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对党的建设的卓越贡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董必武同志诞辰12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思想感情对他表示深切的追悼与怀念。董必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三十余年，但他留下的那种为国为民，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英雄品格和严于律已，宽已待人的高风亮节，以及始终如一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的治学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重要精神食粮。     董必武同志在他的一生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运动初期，或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纪念董必武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温董必武同志关于党的建设思想与实践，对于落实党的十七大有关党的建设精神，把党建设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在中国革命运动初期以及革命战争年代董必武同志对党的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作粗浅的概述。
一、组织建立湖北最早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董必武从幼年起就立志为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追求真理，探寻新的革命道路。他于1886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城的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18岁赴黄州参加府试中秀才。24岁时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时革命党人重要活动阵地之一的文普通中学。25岁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坚决走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28岁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次年6月，董必武回国，到湖北在部队中策动反袁世凯的军事行动。1917年2月，董必武再次东渡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在此期间，他开始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毕业回国后，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声誉。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以极大的热忱和浓厚的兴趣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指导、研究十月革命和中俄两国的革命道路，从中领悟到一定的道理。思想上发生的变化，使他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者，转变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之一。1920年夏秋之交，董必武和张国恩收到李汉俊自上海的来信。信上说，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随后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鄂州籍人士刘伯垂，带着陈独秀之嘱回汉与武汉的共产主义者共同筹建党的组织。刘伯垂回汉后，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进行联系。经过多次商议，大家对党的建设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年9、10月间，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齐聚于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叫中共武汉支部）成立会议，会上刘伯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与组织的情况，组织学习了从上海带回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十五条（这个纲领由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起草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纲领还具体规定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原则）。会议还研究了小组生活会制度，规定每周开会学习一次，每次会议都要作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与会者推选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张国恩管理财务，并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5号为小组的活动机关，门前挂着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作掩护。中共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之后董必武和其他党员一道，做了许多有关党的建设工作，主要有：一是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很快吸收了进步学生赵子健、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师刘子通、黄负生等人加入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二是发起并成立武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主办了《武汉星期评论》（支部机关刊物），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使研究会的大多数成员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其中有的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三是组建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生和老师中先后组织了青年读书社、妇女读书社、新教育社等群众学习团体，学习革命理论，树立救国救民思想；四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到纱厂、铁路、码头工人中去，宣传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提高工人阶级觉悟。1921年5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反对车行资本家增加车租而举行的大罢工。经过斗争，资本家被迫“两星期不加车租”、“被捕车夫释放”。罢工坚持了一个星期，取得了最后胜利。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武汉乃至湖北地区革命发展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北，并和当地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以董必武为首的武汉地区先进分子在长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中终于迈向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从此，武汉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创建湖北地方党的组织
