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找到安全感？

雪中送炭

与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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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随笔

专 栏

不依法办事，

我们都是“弱势群体”

徐松林

“经济人”讲求净收益最大，“经济人”更多的是做锦上添花的事；政府的角色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政府必须担当起雪中送炭的角色。

房价上涨的速度像乘火箭、必需品的物价水平越来越高、孩子的教育成本加大、生病了不敢去医院、养老的钱还没准备好……人们对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由预期不确定所引发的生活、消费和安全等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影响到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国家越是强大富裕，个人为什么越是会感到不稳定？我们怎样才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找到所需要的安全感呢？究竟谁应该为“置业时代”的安全感买单？

本来，“弱势群体”是指诸如农民工、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无权无势的群体，但这两年，一些被老百姓视为有权有势的人，也纷纷称自己为“弱势群体”。

广州市番禺区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某城管队长酒后驾车赶到，浑身酒气的他对小贩挥拳便打，遭到小贩围攻。面对记者的摄像机，城管队长无奈地说“我们是弱势群体”。

在学界开始质疑“许霆案”的一个讨论会上，某银行行长对我说：“教授你要笔下留情，我们银行也是弱势群体。”湖南某地官员在和交警发生冲突时被交警殴打，事后，该官员愤愤不平：“在交警面前，我们行政官员是弱势群体！”山西省侯马市，交警和刑警发生冲突时被刑警殴打，事后，躺在医院里的交警对媒体哭诉：“其实，我们交警是最弱势的一个警种！”

某种意义上，这些人说的都不错。在老百姓面前，他们一贯强势，但一旦遇到更强势的人群，他们又都成了“弱势群体”。

也许你是商人，腰缠万贯，只相信金钱。你的信条是“有钱好办事”。但总有人比你更富有，总有金钱腐蚀不了的地方。看看周正毅、黄光裕等一个个近年从富豪榜上消失的名字，你便知道“金钱挤对法律”的后果。

也许你是黑社会头目，有众多喽啰，一贯相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使任何人屈服。但总有更大的暴力等着你，总有暴力屈服不了的人。看看沈阳的刘涌，阳江的林国钦、许建强，重庆的黑帮头目等一个个曾经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你便知道“用拳头说话”的后果。

也许你觉得上面那些人运气不好，刚好撞到枪口上了，你运气好，现在很安全。但请不要忘记，你同时也是儿子、丈夫和父亲。在你觉得安全的时候，你的父亲也许正吞下两片含致癌物质的劣药，妻子也许正从市场买回两斤含“瘦肉精”的猪肉，孩子也许正喝下一杯添加了“三聚氰胺”或别的什么的牛奶，你买的房子也许无缘由“整体垮塌”，你交的社保基金也许正被人挪到境外去赌博……

也许这些你都没有碰上，但明天，谁敢保证被你欺压的“弱势群体”中会不会出现第二个杨佳、第二个艾绪强？

一旦法律成了权势、金钱、暴力的婢女，我们便都是“弱势群体”，我们逃无可逃！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一再证明：只有公平正义的法律才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强大；只有人人遵纪守法，我们才能成为长久的“强势群体”。

因此，依法办事，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你是警察，请依法询问嫌疑人，即使你真的相信他们犯了罪；如果你是法官，请坚守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即使你正承受种种外来压力；如果你是医生，请牢记“救死扶伤”的医德医风，即使这意味着你可能少拿奖金；如果你是行政官员，请善待老百姓，尽管他们未必会给你任何好处……

别人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善待他人，正是善待我们自己。

据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卢周来

一位朋友在一家并不怎么出名的大学出版社，盼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家出版社作一个大的提升，于是托我向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约稿。但名家人气很旺，诸多媒体以及出版机构都在争他的稿子，他会为既没有名气也不会付更高稿酬的出版社写稿吗？

于是我斗胆打电话给一位随笔写得好的经济学家：X老师，您过去在有名的出版社出了数十本著作。对您来说，再在那些一流出版社多出一本书，无论在名气还是在经济方面给您带来的收获并由这些收获进而给您增加的满足程度有限。用经济学术语讲，“边际效用”（即增加一单位消费给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有限。而我这位友人能否得到像您这样的大家支持，对他来说完全不一样。如果支持了他，他的理想也许就有戏。如果您不支持他，他要实现他的想法也许要经历更多挫折。如果也用经济学分析，您这一份支持给他带来的满足程度会非常高，“边际效用非常大”。

