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的浩劫

由于本文是讨论资本与人性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专题回答人性是什么，因此在人性问题上不打算多着笔墨。但题目里又涉及人性，故而对人性是什么又不能不作一个简要而又抽象的回答。

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特有的不断认知、表达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由遗传的人性基因（内源人性）和社会文化（外源人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共同作用而表现出的现实人性。内源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外源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条件，社会实践活动是中介 。

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社会总是先于而且大于个人而存在。人一出生就被放置在某种文化界域内，由内源人性接受社会各种文化的内化使其成为现实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创造了人。但人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又是人创造的，所以说，人创造了社会，社会也创造了人。人和社会文化是互为因果相互创造的历史过程。从社会创造人这个角度看，人是可以自主活动的最复杂的社会文化“综合体”，而变动着的人性则是这个文化综合体的活的灵性。任何一种文化综合体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界域和边界，这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区别另一种文化形态的标记。人作为自主活动着的文化综合体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先进的文化，即客观化的人性意识冲破旧有的文化边界，人类就会这样周而复始地复制着自己。但人类社会历史并非如此，人类总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前进着。前进，又是由先进的人性意识和外在化的革命实践活动开辟道路的。

自从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度诞生以后，人类就进入了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和阶级人也是按照上述规律相互创造着。因此，以文化为载体的社会意识无不打上阶极的烙印，怎样的社会意识当然就创造怎样的阶级人。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如果没有先进的思想及其革命的文化实践冲破阶级社会的文化边界，阶级社会和阶级人就会无休止的相互创造下去。但人类历史的实践告诉人们，它不是原地打滑空转的轮子，它始终是前进的车轮。

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突破了奴隶主义的思想和文化边界，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又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边界，创造了新的阶级社会文化边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以共产主义思想和文化突破了落后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边界，初步形成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形态。为人类指出了无产阶级社会的美好理想。先进阶级所开创的先进人性意识及其文化革命实践就是突破落后文化边界的动力，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文化革命运动。

一.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是对人性的浩劫

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私有制，因而，资本主义时代也是人性全面而深刻异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人性全面而深刻异化的社会。所谓异化，是指人的活动及其产物成为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转过来疏远、支配、统治人，人造的客体成为主宰人的主体。这是人性与外在化的活动及产物关系的颠倒。异化就是正常人性被压抑、被扭曲、被否定。人性的异化就是人性的浩劫。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使人的劳动本质发生异化，资本不再是劳动者创造的客体，而是主宰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人不具有自由、自觉的人性本质，人性成为可以按市场供求关系自由标价的商品，而商品的货币价格成为衡量人性价值的唯一尺度。人性从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中拨离出来变为市场中的流动商品。人成为非我的存在物，成为没有人格价值的存在物，成为没有真实人性的人。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感情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来的自由……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职业的灵光。把医生、律师、诗人和学者变成它出钱招雇来的雇佣劳动……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改派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市场化为手段，资本私有化为目的的改革开放。私有化的资本加上市场化的自有选择等于资本主义化。所以在资改派改革开放前面加上了一个“资本主义化”的定语，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的表达改革开放的实质。

1. 资本通过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人性浩劫

资本的本能属性就是最大化的增殖。但资本是人造的产物，是物化了的文化形态，其本身不具有繁殖的活力，它必须在活人的活化下才能繁殖。于是，资本又生成了两种人格化的增殖属性，即资本的娼性与盗性。资本的娼性使少数人成为满足资本最大化繁殖的“性奴隶”，这就是资本家。资本的盗性通过“性奴隶”之手，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价值变成资本增殖的源泉，而劳动者成为无产者。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只是资本制造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政治保障。

