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妇儿感染案艰难诉讼终开庭(南方周末 2000-5-12)

深圳妇儿感染案艰难诉讼终开庭http://www.sina.com.cn 2000年5月12日 08:44 南方周末
“我之所以将此事诉讼于法庭，是为了使医疗界不再有这样的事故发生，使我们的姊妹们不要像我受到如此折磨。我明白，诉讼赔偿费，会给医院造成损失，但我健康的身心谁又能还给我呢？”
2000年4月25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深圳妇儿医院感染事件引发的患者状告医院系列案的第一案在这里开庭审理。原告李××向被告深圳妇儿医院等索赔303万元，以补偿她在1998年深圳妇儿医院感染事件中蒙受的伤害和损失。因身在美国，她未能到庭。当她的律师向法庭宣读她的传真信件时，旁听席上一片唏嘘。
一起罕见的感染事件
坐在旁听席上的，大多是她当年的病友，深圳妇儿医院感染事件的受害人。为了听到这次审判，他们已经等了将近两年。
1998年4—5月份，深圳妇儿医院发生一起严重的院内感染事件，168名患者(大多是做剖腹产手术的产妇)做完手术后出现伤口红肿、化脓、溃烂且长时间不能治愈。在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确诊这些患者感染的主要是“龟分枝杆菌”。由于这一类感染极为罕见，国际国内都缺乏成功医案，对它的治疗是在探索中进行的，并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到1998年底，大部分患者才伤口愈合出院，但至今也没有人保证他们已经治愈不再复发。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患者承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而且，由于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等药物，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造成这次严重感染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深圳妇儿医院用于手术器械消毒的戊二醛消毒液配制错误。国家规定戊二醛消毒灭菌浓度应为1%—2%，按深圳妇儿医院制剂室处方配制的戊二醛消毒液的实际浓度只有0·０036%。1998年9月2日，深圳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认定，发生在深圳妇儿医院的感染事件为责任性医疗事故，第一责任人为妇儿医院制剂室班组长何莹，该院院长陈一臻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本报1998年7月24日曾对此事故进行调查报道)
要把医院告上法庭
1998年7月，大部分患者还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本报记者采访他们时就得到消息，他们已下定决心要把医院告上法庭。
让他们下决心告医院的原因有：医院管理混乱导致消毒液配制错误(制剂室按错误处方配液，长期不作检测)；发现感染后医院没有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也没有向患者通报，没有及时查找原因，反而继续手术导致更多人感染；查明原因后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对患者进行带有实验性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受到不人道的对待。
通过诉讼来讨得公道，这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想法，但是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时患者们才发现，这官司打得如此艰难，如此漫长，如此让人身心交瘁。
集团诉讼中途夭折
最初，患者普遍希望以集团诉讼的方式起诉深圳妇儿医院。
1998年9月起，先后有120名患者签名委托深圳市诚公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要求妇儿医院承担感染及感染引发的并发症的医疗费用，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每人标的在200—500万元之间，总标的达2·３亿元。另有患者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如果该案得以立案，将是同类诉讼中索赔金额最大的一案。
由于标的巨大，患者和律师曾谋求到广东省高院起诉，省高院立案庭和民庭的答复是：该案从标的数额可以在省高院提起诉讼，但考虑到案发地点在深圳、众多原告也在深圳，为便于法院调查，该向深圳中院起诉。律师担心深圳中院会以标的超出中院管辖为由不予立案，要求高院将起诉材料转深圳中院。省高院立案庭人员说：如果深圳中院不受理，你就在法院给我打电话，我给他们说。如此，120名患者只好转向深圳市中院提起集团诉讼。
