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民间投资新政出台后浙商资本徘徊 民企等待细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13 13:23:58
从上海回来，柯秀兰开始思量，政策变化可能会给她带来什么机会。1998年，福利分房终结，个人购房成为住宅消费的绝对主体，房地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开始出现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的热潮。就在柯秀兰去上海买房的2001年，为了配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对房屋出租的税费进行减免，这是中国首次以税费减免的方式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支持。
为此，柯秀兰做出了以后一直没有动摇过的判断：出发，买房去！外地房价真便宜，早买、快买、多买，温州的今天就是它们的明天。
回到家里，柯秀兰开始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加入购房大军。柯秀兰的家族是做拉链生意的，经过十几年的原始积累，有一些闲散的资金。尽管这些资金远不够去买太多的房子，但柯秀兰的想法是多买房子，“像经营企业一样去经营房子”。
筹集资金在温州历来不是难事。温州的民间借贷非常发达，月利大多在2分到2.5分，有的短期融资利率甚至高达6分，换算成年息，就是72%。由于认定买房收益丰厚，柯秀兰为了买房还借过1毛钱融资利率的高利贷。
2002年，柯秀兰再次随购房团来到杭州，这次近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她出手买了20套。刚签完合同，柯秀兰就把房子挂到中介，卖价12000元/平方米。随后，这幢楼里其他房主只要有人想卖出房子，开价8000元/平方米柯秀兰也接手，9000元/平方米也接手，12000元/平方米还接手。另外，这个小区后期项目开盘，开发商每开一次盘也涨一次价，到2006年，房子已经涨到25000元/平方米。
最开始买的那20套房子，让柯秀兰赚到了一笔天文数字。
2003年4月，央行“121号文件”拉响房地产宏观调控警报，金融监管部门发出对房地产投资过热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但是，到8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18号文件”，首次在国务院文件的层面，将房地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到底是警报还是鼓励？虽然二者之间有矛盾，但柯秀兰坚信房地产行业仍有商机。
2006年，柯秀兰盯准了大连。她手拿计算器，很清楚地算出房子的基础费用、开发商的利润以及自己的利润。在买房前，她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已经有了全面的评估。
在灯火辉煌的销售中心，柯秀兰吃力地说着普通话，和漂亮的售楼小姐站在一起，完全一副农民模样，但是，这次她决定“玩点大的”，一次性买下了一幢楼的住房，准备“先批发再零售”。
在多次说服下，柯秀兰不情愿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她“先批发再零售”的具体操作：“批发”要通过签订两份合同来完成。第一份和银行签，表面上柯秀兰首付20%～30%，获得银行贷款购房。第二份和开发商签，实际上房子贷款的利息由开发商来还，并且柯秀兰还可向开发商收取首付的部分利息。此外，开发商还要保证在一定时限内将她名下的房屋通过中介商转手，否则就得以五至七折的折扣，最终将房子卖给她。
如今，柯秀兰握在手里的大连房产，已经涨了近40%，投资的利润高达200%。而开发商则可以通过柯秀兰套取银行贷款，尽快回笼资金。所以，开发商经常主动邀请温州购房团造势，“提振”其他购房人的购房信心。
在2010年5月的温州，到处都是像柳絮一般飘扬的全国各地楼盘广告和推介会传单。“我今年都参加了N个推介会了。随便去一个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都可以看到房产推介会。”《温州晚报》房产工作室的曾志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是知名的购房团组织者，“在温州，你不炒房就out了。”
柯秀兰只是浙江民间成千上万的草根炒房商人中平凡的一员。温州一直流传有这样的说法：“一流老板办企业，二流三流老板炒房子。”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6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己10%～30%的资金用于购买非厂房的不动产。近十年来，由于中国房地产的兴盛，炒房的高潮也迅速从小企业主、富太太、官太太向普通工薪阶层扩展，慢慢演化成“全民炒房”。一位温州市区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学女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个人手头的房子有34套，大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其中30套住宅、4套商铺。”
据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兼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统计：“目前约有2000亿的温州民间资金投向各地房地产，其中北京、上海两地集中了1000亿。”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外，温州资本还先后大举进入了杭州、青岛、重庆、沈阳等城市。就像20年前他们担着小商品奔向全国一样，温州人又一次从故乡出发，长驱直入，千里奔袭，攻城掠地。
各种买房的传奇，经常带炒房团的曾志豪都曾见识过，“成片成片地像买白菜一样买楼的”；“付的是现金，点钱点了一下午的。”但是，曾志豪也觉得，“不只是温州，山西、鄂尔多斯都有炒房团，全国上下都炒房才最可怕。”
房价居高不下，很多地方对温州炒房团一直颇有微词。但周德文也认为这是“抬举了温州人”。“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不是炒房，温州2000亿的资金在全国房市里，不过是沧海一粟。”
