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伟：20世纪初中国企业家阶层对社会做了哪些贡献

李明伟：20世纪初中国企业家阶层对社会做了哪些贡献

　　20世纪初城市商品经济社会孕育了中国近代企业家阶层，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不仅为城市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新技术和新市场，也使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对城市近代化起了重大的作用。作为城市先富起来的新阶层，他们除了谋求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外，还承担起一定社会责任，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推进宪政的发展。20世纪初期企业家阶层对社会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近代化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目标，近代企业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近代化，为国家近代化打下了基础；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扩大了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空间。

　　到1913年，民间私人产业资本共达154987千元，超过了国家资本。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城市工业领域，近代企业家阶层建立起棉纺织业、面粉业、缫丝业、卷烟业、火柴业、机器修造业、电力和电机工业、水泥业、化学工业、矿冶业、印刷业；在交通运输领域，建立起轮船业、铁路业和公路业；建立起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新式金融机构；在商业领域，建立起百货业、棉布业、五金业、西药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产品的剩余，而更多的产品剩余和资金的储备，必然带来新的投资和新的经济增长。

　　由于企业家的各种经济活动，城市的空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式建筑如百货公司、工厂、仓库、银行、医院、学校次第出现，一些近代市政工程设施如码头、车站、马路、桥梁、电灯、电话、自来水等也在各个城市设立。企业家的经济活动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还直接推动了城市地域的不断扩展。大多数工厂设在城区和租界边缘地带，随着工厂的增加，城市不断向远郊扩展，在工厂附近往往形成新的居民聚居区，工厂区和居住区的建设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新的商业区的发展，使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

　　在清末民初社会里，企业家还与政府合作，参加了约20次国际博览会，在国内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商品赛会，其中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规模最大，会场占地700余亩，仅两江地区展出的产品就多达100万件。

　　第二，近代企业家阶层参加了各种社会政治活动，推动了国家政治的进步；他们还组建了预备立宪公会等政治团体，促进了城市社会的政治发展，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

　　由近代企业家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是该阶层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美国排斥华侨的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会长、资本家曾铸登台演说，倡议在全国抵制美货，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展示了民族企业家的力量，表现出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使命感。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企业家阶层的政治活动日趋活跃，他们创建了大量立宪团体，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各省谘议局和资政院中。1906年张謇等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该会成员发展到374人，其中23%是企业家、公司经理、商会总理以及工商界人士。企业家许鼎霖、李平书、虞恰卿、荣宗敬、荣德生、朱葆三、周舜卿、王一亭、徐润、夏瑞芳等皆为该会骨干，他们通过舆论和行动，推进清政府的改革。企业家阶层还通过各省谘议局，表达他们的政治经济改革要求。张謇担任了江苏省谘议局的议长，1910年，张謇等人连续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强烈要求建立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加速政治近代化进程。

　　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经一度焕发出企业家阶层的政治热情，许多企业家都投身到辛亥革命中来，如李平书、沈缦云、叶惠钧、顾馨一、李厚禧、李云书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就参加了同盟会的秘密活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企业家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改变，在上海，革命党人掌握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都参加了各地军政机构，李平书（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沈缦云，分别出任沪军政府民政、财政部长职务。袁世凯建立北洋政府后，为了争取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吸收他们当中的上层代表出任政府官职，张謇、周学熙等人分别担任了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

　　1914年到1920年，虽然是民族资本家经济上的“黄金岁月”，但他们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在“二次革命”中，他们几乎全部倒向袁世凯；在“五四”运动中，大买办资本家朱葆三、虞恰卿等人皆主张对日妥协，受到商界同人的指责；在“五卅”运动中，企业家上层仍持保守态度。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国民党权力日渐增强，民族企业家在外国资本、官僚垄断资本的挤压下，处境日益艰难，在政治上势力日益萎缩。

　　第三，近代企业家阶层建立起城市各种社会组织，他们建立了商会、商团、教育会、同乡会等民间组织，促进城市社会的发展；还通过建立地方自治团体，直接参加到城市的市政管理中去，加强了社区的福利建设，推动城市社会的进步。

　　1909年清政府倡导和鼓励各地设立商会，工商业企业家开始能够合法地成立社团。到1912年，全国商会发展到2000个，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清末民初时期，商会在城市经济发展与地方自治中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除了商会以外，各地还成立了各种实业团体和行业协会，据统计，1911年2月至1915年全国各地成立的实业团体有l07个，其中由企业家阶层发起组织的约40余个，占总数的37.4%，其余虽由政府官员或知识阶层发起，但资本家是主要参加者。[1]这些组织在城市工商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大影响。

