证明我的看法与事实相反，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
空军预算在3月19日提交下院。我再次申述去年11月我所说的话，再一次直接向鲍德温先生的保证提出挑战。空军部次官作了充满自信的答复。到3月底，外交大臣和艾登先生赴德国访问希特勒先生，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希特勒亲自告诉他们，德国空军的实力已经和英国相等。这次谈话已记录在案。政府于4月3日将事实公布。5月初，首相在自己的机关报《新闻通讯》刊登了一篇文章，强调德国重整军备的危险，其措词和我在1932年以来所常常采用的极为相似。他用“埋伏”这一个发人深省的词，这必定是出于他内心的焦虑。我们的确已陷入伏兵之中。麦克唐纳先生亲自领导这次辩论。他提到德国宣布要建立一支超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海军并违背和约建造潜水艇，然后他谈到空中形势：
在去年11月的辩论中，曾根据当时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而提出预算，枢密院长曾代表政府提出保证，不管德国将来建立怎么样的空军，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处于劣势。如果不是如此，那我们就会置身于一种不能忍受的境地，这是本政府和空军部所充分了解的。下院在4月3日获知，在三月底外交大臣和掌玺大臣访问柏林时，德国总理说，德国空军已达到和英国实力相等的地位。这一句话，就空军实力而论，不管作何解释，无疑地表明了德国空军的发展早已远远超过我们上年在本院中所能提出的估计了。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政府和空军部已立即注意到这个事实。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
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政府已提议扩军。政府必须面对当前的风暴，必将遭到各种不公正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将被曲解；他们将被诽谤和被称为战争贩子；国内许多强有力的、人数众多和声音极端响亮的势力，将群起对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攻击。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骂的。为什么不能力争那些能给我们以安全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坚决主张空军的费用必须充足呢？这样，英王陛下政府不管将会受到如何严峻的谴责，如何叫嚣的滥骂，至少可以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他们可以感到他们已尽了应尽的主要责任。
虽然下院在座各人都极端注意倾听我的发言，但我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有着深信不疑的看法，但我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重视我的警告，我提出的证据又不能使他们信服并从而采取行动，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我接着说：
我承认言语不能尽我之意。我想起1708年圣约翰大臣曾故意泄露政府机密。他向下院透露，阿尔曼扎战役的失败早在一年前的夏季就已成定局了，因为经下院投票通过派出作战的英国部队二万九千人，实际上开到西班牙的只有八千人。
一个月后，政府证实了这个消息。据记载，当时在下院有半小时之久没有一个议员想发言，或者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宣布有所评论。但那次事件与现在我们要应付的局势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它只是一次政策上的挫折。在那次战争中，在西班牙所能发生的事情并不至于对英国有致命的危险……
今晚本院在外交政策上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一致。我们必须同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渴望保持和平的大国和小国协同行动。一切明显符合这个要求的政府，只要它愿意接受国际联盟的权威和制裁，我觉得也不应该拒绝与之合作。这一种政策并不是打算关闭修订和约的大门，而在于取得一种安全感，并在研究那个问题〔修订和约〕之前，使一切通情达理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在这个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之中，我们必须建立起各种防卫力量，与我们的友邦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这时在我的记忆中，记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火车失事而写的几句诗。这是我从前在一本《笨拙》漫画杂志上读到的；我在八九岁在布赖顿上学时，很爱看这份画册。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
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
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
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
因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不过我在发言中可没有念这几句诗。
直到5月22日，鲍德温先生才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此处我不得不援引原文：
