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组建新中国空军 1949年刘亚楼两次赴苏谈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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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新中国空军 1949年刘亚楼两次赴苏谈判始末2010年06月07日 星期一 下午 01:40 1949年1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列数排列的决定，从1949年3月28日起，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刘亚楼被任命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任该兵团政治委员。
４月中旬，第四野战军和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由平津地区出发南下。第十四兵团的其他领导和部队随即启程去汉口，刘亚楼因处理原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移交工作和组建十四兵团机关，暂留北平。他原想待兵团机关组建有了眉目，再带机关南下。5月下旬，正当刘亚楼打点行装准备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停止南下，并奉命组建新中国空军。刘亚楼由此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带着中央军委的重托，肩负起新的使命，全力以赴投身于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
在建设新中国空军的过程中，刘亚楼曾多次赴苏谈判，其中有两次重要谈判对新中国空军的装备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对刘亚楼说：你就是全权代表
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后，便立即开始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拟定建立空军的整体方案。但组建空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空地勤人员；第二，要有航空兵师、团领导机构；第三，要有飞机装备。在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下，从陆军直接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师、团领导机构，并在老航校和陆军部队选拔了大批空地勤人员，前两个问题很快就得以解决，惟有飞机装备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苏联是惟一能向新中国提供作战飞机的盟友，所以空军装备只能向苏联购买。
这时，刘少奇正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7月26日，中央给刘少奇发去专电，请他向斯大林提出：为准备在1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作战部队，参加渡海战斗，解放台湾起见，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1）拟向苏联订购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2）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1700名，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偿还；（3）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5人；（4）若上述第一、第二项原则同意，拟即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率小型代表团，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赴苏参加这一计划商谈。
第二天，刘少奇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开始会谈，提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对此，苏联方面表示给予积极支持。会谈结束后，刘少奇当即向中央回电说：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在中国设立；他们同意刘亚楼速来莫斯科，以便商谈具体计划。
中共中央立即研究决定，由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4人组成小型代表团，于8月1日从北京出发赴莫斯科，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随后，周恩来亲自通知刘亚楼立即组成赴苏代表团，并告诉刘亚楼临行前，带王弼和吕黎平一起，于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并当面聆听他们的指示。
7月31日下午4时，刘亚楼带领王弼、吕黎平准时来到中南海。先是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在听取了刘亚楼赴苏的准备和东北老航校培养飞行员近况的简要汇报后，朱德非常高兴地说：“好啊！已经为建设空军培育了第一批种子。我们空军也会同陆军一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你们受中央的委托去苏联谈判建空军，近期的也是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台湾。因此在谈判中一定要掌握好两条：一是培训能参战的空、地勤人员的速度要快，不能误了中央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二是培养出来的作战飞行员，要以能压倒国民党空军为目标。”最后，朱总司令凝重地说：“希望你们圆满完成任务！”
接着，刘亚楼等3人又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简要询问了他们启程的准备工作后说：“为了商谈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协议，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同志正在莫斯科等待你们。你们明天出发，到了莫斯科以后，首先去少奇同志那里领受任务，大的原则问题，他已经同斯大林同志商定了。因为毛主席还要亲自接见，要和你们详细商量建空军的问题，我就不多谈了。”
下午5时半，在叶子龙的引领下，刘亚楼等3人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笑着从座椅上起身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先向毛泽东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我们党选送到新疆去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
毛泽东听后分别打量了一下这两个人，然后风趣地对刘亚楼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个既有地上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行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见到这样三位一体的贵客呀！”
然后，毛泽东转头对叶子龙说：“我要同他们研究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的问题，时间可能长一些，谈完以后，我请他们吃晚饭，你告诉大师傅准备四个人的便饭。”
接着，毛泽东把话锋转入正题。他先是简要谈了一下国际国内形势，然后说，今后我们面临的作战对象，除蒋介石以外，还有美帝国主义。现在战争的样式是地面、空中、海上的立体战争。在这种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仍然单靠陆军是不够了，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今后要建设三军协同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没有空军和海军，我们的国防是不能巩固的。所以，就要考虑建立空军与海军和航空工业的问题了。中央认为，现在请苏联援助我们建立空军的条件已经具备。
毛泽东点起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商量这个问题。有关情况恩来同志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已经知道了中央的建军方针，现在我想听听你们关于组建空军的具体意见，好吗？”