 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看，在以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都是资本的奴隶。所不同的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资产者阶级是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盗取劳动者阶级剩余劳动价值的工具，而劳动者阶级是直接被盗的对象。这正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资本的独立性就在于，它可以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自主地选择 那些能使其最大化增殖的人格，而人却不能自由、自主地选择资本，人不是资本的主体，而资本却成了人的主体。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所谓“优化”就是使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在市场化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资本优化配置的实质是让资本最大化的繁殖，哪里能满足它最大化增殖的需要，它就会优化到哪里，谁能满足它最大化增殖的需要，它就会优化给谁。这样，资本就象娼妓和海盗一样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着。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就是可以自由自主地择人为娼、择人为盗。资本家是资本娼性与盗性的载体，是资本娼性与盗性的流动符号。不是资本家独立自主地支配资本，而是资本按照自身增殖的需要强迫资本家应该怎样支配资本。资本家不是资本的真正主体，资本的主体是资本自己，资产者阶级只是一种会说话的特殊资本。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资本才是主宰一切的真正主体，资本主义的经济才是真正无人性主体的经济，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的原因所在。资本正是通过经济市场的优化配置可以自由地择人为娼、择人为盗。才把整个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都传递并凝聚在自己的属性中，资本有了超越资本家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不仅利用它的“性奴隶”盗取了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使其增殖，同时还把资本家本来正常的人性异化成非人道的兽性。把贪婪当本性；把欺骗当智慧；把虚伪当体面；把压迫当尊严；把“性奴隶”当享受；把盗窃当本领；把谎言变真理；把吃人当法则等等，这也是资本对人性的浩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人性解放的问题，只是把人性从神性的异化中“解放”到资本物性的异化中。只是用“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谎言变真理的新异化方式掩盖了资本浩劫人性的本质。所以，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不仅是资本对其创造者劳动人民的回归，也是把资本家从“娼性和盗性”的符号中解放出来，向自由、自主的人性的回归。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资本最大化增殖的本能属性要求为此服务的各种社会权力对人进行强制性的分工。在资本统治一切的社会状态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因为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可以使人的职业技能越来越精，越来越精的职业技能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资本增殖的效率也随之提高。但越来越细的分工所造成的人性缺失也就越来越严重，社会人所面对的文化暗箱也越来越多，造成人性的畸形发展。而畸形发展的人性对资本和资本控制的社会权力的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加之资本对知识文化的占有或垄断（学校教育和专利技术等等）造成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财富却不能平等地共享，这又加剧了劳动者阶级对知识文化的缺失。资本制造的人性畸形发展是对人性全面发展的浩劫。就是那一点畸形发展的人性也要作为非人格化的商品出卖给非我的国际资本。事实上，现代工人阶级每天都将不属于自己的人性意识（因为工人劳动时的人性意识是资本强加的），通过劳动外化成商品运往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人性早变成非我的国际化商品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人没有祖国”。

 工人阶级用自己最大化劳动剩余价值构筑了国际资本的神圣殿堂，供资本的“性奴隶”们共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职业自由选择只是资本制造的假象，在资本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哪一种职业都躲不开资本的魔掌，这就是天下资本一般黑，天下会说话的资本也是一般黑的道理。

 前面的文字是对资本的本能，资本的娼性与盗性，资本与资本家，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散乱表述，下面对这些关系做个扼要小结。

劳动者是资本的创造者，但反过来又成为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对象。资本家是资本雇佣来为其增殖而行窃的工具。资本对工具的使用费是以小于窃得剩余劳动价值为原则，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是“工具型”奴隶盗窃“劳动型”奴隶的关系，资本的娼性与盗性的关系是以盗养娼。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资本是统治一切的力量，是人性异化的根源。资本的“优化配置”就是人性的“劣化配置”，资本“优化配置”到哪里，“优化”到何种程度，人性就“劣化配置”到哪里，就“劣化”到何种程度，这是资本异化人性的铁律。

2 .资本通过分配和生活消费方式对人性浩劫

马克思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马克思说的“生活”，当然是指现实活动着的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充满各种需要和交换。马克思说的“意识”，当然是指活人内在化的人性意识，是由社会存在（人和人化物的总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内化的人性意识。

 人要生活就会有需要。需要是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会有不同的需要。所以，人的需要是一个系统，有不同的层次和结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需要分成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也有学者把人的需要按照现代观点分成六个层次，即生存需要、情感需要、服务需要、社会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因为资本可以透过人的需要和人性发生联系，健康的需要可以使人性净化和升华，而病态的需要会使人性堕落、低俗、甚至犯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需要是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由人工设计和编造的，哪里能让资本增殖，和什么能让资本增殖，资本就会雇人在哪里设计和编造需要。就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是按资本增殖需要设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需要都是资本增殖需要的外在表象，都是异化人性的需要。