其实，对于炒房团受到的非议和指责，炒房人很少辩解，柯秀兰们只是留意地听着、琢磨着，同时赚钱，并想办法让自己在大气候的变化下依然能够赚钱。
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至2010年初政策尚未出台前，柯秀兰就已经陆续出手了近40套房，“手里的房子肯定会有些损失，但我已经规避了80%的风险，后来跟进者可能会被套住。”
柯秀兰说，温州炒房人不仅善于捕捉市场，对市场冷热温度的判断则更为敏锐，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去年就觉得房市过热了，就像现在的黄金市场一样，黄金的价格也在高位，我们不会轻易进去。”对于房贷新政出来后，很多消息传温州人从房市出来的资金去买了黄金，柯秀兰觉得这更像是炒作，就像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希望借助温州炒房团的声势一样，“温州人都没出场，仅凭开发商散布‘温州炒房团要来了’就可以使楼市价格上涨。”
“到目前为止，从房市退出的资金并没有那么多，也有退出的，估计不会超过100亿。温州人整体上对房市还是抱有信心的。”周德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在柯秀兰的圈子里，一直有“一线城市买房、二线城市买商铺、三线城市买地”的说法。柯秀兰还在找合适的房子，她就想把钱放在她认为保险的楼市。
在柯秀兰看来，作为中国目前最稳定和为数不多的投资渠道，炒房如同炒股，“遇到政策也正常”。在房地产沉浮这十年，“老国八条”“新国八条”、各种“大限”、各种“令”，柯秀兰已经见过太多，她早已习惯了。浙江平阳的煤炭商人林文最近“很受伤”。本来属于他和其他合伙股东的1亿元赔偿资金，目前到不了手，还躺在山西某地方政府的账户上。和大多数浙商一样，由于做实业起家，林文的投资偏好也倾向于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房产和矿产。
“矿产和房产，放在哪里都不会消失”。林文的想法代表了很多浙江商人的想法。不同于一些醉心于炒房、对做实业没有太大信心的小企业主和普通炒房者，林文的资产相对雄厚，他对投资矿产资源有一种天生的狂热。
据浙江省工商联统计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浙江全省有超过1000家企业在投资矿产开发，投资总额在5000亿元以上。“浙江传统制造业的边际收益已经很小，要想把2个亿的规模做大到3个亿，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显然很难做到。”林文说。
21世纪初，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逐步市场化，煤价涨得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占市场一半的电煤价格由2002年的150元/吨左右涨至2010年的600元/吨。
沿着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2001年，当浙江人扎堆山西炒“黑金”时，林文也便携千万元资金穿梭于山西的煤矿之中。据林文介绍，当时山西60%的中小煤矿都掌握在浙江人手中，到2009年，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的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约500亿元。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仅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就有300多座，年总产量2000万吨以上，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产煤大省的山西欲提高煤炭产量却苦于资金缺乏。长期以来，浙江民间雄厚的资本一直是一些中西部地区政府垂涎的“肥肉”。他们在积极“跑部钱进”、争取国家投资项目及资金的同时，也一直积极“跑温求金”。周德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东进，“在温州几乎每个月都有80多批县级以上政府到温州招商引资，我经常一天接待3～4批各地的领导。”作为温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和温州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周德文的背后也是千亿的民间资本。
“2003年以后，山西省各级政府成群结队到温州来招商引资，大量招商引资说明是政府希望你来投资，而不是我去投机。”周德文说。
浙江民间资本在国内扩张的过程，与各地招商引资政策一拍即合，其规模也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扩张。浙江民间资本的进入迎合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回报的则是政策弹性。
“三五十万元一座煤矿，自己有钱的话就掏腰包买，没有的话就叫亲朋好友入股投资。只要有矿就百分之百地买进。”林文当年50万元买的煤矿，到2008年煤矿投资高峰期时转让价格是1亿元，短短几年增值近200倍，这还不包括挖煤所赚的钱。
煤矿的增值速度令浙江民间资本心驰神往。据浙江银监局调查，仅浙江平阳县的水头镇，80%的民众都参与省外煤矿投资经营，资金规模达300亿元。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借贷，或以个人抵押、个人经营性贷款和部分保证贷款，通过银行间接融资。
上世纪90年代，平阳制革业繁盛，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当地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大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煤矿。自2003年起，中国的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平阳的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都前赴后继地加入“炒煤”大军。在平阳当地流传一个说法：每10个平阳水头镇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也就是说，在平阳水头镇这个人口不过30万的小镇，按50%的保守估计，至少有20万人在山西投资煤矿。“村里几位老太太连自己卖土鸡蛋攒的钱，都投到了山西。这样的跟风进煤矿的情形在平阳、苍南两地非常常见。”林文说。