首先谈一下去年11月我提出德国飞机数字这件事。自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使我怀疑这些数字有错误的任何情报。我相信在那时候这些数字是正确的。·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
在此我愿重申，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理由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惊慌失措。但我要根据对局势的认识慎重声明，如果政府不采取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坚决步骤，我就不会再有片刻留在政府里。我认为在此应该说明的只是，目前对空军部的大量的报纸上和口头上的批评，说他们好像对建军计划的不完备，没有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以及其他等等都负有责任。我只想在这里复述一遍：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当时我希望这个耸人听闻的自我检讨会成为一件决定性的事件，至少会使议会成立一个由各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些事实和我们的安全进行调查，提出报告。可是下院却作出不同的反应。至于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因为他们在九个月前对政府所采取的最温和的扩充空军的步骤曾提出或支持过一项不信任决议案，现在态度消极、不明朗。他们正在展望未来的大选，准备以反对“保守党扩军政策”为号召。工党或自由党的发言人对鲍德温先生的披露和承认错误都缺乏准备，他们也没有打算改动他们的演说词，以适应这件重大的插曲。艾德礼先生说：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并不支持单方面裁军……我们赞成通过国际联盟来谋求集体安全。我们反对用武力来推行政策。
我们赞成裁减军备和共同安全……我们已经说明，我国必须准备对集体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政策不是以扩充军备，而是以裁减军备来寻求安全的。我们的目标是裁减军备，并由此而完全取消一切国家的军备，建立一支在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国际警察。
至少当这个宏伟的政策一时不能实现或者在实现以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却没有说明。他不同意国防问题白皮书中所说的，参照美国的情况，我国有扩充海军的必要，参照俄国、日本、美国的空军情况，我国有扩充空军的必要等语。
“那些都是过时的议论，与集体安全体制格格不入。”他承认德国重整军备已有咄咄逼人之势，但“要抵制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是单靠我国或法国的力量，而是要靠国际联盟一切忠实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我们必须使侵略者明白，如果他胆敢向全世界挑战，他将遇到的，不是几个国家各自为政的军队，而是齐心合力的世界大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各国的空军集中在国际联盟的手中；各国的空军必须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实体。当时，他和他的政党投票反对政府所提出的措施。
辛克莱爵士代表自由党要求政府召集“一个新的经济会议，使德国不仅置身于国际政治友好的气氛之中，并且使它能够在文化事业和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标准上同我们积极合作……请政府提出详尽而明确的议案，以废除空军和加强民航管理。如果提案被拒绝，则责任之所归就必须有明白而恰当的确定”。
不过（他说），虽然我们应大力进行裁军，这是政府的主要目标；但在另一方面，一个非国际联盟会员国的国家，具有最强大的陆军和也许是西欧最强大的空军，而且其扩张系数又比任何别国的空军都大，这种形势……也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有了明白的证据，证明有采取国防措施的必要时，自由党自必加以拥护……因此，增强国防势必与我们对集体安全体制所承担的义务相抵触的说法，我是不能表示赞同的。
他进而详细谈到“借他人的死亡从中谋取私利的问题”，并引用了教育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新近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一句话：“英国人民总是认为战争武器的制造是一件极其严肃和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给不向国家那么负责的人来办。”
辛克莱爵士认为空军军备的迅速扩充，应交给国家工厂进行；
至于扩充空军一事，他说确有此必要。
私营军火工厂的存在，长期以来就是自由党和工党人士心目中的令人厌恶的怪物，而且是一个很适合于用来进行哗众取宠的演说题目。在目前，认为单靠国营工厂就可以完成公认有其必要的空军扩充计划，那当然是荒谬的。国内大部分私营工厂，正迫切需要立刻改装，以加强我们现有的制造能力。在反对派领袖的演说中，没有片言只字谈到他们也承认的当前危局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为严重的、潜伏的事实。
政府的多数人看来已为鲍德温先生的坦率的发言所感动。他占有各种情报资料，却在他负有责任的重大问题上出错；但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由于这位大臣毫不含糊地承认错误，掀起了一种异常的热情浪潮。的确，许多保守党议员，由于我使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处于困境而迁怒于我。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 ※ ※