　　企业家阶层的社会活动还表现在义赈活动之上，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设了“协赈公所”，苏州、扬州、镇江、杭州的筹赈公所也相继成立。据《上海县续志》记载：“光绪初秦晋豫大饥，南方士商踊跃募赈，沪滨为最，妇孺咸奋起，通衢设罐筒，投资日千万泛舟及绛，义声运播，虽极盛难继，而各省偏灾待赈者，犹必驰书相告，地方慈善事业，商业输捐历久不倦。”[2]通过联合义赈活动，江浙资本家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

　　20世纪初，城市企业家阶层还通过成立城市自治团体，取得一部分城市行政管理权，推动城市社会的近代化。1905年上海工商界的李平书、曾铸、朱葆三等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11年上海独立后，自治公所改组为上海市政厅，成为正式的资产阶级地方行政机关。上海工商界通过这些机构，开展城市建设和改造，据统计，1905至1911年间，共开辟、修筑道路100余条，修理、拆建桥梁7050余座，修造码头10座。他们新建马路，筑桥填浜，拆除旧城墙，建立环城道，铺设电车轨道，使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

　　企业家对社会进步的促进还表现在改善社会成员生活上。一部分企业家已开始注重企业劳动设施的改善与工人福利的增进，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上海商务印书馆设立同人俱乐部，内设剧场、食堂、阅报室、浴室和弹子房，作为全体职工公余休息的场所；在卫生方面，该馆“设有医院及药房，聘西法医生管理，雇员无论患病或因公受伤，所施医药，概不索值；若留住疗病房，亦不取宿费，但饮食须自备。该公司并规定每年春季施种牛痘一次，凡雇员及其家属，均得享受此种利益。”[4]

　　范旭东不仅努力兴办实业，还在厂内创办了食堂、医院、浴室、幼儿园和小学，工人及家属免费就诊，工人免费入浴。工厂还建成住房，低价租给有眷属的工人，当时一部分技师还租住土房，而工人已住进砖木结构的房屋。一次民国总统黎元洪到永利碱厂参观，他称赞工人福利办得好，并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在范旭东的主持下，永利公司最早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后因经济困难，改为12小时，但不久又恢复8小时工作制，此后，8小时工作制成为永利的固定制度。[5]

　　第四，近代企业家阶层推动了城市文化教育的发展，他们不仅开发了城市的基础教育，还促进了企业的职业培训的进步，在培养经济和管理人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謇是最早重视发展教育的企业家，他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大生职工专科学校、纺织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城厢初等小学、幼稚园、盲哑学校等，1920年，他将纺织、医学、农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的南通大学。在上海，工商界企业家与城市知识阶层合作办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12年，王一亭、周金箴、虞洽卿等人将原上海汉英商务学校改组为上海商务中学，确定办学宗旨为“灌输中西学识，养成商业人才”。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主持人是黄炎培，发起人却是实业、教育两界的人士，企业家聂云台、穆藕初等都积极参与了该社的筹办与活动。

　　近代企业家还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教育建设，为振兴家乡文化教育投下大量资金。秦润卿在家乡慈溪设立了一座藏书楼，取名“抹云楼”，收集各种图书40000册供公众阅读，实际上是一所私立的图书馆。刘鸿生在故乡定海出资兴办了定海中学和定海女子中学。[6]1916年，荣德生在无锡建立大公图书馆，馆内所藏图书、杂志达数万册。1919年，荣家还在无锡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学生不仅学习一般中学课程，还注重工商业知识的学习。[7]

　　以上情况说明，100年前，企业家阶层走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后，已经开始为城市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贡献。随着这个阶层逐步走向成熟，他们的行为不仅会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到城市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企业家阶层不仅应该用现代化的产品引领社会，也应该将用现代化的思维来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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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见《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92页。

　　[2]《上海县续志》，1918年上海南园刻本，卷一，第8页，风俗。

　　[3] 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0—651页。

　　[4] 王清彬、王树勋、林颂河、樊弘：《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出版，第三编，第3页。

　　[5]《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十辑，第14页。

　　[6] 丁日初：《近代中国的近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7] 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