2004年，煤矿安全大整治、资源整合和资源税改革等政策的出台令小煤矿举步维艰，林文和很多浙江商人一样，开始把资金从煤炭领域抽出。
但是，到2006年，山西省进行煤矿产权改革，民间经营煤矿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的认同，山西省政府甚至宣布：只要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煤老板们就可以将手头的矿一直挖到穷尽。
随着政府态度的变化，2007年前后，晋煤又一次成为浙江民间资本投资高峰。2008年初，林文再次联合其他两个股东在山西陆安买下一座年产10万吨的煤矿。“买矿花1个多亿，一直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买矿之初，林文慎重地考虑了政策问题。当时最具权威的文件，是2006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以及2007年3月山西省颁布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总体实施方案》。当时林文觉得：“矿的储量有3000多万吨，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
按当时的政策，山西煤改将于2010年年底完成，他有近两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准备，让他的煤矿能符合标准。但令林文始料未及的是，山西省于2009年4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下称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要求煤矿必须达到年产90万吨，并且把整改期限提前了一年。
“基本都退出了。”林文很无奈，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基本都被兼并，“一般都是拿钱走人。”
在“10号文”发布后，林文于2009年底与山西一国有煤矿签订兼并协议，“给我的价格还算可以，在1亿左右，很多人一两亿的投入只给作价了几千万，投资两年不仅一分钱没赚到，本钱还赔了不少。”
但是直至2010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林文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拿到兼并款，接受完采访，林文就从上海奔赴山西接着去要钱了。“作为商人，我们从来不怕市场风险，最怕的就是政策风险。政策一日三变，让你摸不透。”
据周德文估计：这次山西煤改，有500亿浙江资本深陷其中，损失超过150亿。
“我不想评价这次煤改，只想把兼并款拿回来。”林文和其他三个大股东投入的1亿多元，大多是高息从民间借来的，涉及到上百个家庭，这两年多光利息就有两三千万。“浙江民间借贷很讲诚信，从银行借了钱不还，无非是打官司，可如果在民间借贷不还，你在当地就永远立不住脚了。”
不过即使是煤矿被低价兼并重组，林文们也并没有纠缠得“鱼死网破”，甚至连吵架的工夫都不愿意浪费，就风风火火地赶往了下一个“淘金地”，多少体现出一个浙商在风险控制意识和止损执行上的与众不同。
林文很快就转移了一部分资金瞄向农村，投资建设了一个农业生态园，做观光农业，并准备进入农产品的深加工。“煤老板不当了，做地主了，农业是政府高度扶持的产业，政策变化应该不会太大。”此外，林文和他的合伙人继续寻找矿产资源，在贵州六盘水、毕节，除了煤矿，他们还准备投资金属矿，“有资金，就去投资，而且这两年，最熟悉的就是资源性投资了。”
而和林文一样煤矿“淘金梦”破碎的老板朋友，有的则把目光盯向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就在2009年底山西煤改令他们受挫的时候，2010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山西“受伤”的浙江民间资金闻风而动。
2010年春，海南房价在多种力量作用下暴涨。
金字塔顶端：进入垄断行业很受伤
浙江东南某县的商人王基正一字一句地读着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刚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打印出来的纸上写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其中，交通运输建设、水利、电力、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行业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石油谁不想做，银行谁不想开？”王基正放下这摞纸，心绪复杂。
浙江民间隐形富豪多，很多自己的企业法人都不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估计他们的资产。王基正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在浙商金字塔的顶端，另有一番完全不同于中小企业主的“炒”的方式和滋味。
在王基正看来，房地产、煤矿虽然热门，但比这些更好的投资对象也不少。比如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垄断领域，但是，本该是民资不错选择的垄断领域的相关行业，却由于高度的政府管制与国有企业的垄断等很多限制，民营资本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进入该领域，无法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一直以卑怯的姿态想拱身而入。
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王基正就参与了他的家乡的国道建设。那个时候他还不到而立之年。王基正初中一毕业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从皮革到海产品，掘得第一桶金后，转战上海做房地产，建了淮海路上有名的商业广场。