伦敦德里勋爵是我的亲戚，又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他是拿破仑时代著名的卡斯尔雷①的直系后裔，是一个有着无限忠诚和爱国心的人。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他就出任空军大臣。在这时期内，前面所提及的重大变化影响到我国的事务，而空军部也变成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在紧缩和裁军的几年内，他和空军部曾竭力从一位严峻而专断的财政大臣那里争取到维持原有的、并争取尽可能多的经费。在1934年夏季，内阁采纳了增设四十一个空军中队的计划，他们为之欢欣鼓舞。但英国政治，却是一热一冷，瞬息更替。外交大臣从柏林返国，整个内阁因希特勒宣称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相等而不胜震惊和无限忧虑。根据普遍承认的新形势，鲍德温先生必须承当他去年11月反驳我当时所说的话。内阁完全没想到我们的空军已被超过，照例又反过来用查究的眼光来看待有关的部和该部的首长。
①即第二代伦敦德里伯爵，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及下院议长，曾参加全欧反抗拿破仑。——译者
空军部不知道有一笔新的财产留给他们。财政部的束缚已被打破了。他们只要开口要求，就可以得到较多的经费，但他们不这样做，却对希特勒之宣布空军均势大不以为然。空军部的发言人伦敦德里甚至相信这样的话：“当西蒙与艾登赴柏林时，德国只有一个可供作战的空军中队。从他们的训练编制中，得知他们希望在那个月底组成十五至二十个中队。”①
①伦敦德里：《命运的翅膀》，1943年，第128页。
所有这些都是专门用语的问题。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空军加以分类，自然就极为困难。什么叫“第一线的空军”，什么叫“可供作战的单位”，也解释不一。空军部现在要他们的首长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提出了精心推敲的辩护，结果同现在的确已警觉起来的政府和公众气味大不相投。空军部的专家和官员曾把数字和预测告诉了鲍德温先生，这就是他在11月用以答复我的根据。他们希望他为这些数字和预测进行辩护；但这在实际政治上已无必要。毫无疑问，当时空军部的这些专家和官员们自己被蒙骗了，因而也使他们的首长上了当。一支至少和我们旗鼓相当的、长期掩蔽起来的强大空军，终于在德国公开跳出来了。
伦敦德里几年来总是要求更多的经费，突然间一下子竟变成没有提出充分的要求，这对他来说，恰如他书中所说的，是一件奇特而痛苦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他的政治观点也使他不能再担当部长的职位了，况且这时空军部又是我国事务的关键所在，甚至超乎一般问题之上。此外，人人都可以看出，在这种时势中，空军部长应为下院议员。因此在是年年底，在麦克唐纳先生辞去首相之职时，当时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便被任命为空军部长，作为大力扩充空军实力的新政策的一部分。伦敦德里勋爵勉强改任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院长；但在大选之后，鲍德温先生把他这两项职位都免去了。他在空军部任内的重大成就，就是主持了著名的“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这两种飞机的原型，分别在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试飞。
伦敦德里在他的辩解中没有提到这件事，其实他大可以提出来，况且他所受的责难，有许多还不是他的过错。新任空军大臣在有利的空气和新的潮流的鼓舞下，下令立即大量制造这两种战斗机，还储备了适当的数量。坎利夫—利斯特比起他的前任来，是一位权势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机会和一个更振奋人心的任务。他运用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空军政策，加强空军的管理组织，他亲自努力工作以补回1932年到1934年期间内阁所失去的时间。但他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1935年11月离开下院，成为上院议员，这就使他改任空军大臣的一个理由给取消了。这个错误在几年后终于使他去职。
※ ※ ※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征兵——3月16日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访问柏林——斯特雷扎会议——5月2日法苏条约——6月7日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霍尔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英德海军协定——其危险——在欧洲的深远影响——外交大臣的辩护——德国陆军的壮大——法国和德国的兵源。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他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一年延长为二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使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 ※ ※
