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的启示

王康 

　　重庆谈判已经落幕60年了。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闪耀着那么令人炫目的戏剧性光环，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然留下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藏匿在无数尘封档案后面的无法复位的记忆，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历经六十年苍黄翻覆的今代国人蓦然发现，那场遥远的谈判，那些早已作古的主角们并未如烟而去，那些挥手、微笑、合影、握别，那些信誓旦旦、白纸黑字，那些智慧的交锋、意志的较量、权力的争夺、主义的坚守，那些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命运的承诺和领受，都如在昨日，如在目前，活脱脱一场从未闭幕的东方历史悲喜剧。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使中国叫嚣隳突、天地翻覆的是近世两大世界性潮流在中国的激荡冲撞。

　　1844年，俄国和美国都尚需二十年才将废除农奴制，法国史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就预言道：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却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72年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警告道：“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以莫斯科为总部的第三国际的“全部策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连为一体。”两个月后，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大会”，发出了对二十世纪人类具有非同寻常影响的世纪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922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应邀派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共代表张国焘，发出他那先知般的“东方之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在美国看来，俄国革命是一场空前的邪恶和灾难，其“恐怖在野蛮和毁灭生命与财产方面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是一口沸腾着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想象不出还有比降临到俄国头上更可怕的灾难”，“1917年后的共产主义不同于所有先前的激进主义，因为它是以莫斯科为牢固基地的世界恐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革命对美国价值观形成直接的挑战，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颗炸弹，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归根到底，苏俄的“伟大理想”乃是美国的“天定命运”不共戴天的完全对立物和绝对否定关系，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把苏俄共产主义看成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非美国素”（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范围内与苏俄的较量看做实现美国“使命”的大决战。

　　1899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首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次年又提出“中国完整”原则，开始形成与欧洲列强征服扩张的权力秩序和均势外交大不一样的对华思维。1919年，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所提“十四点纲要”以及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凯洛格公约》不仅首次将美国的“天定命运”与一种新的国际构想联系起来，而且开始标榜和推行一种与苏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标，其核心是按照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原则建构一个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法制、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国际公民社会。而中国正好是尝试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最大最适宜的试验地，并且很可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谁都始料未及的客观结果是大大强化了苏俄和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争夺。与邪恶、野蛮、令人厌恶而丑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说辞相比，苏俄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不仅为孤独悲惨、“苦撑待变”的中国所欢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国希望通过抗战实现自己的民族复兴的精神需求；不仅在形式上，苏美是中国的战时盟邦，是中国最渴求的国际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国辨认和领受自己的命运和使命的最期待的世界“先进思想”。中国确实获得过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的救援，同时也承受了必须为之付出的高额代价。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第一次需要得到申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云诡波谲,上演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重庆谈判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

　　无论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在抗战甫胜之日就公开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国家大计”，出自谁的主意，事实上，敦促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抗日，避免国共冲突酿成内战从而削弱中国抵抗日本的力量，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从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开始，美国战时重要人士罗斯福、华莱士、威尔基、马歇尔、赫尔利、史迪威、拉铁摩尔、魏德迈、高思等人就一直公开斡旋和调解国共之争。

　　与美国一样，苏联也不希望在击败德国和日本之前，在苏美国盟关系没有破裂之前，国共过早走向内战。中国的无奈在于，美苏全球战略这种对中国而言纯属“偶然性”的因素，却比中国自身的“必然性”强大得多，以致后者在相当一段历史期限内只能作为前者的附庸。

　　重庆谈判期间，决定历史走向和力量对比的并非会议桌上的讨价还价，更非新闻媒体的激情、蠡测和高谈阔论，而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150万苏联远东军和在中国华北持续登陆的十来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尽管赫尔利瘦高的身影时时盖过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矮胖的体形，但苏联红军却远比美军取得了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

　　几乎与重庆谈判同时，国共两党两军就开始了抢占东北的竞争。从战略观点看，战后的国共两党如果执意要为夺取国家政权决一死战，那么东北之争，当是决定性一役。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亦即按照美英苏尚能维持同盟关系的《雅尔塔协定》，苏军应在三个星期到三个月之内将东北连同关东军全部装备和所有工业设施交还国民政府，而这无异于在即将开始的美苏“冷战”中为苏联自己培植一个亲美反苏的政权。苏联合乎历史逻辑的抉择是，拖延时日，不顾两国协议，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的对立面。

　　重庆谈判正是一场美苏两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为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殊死较量作好准备所不可缺少的“嘴皮和纸面上的纠缠”，国共两党赢取时间以便获得内战主动和优势地位的场所。