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家乡县政府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回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当时的县城，一条国道从县城穿插而过，路道狭窄，路面坑坑洼洼，过往车辆天天排起长龙。县政府决定从县城西面打通一座山，让国道绕城而过，但是苦于资金短缺。
1993年，王基正的公司开始投资兴建这个隧道工程以及县城改道，历时近七年完工，投资近3亿元。那个时候，3亿元的确是个天文数字。
当时，王基正和当地政府协商采用了“BOT”投资模式。BOT投资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合作方式，是“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形式的简称，指政府将那些急需建设而又缺乏资金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如公路、桥梁、隧道、港口码头、供排水系统、废水或垃圾处理等建设工程项目，通过招标或洽谈，签订特许协议，由某些民营企业负责筹集资金，建设政府急需的特定工程。民营企业在项目建成后的特定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该项设施，有权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回收投资，并且获取合理的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后，该项设施的所有权即无偿移交给政府。
王基正的公司依照和政府的合同设卡收费，经过的小车为15元/次，大车按吨位大小相应提高，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收费至2017年。计算下来，这是一个获利颇丰的项目。
但是到2007年，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撤销了收费站。“近年已有获利，但仅是微利，如果当初将这笔巨资投入其他产业，早已获得丰厚回报。”王基正对政府的朝令夕改心里多少有些怨言，而且这也影响了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但对这次的撤销，他还是接受了，“毕竟这里是我的家乡。”
2010年5月的“新36条”，又一次让垄断领域的大门向民间资本开了一条缝。但是王基正在琢磨：机会是不是真的来了？“垄断领域的利润很吸引人，但是我更希望国家能保护我的产权完整和资本安全。”同时，他仍然觉得，现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如果给民营企业做的是鸡肋项目，我还是不会进入。”
相对于进入垄断领域带来的强烈不安全感，王基正现在还把目光瞄准了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凡是与“新”有关的能源产业他都感兴趣，他的产业资本想谋求转型。 ★
浙资：固守，还是突围 ？
扩张的浙资，除了资本的逐利特性所造成的冲动之外，尚需一个内在的机制帮助浙资完成投资领域、方向、方法上的理性化变革
本刊记者/庞清辉 文/田春艳
并不特别挺括的简单衬衫，布鞋，林阿信的着装非常普通。很难想象，林阿信是一个在实业领域驰骋过，如今又掌握几亿随时在找投资项目的VC(创业投资)。
高中时代就开始兼做电风扇生意，并把电风扇卖给老师的林阿信，1988年靠做儿童磁性写字板，获得了第一桶金。随后，他看到国内餐桌上流行日本豆腐，又瞄上了制作日本豆腐的机器。在十几年前，别人争当万元户的时候，林阿信早已是百万身家。
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浙商都和林阿信一样，靠做不起眼小商品的制造业起家，依靠菜刀、剪刀、皮刀、剃刀、螺刀“五把小刀”，从一个个小厨师、小裁缝、补鞋匠、理发师、修理工，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横店影视集团老板徐文荣原来种地，饰品大王周晓光原来则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女货郎，打铁的鲁冠球成就了万向，修鞋的南存辉打造了正泰集团。而整个浙江的民营经济也逐渐发达，义乌从货郎担演变为以小商品为龙头的商贸经济；东阳以“百工之乡”诞生了建筑经济；永康由“钉秤补铜壶”形成了五金经济，浙江全省则成为中国轻工产品的生产基地。
这种市场自发的演进，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浙商们也较早地在制造业发展中完成了原始积累，创造了令世人惊讶的财富传奇。
在完成原始积累后，草根出身的浙商资本，率先进入了扩张阶段。
但扩张的浙资，除了资本的逐利特性所造成的冲动之外，并没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帮助浙资完成投资领域、方向、方法上的理性化变革。除了富有、守信这些成功商人大同小异的标记之外，浙商们也亟需一个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有吸引力的商业理论。
而在一个投机氛围日益浓重的诱导性市场里，赚钱，尤其是赚快钱就成了许多浙江商人的多数选择。炒楼、炒煤、炒地皮，什么赚钱快就炒什么。资本使用方式上的这种选择，无形中却成为浙资突围的壁垒。
实业难做，操盘热钱
最初，林阿信“做的实业都是不起眼的小商品，犄角旮旯谁都看不起的买卖我们都做”。卖过电风扇、写字板、制作日本豆腐的机器，但这只是他做过的一点点生意而已。林阿信告诉记者，如果把他做过的生意一年一个来算的话，他将老得不成样子。他深信自己的“商人天分”，自称“做小企业的基本功没有几个人比我扎实”。
在改革开放初期，浙商一开始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都是以市场为导向，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所经营的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几乎全是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多的商品。