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外事务的研究。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伊顿公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十来福枪旅服役四年，经过多次血战，屡立战功，升为副旅长，并获军事十字勋章。192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不久，在鲍德温先生第二次执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政务秘书。1931年，在麦克唐纳—鲍德温的联合政府中，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领导下工作。次官的职责虽常有变动，但他的责任总是有限的。他必须协助首长执行内阁决定的政策，但他自己并非内阁的一员，亦不能参预内阁会议，只有在牵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荣誉的极端情况下，才可以对外交政策表示异议，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论或者辞职。
在这许多年中，艾登先生对于国外情况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于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外交部的活动和思想也甚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不论反对党或保守党中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表赞同。从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识及其非凡的天赋，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玺大臣之后，出于内阁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被邀随同他的旧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进行这次不合时宜的但也不是毫无结果的访问。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会晤之后返回伦敦，带来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国现在已获得同英国的空军均势了。其后，艾登先生奉命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联系，在几年之后，这种联系又恢复，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这次访问莫斯科的归途中，他的飞机遇到猛烈而持续的风暴，经过惊险的飞行最后着陆时，他几乎不省人事。医生说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会议了，此后他病了好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首相便决定亲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参加，尽管这时他自己的健康、视力和智力都显然正在衰退。所以，在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英国的阵容是弱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法国代表佛朗丹和赖伐尔，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和苏维奇。
当时一致认为，公开破坏牺牲了好几百万人才得以订立的庄严条约，是绝不能容许的，但英国代表们在一开始就明白表示，纵令和约遭受破坏，他们也不会去考虑制裁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使会议只限于空谈。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由单方——意即一个方面——破坏和约，是不能容许的，并将请国际联盟行政院公布已暴露出来的情况。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这一行动，直率地公开申明反对一国侵略他国。最后的宣言如下：
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的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这个目的采取密切真诚的共同行动。
意大利的独裁者在演说中着重“欧洲和平”这几个字，在说完“欧洲”一词之后又用引人注意的姿势停顿了一下。他如此强调欧洲，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他们竖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而另一方面，又为他日后可能要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远征留有余地。要不要把这一点在会议上提出来呢？当天晚上，英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了讨论。每一个人都十分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对他提出不得侵犯阿比西尼亚的警告，因为这样做显然会使他大为恼火。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被提出来，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轻轻放过了；而墨索里尼则以为协约国已默认了他的声明，让他可以自由对付阿比西尼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种想法也有一定的理由。法国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会议就此结束。
