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困境及其思想解读：读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值得一读，主要在于这是一篇比较客观的历史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的思考，故此推荐，供网友参考。受此启发，本人也谈一点感想。主要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我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需要转换一些传统的视角，即对毛泽东思想的单纯概念性的文本解读，而应当放到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任务和面临的具体政治社会矛盾中去，尤其是不能脱离毛泽东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和具体历史状况。

　　就时代任务而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是资本对人的统治和异化的反抗，尤其是整个劳动大众对于资本主义压迫的摆脱；在一国范围内，就是工业化的实现和国家的崛起。而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落后国家要摆脱已经崛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统治，就必须有新的力量的支持，并且这个力量能达到足够的强大；而要获得这种新的力量，就必须允诺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制度。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以标榜“平等、自由、博爱”的文化理念而获得道义支持的，但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这种“平等、自由、博爱”永远只能在资本占有者阶层的有限范围内实现，对于只能出卖劳动力的阶层不过是一个画饼。同时资本的贪婪性很快便不惜以人类的共同生存环境的破坏和战争的毁灭为代价进行自我扩张，在一个世纪内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并进行成百万人的大规模屠杀。人类要解脱这种状况，实现广泛的解放，就必须建立起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必须既能如资本主义那样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能广泛地实现“平等、自由、博爱”，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人的异化。这种制度就只能是以劳动大众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社会制度。作为“平等、自由、博爱”得到广泛实现的物质基础和保障的“经济平等”也就必然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强调。并且这个制度的初始阶段要得以维持，就必须对其反抗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对于反对和破坏有利于更广泛地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制度者的“平等、自由、博爱”就必须受到限制，直到这种制度得到广泛的巩固而不得不为之。尽管如此，在这种先进的制度下，“平等、自由、博爱”比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制度也要实现得广泛得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明确地告诉人们，离开具体的社会结构抽象地谈论“平等、自由、博爱”是危险的，就是这种抽象的谈论不仅不利于“平等、自由、博爱”的广泛实现，还会掩盖社会不平等、剥削、争斗、多数人不自由的残酷现实。要建立和巩固一种先进的制度，就必须创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即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文化，没有这种文化的支持，也就是没有这种制度的理念的支持。因为人的行为决定和支配社会制度，而理念是行为的先导。一种旧的观念下支持的社会制度可以用暴力摧毁，但支持这种制度的文化理念却无法用暴力摧毁。只要这种文化理念没有瓦解，其所支持的这种制度就可能以旧的或新的形式再度发芽生长。这是毛泽东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文化难题，也是斯大林没有专门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毛泽东所面临的历史状况而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而中国还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地提高人的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进而发展生产力，就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又缺乏经验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采取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精英主义立场和路线是行不通的，很快就会丧失大众的支持，因为这既与大众的广泛利益要求相悖，也与起初的制度承诺不符。但是，这种历史的困境也显然并未为当时社会的精英所广泛理解，因而产生了冲突。例如，向文盲广泛存在而又条件艰苦的农村传播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就需要依赖城市的知识群体走到农村去，但这要牺牲他们的安逸、舒适甚至经济上的某些利益，就难免产生不合作，甚至抱怨。事实说明，建国后新成长的知识群体这个工作要容易做得多。事实也说明，无论旧的和新的知识群体由于政策的指引、环境的驱使，许多人还是到了这个国家建设的最艰苦的地方，甚至广大的农村，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例如，本人所在的农村地区的学校，70年代许多教师就是从城市下放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比较来说都相当的高，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奠定了中国现代农村教育的基础，保障了改革开放以后向城市输送大批的人才。这些优秀的知识群体至今为当地人所怀念。对于一些抱怨，我认为要历史地看，从个人利益的损失方面加以更多的理解；但是，怀有抱怨的人也要历史地看，超越自身的利益角度。尽管这不可能人人做到，但总是有益的。实际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超越个人的利益的知识精英也是不少的。例如，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抛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了还很穷困的国家。例如，藏克家、贺敬之们不仅没有抱怨，还写出了很优秀的诗篇。其实，他们不过是明白了他们所处的国家发展的历史困境和自己的历史任务后而所具有的自觉。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是一些人对于中国历史困境和任务的理解，也是对自身遭遇的理解。