但是，30多年过去，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仍旧停留在低层次的产业集群格局里。“浙江块状经济高速增长近30年，人均GDP从3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却没有发生明显的产业升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在陈建军看来，浙江能长期维持“低、小、散”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多少秘密：除了产业集群的分工模式有利于整体降低成本外，自由流动的低廉劳动力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得以长期存在是关键原因。但是，如今浙商赖以生存的融资、效率、模仿等所谓优势几乎荡然无存。
“现在做外贸的浙商，基本上很惨，倒闭的，破产的，巨亏的都有。坚持下来的都累得半死却不赚钱，利润率只有1%至3%，只能勉强发工人工资，做企业已经越来越难赚钱。”林阿信说，企业处于这样的微利状态，并不是他自己的企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十分普遍。
浙江省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曾对媒体介绍，金融危机后的台州市，2009年上半年GDP增幅仅为4.4%，居浙江省末位，以民营为主的工业增加值负增长是主要原因。
实业难做，投机性投资有风险，面对这两个选择，大多靠小商品制造业起家的浙商还是选择了后者，即使仍然坚持做利润不高的实业，也兼做投资。
2000年，林阿信除了保留自己的浙江阿信机械有限公司以外，开始进军房地产。2000年，上海的房地产业开始回暖。林阿信认为这是“申奥”“世博”经济的开始，他洞悉到，上海的地产业即将迎来一个高峰期，城市空间向郊区拓展亦成大势所趋。于是，他从一个炒房游击军转为正规军，成立了上海洋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那段时间，林阿信每天都开车到各个郊区县、镇转悠，了解当地的开发政策，寻求市场投资空间和有价值的地产投资项目。之后，林麾下长袖善舞的资本在随后几年中开始在上海各处开花：上海南汇区一家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写字楼、嘉定“万商灯饰城”、崇明“中华蟋蟀馆”、直至2007年10月封顶的“东上海商业娱乐中心”——“汇港国际商务广场”。
在这期间的2004年，林阿信还斥资3亿，在极短的时间内盘活了天津最大的烂尾楼项目“中山商厦”，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炒楼大王”。
据浙江省工商联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初期，浙商由于制造业的利润微薄而尝试进行大规模的市场转型，资本流向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自成体系的金融信用周转体系建立起来；二是大量资金和企业家迅速流进东欧，形成浙商境外群体；三是大量过剩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使浙江的房地产业投资很快发展起来。
事实上，从企业里面分流出的大量资本不只流入了房地产，更多的浙商选择了多元投资，其投资的领域大多蕴涵高风险，但也同样有高回报。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兼投资协会会长周德文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从温州一地来看，民间资本在房地产市场投资有近2000亿；2002年，由于煤炭消费和价格都大幅提升，在煤矿投资500亿；2003年，棉花减产，棉价上升，在新疆投资棉花产业30亿元；2007年，油价上涨，在中国西部及国外投资油井50亿元；2010年，在海南房地产投资35亿。做制造业遇到的诸多瓶颈，使得这些浙商摇身变为了热钱的操盘手。
“短视，还是短视！”
靠实业起家，对实业又异常钟情的浙商为什么在制造业转型上难见起色？在暴利的诱惑下，为什么浙商能够轻易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放弃潜心专注于一个产业？
“这主要源于浙商出身草根的特性。”2009年从迪拜归来的浙江省瑞安市仙岩镇河口塘村的商人郑远告诉记者。
2001年，郑远和几个合伙人前往迪拜。既不懂阿拉伯语，又不懂英语的郑远，从一开始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走街串巷摆地摊，卖浙江的小商品，发展到收购商铺。“能够在迪拜站住脚跟，主要是靠从家乡温州源源不断输出的价格低廉的小商品。”郑远说。
“迪拜是世界自由港与投资天堂。”郑远说起迪拜停都停不下来，“所有国际资本在这里进出没有什么管制，设立公司非常方便，营业税、所得税几乎全免，企业赚到钱后可以自由带走；迪拜大手笔规划、大规模建设，国际资本云集，蕴藏巨大商机；中东地区水比石油贵，制造业不发达，大量轻工产品依赖进口，中国制造的商品大有可为。”
但是，在迪拜让郑远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不管企业规模如何，他都难以进入当地主流。“能做的只是外贸相关的上下游，很多印度人英语好、水平高都还很容易进入中产阶级。”积累了财富并没有让郑远觉得底气很足。
虽然浙商内部存在宁波帮、龙游帮、温州帮等不同的地域商人板块，不同地域的浙商又有不同的历史传承和风格气质，以及不同的投资重点和产业优势，但第一代浙商的主体，仍然主要由文化程度低、企业规模小、人力资源不足、经营手法平实、赚钱不论多少的“草根企业家”构成。在中国的诸多商帮中，浙商在历史上的名气不如晋商、徽商大，一定程度上与其传统的产业结构低也有密切关系。
据浙江工商联资料显示，早期的浙江商人，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第一代浙商的产业一般都层次较低，规模较小；企业类型多是家庭制为主，从事的产业也较传统，很少有高新技术和创新型企业。其平均规模，也要比全国水平小1/4。
草根的特性，使得像郑远这样的浙商既能够在创业初期，凭借吃苦耐劳的品性在竞争中胜出；但也对以后的发展形成了限制，在提升产业水平、进入高新产业领域的转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浙商企业比照深圳等地的一些企业，更是相形见绌。深圳不少企业往往能够专注主业，不断重构和创新商业模式，从而成为国内行业的领军角色，乃至成为令人瞩目的全球企业，诸如华为、中兴通信等等。