　　重庆谈判必然破裂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八年抗战中一再标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背后，国共两党的历史积怨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因为抗战带来的力量消长和国际空间的转换、尤其是美苏两国同盟关系背后潜藏的猜疑、防范和价值体系的对立而变得日益尖锐、复杂、不可调和。

　　抗战八年，正如美苏之间并未发展出一种超越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新型历史哲学一样，国共两党也完全没有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和现时利益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大义。国共两党宿怨依旧，裂痕依旧，对立依旧，中国抗战反复出现的党争和内战阴影，无一不是缘自国共之间难以通约的为战后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的战争准备。

　　“国共反映美苏”，重庆谈判的全部复杂性和所有扑朔迷离的事像，都是“三国四方”关系演变的结果。

　　重庆谈判两位中国主角蒋介石、毛泽东个人之间，表面礼尚往来，称兄道弟，私下却相互指称。中国近代以来，类似国共最高领袖之间不共戴天者，未为有之。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曾并肩作战，也曾同床异梦，互为根本对立的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的代表。但三人之间多少维持着现代人类和文明民族之间的基本关系。在多次谈判中他们唇枪舌战，为各自的国家谋取最大利益，同时彼此也不乏真诚的谅解和敬意，且基本遵守了彼此达成的协议，直到死后，都曾流露出让世人感触不已的人之常情。丘吉尔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好像“被人猛击一拳”，斯大林则“神情黯然”，紧握住美国大使的手“足有30秒之久”，一向与罗斯福作对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讣告式”的社论，以真正忧伤的口吻盛赞死者，连铃木首相也对日本的最大死敌“深表敬意”，东京电台则“为这位伟大人物的逝世”播放哀乐。

　　重庆谈判中两位主角却没有表现出让时人和后代可以感动的大政治家不可或缺的真诚、坦荡、胸怀和登高望远的气象，他们之间，如此冷漠，充满敌意。相较而言,毛代表的中共因为在野身份,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乏真诚和希冀;而蒋挟抗战胜利之功及执政党地位,与毛周旋与推诿。

　　谈判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无论中国抑或世界，无论如何讨价还价，博弈算计，都很少有如重庆谈判一样，如此口是心非、虚与委蛇、敷衍周旋，充斥着虚情、矫饰和蒙骗。重庆谈判最大的贻害，是超越于党争、权谋、利益甚至你死我活之外的精神和道德的缺失。

　　中国一百年内忧外患，兵连祸结，日本入侵更使中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如此惨痛的命运如此不幸的民族，以最大的近乎哀求的祈愿，企望重庆谈判将是和平与民主的开端。重庆谈判无情地背逆了中国人这一天经地义的要求，在世界反法西斯诸国中，只有中国又陷入自相残杀的内战。重庆谈判没有作为民族团结、阶级和解、政党合作的起点，而是作为内战的序幕，没有民族大义的胜利，只有党派和权欲的较量；没有历史理性的辉煌，只有政治权谋的恣肆；没有和平民主的凯旋，只有中国人又一轮自相残杀的开端；没有使“肮脏丑恶的东方政治”（马克思）变成“众人的事”（孙中山），只有让全体中国精英和虽不通文韬武略却善良淳朴、渴望正常人生的中国百姓陷溺于一场“慨而慷”的“天翻地覆”。

　　重庆谈判浓黑的阴影甚至一直笼罩了中国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从此被分治，中国人第一次被从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上分裂成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两个中国”。

　　尽管重庆谈判的政治闹剧本质和它注定破产的历史结局，几乎毫无正面意义可言，但是，它毕竟公开提出和论列的三条原则，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却是中国从1911年到1945年间政治教训的真实总结。应当承认，自从孙中山所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来，自从抗战以来，重庆谈判中两党公开倡言和认同的“三化”，是对中国几十年深重灾难的沉痛反思，是中国社会对两党两军的天然要求，是中国真正走向和平、民主、宪政和现代化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结束战争、流血，避免专制独裁极权复辟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并以现代伟大国家的风范和品质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承受的全部苦难、付出的全部代价，乃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悲剧性奇观，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面对无数外来“偶然性”而竭力保存己身历史“必然性”的悲剧性史诗。重庆谈判的最大正面意义，也许在于它曾以最大历史戏剧性，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这一悲剧性。它的通盘虚幻和彻底失败，将中国的政治努力和可能击得粉碎，国家命运处于历史性浩劫的底线，国人在万般无奈之余，民族在空前分裂之中，开始孕育出一种新的生命，新的国家观和使命感。

　　中国近代以来的不幸之所以格外令人绝望，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常常都以闹剧的形式出现。惟有时间，惟有中国人不可泯灭的求取新生的天性，惟有文明世界的正面启示，可望把一切闹剧升华为悲剧，从而为中国的新生转化出新的元气、灵性、智慧和力量。重庆谈判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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