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用心的程恩富－　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政策》

别有用心的程恩富－　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政策》 　　笔者去年为批评程恩富的"一胎化"政策建议，写过两篇博文《是不学无术还是别有用心？--评程恩富关于人口问题的建议》和《提高生育率才是解决中国目前困境的有效手段－－再评程恩富“一胎化”建议》，当时对程恩富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大抵还是以为是他没有认真地研究人口问题而一时糊涂造成的，对他是否别有用心只是怀疑。而今年以来，程恩富又不断抛售他的“先控后减”的所谓新人口政策，又是访谈又是文章的，大有不把中国人减少10亿达到他只留5亿中国人的目的势不罢休的劲头。我们仔细看他的文章《“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政策》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81fb0100igpf.html，不难发现程为了他的论点，在文章中用了许多曲笔以误视听，这里我给他略举一二。 　　
　　程恩富为了抹杀1970年代的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伟大成绩，在描述1970年代的生育水平时，只提70年代的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4.09，却根本不提在那个生育水平大幅下降的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5.81的下降到了1979年的2.75的水平（而到1980甚至低到2.25，实际已经低到中国当时的更替生育水平，当然这一年的大幅下降有强制生育政策的作用），其目的无非就是想说明中国后来的低生育率水平的到来是由于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政策促成的。其实中外有大量的学者都已经作过论述，那就是生育水平会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最直接的就是随着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而且为大量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所证实，如今全球除了极少数极不发达国家和特殊宗教的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尽管没有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水平都已经接近人口更替水平，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华文化圈的东亚地区甚至都低到了1.3以下的极低生育率水平，他们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鼓励国民生育，而并未有太大的成效，有的甚至发出了可能亡国灭种的哀叹。 　　程恩富在说明80－90年代的生育水平的变化时，提到1993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1的更替水平。实际上不论是调查数据还是人口普查数据，还是其它来源的数据研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1年就开始低于2.1，而且按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和出生性别比，中国当时的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应该大于2.2，在1997年中国出生性别比达到117时，中国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甚至应该达到2.3才行。去年程恩富还说目前中国人口还将每年以800－1000人口增长速度增长，今年则改为“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事实上现在已经连续多年人口每年净增已经不足700万，即使按2030年时中国人口达到增长率为0水平来算，今后二十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也不过350万，二十年总共增加人口不过7000万，然后人口就会下降，按现在13.3亿人口算，最后总人口也不过14亿左右。程恩富用10平均总和生育率来谈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却在这里用当前的人口增长数来等同未来的人口增长数而不用平均数了，以此来悚人听闻，这样的用心也只能欺骗那些毫无科学素养的政客而已。 　　程恩富说他的建议是经过“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精神来审视”而得来的，通篇却都是马尔萨斯的资源决定论，这必然让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尔萨斯主义在人口问题上是相通的。难怪现在很少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连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都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干着反马克思主义勾当。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劳动，强调的是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把劳动人民的贫穷归因于剥削制度，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而马尔萨斯则是强调资源限制作用，人口发展只能以资源条件为限制，把人民的贫困归咎于生育太多，把阶级矛盾改造成人与自然的矛盾。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有的人口观。如果说程恩富的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那就得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主义岂不是矛盾的思想？程恩富不遗余力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以前觉得他可能是学术水平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程恩富在他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政策中的十个要点，没有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多数理由都极其可笑。第一、二条提出存在所谓资源承载和生态安全的人口极限问题。在中国现在就能生活１３亿人口的资源条件下，他竟然想把中国人口要减少到５亿，居心何在？世界人口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要中华民族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就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也没有这样大胆的想法，他程恩富为何就有呢？