于是，刘亚楼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兵力和装备状况；我军现有的航空装备及人员家底；渡海作战、解放台湾，需要建立一支300—35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作战部队；以及就请苏联训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比例、组建航校、从陆军中选拔飞行员等问题，提出调整和实施建议。对中央提出的请苏联训练1200名飞行员、500名机械员的比例，刘亚楼认为不合理，他直接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个比例不切实际，应该是飞行人员少，地勤人员多，比例1:2较为合适。”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刘亚楼的汇报后，用温和的口气问道：“你们觉得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又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
“主席，您说得完全正确。”刘亚楼回答说。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香烟，沉思片刻说，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修正了中央26日电报提出的方案中一些问题。我看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正式方案，同苏联商定具体计划。你们到莫斯科以后，先同刘少奇同志商量，由他带领你们去同苏联同志谈判，因为这是中央代表团同苏共中央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现在可以把我们刚才研究的意见归纳为两条建军方针：第一，以1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部队，协助陆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从陆军选调飞行人员采用速成训练方法；第二，我们的经济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你们这次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要勤俭建军，厉行节约。
刘亚楼表示：“我们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到莫斯科以后，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中央报告。”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微笑说：“组建空军是件大事，所以找你们来商量，刚才你们谈的意见，能说明问题，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去谈好建空军的具体计划。至于空军领导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选调等问题，我告诉恩来同志着手办理。”
这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毛泽东便招呼刘亚楼等3人一起吃饭。炊事员端上了四菜一汤，毛泽东又让炊事员取来一瓶葡萄酒，他亲自给每人斟满一杯，最后把自己的酒杯斟满，这才端起酒杯笑着说：“亚楼同志，中央指派你们去苏联谈判建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干杯！”
刘亚楼立即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说：“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嘱托，尽快把空军建立起来，协同陆军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说完，将酒一饮而尽。
首次赴苏谈判赢得苏联的支持
8月1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和翟云英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启程，经哈尔滨、满洲里抵达苏联境内的赤塔市，然后换乘一架运输机飞往莫斯科。
8日上午，刘亚楼一行登上奉命等候他们的C—47型运输机。这种飞机是“二战”时美国按租借法案援助给苏联的，由于它的安全系数比较大，苏联空军专门改装了几架该型飞机供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乘坐。由于夏季气流不稳，飞机起飞后颠簸得很厉害，除了飞行员出身的吕黎平，刘亚楼、王弼都开始晕机，呕吐不止。吕黎平把刘亚楼扶到沙发床上躺下后，戏谑地说：“你是未来的空军司令员，还带头呕吐？那将来这种机会可多着呢！”刘亚楼无可奈何地一脸苦笑。
11日下午，刘亚楼一行抵达莫斯科。他们不顾旅途的颠簸和疲劳，马上将临行前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拟定的建立空军的初步方案向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和王稼祥等同志作了汇报。刘少奇听后，表示同意。然后说：“要尽快同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联系，约定会谈时间，原则上定后，我就要回国了。因为中央已经决定，9月要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建国的各项重大问题；10月1日，要举行开国大典，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要回北平参加这个会议和开国庆典。”
8月1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在团长刘少奇的带领下，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受到华西列夫斯基的热情欢迎，代表团随即与苏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空军司令维尔希宁元帅，主管训练的空军副司令和空军训练部部长等人。
寒暄过后，华西列夫斯基说：“我们已经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中国方面的设想和意见可以先谈谈。”
刘少奇说：“好。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由他代表我党中央谈谈关于组建中国空军的方案和意见。”
接着，刘亚楼用流利的俄语，首先介绍了我军现有的航空装备及人员状况。然后，详细谈了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最后提出，希望苏联方面援助我们，在1年的时间内建立一支由300—35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
维尔希宁问：“你们对歼击机、轰炸机比例如何计划？哪里的机场最多、最便于飞行训练？”
吕黎平回答说：“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比例是否以2:1较为合适。现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北平、天津、济南都有可用于训练的机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
刘少奇解释说：“刚才他们所谈的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出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点了点头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一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西宁空军元帅再进行一次详细的会谈。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的程序有何意见？”