用X先生自己在给经济学初学者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举的例子作一类比：您此时的著作给哪家出版社，不过是一个已经吃了几块肉饼的人再多吃一点少吃一点的问题；而我的朋友能否得到您的支持，却是一个饥饿的人能否吃到第一张肉饼。最后，我的朋友终于如愿以偿。

由此想到中国人常讲，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不要只想着锦上添花。这非常符合经济学某种理论。对于困难中的人来说，他能否得到别人的支持其“效用”也许足以改变他一生；而对于一个正青云直上风头正劲的人来说，别人同样程度的“支持”或者就不值一提。极端的例子是，假设你有100元钱，给一个街头饥肠挂肚的流浪者，也许就救活了一条生命；而这100元如果给一个亿万富翁，他眼皮也不会抬一下。如果用一个数值衡量，这100元钱如果给了前者，其作用假设是10000，那么给了后者，其作用也许就仅有1。显然，为求得社会福利最大程度的改进，这100元钱自然应该给前者。也因此，雪中送炭的价值远超过锦上添花。

既然雪中送炭的价值远超过锦上添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却热衷于锦上添花而不去做雪中送炭的好事呢？这里涉及到成本与收益分析法。还是假设你有100元钱，如果你送给一个贫穷的流浪者，尽管对于流浪者来说意义重大，但作为出资者你或许根本就没有任何“收益”；而如果这100元钱给了一个亿万富翁，尽管他眼皮也未必抬一下，但一高兴，不定回报你更多。

那么，雪中送炭的事到底谁应该去做呢？还是从经济学道理看，应该是政府去做。在经济学中，政府与“经济人”是有分工的。“经济人”讲求净收益最大，任何一笔投资都不能不计算回报，因此，“经济人”更多的就是做锦上添花的事；而政府的角色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政府必须担当起雪中送炭的角色。只有这样，该赚钱的去赚钱，该讲公正的去讲社会公正，而不是一味要求讲效益的经济人去无私奉献，以大众福祉为己任的官员却去“傍大款”。

国强民窘为何愈演愈烈？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国家越是强大富裕，个人越是感到不稳定；经济增长的快速与公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在当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呢？在我看来，有这样几种要素直接导致了公民生存信心的降低。

在政治经济领域，权力控制的稳定有序与资本逐利的混乱粗暴造就了公民个人生存境况的窘境。借助于权力的支持，资本逐利开始直接面向最大利润领域，即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基础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生存必需消费品，被大型资本控制，构成公民的消费负担；而与之相对，公民享受型消费的能力则日益降低。我们可以不玩儿、不逛街，但是，却不能不住、不看病。正是生存负担的加重，造就了公民生存信心的丧失，“生活脆弱感”就泛滥开来。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国社会保障方式的转型与风险程度的加强，也无形中把人们推向危机感的心理泥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与完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群生活方式逐步消失，以风险为代价的现代社群生活逐步建立，人们承担风险的广度、强度增加了，而提供风险保障的社会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在社会心理领域，严重的贫富分化造就了公平感和尊严感降低。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顶级奢侈品的消费大国，另一方面，“蚁族”漂浮于城市缝隙之中，悲叹“下雨天淋湿了自己、生病没人关心”的“斯琴高丽伤心”。“城市”变成了一个豪富特权与蚁族无权相互对照的心理屏幕，变成了暴发户的天堂、普通人的厨房。

谁为“置业时代”的安全感买单？

周志强：目前我们生活的不稳定感，一方面乃是中国社会体制缺陷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政治形态调整和转型的一种代价。与之相应，国家不能仅仅以社会稳定为要义，强调“国富”，还应该以管理资本运作、强化政府服务、调整国民心态的“生活稳定感”为核心，强调“民用”。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彻底消除“资本权力”现象。所谓“资本权力”，指的是大型资本通过廉价购买政治权力的支持，并通过与权力利益部门分有利益的方式，形成一种中国独有的“资本霸权”现象。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谢志强、中央党校社会学博士姜飞云：人们在房市上的畸重消费，主要源于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未来作为一种状态，本来就很难确定，而政府存在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恰恰在于，通过政策、制度、执法等多种方式为国民权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增强民众生产和生活的信心。