他与中国人有何等样在的血海深仇？不想办法改变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以改善环境污染，反而把责任推到人口头上，１９６９年有时候中国人口就超过８亿，那时也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在程恩富看来中国人口需要降到５亿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是什么样的逻辑？人口密度比中国高的地区多的是，环境污染并不比中国严重，他难道看不到？国家管理不善，不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却把问题归咎到人口头上，是何等的无耻！早知这样何必当初死皮白脸地要把那么多的人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呢？ 　　他在要点三、四条中关于生育意愿和性比问题上，没有任何实事求是的作风。根本枉顾众多人口生育意愿调查的事实，竟还认为中国人生育意愿比发达国家高，事实上中人口生育意愿城乡综合水平只有１.８左右，而日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超过2.0。还竟然把不生孩子当成了一种美德要加以奖励，难道年轻时不为养育孩子作贡献，老了却要别人孩子为他的养老作贡献，这能体现公平、正义、美德吗？这根本就是颠覆人间美丑的标准！在第五条中他不明白正是过去二十年间由于过低的生育率形成的抚养比极低的人口红利时期特有的就业压力过大的问题，反而却认为现在生的孩子会造成就业压力，还要更严格限制生育，难道不怕人口老化的极高抚养比而形成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是不是以后要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从南亚、非洲引进上亿的劳动力？　　　更可笑的是在第六条中他认为“先控后减”人口是为了很快达到“欧美日韩”的人均水平。姑且不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一家是在减少人口的条件达到发达水平的，就是其中的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多数国家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很多，现在只听说他们要鼓励生育，没有见他们要减少人口。为什么不比较俄国、巴西，他们的自然资源与美国差不多，人口却少了一半，他们没有美国发达是不是该认为增加人口就发达了？而韩国与朝鲜相比，种族一样而人口更多密度更大，反而发展水平更高，程恩富又该如何认为呢？

　　程恩富在第八、九条中提出要严格一胎化从而节省经费来提高老人生活水平。我不知他是不是知道，很多老人宁愿自己死去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了，对他们来说生活好就是儿孙绕膝，你程恩富为何不愿意给他们这样好生活？更何况孩子少了，未来的劳动力必然就少，给社会创造的财富就必然少了，老人又从何获得过好生活的费用呢？第十条他说要提高夭折、失能孩子家庭的补贴、保障水平，难道他不知道这些家庭最痛苦的是什么？几个钱就能打发他们的后顾之忧？他难道相信金钱是万能的？ 　　程恩富在回答别人的质疑部分仍然是错误百出，或者顾左而言他。比如第一条，他并没有驳斥“人口人手”说的关于人手的平均创造力大于人口的平均消耗这一结论，仅说从手的劳动受到资本和科技的限制。事实上科技的主要资源是人脑，而且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更是更是得力于大量的人口而产生的大量的富裕脑力资源，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人口人手”论的观点。程恩富在这里再一次展现了他资本决定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工作岗位少说明了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工作，并不是说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人，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去休息和学习正是社会的进步，不是人口过多的理由！ 　　在关于生育权利说的解释中，指出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行动计划》对生育义务的定义，生育有自由的权利也有义务和责任，这是不错的，但是并不能引伸出政府就有权限制人们的生育活动，所以没有其它国家去立法限制人们的生育自由，且大多数国家对中国严格限制生育的政策持批评态度。还说什么“国家人口政策首先要考虑的，只能是全体人民的生存发展和福祉的提升”，可是减少人口正好说明全体人民的生存发展退步了，难道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人口比重越来越小就是生存发展更进步了？这何异于自残以强！ 　　在反驳关于人口密度问题时，他只让人比较美国的人口密度，不让人比较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既提出不能把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却又说中国的发展水平低是因为人口太多，有这样的强盗逻辑吗？他竟然还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哪一个是因为人口多才强盛的？印度比哪个发达国家人口都多得多，为何数十年都发达不起来？韩国等人口不多，为何能较快地强盛起来？”，他这几个问题都是白痴级问题，给人感觉他认为有的发达国家就是因为人口少而强盛的，而事实上韩国的人口密度很高的，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发展起来，只能说明人口多发展快的道理，而不是相反！如果硬要说因为韩国的人口规模比印度小而发展更快是个经验，那我劝程恩富别那么费尽地建议去花几十年时间去减少人口，而是建议让政府把国家分成三十几个独立的小国，让每个小国人口都比韩国少，岂不既简单又快捷？ 　　他在解释人口老化问题时，说“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含老龄人口问题）取决于人均劳动生产率而非抚养比”，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现在的劳动生产率远比我们现在高，他们全都把提高生育率当作解决人口老化的直接办法，没有任何国家想着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把它归咎于养老制度、重男观念、就业歧视、胎儿鉴别等而与独生子女政策无关，无视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等四个二胎试点地区出生性别比大大低于其周边地区的事实，这岂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综观程恩富的所谓新人口政策建议，其中充满了枉顾事实、信口开河，以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头衔，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处处遵从着马尔萨斯主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