刘少奇回答说：“我同意，元帅同志。”然后，看了一眼刘亚楼，向苏联同志解释说：“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会谈的问题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第二天，刘亚楼、王弼和吕黎平来到苏联空军总部与苏方进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商谈苏联援助的一些具体细节。苏方与会人员，除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外，还有上将副司令、中将训练部长和两名校级军官。由于双方都富有诚意，在加上刘亚楼高超的谈判艺术，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苏方表示，尽最大可能援助中国建设空军。对我方提出有关问题，除了喷气式飞机性能和某些属于作战指挥的机密内容外，对其他所询问的内容大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最后，维尔希宁说：“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天之内提出来，到时候再请你们来这里商谈。现在你们可以在莫斯科好好休息几天。”
３天之后，刘亚楼等3人与维尔希宁等苏方人员进行第三次会谈。苏方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援助计划，主要内容是：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及1所飞机修理总厂，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协助工作。
听完维尔希宁的介绍后，刘亚楼认为，这个计划基本上与我方提出的方案相符，党中央指示的谈判目的已经达到。他高兴地说：“苏联方面所定的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苏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对空军元帅同志及由您主持的苏军代表团的负责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佩和衷心的谢意！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 通常价格计算，由我们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而后，在友好的气氛中，刘亚楼和维尔希宁分别代表中苏各方在协议上签了字。草签协议后，刘亚楼即向党中央发电报汇报了会谈情况及协议的内容，并建议加速空军的筹建工作。
在等待苏联政府批准援助计划期间，刘亚楼等一行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参观考察了苏联空军总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和飞行部队及基地等，取得了一些意外的收获。
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会见刘亚楼一行，他高兴地通知说：“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元帅和苏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我向你们表示祝贺！苏联第一批专家23人已经集中，很快就要出发去中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你们就可以乘飞机到赤塔，然后改乘火车回国了。”
刘亚楼热情地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维尔希宁元帅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然后，立即将情况电告党中央。第二天，中央回电刘亚楼：“与友方谈定的一些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至此，刘亚楼等一行胜利完成预期的谈判任务，10月7日启程回国。
回国途中，刘亚楼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忍不住在车厢里站了起来，兴奋地说：“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这是人民空军起飞的动员令啊！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插上翅膀，人民空军一定能很快地搏击长空，叫敌人闻风丧胆！”
为了解决新中国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曾先后向斯大林、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发电报和信件32次。尤其是1952年2月4日，毛泽东亲自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空军急用的作战飞机。由此可见，中央军委把空军建设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刘亚楼赴苏的成功谈判，赢得了苏联的积极支持，所购买的飞机装备，很快就在在国土防空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以至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惊叹道：“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我们过去一直信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再次赴苏谈判只是买卖关系
二战结束后，世界航空工业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到了50年代末，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发达国家研制的超2倍音速的战斗机相继问世。米格-21飞机就是苏联米高扬设计局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设计的第二代超音速战斗机，是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而当时我国正在苏联的帮助下试制已经相对落后的米格-19飞机。
1960年，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严重分歧，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这不仅影响到两党之间的关系，而且直接波及到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1960年7月，苏联不顾两国政府间早已确定的合作合同，公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合同，并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从而给刚刚起步的中国航空工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1961年初，苏联政府准备卖给印度尼西亚一批米格-21歼击机，与我国政府协商，要求通过中国将这批飞机转到印度尼西亚去。苏联领导人也想借此机会缓和一下日益恶化的两国关系，便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向周恩来总理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如果中国需要，苏联也同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歼击机。
不久，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Ф-13型飞机的制造权，希望我国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一致认为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当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听完汇报，周总理当即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我们，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当毛泽东听完情况汇报后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随后，我国派出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为副团长的15人赴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Ф-13飞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谈判。