 在资本统治一切的社会里，决定人能不能按需要消费，怎样消费，换句话说，决定人能不能生存和怎样生存的是物不是人，也就是说，不是人的自身劳动，而是资本。劳动只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只有资本允许你劳动的时侯，你才能劳动，只有资本同意你怎样劳动的时侯，你才能怎样劳动。所谓“天赋人权”，在资本属性下通通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样，“现代工人只有他们找到工作的时侯才能生存，而只有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侯才能找到工作。”这就是说，无产者任何需要的满足，尤其是基本需要的满足，首先都要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当某种劳动技能不能满足资本增殖需要时，具有这种劳动技能的人就找不到工作，这样的人就不能将自己整体卖给资本。当人的某种器官可以满足资本增殖需要时，找不到职业工作的人只好将自己拆开来卖。比如可以卖自己的性器官，这就促成一种新型行业，即色情行业；又如女人的生殖器官可以出租给资本家生儿育女，这又有了生殖器官的租赁市场；当人的血液能为资本增殖时，资本就会创造血液市场，失业者就会在这样的市场里出卖血浆；当人的心、肝、肺、肾等脏器能为资本增殖时，资本就会创造脏器市场。有人为了吃饭，为了治病，为了读书，为了住房，为了安葬就将自己的脏器拆开来卖。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它是充满着血腥的人肉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人象畜牲一样肢解自己的肉体去变卖，还有什么人性可言？这不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对人性的浩劫吗？

更有甚者，是自从让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宰以后，由资本增殖属性制造的矿难、各种恶性事故、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性疾病死亡、“富士康”式的跳楼事件、被杀头的贪官污吏，都要数十倍、数百倍于人民主宰资本的时代，这是资本对人的直接灭绝，岂止是对人性的浩劫！

资本的固有属性让其增殖的工具资本家，在人的基本需要领域里进行造假、售假、坑蒙拐骗，甚至在食品中加入有害的毒品，致使食用者伤残乃至死亡；资本可以使道貌岸然的律师认钱不认法，变成“会说话资本”的看家狗；资本会使学者、文人丧失真、善、美的人性良知，变成在资本面前摇头摆尾乞食的可怜虫；资本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己失掉师德的灵魂；资本使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变成无钱就停药、就拔针的“杀手”等等，不一而足。

3.资本通过控制观念形态对人性浩劫

资本不只是通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对人性进行灭绝和浩劫，而且还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和法规以及观念形态对人性浩劫。

 资本的娼性是兴奋剂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出来的，在各个方面还留有旧时代的胎记。虽然经过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所有制基础上堵塞了资本的娼性和盗性异化人性的渠道，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的等价交换依然存在；社会主义的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观念形态依然存在，没有转变立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然存在，共产党内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依然存在，国际上的资本主义价值形态和意识形态依然存在。这些“存在”就决定了在中国复辟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官僚资本主义是随时可能的。所以初期，在“摸论”，实质是“娼论”，“猫论”，实质是“盗论”的支持下，资本的娼性和盗性象洪水猛兽一样对社会主义发起了全面的进攻。金钱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兴奋中心。心为钱所想，魂为钱所系，权为钱所用，手为钱所捞，腿为钱所跑等等。终于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切换到“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的实践上来。于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拜金主义”口号比文革时期的任何口号都更振撼人心。在“猫论”、“摸论”的指引下，在“不争论”的政治专制下，在不论“姓资”、“姓社”的推动下，一场史无前例的“拜金主义”大革命开始了，一场全面的人性大浩劫也开始了。以“本我”的利己人性代替了“超我”的利他人性，将人还原到只知道钱能满足吃、喝、性的进化始点，钱成了区别人与兽的唯一标志。于是只要是非人类动物，例如狗商品的价值比人高，它马上就会受到资本的“尊敬”，把人性降低得低于狗性，而狗性上升到高于人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权主义”，“人的尊严”最骗人的本质。

 由于资本的娼性需要不断在市场竟争中更换使其最大化增殖的“性奴隶”，这就在社会上造成“机会均等”的假象，使许多人总觉得自己有机会拥抱资本，只要能拥抱资本就可以应有尽有。即使自己不能成为资本的“性奴隶”，人还在，欲不死，总认为还有机会。总是一个欲望接着一个欲望，原有的欲望满足了，新的欲望又会诞生；正当的欲望满足了，非分的欲望又会诞生。人的无限精神世界充满贪婪人性燃烧的火焰。这就是资本的娼性象兴奋剂一样使自己异化成自己贪婪欲望的奴隶。