1998年11月3日，患者委托律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送达起诉状，但没有得到是否立案的答复。1998年11月12日下午，深圳市中院立案处处长来到深圳妇儿医院会见受害人，向患者传达了三条意见：一、中院已将案件请示了市领导，市领导很重视，指示该立案立案，该赔偿赔偿；二、经有关领导研究，此案不宜采取共同诉讼，最好以个案来处理；三、对这起医疗事故的索赔额不要过高，以免法院判得低造成双倍的伤心。
有位患者当场向处长提问：一、我国司法程序中有无立案须经市政府领导批准的规定？二、100多名患者虽然有妇科、产科、儿科之分，但受害者是在同一医院、因同一原因而被感染上同一种细菌，告的是同一个被告，又推选了诉讼代表，完全符合共同诉讼的要求。处长答复：如果大家坚持共同诉讼，我们法院再研究一下。
11月23日，深圳中院以“通知”的形式告诉起诉的患者：“本院认为，你等120人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不恰当，应分开独立起诉，并按管辖的有关规定办理。”
由于这是一份“通知”而非裁定，患者无法上诉或申请复议，集团诉讼正式流产。
患者之所以倾向提起集团诉讼，一是符合共同诉讼的条件(均受到同一被告、同一种原因引起的同一种伤害)，只要选出几名诉讼代表，省时省力。二是共同诉讼标的大，可以在省高院起诉。一位患者说：“我感觉不只是在和医院打官司，因为医院是国营医院。”
诉讼的“马拉松”
集团诉讼流产后，1998年底，患者相继出院。医院通知一部分人做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是“不属医疗事故”、“未达到医疗事故级别”。这让一部分患者更坚定了打官司的决心。期间，医院分别约部分患者谈调解。陆续有数十名患者在双方律师协助下与医院签订了调解协议，获得了1—7万元的赔偿(此金额不包括医院已垫付的医疗费、伙食和营养补助费等费用)。在医院与患者签订的调解协议中，医院承诺，如采取诉讼途径的同等条件病员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比协议规定高，则医院将补足差额，如果判决赔偿比协议赔偿低，患者不用退还差额。有关人士分析，深圳妇儿医院是为了尽可能地阻止诉讼才签此协议。
准备起诉的患者则从1999年3月起，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标的超过300万元。最先起诉的是曾××，王××。按规定，这类案件标的超过300万元才能向中级法院起诉，向中院起诉的患者希望能在广东省高院终审而不是在深圳境内终审。
递交诉状的同时，曾××，王××以长期治疗经济困难为名，向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都没有得到批准。
李×航等数十名患者则向福田区法院起诉，标的20—80万元。他们申请缓交诉讼费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
按有关规定，此类案件标的300万元，诉讼费要近3万元。
申请缓交诉讼费无望，对索赔金额又没有信心，更多患者失望之余转向调解私了。起诉的患者也普遍降低了标的。但李××等两名患者仍坚持标的300余万元在市中院提起诉讼并交足了诉讼费，而李×航等7名患者则在福田区法院提起诉讼并交足了诉讼费。另外没有交诉讼费的几十名患者的立案材料全部作废。
1999年6月8日，李××等患者终于等来7月12日开庭的通知，不料到了7月11日，又得到通知说法官出差将庭审推后。事后律师屡次催问，得到的答复是李××正在申请医疗事故复议，要待复议下来才能开庭。
1999年9月17日，深圳市中院又以“通知”形式告诉李××，将案件交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理由是：李××等两案与在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的其他案件性质相同等。而当初中院不同意共同诉讼的理由则正好相反：每个人受害程度不同，手术类别不同，标的不同。李××在中院一审的愿望再次落空。
这段时间，有几十名患者担心诉讼时效过期，重新准备材料委托律师起诉，诉讼标的都不超过300万，都向福田区法院起诉。在500多天的诉讼“马拉松”之后，至今共有46人立案成功。其余有几十名患者与医院签订了调解协议，另有部分患者既未起诉，也未调解，处于观望状态。
终于盼来开庭
2000年3月，李×航的医疗事故鉴定复议下达，维持鉴定结论“不构成医疗事故”。患者和律师推测开庭应为期不远。
4月14日，律师终于接到开庭通知，第一桩开庭的是李××案，开庭时间是4月25日。
李××此时正在美国申请移民，不能离美。律师申请延期未获允准。4月24日，法院通知只发46个旁听证给46名已立案的原告，凭身份证件入庭。
4月25日，已获旁听证的患者早早来到法庭外。他们发现，审判庭的大门由十多名工作人员把守，持有旁听证的人员经过安全检查才被准许入内，闻讯赶来的其他患者和患者家属都被拒之门外，连原告李××的父母一度也不得入庭。