这次谈判与建国前夕赴苏谈判和后来引进米格-17和米格-19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时，中苏关系还很友好，虽然两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还没受到太大影响。尤其是民间交往还很密切，中国总是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而苏联人民也愿意真诚地帮助中国搞建设，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前几次技术引进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眼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这次谈判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为了了解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情况，代表团提出要参观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可是，苏方以各种借口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代表团人员参观。刘亚楼司令员终于震怒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不看飞机，不看发动机的生产厂，怎么买飞机？！”在这种情况下，苏方才同意我方部分人员分别参观高尔基飞机制造厂和莫斯科发动机制造厂。
由于这次谈判是在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自始至终受到总理的关注。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并就此事向国内汇报。对此，周恩来总理专门请示了毛泽东主席，当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周总理立即回电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既坚决又果断，既原则又灵活。代表团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数。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取得谈判成功。
1961年3月30日，双方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并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但中方不同意苏联再派专家来中国。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司令员气愤地说：“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尽管这次谈判困难重重，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不仅打破了西方世界和苏联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禁运，而且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转机。
1966年1月17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架超2倍音速——歼-7型歼击机，由空军挑选的试飞员葛文墉首飞成功。歼-7歼击机的试制，是在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不完整，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而且许多新材料需要自行研制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从1964年初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到1966年4月试飞结束，歼-7飞机的整个试制周期为2年零4个月，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2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首批试制的歼-7歼击机试飞合格后，立即装备到空军部队，并很快在保卫祖国领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亚楼赴苏谈判引进米格-21飞机，尽管费尽周折，但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特别是歼-7飞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不仅使我国的飞机工业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一跃跨进了第二代先进战机的行列，而且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空军的军力，重要的是对我国后来自主研制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我国后续作战飞机的研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４月中旬，第四野战军和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由平津地区出发南下。第十四兵团的其他领导和部队随即启程去汉口，刘亚楼因处理原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移交工作和组建十四兵团机关，暂留北平。他原想待兵团机关组建有了眉目，再带机关南下。5月下旬，正当刘亚楼打点行装准备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停止南下，并奉命组建新中国空军。刘亚楼由此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带着中央军委的重托，肩负起新的使命，全力以赴投身于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
在建设新中国空军的过程中，刘亚楼曾多次赴苏谈判，其中有两次重要谈判对新中国空军的装备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对刘亚楼说：你就是全权代表
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后，便立即开始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拟定建立空军的整体方案。但组建空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空地勤人员；第二，要有航空兵师、团领导机构；第三，要有飞机装备。在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下，从陆军直接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师、团领导机构，并在老航校和陆军部队选拔了大批空地勤人员，前两个问题很快就得以解决，惟有飞机装备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苏联是惟一能向新中国提供作战飞机的盟友，所以空军装备只能向苏联购买。
这时，刘少奇正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7月26日，中央给刘少奇发去专电，请他向斯大林提出：为准备在1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作战部队，参加渡海战斗，解放台湾起见，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1）拟向苏联订购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2）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1700名，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偿还；（3）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5人；（4）若上述第一、第二项原则同意，拟即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率小型代表团，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赴苏参加这一计划商谈。
第二天，刘少奇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开始会谈，提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对此，苏联方面表示给予积极支持。会谈结束后，刘少奇当即向中央回电说：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在中国设立；他们同意刘亚楼速来莫斯科，以便商谈具体计划。