 资本的盗性需要麻醉剂

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不是劳动人民通过自由、自觉地劳动实践创造的，而是由资本雇佣的少数“专家”、“学者”、“政治精英”设计的，并由他们统治劳动人民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建造的。例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所谓“效率优先”就是资本最大化增殖优先；就是资本的娼性和盗性的效用最大化优先。一句话，就是让中国资本主义化优先；就是让中国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优先；让少数“精英”成为应有尽有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优先。所谓“兼顾公平”不是兼顾劳动者阶级和资产者阶级之间的公平，而是兼顾资产者阶级内部利益均沾的公平，使他们不要为了争做资本的“性奴隶”而进行更为惨烈的斗争。

 中国社会的现实是按照这样的设计建造的。建造这样的社会就必然处处留有资本娼性和盗性的特征，留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特征。这些特征一旦为无产阶级所认识，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武器，社会化的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必然应运而生。资产阶级就不能按照他们设计的所谓“制度安排”的社会秩序，对无产阶级进行“和平”地剥削与压迫。但资本又必须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低成本的最大化增殖，于是资本又通过观念形态尽 可能多的掩盖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的人造特征。

 掩盖阶级社会阶级矛盾特征的最有效“帷幕”莫过于现代市俗化的基督教，基督教的经典教义又是《圣经》。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并没有走出《圣经》的魔圈，他们依然按照《圣经》的教义来异化人性。他们象上帝“创世纪”那样编造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没有人性，“一穷二黑”，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面彻底的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并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是设计者们创造的“新世纪”。但历史总归是历史，不是虚无，怎么办？他们必然学习他们的前辈戈倍尔，“把谣言重复一千次变成真理”，用谣言变成的“真理”来异化人性。他们就是以被异化的观念形态来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人，都集中在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于是，封建时代的遗老遗少，国民党、汪精卫时期的卖国汉奸，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社会渣滓等等。一句话，人民民主专政时期被压制的少数人都成了走资派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骨干力量。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虚无是为了资本主义化的“创世纪”。这样，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的打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竞国民党、蒋介石未竞之业，走蒋介石国民党未走完之路。直到前不久，不还有人向全世界发誓：“我爬也要爬到台湾去”吗？就是这些铁了心的人，要对劳动人民实行全面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是这些铁了心的人把资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尊严”，把资本主义化的人性浩劫说成是“幸福”，把完善和全面发展人性的毛时代说成是“浩劫”，这不是赤裸裸的后戈倍尔时代吗？

 走资派使用谣言变真理的妓俩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他们为了让资本最大化的增殖，还需要用已取得的权力继续麻醉人民，美丽的词藻不绝于耳。但是，只要资本主宰社会，他们所说的“民”不是劳动人民，而是那些压迫和剥削劳动者阶级的“民”。

 当人们还淘醉在“劳动致富”、“小康社会”这种精神失常的幻梦中时，资本的盗性已经大肆地抢劫了，数千万工人失去了工作，数亿农民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数千万市民失去了住房。资本象海盗一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将劳动者数十年共同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抢劫一光。当劳动者阶级从幻梦中醒来时，他们已经成了只有把自己当商品出卖的无产者，又回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死不起人的奴隶地位。现代社会的“自由奴隶”的生活境遇，还不如奴隶社会中“人身依附的奴隶”有保障。

 资本在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年代又成了社会的主宰，资本的娼性和盗性很快又制造了依附与它的两大对立阶级，即利用盗性使其增殖的“性奴隶”阶级和为其增殖提供剩余劳动价值的“肉奴隶”阶级，而资本赋予“性奴隶”以应有尽有的地位，而赋予“肉奴隶”一无所有的地位。阶级矛盾尖锐了，阶级冲突发生了。但资本的盗性最需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于是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复燃了，把社会上的一切矛盾和不正义、不合理的现象都给予宿命论的合理化解释或论证，以此来弥合或掩盖社会的阶级矛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观点看，宗教无疑是遮盖资本主义社会人造特征的神圣帷幕。