　　研究毛泽东思想，目的在于通过对以往经验和教训的正确检视，为寻求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帮助，而不是单纯地为其正确性与否寻求论据。过去了的历史已经过去，只有为了现在和未来的朝向更加光明的历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

漫长的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韩毓海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大约是对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毛泽东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

　　伟大的中国革命，它的胜利首先是与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崩溃为标志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魏晋以前，这样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魏晋之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易重要的作用。而在明末以来，地方豪绅和地主阶级则成为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总之，这个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的方式，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封建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封建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封建主义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使封建国家的税收和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目标。汪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曾经描述到：

　　晚清革命者已经意识到加强地方乡绅/地主制度的力量以及地方分权改革都是晚清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因而这些制度和改革是和皇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的。辛亥革命之后，这一看法逐渐流行。这就是晚清改革的悖论：王朝合法性对地方自治的依赖与地方自治对王朝合法性的瓦解相并存。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封建”思想(如顾炎武)是通过确认地主土地所有制来限定君权所有制，那么，清末民初的均田主张却包含着对土地私有制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的根据之一是对皇权及其社会基础的否定，另一依据则是清代中期以降日渐发展的土地兼并。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是由无产阶级和其农民同盟军完成的对中国资产阶级上述矛盾“悖论”角色的历史扬弃，完成的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力完成的对封建主义的彻底革命中国的近代历史表明：对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不能由与地方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就是由地主转化来的中国特殊的资产阶级完成，因为那种联系使这个面目不清的，角色模糊的阶级，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它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注定也是面目不清的。如果说历史或者对历史的“现代理解”就是把历史看作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行动的话，那么，始终有意识的，和自觉的要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是中国的农民阶级和由他们转化的城市无产阶级。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缺乏对历史和自己行为的自觉的意识。中国资产阶级意识不到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主义的历史的真实命运，这一点是由它与封建主义的近代承载者地主阶级的天然联系决定的。

　　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也就必然是这种斗争的现代承担者中国无产阶级申述他自己明确的历史意识和对中国现代历史命运的评价的重要时刻。这种对历史的命运的申述和对革命者自己命运的申述是密切联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经典阐发)，无产阶级革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理解历史命运，并使自己的解放与这种真实的历史统一起来的运动。这种革命不但是政治经济的运动，还表现为一种有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阶级的运动也就是一种有思想和明确意识的阶级的运动，甚至是有明确思想意识纲领指导的现代阶级运动或者说，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必然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

　　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在土改运动在中国接近高潮和尾声的时刻，毛泽东明确的把这种运动引向了革命者对自己明确的历史意识的申述和宣扬，他准确的选择了电影《武训传》作为申述革命者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靶子和对立面。

　　电影《武训传》叙述的是晚清以来，山东聊城唐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绕有趣味”的意识形态本文。一方面，在近代历史上，这种乡绅即地方地主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这种政治功能特别体现在对晚清农民造反运动的镇压方面；另一方面，晚清的地方自治运动，是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即使乡绅兴办的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企业，也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即无论乡绅建立的企业还是学校，都是以土地地租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马克思主义不能认同这种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或者歌颂这种联合，看起来与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推广全民识字率的推进现代化的伟大工作背道而驰，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在广大农村进行“识字班”运动，新中国的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与这个伟大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还有，在现代性的方案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劳动”组织起来的历史框架中，“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