中共中央立即研究决定，由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4人组成小型代表团，于8月1日从北京出发赴莫斯科，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随后，周恩来亲自通知刘亚楼立即组成赴苏代表团，并告诉刘亚楼临行前，带王弼和吕黎平一起，于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并当面聆听他们的指示。
7月31日下午4时，刘亚楼带领王弼、吕黎平准时来到中南海。先是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在听取了刘亚楼赴苏的准备和东北老航校培养飞行员近况的简要汇报后，朱德非常高兴地说：“好啊！已经为建设空军培育了第一批种子。我们空军也会同陆军一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你们受中央的委托去苏联谈判建空军，近期的也是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台湾。因此在谈判中一定要掌握好两条：一是培训能参战的空、地勤人员的速度要快，不能误了中央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二是培养出来的作战飞行员，要以能压倒国民党空军为目标。”最后，朱总司令凝重地说：“希望你们圆满完成任务！”
接着，刘亚楼等3人又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简要询问了他们启程的准备工作后说：“为了商谈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协议，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同志正在莫斯科等待你们。你们明天出发，到了莫斯科以后，首先去少奇同志那里领受任务，大的原则问题，他已经同斯大林同志商定了。因为毛主席还要亲自接见，要和你们详细商量建空军的问题，我就不多谈了。”
下午5时半，在叶子龙的引领下，刘亚楼等3人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笑着从座椅上起身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先向毛泽东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我们党选送到新疆去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
毛泽东听后分别打量了一下这两个人，然后风趣地对刘亚楼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个既有地上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行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见到这样三位一体的贵客呀！”
然后，毛泽东转头对叶子龙说：“我要同他们研究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的问题，时间可能长一些，谈完以后，我请他们吃晚饭，你告诉大师傅准备四个人的便饭。”
接着，毛泽东把话锋转入正题。他先是简要谈了一下国际国内形势，然后说，今后我们面临的作战对象，除蒋介石以外，还有美帝国主义。现在战争的样式是地面、空中、海上的立体战争。在这种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仍然单靠陆军是不够了，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今后要建设三军协同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没有空军和海军，我们的国防是不能巩固的。所以，就要考虑建立空军与海军和航空工业的问题了。中央认为，现在请苏联援助我们建立空军的条件已经具备。
毛泽东点起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商量这个问题。有关情况恩来同志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已经知道了中央的建军方针，现在我想听听你们关于组建空军的具体意见，好吗？”
于是，刘亚楼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兵力和装备状况；我军现有的航空装备及人员家底；渡海作战、解放台湾，需要建立一支300—35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作战部队；以及就请苏联训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比例、组建航校、从陆军中选拔飞行员等问题，提出调整和实施建议。对中央提出的请苏联训练1200名飞行员、500名机械员的比例，刘亚楼认为不合理，他直接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个比例不切实际，应该是飞行人员少，地勤人员多，比例1:2较为合适。”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刘亚楼的汇报后，用温和的口气问道：“你们觉得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又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
“主席，您说得完全正确。”刘亚楼回答说。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香烟，沉思片刻说，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修正了中央26日电报提出的方案中一些问题。我看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正式方案，同苏联商定具体计划。你们到莫斯科以后，先同刘少奇同志商量，由他带领你们去同苏联同志谈判，因为这是中央代表团同苏共中央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现在可以把我们刚才研究的意见归纳为两条建军方针：第一，以1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部队，协助陆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从陆军选调飞行人员采用速成训练方法；第二，我们的经济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你们这次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要勤俭建军，厉行节约。
刘亚楼表示：“我们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到莫斯科以后，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中央报告。”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微笑说：“组建空军是件大事，所以找你们来商量，刚才你们谈的意见，能说明问题，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去谈好建空军的具体计划。至于空军领导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选调等问题，我告诉恩来同志着手办理。”
这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毛泽东便招呼刘亚楼等3人一起吃饭。炊事员端上了四菜一汤，毛泽东又让炊事员取来一瓶葡萄酒，他亲自给每人斟满一杯，最后把自己的酒杯斟满，这才端起酒杯笑着说：“亚楼同志，中央指派你们去苏联谈判建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干杯！”
刘亚楼立即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说：“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嘱托，尽快把空军建立起来，协同陆军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说完，将酒一饮而尽。
首次赴苏谈判赢得苏联的支持
8月1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和翟云英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启程，经哈尔滨、满洲里抵达苏联境内的赤塔市，然后换乘一架运输机飞往莫斯科。
8日上午，刘亚楼一行登上奉命等候他们的C—47型运输机。这种飞机是“二战”时美国按租借法案援助给苏联的，由于它的安全系数比较大，苏联空军专门改装了几架该型飞机供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乘坐。由于夏季气流不稳，飞机起飞后颠簸得很厉害，除了飞行员出身的吕黎平，刘亚楼、王弼都开始晕机，呕吐不止。吕黎平把刘亚楼扶到沙发床上躺下后，戏谑地说：“你是未来的空军司令员，还带头呕吐？那将来这种机会可多着呢！”刘亚楼无可奈何地一脸苦笑。