1921年7月间，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湖北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受大会之托，他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一份向共产国际报告的文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战斗口号，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同年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结合武汉的实际，在落实的过程中，他与其他共产党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积极筹备并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后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下辖武昌、汉江、汉阳、江岸、徐家棚5个党的支部，并在武昌黄土坡下街设立了区委机关，董必武任区执行委员。二是以武汉中学、湖北一师等学校为阵地，以利用教授国文课的便利，在师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在学生中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王健、王秀松、戴克敏、魏人镜、陈步云、邓赤中以及王尚德等一大批党团员，然后按籍贯派下去开展革命工作，点燃革命火种，如将黄安籍的共产党员王健等人组成中共黄安工作组派回黄安，通过创办平民学校，自学师范学堂等各种学习活动，使该地区的青年、妇女、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又组织了中共麻城工作组，派到麻城开展革命活动，同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他各学校发展的党员也先后返回各县，开展革命工作，创建党的组织。被派下去的学生党员，在群众斗争的风雨中，逐渐成长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三是创办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学校，吸收工人及其子弟上学，学习文化，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唤起觉醒。四是通过各种关系接近工人，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发展党团员，帮助建立党的组织。董必武同志在汉阳铁厂结识了很多工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大冶铁厂的工人仇国升，经过一段时期接触了解与帮助教育，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帮助仇国升建立了该厂党支部，这是湖北厂矿中建立较早的党支部。自此，该厂的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有了党组织的帮助和依靠。以上这些革命火种，后来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势，遍布荆楚大地。
三、指导和帮助恢复、重建湖北各级党组织
湖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湖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争取解放斗争的道路，湖北又是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土地革命时期，湖北英雄儿女高举革命红旗，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创建和坚持革命根据地，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连年不断地进行反革命“围剿”，加之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湖北地区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其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革命的形势需要尽快在湖北全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这关键时期，董必武受党中央派遣，于1937年9月从延安奔赴武汉。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高效率地开展工作。期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同国民党湖北地方政府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筹建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营救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出狱，恢复和发展武汉乃至湖北地区党的组织，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集中整编鄂、豫、皖、湘、赣边界地方的红军游击队，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工作。
（一）在董必武同志直接指导关怀下，接收并整顿了杨学诚领导的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组织，成立中共湖北工作委员会，后改为临时省委，书记郭述申，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组织部长钱瑛。
(二)指导湖北省委积极而又慎重地整顿和重建全省党的各级组织。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1927年武汉政变时，事出仓促，组织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不少同志因失去组织联系，被迫隐蔽起来，是不得已的。应当把他们动员起来，让他们继续参加革命，这对他们本人和对革命都是有益的。”湖北省委遵照他的指导，很快将那些失掉组织关系而又表现较好的同志联系起来了。鄂南地区武昌县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许保民同志，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有幸会见了董必武同志，他指示保民，回武昌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恢复党组织，进行抗日斗争。许保民回武昌后，串连地下党员，组织了中共武昌近郊区委。书记许保民，组织委员会周竹轩，宣传委员会舒江皋，党组织活动在武昌的油坊岭、十字岭等地。是年秋，张执一到保福祠找到了1931年同他关在一个监狱的徐春荣，后由组织派代荣、潘斌、陈实方到保福祠审查并恢复了徐春荣、徐文卿、葛达三人的党组织关系。陈实方、葛达同志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看望了董必武同志，聆听了有关抗日工作的指示。1937年12月，中共武昌近郊区委改为武昌县委，书记林翔，委员许保民、王健民。后董必武指示省委又派了许多干部到鄂南各县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1938年元月，武昌区委书记何功伟按董必武的指示，到武昌县恢复和建立基层党组织，成立了工人特别支部，并从产业工人中选派了600余人去延安学习。同年3、4月间，在大（冶）鄂（城）边境建立了中共鄂城县特支。7月中旬，中共咸宁中心县委成立，书记何功伟，委员黄全德、潘继汉。与此同时，省委派郭益进、郭亮（女）等同志到大冶，组建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大冶、鄂城、阳新等地抗日工作。
（三）通过多种途径与办法开办应城汤池训练班，为我党领导抗日斗争培养干部。这个训练班在董必武指导与热心关怀下，湖北临时省委派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陶铸等同志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指导训练班的工作或担任教员，在将近半年时间内共办了四期，培养了50余名干部，并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的名义，派到湖北农村各地工作。回到鄂南各县的有侯彦、赵龙骏、胡特庸、冯玉亭、吴子义、刘光前、陈力群等同志。这些同志绝大数成为鄂南各县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
（四）直接指导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成立。1937年10月下旬，董必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革命形势需要出发，经过多方努力与工作，直接领导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的工作，明确李涛担任办事处主任，并领导参与了同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谈判，要求解决坚持在鄂豫边区的红军高敬亭部和坚持在湘鄂赣边区的红军付秋涛部一定数量的俸响和服装，同时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恢复中共党籍等方面的工作。之后，李涛按照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到湘鄂赣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参加会议的有付秋涛、徐正坤、钟期光、江渭清、谭启龙、刘士杰等。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将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所辖支队，支队长付秋涛。红军游击队在平江嘉义岭集中，由支队长率领赴皖南抗日前线。
湖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工作在董必武同志的指导与关怀下，取得了快速而又显著的进展，这对于全省的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和一浪高一浪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董老对我党建设留下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激励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把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