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右派分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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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右派,我便会首先想起罗绪绥。

1978年夏天,我照例云游四方后回到插队的地方。有一天大队书记对我说:“大蛮子!你回来正好。公社叫整理些材料,上边要的。”

于是我知道,要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需要材料。本大队有四个右派,大塘队那个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周老庄子队周老师自己能写,他还能帮他表弟写,也是右派。剩下桥头队的罗绪绥,写不了,需要我去把他的情况写一下。书记还告诉我,他是68年从县城下放来的,以前是县供销社副主任。

罗绪绥我认识,只是不熟。我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老农,没想到还是右派。于是就到桥头队去了。队长见我,说明来意,然后叫了个人去田里找他,接着领我到他家。没多久,他回来了。我说明来意,队长就走了。下边就是他的故事。

俺爹死得早,俺跟俺娘过,住家在蒋集那边山地。1947年,青黄不接时候,俺出去赶狗(乞讨的一种,以讨粮食为主),遇着一队解放军,让俺带路。这一带路就没回来,先是当勤务员,后来当通讯员,一直到福建解放。末了俺们团长要调潢川地委当专员,俺也跟着回来,那时才见到俺娘。

后来地区撤销了,俺回到俺们县。后来就当了县供销社主任,没啥文化,脑子笨,学过不少文化课,学不了。现在看看报纸还凑合,写东西不成。

那年给党提意见,说是整风。俺一不会说,二你说俺还能有啥意见?十来岁就在外赶狗,解放军领着,俺入了党,当了干部。还娶了媳妇生了儿。俺媳妇也是干部,她原来在县里织袜厂工会里,现在合并到麻纺厂了。说啥都好,对党还能有意见?

后来县直机关跟文教部门开大会,县委书记作报告。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对党的号召抱抵触情绪,三番五次动员,叫帮助党,他们就是不吭声。你就想看着党犯缺点错误,你就坚决不说是不是?你们这些人的立场都站在啥地方,站在国民党那边去了?就想等着共产党垮台,你们才高兴?

你妈,俺当时都吓坏了。咋的没有意见都成国民党了?然后他又点名,点了好几个。俺就知道点完县中学李校长就点俺。接着就让点过名的说话,不说不行。轮到李校长时候,他说了几句,大约是说县委对教育不关心,犯官僚主义。县委书记都没到县中学来过,俺就记得他就说这些。然后书记就让俺说,俺没啥说道,就站起来说:刚才他说的都算俺一份。会场人都笑了,书记也笑了。说俺怪聪明的。

后来就变反右派了。俺还是怪积极的,要说共产党好俺当然能说。党为啥不好?没有党俺能有啥?俺不是还赶狗咧!

最后评右派,把俺也评里头了。俺想不通,去找书记,他问俺可是党员?俺当然是党员。他说,党员应该不应该服从组织?俺当然服从。他说那不就结了?县中学李校长定右派了,你说过,他说的都算你一份,你不定右派李校长咋定?现在组织上已经定了,你既然服从就回去,等着听候处理。俺还能说啥?

末了俺媳妇知道了,跑到县委跟他们大闹一场。最后落个“为右派翻案,向党组织示威”。最后下结论,开除俺的党籍,俺想不通,再去找书记。结果连公职也开除了。俺媳妇死都不服气,又去找他们,结果也给开除了。

俺们就在县城拉架子车混饭吃。1968年又说不能在城里吃闲饭,就全家下乡到这来了。

我记下他的故事,向大队书记作了汇报。书记说,还有这等怪事,别管那么多,你就照写,然后找公社卞助理,他管这事。我照办了。

过了一阵,我跑出去一趟,回到乡下。遇见卞助理,他告诉我,他到县公安局查过了,那个罗绪绥真的啥也没有,档案里就是把李校长那几条意见抄了一遍。后边加上:罗绪绥完全赞同这个意见,故作同等处理。老卞是公安助理,他发感慨说,啥右派,五花八门,啥情况都有。只有这个罗绪绥,俺只见过这一个,就为“他说的都算俺一份”。老卞说完,苦笑着摇摇头。

我回来时,罗绪绥已经“改正”了,回县供销社安排工作,补发了一些工资。他全家都搬回县城去了。周老师和他的表弟也走了。大队书记说,罗绪绥留下话,要谢谢我,让我以后进县城到他家去坐坐。据大队书记说,他老婆却没解决,因为她不是右派,不能按照右派的文件办。而那个袜厂也不存在了,麻纺厂不认。

我年底也离开乡下,始终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