跟着，在4月15日至17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对所传德国下令实行普遍征兵制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进行审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国家有：阿根廷共和国、澳大利亚、英国、智利、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苏联。所有这些国家都投票赞成不得以“单方面”行动破坏和约这一原则，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大会讨论。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由于深切关注波罗的海的海军均势，也联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议的国家，总数有十九国之多，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准备甚至到最后关头使用武力，因而他们的决定只能是空口说白话！
※ ※ ※
赖伐尔原本无意以巴尔图那种坚决的精神和俄国接近，但如今法国对此有迫切的需要。在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看来，最重要的是，三月间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两年兵役制还必须取得全国一致的支持。只有苏联政府才能左右对其效忠的那部分有重要作用的法国人。此外，在法国，人们普遍地希望恢复1895年旧有的联盟，或与此类似的同盟。5月2日，法国政府签署了法苏条约。这个含糊其辞的文件，保证在五年之内一国遇到侵略时，两国互相援助。
为了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取得确实的成果，赖伐尔先生到莫斯科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他在那里受到斯大林的欢迎。他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有一些从未公布过的事，不妨在这里说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急于知道的，当然首先是法国军队在西线的实力：究竟有多少个师，服役期多长？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探讨之后，赖伐尔说：“你能不能设法对俄国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给以一些鼓励？这将对于我和教皇的关系，有极大的帮助。”斯大林说：“啊哟！教皇！他有几个师？”至于赖伐尔怎么回答，我可不知道；但他当然很可能提到在游行中不一定看得到的若干个军团。赖伐尔始终无意使法国承担任何特定义务，而这正是苏联惯常要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仍然使斯大林在5月15日发表公开声明，对法国为了保持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兵力而执行的国防政策，表示赞同。法国共产党得到了这个训令之后，立即转过头来，热烈支持国防计划和两年兵役制。法苏条约虽然是欧洲安全的一个因素，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德国发动侵略时，对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所以其效力是极其有限的。法国并没有同俄国达成真正的联合。而且，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在归途中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停留，参加毕苏斯基元帅的葬礼。在那里他与戈林会面，并进行极亲切的会谈。赖伐尔对苏联的猜疑和嫌恶，都通过德国的渠道及时地转告了莫斯科。
麦克唐纳先生的健康和能力逐渐衰退，已使他无法继续担任首相的职务。他在保守党方面从来是不受欢迎的。由于他的政治上的和战时的言行以及他的社会主义信仰，使保守党长期以来对他抱有成见，只是在后来的几年中出于怜悯而略见缓和。他是工党最痛恨的人；他们之所以痛恨他，显然是有理由的。虽然工党基本上是由他创立起来的。但在1931年，由于他的“背叛”（这是工党指责他的话），使工党一蹶不振。在政府的巨大多数中，他只有七个工党追随者。他用尽了最大个人力量来推行的裁军政策，现已证明完全失败。大选已为期不远，而在大选中，他也将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6月7日宣布他和鲍德温先生互调职位，鲍德温先生第三度出任首相，这完全不是意外的事。外交大臣一职亦同时易人。霍尔爵士在印度事务部辛勤工作，因政府的印度法案的通过而获得了荣誉，如今他要转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了。西蒙爵士的外交政策，一些时期以来一直受到与政府密切联系的一些有势力的保守党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被调任他所熟悉的内政部。外交大臣一职则由霍尔爵士继任。
与此同时，鲍德温先生采用了一种新奇的权宜办法。艾登先生这时声誉日增，并已恢复健康，他便任命艾登先生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在外交部办公，地位与外交大臣相等，并有审阅文件和使用部员之权。鲍德温先生的目的，无非表示他重视国际联盟，重视我国在日内瓦的事务，以便同拥护国际联盟的强有力的舆论潮流相协调。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当我有机会来评论我所说的“设两个地位相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计划”时，我提醒议员们注意这种安排的缺点：