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宗教就其社会功能来说，的确有鸦片的功能，可以遮盖人造社会特征，即遮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基督教的神正论，它把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和不正义的现象都给予本原的合理化论证。其结果是，让贫者安贫，富者乐富，各行其道。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宗教是一种有信仰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它能建造某种社会秩序，同样也可以解构某种社会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宗教起义的事件就频频发生。例如中国历史上的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由清教徒发起的。所以中国的走资派对宗教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又想利用宗教的“鸦片”来麻醉那些正在“叹息”，正在寻找“感情”的人们，又怕这些人组织起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举行起义，最终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资本的盗性总是要施展。不敢轻易用宗教鸦片来麻醉人民，只好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掩盖阶级矛盾。于是“三黄五帝”复活了，“中国人都是炎黄的子孙”，“五千年前是一家”。这样把人的视线从现实的阶级对立中引向虚无缥缈的五千年前，让现实的阶级人再死上几百次，共同回到没有阶级冲突的炎黄坟墓里去吃饭、去穿衣，称兄道弟。为了证明现实社会中各种阶级的存在具有本原的合理性，又把死去二千多年的孔丘捧上了圣坛。因为孔丘的思想核心是奴隶社会中的等级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三教九流，并把人的等级身分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论证成是与生具来的，具有天生的合理性，对稳定社会具有核心价值功能，这与基督教的神证论 一脉相承。

 抬中国的孔圣人比抬外国的基督耶酥更能让中国人从“无情世界”中找到“感情”。于是，许多算命的、看风水的封建迷信也堂而煌之地搬上了讲堂，走上了政坛。拜祖宗、拜庙堂，以便在灵魂的空壳中装上点什么，最终的结果是各色各样的宿命论泛滥。这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又把劳动人民重新囚入这四种精神牢笼里，这是对人性的持久浩劫。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又把反映资产阶级人性观的文化引进中国。把反映人性中比较原始部份的吃、喝、性文化作为“精品”搬上银幕，搬上影屏，搬上我们的文化艺术作品，充斥街头，充斥广告，充斥娱乐场所，充斥我们的课堂和学校。就连中央电视台在资本的控制下，也成了传播资产阶级文化的平台。走资派用这些文化形式把毛泽东时期成长起来的“超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又还原成“本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把人还原成只有自然属性的生命实在。这是对人性最全面、最深刻、最彻底的浩劫。但走资派们却美其名曰，这是通过文化消费来拉动GDP增长，GDP增长了，就业增加了，收入增多了，到“小康”的目标也就更近了。其结果如何呢？穷人更穷了，也更多了，富人更富了，却更少了。这是资本的盗性在人们的文化消费“享受”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货币向越来越少的人集中。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资本主义化的GDP增长越快，共产主义人性蒸发的也越快，资本也越向少数 人集中。这是资本、GDP与人性的相关律。

二.毛泽东是防止和消除人性异化的伟大旗手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她出生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旧中国的文化形态必然是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中西杂交的洋奴文化的综合体，这样的社会文化又必然造就出一批这样的人。新中国要带着这些文化胎记和人性烙印蹒跚着在新的道路上学步。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为了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真正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消除被异化了的几千年的人性，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最大的权力，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力。”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毛主席的廖廖数语却表达了他对人性异化的深邃洞察。只有人民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国家，国家的职能才能对人民的利益真实表达。国家的权力才不会是人民外在的、异己的统治力量，而是人民自己的力量。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民为”和“为人民”。“为人民”是目的，“人民为”是手段。这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形式与本质的统一；国家与人民的统一，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辩正统一。这就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权力和人性的异化。（由于本文是从经济领域讨论资本与人性的关系，毛泽东在其他领域里有关防止和消除人性异化的论述，不打算多讨论。）

 毛泽东主席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把全国人民从封建地租和国内外资本下解放出来。所谓“解放”就是把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历史性积累回归劳动人民所有，这些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产物不再作为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来支配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自己活动及产物的主人，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异化劳动的问题。解放还意味着，把劳动人民从“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这个被颠倒了几千年的异化人性的桎枯中解放出来。“解放”就是对异化的扬弃，让劳动人民在革命中获得自由、自觉的真正人性。