11日下午，刘亚楼一行抵达莫斯科。他们不顾旅途的颠簸和疲劳，马上将临行前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拟定的建立空军的初步方案向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和王稼祥等同志作了汇报。刘少奇听后，表示同意。然后说：“要尽快同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联系，约定会谈时间，原则上定后，我就要回国了。因为中央已经决定，9月要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建国的各项重大问题；10月1日，要举行开国大典，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要回北平参加这个会议和开国庆典。”
8月1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在团长刘少奇的带领下，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受到华西列夫斯基的热情欢迎，代表团随即与苏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空军司令维尔希宁元帅，主管训练的空军副司令和空军训练部部长等人。
寒暄过后，华西列夫斯基说：“我们已经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中国方面的设想和意见可以先谈谈。”
刘少奇说：“好。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由他代表我党中央谈谈关于组建中国空军的方案和意见。”
接着，刘亚楼用流利的俄语，首先介绍了我军现有的航空装备及人员状况。然后，详细谈了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最后提出，希望苏联方面援助我们，在1年的时间内建立一支由300—35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
维尔希宁问：“你们对歼击机、轰炸机比例如何计划？哪里的机场最多、最便于飞行训练？”
吕黎平回答说：“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比例是否以2:1较为合适。现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北平、天津、济南都有可用于训练的机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
刘少奇解释说：“刚才他们所谈的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出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点了点头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一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西宁空军元帅再进行一次详细的会谈。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的程序有何意见？”
刘少奇回答说：“我同意，元帅同志。”然后，看了一眼刘亚楼，向苏联同志解释说：“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会谈的问题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第二天，刘亚楼、王弼和吕黎平来到苏联空军总部与苏方进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商谈苏联援助的一些具体细节。苏方与会人员，除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外，还有上将副司令、中将训练部长和两名校级军官。由于双方都富有诚意，在加上刘亚楼高超的谈判艺术，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苏方表示，尽最大可能援助中国建设空军。对我方提出有关问题，除了喷气式飞机性能和某些属于作战指挥的机密内容外，对其他所询问的内容大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最后，维尔希宁说：“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天之内提出来，到时候再请你们来这里商谈。现在你们可以在莫斯科好好休息几天。”
３天之后，刘亚楼等3人与维尔希宁等苏方人员进行第三次会谈。苏方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援助计划，主要内容是：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及1所飞机修理总厂，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协助工作。
听完维尔希宁的介绍后，刘亚楼认为，这个计划基本上与我方提出的方案相符，党中央指示的谈判目的已经达到。他高兴地说：“苏联方面所定的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苏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对空军元帅同志及由您主持的苏军代表团的负责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佩和衷心的谢意！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 通常价格计算，由我们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而后，在友好的气氛中，刘亚楼和维尔希宁分别代表中苏各方在协议上签了字。草签协议后，刘亚楼即向党中央发电报汇报了会谈情况及协议的内容，并建议加速空军的筹建工作。
在等待苏联政府批准援助计划期间，刘亚楼等一行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参观考察了苏联空军总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和飞行部队及基地等，取得了一些意外的收获。
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会见刘亚楼一行，他高兴地通知说：“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元帅和苏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我向你们表示祝贺！苏联第一批专家23人已经集中，很快就要出发去中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你们就可以乘飞机到赤塔，然后改乘火车回国了。”
刘亚楼热情地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维尔希宁元帅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然后，立即将情况电告党中央。第二天，中央回电刘亚楼：“与友方谈定的一些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至此，刘亚楼等一行胜利完成预期的谈判任务，10月7日启程回国。
回国途中，刘亚楼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忍不住在车厢里站了起来，兴奋地说：“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这是人民空军起飞的动员令啊！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插上翅膀，人民空军一定能很快地搏击长空，叫敌人闻风丧胆！”
为了解决新中国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曾先后向斯大林、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发电报和信件32次。尤其是1952年2月4日，毛泽东亲自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空军急用的作战飞机。由此可见，中央军委把空军建设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刘亚楼赴苏的成功谈判，赢得了苏联的积极支持，所购买的飞机装备，很快就在在国土防空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以至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惊叹道：“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我们过去一直信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再次赴苏谈判只是买卖关系
