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东梅：我和外公——毛泽东

   1972年，住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的人家迎来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健康的女婴。

    如果不是因为女婴外公的一句话，这个生命可能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时，“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国家进行得如火如荼，社会动荡，经济困难，怀孕的母亲向孩子的外公征询意见，问要不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外公说，要，生活再困难，也是应该要这个孩子的。

    后来，外公看到孩子的照片，给她取名“东梅”，“东”是他名字里的一个字，“梅”又是他的平生最爱。遗憾的是，在女孩4岁的时候，外公就离开了世界，他也一直没有亲眼见到照片上那个乖巧可人，和他一样下巴长了一颗痣的外孙女。

    女孩的外公叫毛泽东。他生于1893年，逝于1976年，写过他传记的ross terrill说，毛泽东活着的八十多年里，“中国的一切事情几乎都翻了个过儿，封建王朝被推翻，战争像有轨电车一样去而复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密友翻脸，斗争的火炬传递给新的一代，而他们并未感受到像毛在燃烧时的那种态度……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

    ross terrill赞叹毛泽东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任何一个词都不能把他概括：农民造反者、军事统帅、诗人、帝王……

    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年后，孔东梅——他的外孙女，也是毛氏家族第三代中唯一的女性，正忙碌地在北京、广州、西安等地签售自己的新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她的“时尚”

偏离了人们对毛氏家族的想象

    王海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副外长，也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这次她也是打破了几十年的沉默，跟我谈了许多中美建交那段历史中外公的往事。”孔东梅说。在这之前，孔东梅还写了《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等书，”我不会去拼凑，不会去摘抄，更不会用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眼光去评说。很多事情我不了解，即便是我外公外婆的事，但是我会去追寻。通过这种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答案。”

    在广州签售的时候，书被抢购一空，有些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提前4个小时等着孔东梅的出现。

    她穿着armani套装，拎着gucci的包，黑色皮凉鞋和黑色脚指甲油透露出她对颜色的偏好。她的“时尚”偏离了人们对毛氏家族的想象，这让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孔东梅说她一直希望和其他人一样过普通的生活。小时候虽然是跟外婆一起住在上海，但外婆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在北京工作的父母的收入不能保证他们经常往返于北京和上海，“当时真的挺孤单。”孔东梅回忆说，“工作人员为了负责任，也不让我出去玩，小朋友们不能够经常找我玩，我一直是一个深宅大院的小女孩。”

    偶尔，她也会在电视上看到外公，甚至母亲李敏，也会听他们讲起这个家族的事情，但孔东梅对这些都没有特别明晰的概念，”直到后来去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去纪念堂，陪外婆到北京治疗，我才开始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各种各样的人会给孔东梅说，要时时刻刻注意，特别是父母经常说，不能随便提起你自己的身份，不要跟别人讲，不要主动去说。

      时时刻刻注意，身边的人反而会更快地发现秘密。但母亲一直提醒孔东梅，“不要管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背景，别人怎么生活你也一样”。

      1994年，孔东梅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修英语。不过她更喜欢文学，因为天生对油墨纸张一类的事物感兴趣，“那时候，我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读着海明威、喝杯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

    毕业后，她却从商了，参与组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十几个人，几张桌子，在保利大厦租了两间房开始创业”。三年后，她去了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个普通的学生，攻读国际政治学硕士学位。她去美国的想法和当时同龄人一样，“希望有机会出国读书，圆一个梦”。

为了真实还原那些往事

从找房子开始，孔东梅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前半年一共搬了三次家。慢慢稳定下来，她过上了安静、自由的生活，除了上课，她也会利用周末假期去纽约看博物馆和个性时装店，或者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晒太阳，拜访朋友。她不用担心在街头被人认出来，评论她和毛泽东长得像不像，据说只有当时的驻美大使李肇星知道她的身份。

  就是因为太安静，她才想到一些以前不会想的事情，“在美国是这样，中产阶级的群体极为庞大，这些人每天所做的就是上班下班，车子、房子和票子，对我来讲，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孔东梅和李肇星外长夫妇在美国华盛顿

      2000年，孔东梅收到母亲李敏写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书中提到家族的很多往事，”我一看就哭了，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激动的情绪难以平复。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写一本外婆的书，还要写一本三代女性生活变迁的书。“在这之前，她承认更想隐姓埋名，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过另外的生活。毕业典礼的第二天，孔东梅就打包回国了，回到了北京。她以毛泽东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为名创办了一家文化公司，以自己写书、签约其他作者、筹备展览等方式，推进自己的梦想。她明白国外三年的生活给了自己什么，“如果不出国，可能会守着自己革命后代的身份，去搞革命主义教育；也可能根本不管他们，进入金融业，做一个跟家族历史完全不相干的人。”

      在北京宣武门一幢普通的商务大楼里，她的公司毫不起眼，二十几个人的小公司树立了传播“新红色文化”的目标。

      为了真实还原过去的那些事，孔东梅寻访了很多人，很多地方。人们并没有觉得她陌生，情绪激动的老人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从上到下打量她，特别是她下巴上那一颗痣。那颗作为她外公毛泽东标志的痣，奇迹般地在她脸上几乎同样的部位出现。“小时候觉得很烦，为什么老有人议论我啊，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平常的小女孩呢！现在想，你是谁就是谁，很坦然。特别是通过写书的过程，解开了谜团，很自豪，很接受。身体里流着这管血，是怎样就是怎样，也不用刻意回避或者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