郑远最后还是选择了快进快出的房地产业。
2002年，迪拜开放房地产市场可供境外人购买，郑远开始在迪拜“置家”，“大概有5%的人在那里购房，几百人吧，用的都是闲钱。”
迪拜中国城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几年来迪拜房地产投资回报率从2006年的100%，到2007年的50%，再到2008年的10%，一路下跌，从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影响以来，迪拜房价下跌50%以上。“在迪拜有实业，再来买房的基本都没什么损失，后来跟进有炒作嫌疑的都损失不少。”郑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让郑远的外贸生意亏损不少。郑远曾经一度陷入对低成本复制的制造业的焦虑，“谁都想转型，可不是谁都能转型，你能指望草根来转型吗？”郑远说。
2009年迪拜危机发生之后，郑远卖掉当地的商铺回到浙江，但仍保留了一些迪拜的房产项目。随后郑远开始在国内攻城掠地，买房无数。2010年，郑远看好广西东盟自由贸易区，就在广西北海“储存了房子”，并投资了香格里拉的钼矿。
“已经不再想做实业了，太辛苦。一锤子买卖就能使企业赚得钵满盆溢，谁还会去花十几年的积累去搞以技术为本的创造？”郑远非常坦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短视，还是短视！”郑远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郑远觉得，浙商“看上去是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其实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在郑远的心目中，马云、陈天桥这样的商人，并不是浙商的主要形象，而是凤毛麟角的异类。
小钱好凑，大钱难聚
浙江的民间资本到底有多少？2010年5月17日，在“2010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上，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是中国民间资本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流动的民间资本达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
一个温州的民间资本就有6000亿，加上同样不逊色的宁波、绍兴、杭州等地，浙江民间资本究竟有多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从浙江省多个部门找到一个相对精确的数据，但均无所获。很多部门表示，民间的资本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是一个“不能确定的谜”。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数字。
但，为什么浙江民间资本多集聚投资在同一地区和领域？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也有大量民间剩余资金，为什么很少出现“人抱团，资金更抱团”的情况？为什么浙商资本如此喜欢“炒作”？
一个解释是，“这主要得益于浙江丰厚的民间资本和灵活的民间融资渠道。”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中心事业发展部主任卢华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浙江民营经济在发展的初期，几乎没有得到政府、银行等的资金支持。据《浙江改革史档案》中的资料显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1年，32年中国家投入到温州的全部资金只有6.5亿元。加上80年代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投融资规模小的县城撤退、农村的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以及农村信用社改革等原因，为小规模私营经济和个体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的农村金融市场主体一直处于缺位状态。
林阿信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刚听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讲座，他借用鲍威尔的话说：“中国经济的50%是由中小企业贡献的，可是他们得到的银行贷款才不到5%，大部分的银行贷款流进了国企。而在美国，这种状况正好是倒过来的。”
也因为此，作为中小企业大省的浙江，地下金融一直非常活跃。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浙江民间就逐步出现了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如标会、摇会、抬会、合会、呈会)和“地下钱庄”。民间借贷的利息，高者年息可达30%～40%，短期甚至开出月息50%～120%，一般也有15%左右。在高利贷的诱惑下，浙中、浙南等地方，只要家中有闲钱，几乎人人放贷。不少人甚至将房子抵押到银行进行个人贷款，或者直接将房子卖掉，进而把钱投入到借贷市场中谋取高利。
据温州市信用担保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温州地区个人借贷的总体规模无法准确预计，但约为1000亿元左右。各种类型的地下钱庄数量约为1000～1500家，融资性民间金融合计2220亿～2970亿元。
比如浙江平阳煤矿老板林文，最初买煤矿的钱中，一部分来自地下钱庄高利贷，一部分来自上百个家庭“搭股”。所谓搭股，就是只要有高利润行业出现，亲戚或普通百姓将闲散资金投入这个行业，集体进行炒作，“搭股”“跟风”。“在温州，资金流动特别快，谁家的几万块钱哪怕有1个小时的闲置，一些贷款中介都很清楚，都会拿来用一下。”林文说。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兼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周德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这种充分利用金融流动性的机制称为“蚂蚁经济”——“一旦找准事物，大蚁群随后就过来，资本可以迅速地围绕着利润和商机积聚起来。”一种产业、一个产品、一种模式很快就会在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中蔓延开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不断积累财富，最后形成群体性的对外扩张。