昨天首相说，这只是暂时的试验，我听到很高兴。我也觉得这恐怕不能持久下去，将来恐怕也不会实行。……我们所需要的是以独个人负责外交事务的整体思想，掌握全面，使每一个因素，每一件事情都为议会所同意的总目的服务。不管谁来当外交大臣，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必须在部里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在这个重要的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听从他，并且只听从他一个人。我记得在战时我们曾讨论过统一指挥的问题，那时劳合·乔治先生说：“这不是某个将军比另一个将军好些的问题，而是一个将军比两个将军好些的问题。”在这困难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内阁没有理由不需要每天同外交大臣在一起，首相没有理由不随时召见他或他的属员。现在的问题如此复杂繁重，时局如此不断变动，我认为这种混乱局面会因双重领导和双重责任而弄得更加混乱。
所有这些话全都不幸而言中。
※ ※ ※
正当人和事都处在这种情形的时候，英国政府办了一件极其惊人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海军部。
让陆、海、空的军人来搞政治，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进入一个其标准同他们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当然，他们是遵循海军大臣和内阁的意向甚至指示来行事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负得起这个责任。不过海军部也吹来一股强烈的赞成之风。英德两国的海军部之间进行两国海军比例的谈判已有一些时日。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除准许有六艘不超过六千吨的轻型巡洋舰之外，排水量达一万吨的军舰，不得超过六艘。英国海军部最近发现德国新近正在建造的两艘袖珍战列舰，即“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其吨位都远远超过和约所准许的限度，其规格也完全不同，事实上是二万六千吨的轻型战列巡洋舰，或者可以称之为最高级的商船驱逐舰。
这种肆无忌惮的、欺诈性的破坏和约的行为，至少在两年之前（1933年）就有了周密的计划，而且已开始执行了，面对这种事实，海军部竟然还认为有订立英德海军协定的必要。
英国政府没有同它的法国盟友商量，也没有通知国际联盟，就这样进行了。英国政府一方面向国际联盟呼吁，并要求会员国支持对希特勒破坏和约军事条款的抗议，与此同时他们却暗中进行协议，把凡尔赛和约中的海军条款抛到九霄云外。
英德海军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不得超过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一点对海军部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想起战前曾满足于两国的比例为十六比十。为了达到这个前景，同时又偏信德国在表面上的保证，于是他们就承认德国有权建造和约明文禁止它建造的潜水艇。按协议，德国可以建造的潜水艇，可达英国潜水艇实力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德国认为情势特殊，还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当然德国要保证他们的潜水艇永远不用来袭击商船。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潜水艇呢？因为，很明显，如果协定的其余部分被遵守，则仅就军舰而论，潜水艇是不能决定海战胜负的。
德国舰队可达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个规定，可以使德国实行建造新舰的计划，使德国的造船厂开足马力至少也要干十年。所以，事实上这对于德国海军的扩充，等于没有什么限制或约束。他们可以尽最大可能加速建造。事实上，英国计划容许德国建造的军舰限额，已大大超过德国所打算建造的程度，这当然一部分是由于建造军舰和制造坦克之间对钢板需要的竞争。德国按规定可以建造的，有主力舰五艘、航空母舰二艘、巡洋舰二十一艘和驱逐舰六十四艘。但事实上，在战争爆发时已完成和接近完成的，只有主力舰两艘、巡洋舰十一艘和驱逐舰二十五艘，而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还不及我们慷慨答应的数额的一半。如果他们不造或少造战列舰，把可以利用的资源集中于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制造，则他们在1939年或1940年和英国开战时，就可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对雷德尔海军上将说过，对英作战大概不至于在1944年和1945年以前开始。所以，德国海军的发展计划，是建筑在长远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潜水艇的建造才达到了协议所许可的程度。当他们能够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限制时，就立即援用准许他们建造百分之一百的规定，到战争开始时，事实上建造了五十七艘。
至于新战列舰的设计，因为德国不是华盛顿海军协定或伦敦会议的签署国，他们就有多一层便利。当英、法、美三国都受三万五千吨的限制时，他们就立即建造“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这两艘巨型军舰的设计，其排水量都超过四万五千吨，一旦完成，就肯定成为世界海面上最强大的军舰。