 无产阶级革命不只是简单的以暴力手段“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同时还要把资产阶级本身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和劳动人民一起在社会主义劳动中完善自己的人性，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

 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消灭资本是共产主义的事。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改变对资本的占有方式，不能再让资本自己占有自己，即“会说话的资本”占有资本。而是让资本的创造者劳动人民占有资本，把被资本主义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同时还要改变资本功能的性质，把资本的“为我”性转变成“为民”性的功能。也就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为”、“为资本”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人民为”、“为人民”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是以社会性的公有财产表现出来，所以它也是全民用来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工具。这使资本在私有制度下的娼性和盗性的双重消极属性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人民为”和“为人民”的双重积极属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不再拥有个性化的人格载体，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阶级的形成。

 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本只有“人民”作为它的主体，而没有具体的人格化管理，社会主义的资本真的成为无主体的资本。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一开始就由政府官员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方式使个性化的管理官员处在两难的境地，如果过于倚重资本增殖的需要，它就可能成为资本盗性的俘虏，变成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实际上是新的官僚资本家阶级。如果对资本增殖本能弃而不顾，资本又处于名有主体，而实无主体的境地。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成了繁殖能力低下的东西，这又不符合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制度要求。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境遇下，毛泽东不断总结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 ，亲自主持制定了《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管理的根本大法。大就大在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要“人民为”和“为人民”的两大基本原则。

 《鞍纲宪法》中的“三结合”是由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组成的企业领导集体。他们代表了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是由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资本主体。这个集体既不是个体人格化的，也不是官僚化的管理集体，而是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集体。这从根本上防止企业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形成二元对立，造成管理者的权力异化，被管理者的劳动异化，形成在社会主 义公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这样的集体也体现了每个人的智慧都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积累，要无私奉献，取长补短，相互启发，做到知识的共有共享，消除了人类知识的私有化，使知识呈倍增放大。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体系和尖端科技就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这样搞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

 这样的集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创新了各自的主观世界。他们所表达的是自由、自觉的内在人性意识，而内化的却是千千万万劳动者群众自由、自觉奉献的实践知识。这样使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劳动实践中完善各自缺失的人性，使每一个人的内在化人性都变得更丰富更实际。

 这样的集体是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集体。人的知慧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才能自由自觉的发挥出来，把知识从个人狭小的私有观念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自觉地表现自己的存在本质。

 “两参一改”主要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实体是“人民为”的民主管理原则，它与“三结合”的管理主体是相辅相成的。“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不仅可以让他们在劳动实践中更好地完善人性，而且也让他们在劳动中更好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防止与工人群众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形成。工人参加管理是为管理集体提供实证性的管理证据，同时也可以从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那里学习技术文化、政治文化和管理经验，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性。

“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完全是动态化的，任何规章制度都应该是某种生产方式运行过程中的科学总结。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中国新生的，她不可能有一个外在而又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管理制度。中国的企业管理制度只能来自中国企业中的实践总结，生产是动态的，所以规章制度的科学性也应是动态的。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的规章制度制定与改革，不仅可以使规章制度更富有实践意义的科学性，也防止资本盗性对制度的渗透，使工人的劳动发生异化，使活动着的人失去劳动的个性和独立性，而变成僵化制度的奴隶。最后形成人造的制度转过来又成为工人外在的、异己的支配力量，使工人不能自由自觉地表现自己的劳动本质。

 《鞍钢宪法》中的政治挂帅和党委领导，这是《鞍钢宪法》得以实施的政治保障。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处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打着社会主义照牌，干着帝国主义勾当的苏联修正主义）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新生的产儿，虽然她的旧有“胎盘”已经脱落，但“胎盘”的脐血还渗透在新生儿的血液里。分娩可以一阵剧痛了事，但消除母胎中带来的脐血并不是剪断脐带就可以了事的。它需要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障，否则《鞍钢宪法》的原则就成为空话。但政治挂帅和党委领导已经通过“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被平面化了，近乎直接民主制管理，消除了二元对立的管理模式。

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逐步消除人性异化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是防止和消除人性异化的伟大旗手。

回归毛泽东思想，消除被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异化的人性，这是中国今后再改革的必由之路。

 2010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