因此，浙商之所以“厉害”，在周德文看来，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由浙商资本的灵活性和金融借贷发达程度所造就。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草根群体阵容，构成了浙商凶猛的底色。
“钱小好聚，就适宜炒作。比如不用温州所有人都去炒大蒜，只要三五个人就可以在三天内聚集4个亿，4个亿足以炒起大蒜的价格。”林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在林文看来，想进行产业升级，想进入垄断领域，这些钱、这样的方式都只是“毛毛雨”。
浙江产权交易所的党支部书记和副总经理徐王婴也不认同浙商“游资”的凶猛，“浙商资本聚集靠人脉、地域和圈子，但是人脉和地域是有限的，不如一种体制、机制和文化。”徐王婴认为，如果能够通过股权投资盘整民间资本，积沙成塔，反倒可以成为促进产业升级的力量。
2010年1月，浙江省成为全国未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试点省，其他地市将先后挂靠在浙江产权交易所运行。作为浙江产权交易所的党支部书记和副总经理，徐王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引导浙商群体把资金引向实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投机。”
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当产业资本的回报率不理想时，产业资本还会继续脱离产业流转于其他高回报领域，只有当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脱离产业的资本才会回到产业当中去，而这一过程有多长，则取决于产业升级更新的速度。
“假如只学会了抓住机会，你永远只能做个商人。机会不会随叫随到，用制度、文化、人才等辅助手段，把机会做大做强，从商人晋级到企业家，这是最大的挑战。”浙商之一的马云，显然对浙商的转型深有感慨。
“对于浙商来说，最根本的敌人，不是其竞争对手，而是其眼前的利益。”浙江商人王基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担心，如果浙商资本得不到合理的疏导，而产业升级换代又步履过慢，任由资本投机的本性横冲直闯的话，则浙商这一群体，也恐怕很难摆脱历史商帮的宿命。
“炒楼大王”林阿信开始了自觉转变。2006年3月，林阿信在上海成立了首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做起了创业投资。11月，第一笔3000万元基金到位，钱主要来自他旗下的实业公司及其他上海温州商会成员。2006年底，首华创投开始介入位于上海某高科技园区的两个网络公司，这也是这个公司的第一期主要项目。第二期，林阿信募集了2亿资金，项目涉及网络和医药。第三期则与嘉兴当地政府合作，设立2个亿的首华创投浙江基金，通过政府平台在嘉兴南湖寻找高科技和高成长性的企业进行投资。
“我们要从简单的制造业或者小商品贸易上解放出来。”林阿信说。林阿信最终的选择，也使他彻底告别了“炒楼大王”的昔日辉煌，而成为一个职业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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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提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王晓涛的认同。王晓涛回答说，细则很快就会出台，这个工作将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完成，届时会汇总各地的企业的建议，保证细则条文能真正促进民间资本的发展。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的糟糕经历，让很多浙江民企老板和手握资金的操盘手心身胆怯，“一是矿产资源型的投资不能做了，像对煤矿的鼓励投资都可以这样任意将其剥夺，那投资金矿、内蒙新疆的油田等也是一样的，国家想收回随时都可以收回，那大家谁还敢去投资。第二就是房地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交通)也不能投资。”
这些发言背后，还有一个来自于全国工商联问卷调查结果的映照，在回答这些问卷时，那些手握重资的民企老板，站在“4万亿”的另一边，隔岸观火，他们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与国有资本的觥筹交错，相谈甚欢。
民资就这样被排挤出局。这也是傅军们特别不愿看到的。他们说，但愿“新36条”能在今后的日子终结这个局面。
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更是说得直接，民资新政，“不能不了了之”。
陈永杰认为，要想执行不走样，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很关键，必须在各方的充分博弈下，才能最终定稿。
而中华工商联合会副主席庄聪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民资近年来不断受到重视，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话中就提到，希望民企有更大的作为，相信“新36条”不会再让民资看到阴影。
垄断依然坚强
要想放松，“还远着呢”。
“新36条”公布之初，恒信钻石机构创始人、董事长李厚霖便在自己的微博(http://t.sina.com.cn)上发了条简讯。
简讯很快招致评论者众。不少博友表示祝贺，认为这实在是个利好消息，李厚霖可以上演自己的春天的故事，“可以投资石油，又不会像煤矿那么危险”。