这个协定同时也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得到很大的便利来分裂协约国，使其中一个国家轻易地宽恕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破坏，他还可以由于与英国达成协定，在协定的核准下，获得重整军备的充分自由。协定的公布，给了国际联盟又一个打击。法国人有充分理由埋怨英国准许德国建造潜水艇，因为这将危及他们的基本利益。墨索里尼则从这一件事中看出了英国对盟友并无信义：只要英国自己的海军利益有了保障，它显然愿意尽量迁就德国，而不考虑受到德国陆军扩充的威胁的友邦利益。英国这种看来不讲道义的自私态度，不啻是鼓励墨索里尼继续推行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计划。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只是在两星期以前，还勇敢地对希特勒在德国陆军实行征兵制提出抗议，现在却发现英国在幕后暗中同意德国建立海军，其实力虽仅及英国的三分之一，但就是在这个限度之内，也足够使它称雄于波罗的海了。
英国的大臣们对德国提出和我们合作废除潜水艇的建议，大大地卖了一番力气。其实德国人明知这个建议附有其他各国必须同时表示同意这一个条件，人人都知道，其他国家绝对不会表示同意的，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建议，实在是最稳妥也没有的了。德国之所以同意对潜水艇的使用加以限制，不得对商船进行不人道的袭击，也是因为它明知别国不会同意之故。谁能相信德国人一旦有了庞大的潜水舰队之后，在看到他们的妇孺因英国的封锁而挨饿时，还会不去充分利用这种武器呢？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十足受骗”。
这个协定不仅不可能把裁军推前一步，如果付诸实行，几年以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全世界建造新舰的热潮。法国的海军，除了它最新建造的舰只之外，都需要重新改装。而这又将影响意大利。至于我们，很明显，我们必须大规模重建英国舰队，以便在新式舰只方面维持三比一的优势。也许我们认为，德国海军既被允许有英国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海军部来说，就是英国的海军要三倍于德国。这也许使我们能够合理地，虽则为时已晚地重建我们的舰队。但那些政治家在哪里呢？
海军大臣博尔顿·艾尔斯—蒙塞尔爵士在1935年6月21日向议会宣布这个协定。我一有机会，即在7月11日，其后又在7月22日，就对这个协定进行抨击：
我不相信英国这种单独行动将会有利于和平事业。其直接的反应，就是使德国舰队的吨位日益增加，使它能够绝对控制波罗的海，并且不久以后，阻止欧洲发生战争的因素之一也就将逐渐消失了。就地中海的形势而论，我认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大。如果法国为了对抗德国而不得不把它的舰队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意大利又照此办理，那么各国一定会大量建造新舰，看到那种情形，我们亦将被迫重建我们的舰队，不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但最坏的情况则是影响我们在世界那一边的地位，就是说，在中国和远东的地位。这对于日本真是意外的收获！看看后果吧。海军大臣说要“正视现实”。可是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完成，英国的舰队将大部分停驻北海。这就意味着远东的整个形势大大改变，不但对美国和英国不利，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我引以为憾的是，关于德国海军复活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同我们的欧洲盟国磋商，也没有同那些和我们一样因德国大事扩军而影响其命运并深为恐惧的许多国家协同处理。德国所扩充的究竟是什么军备，那是无从精确估计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可以建造远比我们预料更为强大的军舰，连我们的海军部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已看到他们在空军方面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确知德国在本财政年度开支的数额，那么，德国用于全面备战的巨额开支必定使本院和全国大为震惊。大量的经费用在全国各地进行战备建设，使这个强大的日耳曼民族和帝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军火库，而且确实快要动员起来了。
※ ※ ※
霍尔爵士为了答复来自国内和欧洲的种种批评，1935年7月11日在受任外交大臣后的第一次演说中提出了相反的论证。在这里也应该提出来：
英德海军协定完全不是一项自私的协定。我们决不会订立在我们看来对其他海军国家不利的协定。而我们所订立的协定，我们认为它不但不会妨碍，而且一定会促进全面的协定，否则我们绝不会订立的。至于海军裁军问题，向来和陆军、空军的裁军问题分别处理。海军问题向来是单独处理的，并且就我所知，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向来是各海军国家的意图。
但除了法律的理由之外，在我们看来，为了和平的利益——这是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确实有充分理由缔结这个协定。根据我们的海军专家的意见，我们应该把这个协定看作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协定。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来消除在大战前曾引起人们愤恨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国海军的军备竞赛。顺便提一提，在讨论中，德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说他们今后将消除使战争成为非常可怖的原因之一，即潜水艇对商船的无限制的袭击。第三，我们确实认为这是达成协议的好机会，这个协定从海军的角度看来，显然将有利于其他的海军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由于现在的法国舰队同我们的舰队接近相等，因而这个协定可以使法国舰队比德国舰队永远占百分之四十三的优势，而在战前，它比德国大约少百分之三十……所以我敢相信，当世界对这些结果作冷静的观察时，极大多数赞成和平、赞成限制军备的国家，都会说英国政府不但采取了明智的措施，并且采取了在当前状况下唯一可能的措施。