　　但是，电影《武训传》却受到巨大的欢呼，这种欢呼在土地改革和全民教育体系的推广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看起来不免有些奇怪。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很难说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的确非常明显的与土改和新中国的全民教育思想严重矛盾。问题的严重之处还在于：看起来不但是广大观众和评论家，而且是党本身，对中国历史和自己的历史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没有清醒认识革命丧失了其历史目标，无产阶级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毛泽东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随后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的批评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这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它鲜明的表明：如果现代性的视野把“历史”看作有意识的人的自觉行为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坚定捍卫者。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毛泽东随后在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再次发现经验主义的历史观在思想界的统治，这种“就事论事”的历史观表达了一种态度，或者说在它“反对一切理论阐述”的立场中表达的正是一种鲜明的理论态度，它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文物研究，用自然科学的对待自然界的方法对待活的人类历史。由于党的报刊《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完全站在这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上，所以，毛泽东加强了这样的判断：领导人民以政治革命推翻了反动统治的党，正在领导从经济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党，却没有从思想和文化上自觉意识到这种政治和经济革命的真正价值，意义和历史命运。“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密史》和《武训传》放映的情况是相同的。”14毛泽东的这种理解是非常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马克思的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人，劳动和历史的异化的伟大运动，这个运动不会因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克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革命”而终结，因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是这种人，劳动和历史异化的结果，不是其原因。因此，如果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胜利后，不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把人，劳动和历史改造成自觉的活动，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逃异化的厄运，而首先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样，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不但不能从异化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而且它本身就成为异化的，有局限的历史的产物因为只要无产阶级把自己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政治和经济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就如同历史上一切革命一样是有局限性的。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完成的政治经济革命，不能“自动”的成为一种被无产阶级自觉意识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革命不一定“天然的”是一种“自觉”的革命，除非它积极的把这种革命上升到“现代人的活动”的高度去理解：人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劳动者，而且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是文化和历史活动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创造者。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或者毛泽东式的这种理解，不但与资产阶级，而且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者非常不同。

　　毫无疑问，一般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集中化"方面的确不象资本主义那样"欲盖弥彰"，而是相当直率和理直气壮，在这方面最为专断傲慢的态度是苏联式的苏联社会主义集团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什么矛盾，斯大林认为这些矛盾和困境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斯大林改造，他认为由于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所领导的制度"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哲学上完全克服了这些矛盾和困境。"

　　作为一种回答，"斯大林主义"就是对这些矛盾的全面超越和总体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不但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而且是受到一种哲学，文化和科学保证和指导的政治经济统治，它已经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一网打尽，高度集中的组织起来，它鲜明的表现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集中化的权力网络这种高度的集中化甚至被它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与此不同，在中国50-70年代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思想却这样看(尽管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1956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这些矛盾，面临着这些困境这些矛盾在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较全面的论述。毛泽东认为，这些矛盾既包括现代化社会的普遍后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也包括普遍的利益分化和不可能消除的人的个性的差别，即所谓"有朝气蓬勃的人"也有"暮气沉沉的人"。这种特殊的思路决定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进向1958年，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毛泽东便开始进一步思考特定的现代社会的后果"工业化"造成的后果了。他倾向于认为：仿照苏联的"五年计划"的工业化造成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种所谓"三大差别"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如果毛泽东的这种思考一开始还没有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日益紧张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则促使了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向。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赫鲁晓夫给中国带来的"贺礼"是核恐吓和撤退专家。苏联"援助"的丧失不仅仅使中国背上惩罚性的债务，更重要的是，由于资金的短缺，中国依靠"资本密集型"发展大工业的现实可能性几乎失去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久被搁置的，由毛泽东提议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实际上才迫不得已的成为发展的唯一可能。