李厚霖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另一些网友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说：“还远着呢”。
虽然没有煤炭领域那样波诡云谲的“国进民退”浪潮，但看似平静的中国石油市场格局，却依旧坚如磐石。
2005年6月29日，被誉为“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的中国第一家民营石油联合公司——长联石油在北京宣告成立。遗憾的是，由于迟迟办不下四大经营资质批文，这家公司无法开展相关业务。发改委也曾要求中石油、中石化给予市场空间方面的让渡，但两大巨头坚辞不许，最后“长联石油公司”不了了之。
同样是垄断行业的铁路领域，从2005年7月开始，铁道部就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按照“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在铁路建设、铁路客货运输等领域对社会资本开放。
一年后，铁道部联合建设部再次发布《关于继续开放铁路建设市场的通知》，在“铁路建设市场的设计、施工、监理业务范围”继续释放开发信号。
到了2007年，民营资本开始参与投资建设铁路。当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第一条民资参建的铁路——浙江衢常铁路正式通车。
根据铁道部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合资铁路公司102家，新建的合资铁路里程达3万公里，投资规模达2万亿元。但一个事实是，这些合资铁路，民营资本所占比重很小。比如那条衢常铁路有限公司，民营企业常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占股32.5%。另外两个股东分别是常山市政府和铁道部，两者相加，近70%股权，处于绝对控制地位。
有分析人士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铁路是铁道部统管，民营企业进去只能占很小的股份，不管多大的资本家，都不可能取得经营权，而且，“铁道部也不会给经营权”。尤其是与民营铁路投资回报密切相关的收入清算规则，只能由铁道部独家制定。很多大型民营企业进去之后又出来了，“铁路要是实现专线专营独立核算的话，就能够吸引到民间投资”。
2006年8月，衢常铁路进行了一次股权变更。2007年，民营背景的股东光宇集团彻底退出。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张汉亚认为，目前中国的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的比重不超过20%。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副经理胡峻曾公开表示，“民间资本在石油、电信等领域都‘落荒而逃’，原因便是这些领域已被过度垄断。”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欧阳君山坦言，当下，不利于“新36条”的力量和因素可以说很大。其中一个就是“利益集团作梗，有意无意地抵制中南海政令”。
转战金融？
“敌我力量悬殊，死磕不是个办法，要采取运动战，麻雀战，灵活战斗。”这句抗战影视剧中的经典台词，成为眼下民营资本认可的战术之道。更多的民营资本另寻出路。
在5月13日颁布的“新36条”中，“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
5月16日，在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上，温州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说，温州民资出现了最新动向：进入金融股权投资。
温州统计局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证券总交易额达2598.4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44.29亿元，同比增长40.1%。
温州已经成为我国民间资本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浙江日报》公布的数据显示，温州目前以各种形式投入到股权投资领域的资金不下200亿元，今后可能会逐年增多。
但温州风险投资研究院调查发现，尽管温州已有很多资金涌入股权投资市场，但真正规范化运作的团队不多。
“要把温州数千亿民间资本转向股权投资领域，困难是很多的，但这些困难不是不能克服。”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大大小小的所谓从事股权投资的企业不下100家，但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会超过3家。”如果许多股权投资机构真正做到很规范，并且确实能给温州资本带来稳定且可观的收益，那大批温州民间资本涌入股权投资市场是必然的，目前已有这种势头。
一个利好消息是，今年2月，温州市政府牵头成立了温州风险投资研究院，它将为温州在股权投资领域的民营资本提供智力支持。这也是温州拓宽民间投资发展新渠道的一个具体举措。
一个被广泛报道的最新个案是，6月份，温州人将带上50亿资金，组团去台湾，洽谈参股台湾银行一事。
在温州，投资者为少量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名额争抢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几年温州民间资本一直在尝试往金融业发展，不过由于一些政策的限制，效果不是很好。这次如果能成功参股台湾银行，再进入大陆金融市场的话，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尝试。”温州本土知名经济学者马津龙说。
这次参与其中的22位民资老板，最终的期待，是能在本地村镇银行中将来有所作为，远赴台湾，只不过是一种曲线救国之举。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则说：“鼓励民间资本发起和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实质上也为小额贷款公司变身村镇银行开了一条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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