福田区法院副院长林苗亲自担任本案审判长。审判从早上8时半持续到晚上9时半。深圳妇儿医院在庭审中基本上是“认错不认赔”，只同意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赔偿10900元，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差距巨大。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但无论如何，这案子开庭了，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开庭形式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实质上的意义。正如一位吕姓患者说：“赔偿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说法，要开庭，要让患者和律师把话说完。”
其余45名已获立案的患者，还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案子何时开庭，等待着他们的案子将如何判决。而另外数量更大的100多名未起诉或已调解的患者，受李××案开庭的鼓舞，正在考虑重新提起诉讼。
(因涉及隐私，报道中未用患者真实姓名。)
末
生活从此是一场噩梦
让他们————深圳妇儿医院感染事件的受害者———回忆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那就像好不容易长好的伤口又被重新撕开”，两年前，他们的肉体承受着这样的痛苦，今天，他们的心灵承受着一样的痛苦。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
让他们展示这样痛苦，更是一种残忍，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要求在报道中别提他们的真名。李××小姐，4月25日开庭审理的第一案的当事人，因为其他媒体的报道中提到了她的真名，很不高兴，谢绝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
一位无法面对感染的姑娘
李×安，女，29岁，未婚，程序设计员。她是未起诉深圳妇儿医院的100多个患者中的一个。“我不是不想起诉，我一定要起诉妇儿医院。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写我的起诉状。我不能去想自己被感染的事，根本不能去想。我没法面对，一拿起笔就……”她哭了，低着头，伤心欲绝地落泪。窗外的暴风雨锤打着证券大厦金碧辉煌的蓝色玻璃幕墙。李×安不想带记者去她独居的家，借了朋友的大户室来做这次艰难的采访。她暗示她两年前也有一份这样体面的工作，并且开始有自己的企业，但龟分枝杆菌摧毁了这一切。
她告诉记者：“我是因为卵巢囊肿，1998年4月24日在妇儿医院做的手术，实际上一个星期后就发现问题了。但直到1998年6月4日，我才被告知感染上了龟分枝杆菌，以后就是惨不忍睹的治疗了。我实在没法说，每次清创、护创不是用刀子割，就是用勺子挖，我多次痛得昏过去。西药、中药、激光，凡是能用和不能用的都用上了，光顶级抗生素‘泰能’就用了一个多月。在治疗过程中，我出现了耳鸣强烈、眼睛短暂失明、记忆力下降、情绪极度焦虑等药物毒副反应，我不断地问医生，而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正常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绝望，我一个人在深圳，父母远在北京，我独自煎熬。我是1995年来深圳的，经过几年的奋斗，事业已开始顺利的时候遇到这件事，我真的想不通，我真的想过死，直到现在我还有这个很不健康的想法。”李×安说，1998年11月底出院后，她把家里所有的“98”字样的物品都扔掉了。“对我来说，1998年不存在了。”
一位感染患者的治疗全记录
与李×安相反，陈×是一个坚强面对灾难的例子。
“(1998年)7月9日，我因治疗龟分枝杆菌感染病灶住进了妇儿医院，5楼9床，病历号是96257。住院后因为药的副作用强烈反应，一天晚上我就掉了167根头发。”34岁的陈岚是1998年4月24日因宫外孕住深圳妇儿医院接受治疗而感染龟分枝杆菌的。她以惊人的毅力跟踪记录了自己接受治疗的全过程。
4月24日，入院。因我从未生育，加上恐惧手术，要求医生对我实施保守疗法。但吃了十几副中药均无效，做宫腔镜治疗，也无效。5月8日，在医生的劝说下接受左侧输卵管切除手术，刀口长8厘米，缝了针。5月14日，拆线，发现刀口右侧很硬，问医生，回答“没事，正常反应”。5月19日，出院，总费用7000元。出院后在家休养，每天用碘酒清理刀口，开始发现刀口又红又硬，奇痒无比，很害怕，打电话问医生，答“手术后正常现象”。
6月4日，去医院检查，林医生看了伤口，发现右侧有2厘米长硬节，说“有硬节就不好”。用超声波治疗，做了多次，硬节依然很硬。6月10日，去医院，医生看了看伤口，说“没事儿”，并在我的病历上写道：“已治愈。”6月16、17、18日，连续三天深圳、香港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妇儿医院感染事故。6月19日，我再回医院，医院气氛紧张，口服克拉仙、可乐必妥，肌注丁胺卡那。6月22日，我被分到中医治疗组，服红花、丹皮、山甲、生地熟，外敷曾教授自制的黑如漆炭、臭如大蒜的药水。6月25日，伤口硬结处出现脓点，曾教授说：“这是好现象，毒排出来了。”并挤破脓点，外敷中药。7月2日，硬块变肿，隆起一个大包，有波动感，疼痛难忍，同时觉得口苦、耳鸣、脱发，刘博士批示停用丁胺卡那。