　　正因为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双重后果，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明显升级的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后果的批判，的确十分类似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果的批判。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由于消灭了财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有希望消灭工业化的这些后果。但是，与韦伯和托洛茨基十分相似，毛泽东认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使一批国家官僚以人民的名义，并不"占有"但"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这些官僚以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填充了当年利用特殊的经济地位对社会进行剥削的"统治者"角色。这个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经济利益的阶层，和原来的利用剥削的不道德的经济关系获得利益的资产阶级一样，构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1956年关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说法于是逐步升级最终成为以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当然，指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完全没有象马克思所预言的，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更民主，更进步，而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以后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但是，与作为学者的韦伯等人不同，毛泽东却是唯一一个，当然也是第一个这样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袖。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同的进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在诸多解释中主要的我认为是5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退居二线”的特殊作用。这种“退居二线”使毛泽东能够相对自由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调查研究，以他所说的“打游击”的游击队方式摆脱具体管理者的角色。与那种毛泽东“离开权力”和“要求重返权力中心的焦虑”的说法不同，毛泽东实际上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代言人”的批判的方式。有人认为毛泽东“退居二线”是党内“分裂”的开始，但是，这种分裂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权”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解释权”的分离。这种政治“管理权”与“解释权”的分离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验形式，但是，问题出在：整个“解释权”并不是以一种制度的方式，或者说“法典”的方式(象西方世界那样)存在，而是体现在作为“革命导师”的毛泽东思想，最后就是毛泽东本人身上。一个关键的问题总是困扰我们：为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验会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甚至群众的内哄？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些批判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和组织最终难免变成彼此对立的“派”，而每一“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和代表毛泽东思想？那就是这种围绕着“解释权”的合法性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其实不可避免由于这种“解释权”并不是“自主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它不能，也不是对管理的“制度化”的监督，它甚至根本也不是一种“制度”或一系列“制度”，而是“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或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威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监督”当然，如果非要反过来说也可以：那就是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群众运动”，来扩大他的“个人崇拜”，用这种“个人”对党的管理者进行监督。

　　但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是人民中国和党的缔造者，他的许多革命同志与他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所以，尽管他看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势必造成一个封闭的，只关心自身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造成了党的"退化变质"，他还是相信这个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在最激进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针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视为"政治革命"，而只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文化革命"。

　　同样，毛泽东本人，象18世纪以来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一样，既是现代性的目的论者，也并没有彻底怀疑过工业化。这意味着，他没有怀疑过这样的"发展主义"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水平和程度之上。因为18世纪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可疑的，孤立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之上的。尽管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对工业革命的负面结果均有深刻的认识。今天，由于发达国家对工业化和制造业的转移和放弃，新兴地区(特别是日本)的崛起的事实，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活动完全不等于工业化大生产，而是一个包含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不同环节的过程。然而，毛泽东毕竟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工业化模式被日益放弃的时代。相反，毛泽东全力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这首先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工业化”是世界潮流。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几乎普及了识字率，极大提高了下层社会和女性的地位和尊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平均福利和人均寿命，建造了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市场交换的人的和物质的条件，为中国的世纪崛起，奠定了举世公认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毛泽东认为工业化程度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的看法，今天看来是正确的。这个看法，与马克思关于"商品贸易"与"工业生产"同样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的看法一样，是对僵化的"工业化"论者的有力批评。

　　实际上，并非反对现代化，而正是现代化的后果(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工业化的后果)，与社会主义理想的矛盾，构成了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深刻的内在于马列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同时，也深刻的内在于18世纪以来整个西方知识体系中，这就是：在马列主义看来：一方面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因为这个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是社会平等和社会民主的标准；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却认为工业化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前提。这样的知识矛盾在本世纪的50年代末深刻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他问：社会主义的不占有，然而支配生产资料的官僚，与资本主义的“经理”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之间很少不同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如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完全受经济的唯一原则支配，那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在哪里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追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发展生产还是人民民主的追问，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的追问这种历史目的论预设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目的的统一。”这种追问也表达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学的特色毛泽东本人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平民经济学家”，他不是站在资本的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消费和就业问题的，而是站在一般平民的立场上理解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平民经济学天然的拒绝盲目生产，消费差距，同时，坚决拒绝失业。但是，既要“发展”又必须保证这些目标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毛泽东力图通过这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尽管历史唯物主义预先假设了经济因素为基础，毛泽东认为，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期的确如此，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开创了不再由经济支配而相反经济只是社会附属的时代，这种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再适合新的社会，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采取了新的形式。不是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造成的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是人民的“觉悟”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