二战结束后，世界航空工业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到了50年代末，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发达国家研制的超2倍音速的战斗机相继问世。米格-21飞机就是苏联米高扬设计局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设计的第二代超音速战斗机，是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而当时我国正在苏联的帮助下试制已经相对落后的米格-19飞机。
1960年，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严重分歧，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这不仅影响到两党之间的关系，而且直接波及到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1960年7月，苏联不顾两国政府间早已确定的合作合同，公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合同，并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从而给刚刚起步的中国航空工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1961年初，苏联政府准备卖给印度尼西亚一批米格-21歼击机，与我国政府协商，要求通过中国将这批飞机转到印度尼西亚去。苏联领导人也想借此机会缓和一下日益恶化的两国关系，便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向周恩来总理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如果中国需要，苏联也同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歼击机。
不久，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Ф-13型飞机的制造权，希望我国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一致认为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当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听完汇报，周总理当即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我们，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当毛泽东听完情况汇报后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随后，我国派出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为副团长的15人赴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Ф-13飞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谈判。
这次谈判与建国前夕赴苏谈判和后来引进米格-17和米格-19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时，中苏关系还很友好，虽然两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还没受到太大影响。尤其是民间交往还很密切，中国总是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而苏联人民也愿意真诚地帮助中国搞建设，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前几次技术引进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眼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这次谈判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为了了解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情况，代表团提出要参观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可是，苏方以各种借口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代表团人员参观。刘亚楼司令员终于震怒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不看飞机，不看发动机的生产厂，怎么买飞机？！”在这种情况下，苏方才同意我方部分人员分别参观高尔基飞机制造厂和莫斯科发动机制造厂。
由于这次谈判是在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自始至终受到总理的关注。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并就此事向国内汇报。对此，周恩来总理专门请示了毛泽东主席，当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周总理立即回电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既坚决又果断，既原则又灵活。代表团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数。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取得谈判成功。
1961年3月30日，双方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并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但中方不同意苏联再派专家来中国。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司令员气愤地说：“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尽管这次谈判困难重重，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不仅打破了西方世界和苏联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禁运，而且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转机。
1966年1月17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架超2倍音速——歼-7型歼击机，由空军挑选的试飞员葛文墉首飞成功。歼-7歼击机的试制，是在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不完整，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而且许多新材料需要自行研制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从1964年初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到1966年4月试飞结束，歼-7飞机的整个试制周期为2年零4个月，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2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首批试制的歼-7歼击机试飞合格后，立即装备到空军部队，并很快在保卫祖国领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亚楼赴苏谈判引进米格-21飞机，尽管费尽周折，但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特别是歼-7飞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不仅使我国的飞机工业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一跃跨进了第二代先进战机的行列，而且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空军的军力，重要的是对我国后来自主研制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我国后续作战飞机的研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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