7月7日，实施第一次扩创，用刀剪破伤口，抽出了3毫升脓液，送去培养，是龟分枝杆菌。因为没有用麻药，看见肚皮被活生生地剪开，我几乎昏厥，浑身汗水湿透。医生护士下班回家了，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爬起来打的回家，我孤身一人，没有人可以帮我(丈夫在美国求学)，却遭此灾难，我失声痛哭。7月8日，又去门诊，黄荷花主任说：“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需住院治疗。”曾教授刚从武汉回来，他说：“你不要住院，两个星期我包给你治好。”我不知道听谁的，问刘博士怎么办，他说：“你住院治疗会受到干扰。”我非常吃惊，中西医在治疗过程中时有矛盾，给我接受治疗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我还是被安排在中医接受治疗。
7月9日，开始住院治疗，每天用药：口服各种各样的中药和克拉仙、可乐必妥，肌注丁胺卡那。每天一次清创换药是最痛苦的，医生用刮匙在伤口新生肉芽组织上进行“刮肉疗毒”，声音刺耳，几乎不用麻药，经常痛得昏死过去，耳边还常常传来医生护士之间无谓的闲聊、嬉戏声，心情坏到极点。不久，杂志社因为我长期不能上班拟聘他人顶替我，祸不单行。这期间，医院来了很多专家，有提议手术的，有提议中药的，还有提议用小磨香油使细菌变异的等等。7月21日，专家查房时当着我的面说：“9床的病情越来严重，都是中医治疗耽误的。”下午实施第二次护创手术，在伤口切开8×１·５×３厘米的口子。7月24日，采取腹压引流新型疗法，6天一次。8月7日，第二次腹压引流。8月12日，因服克拉仙反应强烈改用阿奇霉素，做B超又发现已闭合的伤口下埋着一个1·８×２·３×０·７厘米的灌脓窦道，其痛无比。8月14日，打封闭。专家意见不统一，有的专家说打封闭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我治病心切，死马当活马医，还是陆续打了3次封闭。医生说：“治疗龟分枝杆菌国内外都没有临床经验可借鉴，只有走一步看一步。”8月18日，5床龟分枝杆菌感染病友横切手术大面积切除腹部病变肌肉完成，手术时间5个半钟头，刀口长19·５厘米，术后6天插着尿管，下不了床。有的医生当着我的面对此评论：“切除病灶也不一定好，细菌能切完吗？”8月23日，做过2次手术的14床病友还告诉我，又发现伤口化脓。我对手术不寒而栗。医生说，手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8月25日，专家会诊后通知我：“9床考虑手术的可能，还有一种就是扩创。”手术？扩创？我的压力很大。
8月26日，上手术台清创，医生边操作边问我：“你是手术还是扩创？”开始我还能平静地回答：“你是医生，你决定吧！”因为长期进行腹压引流，皮肤不透气，大面积红肿，溃烂，医生用75%的酒精消毒，钻心的疼痛使我昏死过去，耳边还传来医生的反复盘问，“是手术还是扩创？”我的头嗡嗡作响：我的病不是你们医院一手造成的吗？现在你们拿不出主意了倒让我来选择，我如何来选择？我躺在手术台上泪水横流，医生很不高兴地说：“哭什么？又没说你什么。”我从手术台被扶回床上时，委屈、无助、治疗前景的暗淡袭上心头，一时间，我失去理智，精神彻底崩溃，用头撞铁床，抓起被子撕咬，我大哭大喊……我害怕这些不锈钢的针、剪刀，害怕听见手术器械碰撞的声音，我只想一死了之。
9月2日下午，实施第3次护创，切开6×２×５3·５厘米的刀口，我足足躺了3天，用药‘泰能’3天后失去味觉，呕吐，吃什么吐什么。9月24日，病情恶化，专家会诊决定9月28日做手术。9月25日，术前谈话，因家人不在深圳，由单位领导电话征得父母同意代签字。9月28日上午，实施感染病灶切除手术，刀口长14厘米，缝13针，深至腹膜层。术后肌注泰能、丁胺卡那、阿奇霉素。10月2日，发现伤口周围针刺毫无知觉，神经科会诊后证实手术过程中切断了部分神经。11月24日出院，继续服药。99年3月11日，妇儿医院通知我去做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不构成医疗事故等级。”
生理上的伤口总有愈合的时候，心理上、生活上的伤口却几乎没有什么愈合的可能，甚至还在日益扩大。
因宫外孕做输卵管切除手术的而感染龟分枝杆菌的陈小姐，很可能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办法做母亲了，因为治疗龟分枝杆菌的过程中忘了及时给另一侧输卵管通水。趁她的丈夫出门的功夫，她向记者说：“我们现在夫妻关系还能维持，全靠以前感情基础打得牢，我们现在夫妻生活都没法过。”
不止一个妻子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很多妇女都有同样的反映，丈夫的手一碰到她们布满伤疤的肚皮，就浑身痉孪。已经有两名女患者与她们的丈夫离了婚。其中一位的丈夫与她离婚的原因是“你已经没用了”。还有女患者坦言，夫妻关系还能维持的原因之一是官司还没打下来，赔偿还没到位。
感染了龟分枝杆菌，本是一件无辜而不幸的事情，但不少患者回到单位后都发现，别的同事在用异样的眼神看待自己，“就像看一个爱滋病人。”29岁的李×安，出院后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和以前所有的朋友断绝了往来，她不愿意见到她以前认识的所有人，“一切从零开始”。但是，头痛、腰痛、严重的记忆力衰退每天都在刺激她。没有人向她承诺，她身体里面，是否还潜伏着那种可恶的病菌————龟分枝杆菌，它们会不会在什么时间复发。这样的担心可以摧毁他们对生活所有的信心。(余刘文 方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