　　毛泽东思想经常被要求要对50~70年代中国的经济停滞，混乱的阶级斗争，个人崇拜负责，但是，正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在他那里经常就是“农民”，通过艰苦的劳动，为人民中国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劳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而人民也付出了严重的代价但是，我们总是忘了问一问：如果人民实际上不再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结果会是怎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人民之所以愿意负出代价正是因为人民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阶级斗争造成的混乱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失误也应该把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困难考虑在内：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化的某种看的见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当时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全球霸权力量(这在1959年的戴维营会谈中表现的十分清楚)，它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同样的进行核恐吓内部则是严重的官僚集团的专政。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知识和现实的矛盾的产物。我认为，如果讨论毛泽东思想的失误，首先应该是把这种失误看作是受到这种特定知识和现实局限造成的。

　　由于这样的局限，毛泽东选择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大。也许他只能相信，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能力和信心克服这些矛盾。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先是把视野由城市工业化转向农村公社化，然后，在60年代中又转向城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思路是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后果，同时探索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式。毛泽东认为群众运动就是这些矛盾的释放，而这些矛盾的释放反过来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结构力度和发展进程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必须探索一条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他甚至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努力把这种态度发展为一种哲学。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回答是改革传统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就是生产力。毛泽东拒绝这样的回答，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现代化社会的那些普遍的对立性后果，与整个人类活动相伴随的人的经济的，阶级的，文化的和个性的差异和矛盾，象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一样，深深的植根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的认为是这些从根本上说永存的"矛盾"。他说："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这句话使他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划开了距离。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1966年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了两个结局并不美妙的时期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失败实验。首先，这两个实验的开端都与文学有关，但是，显然绝非简单的为了解决文学问题。1956年的"百花运动"首先导源于苏联的"解冻"运动和"非斯大林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把2者通过这样的思想联系起来：开放这些矛盾，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调动地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民主"和"心情舒畅"的局面对现代化高潮有利无害，相反，倒是社会主义现代性优越之所在，因为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最终可以克服这些矛盾。但是，事实上当这些矛盾的释放无法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构想中解决，反倒使人们更深入的陷入无穷的矛盾和困境中时，他就不得不终止这些实验，甚至不惜以类似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使其暂停。在这里，"毛泽东式的悖论循环”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却不能不与特定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案(在当时的理解就是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并以工业化为前提，或者说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发展主义")，那么，高度工业化与官僚政治，城乡差别，社会分化这种"副产品"之间的联系就同样也是必然的。于是，在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上，在这样的现代性的思路中，完全不能设想，对官僚政治和社会分化的攻击，不会威胁工业化进程。而对工业化的威胁，对发展经济的威胁，也就是对"生产"的威胁，无论在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上，这也就是对"社会进步"的威胁。如果说，毛泽东当发现"生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立即停止他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那么，任何人以维护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来维护社会分化和官僚制度，甚至放弃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就也是说得通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实验的失败，我们很难判定毛泽东的思路究竟是否成功了。这种思路是：以开放和释放矛盾的方式强化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结构。以开放矛盾的方式加强"集中化"，工业化，以"抓革命"来"促生产""以造反和革命的方式进行统治"，不过意味着摸索和设想一种道路以摆脱官僚制度和社会分化的方式，来进行高速工业化。但是，有一点却是毛泽东思想所揭示的现代性社会的一种"描述性"的"真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内在矛盾的社会，但是，其总体趋向却是趋于"集中化"。或者，现代社会是"集中化"的，充满矛盾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要反对的官僚制度和社会不平等，正是高速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恰好不是工业化所能够消除的。

　　今天看来，仅仅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远远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解释困境。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做“现代化论”的理解十分成问题。因为马克思虽然认为现代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这马克思对这种工业化的后果漠然视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对这个后果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激烈批判之上的。马克思以这样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的现代困境(如果不是解决这个困境的话)，而声称“那段历史永远终结了”，不过是为了使我们忘记我们依旧处在那个历史的困境中不得其出的现实处境，这个困境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毛泽东曾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设计蓝图说："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但是，今天这听起来就是对韦伯所描述的灰色的现代困境状态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玫瑰色的表述罢了。如今，这种玫瑰色已经消退，看起来，剩下的依然是那种严酷的困境：在新的条件下的社会日益集中化，也制造出新的矛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