因此，置业时代妥善解决老百姓安全感问题的关键一环，是政府能否真正以人为本，切实从“藏富于民”处着眼，科学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以明确居民均衡消费的重点所在。眼下政府如何科学调控土地，强力干预房地产市场，让楼房回归其居住的价值本位，可能就是调结构、促内需、惠民生，让老百姓投资渠道多样化，进而走活“中国经济”这盘棋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如何培育幸福的“橄榄”——让中等收入群体更稳定更轻松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普通市民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有三个来源，一是干得好，二是挣得好，三是花得好。如何培育幸福的“橄榄”，关键在于政府怎样稳定和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我认为重点有四：一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形成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人士，形成一个高效的职业社会；二是鼓励创业，打破垄断，减少巨富，让更多专业人士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三是着眼于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提高他们在个人工资谈判过程中用脚投票的能力；四是加快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提高普通工人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用手投票的能力。除了这些重点以外，还可以考虑对中等收入群体适当减税。减税的焦点也不一定就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也可以在起征点不变的情况下考虑适度降低各档的税率。

政府有责任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能让财富成为群众的负担，不能让中等收入者成为“房奴”和“车奴”。企业也要让中等收入者更多分享发展的成果，适度共享企业的利润。除了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切实控制房价以外，中等收入者也是可以自我释压的。比如如何减少“房奴”？一般说来，房贷超过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40%才能称之为“房奴”。拒绝“房奴”，可以选择租房。不能把买房作为住有所居的唯一选项。

培育有社会责任感的中间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市民特别是中间阶层有不满足和不满意的情绪，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中间阶层成员在评价其自身地位状况时总是与上层及中上阶层的生活境遇相比较，而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上层与中间层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前者中的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巨额财富，这使中间阶层成员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

导致中间阶层不安情绪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近年来中间阶层成员感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压力，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压力是就业和购房。另外，缺乏社会保障也是导致中间阶层不安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有房有车、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中间阶层成员仍然担忧他们的地位稳定性和未来的保障，生一场病或者发生意外事故，都有可能导致他们生活水平下降。

因此，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更需要培育一个心态稳定、对个人生活具有较高满意度、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中间阶层。控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缓解中间阶层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就业压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助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稳定发展。

本报记者宋广玉综合

发展论坛

国企收益如何惠及大众？

金双华

近来，不断有人建言中国政府直接给民众发钱或消费券，以刺激内需，振兴经济。至于资金来源，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取之于国有资产收益。

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资产，从本质上看，国有资产收益以及国企分红应当无差异地全民享有，也就是说，全体公民才是国资的最终所有者和真正出资人。基于此，应当明确企业必须向股东分红，当然也包括国有资产投资的企业也必须向真正出资人分红，这有助于减少国有资产所有权虚位问题。如果说，以税收为主要来源的政府公共预算体现的公共治理理念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话，那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所彰显的理念则是“人民投资，人民受益”，国有资产收益以及国企分红应当无差异地全民享有。

从效用公平角度看，按照边际效应递减理论，同样数量的资金对高收入者的效应小于低收入者效应，因此对每位公民等量分红，从效应角度有利于公平。从缩小收入差距角度看，全体国民都得到同样数量的国有资产收益，可以缩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比，也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当然，如果只向低收入者发消费券或现金，对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更大。

以全民为分红对象在海外早有先例。1968年，美国阿拉斯加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带来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这笔财富建立了一个“永久基金”，基金投资的收入被用于给全州所有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如今，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本金超过300亿美元、年盈利能力超过10%的大型基金，跃居全球100家最大的基金之列。

对国有企业分红政策应当参照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按《公司法》要求分红决策必须由董事会做出。如果是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其董事会分红政策应当是国家股东的政策，是国家股东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总的思路而制定的政策，但目前按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最高10%的比例上交财政，比例太低了，应达到50%比较合适。

国有资产收益的使用可以考虑选择“全民模式”而不是“成人模式”，如果绝大多数公民同意，也可以考虑选择向低收入者发放的“选择性全民模式”。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国务院国资委、汇金公司和各级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可以是国有资产收益的直接接受者，之后将这些收入上缴给财政部或地方财政厅局。

运用国有资产收益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要完全实现，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可以逐步开展，在一些条件具备的省份先进行试验，国家也可以在某些领域进行全国性国有资产分红或发放消费券的尝试。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国有资产收益应当全民享有

需要提高国有资产分红比例

在分配中可向低收入者倾斜

具备条件的地区行业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