事实上，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准许德国在今后五六年中大力从事扩充罢了。
※ ※ ※
这时，在陆军方面，德国在1935年3月16日正式实行征兵制度，这是对凡尔赛和约从根本上进行挑战的开端。现在德国陆军的扩充和改组，其采取的步骤并不限于技术方面。
国社党国家的陆军的全部职能，需要有明确的确定。1935年5月21日的法律，其目的就是把秘密训练的专门人材中的技术骨干分子加以扩充，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武装表征。德国陆军改称为国防军。军队归最高领导元首统辖。每一个士兵，不是像以前那样对宪法宣誓，而是对希特勒个人宣誓。陆军部直接听命于元首。兵役是人民的主要义务。陆军的责任在于教育和永久地统一全国人民，法律的第二条规定：“国防军是德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事教育的学校。”
这实际上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的正式的和合法的体现。这段话是：
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重蹈以前的错误：使军队负有它所没有或不应有的任务。德国的军队不应成为保持民族特性的学校，而应该成为促使所有的德国人互相了解互相调节的学校。国家生活中不论有什么分裂的因素，应通过军队来加以统一。它还应把青年人的眼界从其狭小的乡土领域扩大到整个德国国家。他所必须尊重的，不应是他出生地的疆界，而是他祖国的疆界；因为这才是他所要保卫的。
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法律规定了新的军区编制。把陆军编为三个司令部辖区，分设司令部于柏林、卡塞尔和德累斯顿三地。再分成十个（后来改为十二个）军区。每一个军区有一个军，由三个师组成。此外还计划组织一种新部队——即装甲师，并且不久就成立了三个装甲师。
兵役的详细计划亦经拟定。新政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青年组织起来。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起，德国少年到十八岁就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冲锋队两年。根据1935年6月26日的法律，参加劳动营成为每一个年满二十岁的德国男子的一种强迫义务。他必须为国家服务六个月，修筑道路，建造兵营，或填平沼泽，从而使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够适合于尽一个德国公民的最高义务即服兵役。在劳动营中，强调不分阶级，加强德国人民的社会团结；在军队中，则强调纪律和国家领土的统一。
根据赛克特的建军思想所拟定的训练新军和扩充干部的重大任务，现在开始了。1935年10月15日，希特勒又一次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恢复德国参谋学院，希特勒亲自出席正式的开学典礼，随同参加典礼的有三军将领。参谋学院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础就是无数的劳动营。1935年11月7日，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万六千人，准备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因此，至少在纸面上，德国的陆军一下子就发展成为一支七十万人的精兵。
随着训练工作而来的问题，就是筹款重整军备和发展工业以适应国家新军需要的问题。根据秘密的命令，沙赫特博士成为事实上的德国经济独裁者。赛克特的先行工作，现在投入最高级的试验。其主要的困难有二：第一，扩充军官团；
第二，组织特种兵，如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到1935年10月，成立了十个军团。一年以后，又增加两个军团，到1937年10月又增设第十三个军团。警察的组织也成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谁都明白，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以后，其后几年入伍新兵的数量将逐渐减少，这是由于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降低之故，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同样的情形。因为这个缘故，在1936年8月，德国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长为两年。
在1915年出生的男子约有四十六万四千人，再加上延役一年的1914年出生的兵员，因而在1936年参加正式军事训练的德国男子的人数，达一百五十一万一千人，半军事性的纳粹党所属组织和劳动营还不包括在内。在同一年里，法国军队的兵力，不包括后备军，共有六十二万三千人，其中只有四十万零七千人留驻法国。
即使是普通的会计师都可以相当精确地预算出来的下列数字，很可以说明问题：
法国和德国在1914年到1920年出生而在1934年到1940年应召入伍的男子人数比较表：
出生年 德 国 法 国
1914 596，000人 279，000人
1915 464，000人 184，000人
1916 351，000人 165，000人
1917 314，000人 171，000人
1918 326，000人 197，000人
1919 485，000人 218，000人
1920 636，000人 360，000人
3，172，000人 1，574，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