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深 莫 测 的 人 们

红山居士 标签：战斗岁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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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深 莫 测 的 人 们
——研究所七室放化诊断群体扫描

1983年秋，为了庆祝研究所建所20周年，所里举办了一次全所黑板报大展览。在展览大厅里，七室的黑板报图文并茂，最为抢眼。七室共展出了4块大黑板，1块主板，3块副板。主板展现了七室20年的光辉成就，3个副板分别展现了取样大组、化学大组和物理大组20年的光辉成就。主板的中央是一幅七室放化楼夜景的彩色大照片，照片两侧是一副醒目的对联：
远看灯火辉煌
近看人机两忙
这是七室在执行核爆炸样品的放化诊断任务期间，在放化楼里夜以继日繁忙工作的真实写照。如果在深沉的夜里，你站在放化楼前的那道山梁上，就可欣赏到这幅美丽的夜景。
一
1988年秋，秋风瑟瑟，落叶飘飘，本来就冷冷清清的红山，越发冷清了。随着七室执行地下核试验放化诊断任务队伍的到来，红山才出现了一些生机，有了些许热闹，最热闹的地方当属红山东部的放化楼地区。在取样楼和液氮机房之间那片平坦的戈壁滩上，十来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甩开膀子正在挖一个大菜窖。液氮机房里，液氮机“咚咚”的响着正在生产供γ组使用的液氮。取样楼内，在一间由原来的大实验室改建的厨房里，临时组建的炊事班正在忙着做饭；在另一间由原来的大实验室改建的餐厅里，几个帮厨的人正在一边说笑着一边择菜。炊事班只有一名掌勺的四川兵是地道的炊事员外，其余的人都是七室自己的兵。食堂管理员和会计也是临时抽调的七室干部。执行任务吃的是保健灶，不是大灶，所以他们要自己开火。这样做倒有几点好处，一是赌塞了漏洞；二是吃饭方便；三是发扬了民主，大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我做什么你吃什么；四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厨艺的机会，谁有什么高招就来露一手。这次的国庆大会餐，竟然是由杨吉纯一手策划和操办的，饭后大家都竖大拇指。
大气层核试验结束之后，火箭取样下马了，杨吉纯改行了，如今是α组的组长。

二
地下核试验场上，钻探取样的大钻机正在昼夜不停地旋转，一厘米一厘米地接近核爆炸空腔。
放化楼内，各个项目组在实验室里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迎接钻探样品的到来。
1987年9月，研究所迁入西安后，什么都可以带走，就是这座放化楼带不走，西安的放化楼还没有建起来，因此每年执行任务他们还得跑回红山。其实，他们，特别是那些老同志，还非常想回来看看，再看看红山，再看看放化楼，再看看自己家住过的房子，再看看自己家种过的菜地；那些刚刚入伍的新战友，更是急切地想看看新疆是个啥样子，红山是个啥样子。
钻探样品终于到了，执行任务的全体人员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
在磨样室里，穿着防护服带着防尘口罩的干部小闫和战士小付，每人看着一台球磨机在研磨岩石样品。随着球磨机的不停转动，被敲碎成小块的沥青状岩石样品被研磨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直到变成黑色的粉末。
在天平室里，穿着防护服带着防尘口罩的副主任张利兴用万分之一天平在分装样品。他用小小勺子将装在烧杯里的黑色粉末样品，小心翼翼地舀进放在天平里的一个编着样品代号的小玻璃皿内。他按照样品清单称量了一份（一般每份样品只需几毫克）又一份，直到把各个分析项目所需要的样品都称量完。
在溶样室里，穿着防护服带着防尘口罩的倪惠云和涂国荣在溶解样品。他们把硫酸呀，盐酸呀，氰氟酸呀，小心翼翼地倒进盛有黑色粉末样品的坩埚里，然后用电炉加热，黑色粉末渐渐地溶化，溶化，直到变成一锅清澈的溶液。
红山之夜，漆黑一片，万籁俱寂，独有放化楼内灯火辉煌，人机两忙。
在钚同位素分析实验室里，重元素组组长陈忠对带领他的组员，不厌其烦地除去样品中的杂质，除去其他所有同位素，直到得到纯净的钚同位素样品。
在镅锔同位素分析实验室里，赵焕珍带着研究生王旭辉和党海军在分离、纯化镅锔同位素样品。
在裂变产物分析实验室里，丁玉珍带着研究生卢嘉春和刘德敏在分离、纯化裂变产物样品，分别得到了锆、钼和铈等的同位素样品，然后制成可供γ谱仪测量的手榴弹源。
在铀同位素分析实验室里，朱柏之和王福根在分离、纯化铀同位素样品，直到得到可供质谱仪测量的溶液。
在内活化指示剂实验室里，内活化组组长黎荫铭带领他的组员，分离、纯化出铪、铱、铼等同位素样品，然后将其制成可供γ谱仪测量的手榴弹源。
在α放射源制备实验室里，武晓梅将钚、镅、锔样品溶液，电镀在圆形的不锈钢片上，制备出可供α谱仪测量的α放射源。
在α实验室里，杨吉纯带领着他的组员们在测量钚、镅、锔的α能谱。一台小真空泵咚咚作响，正在给一台半导体α谱仪抽真空。多道分析器的荧光屏上显示出一条美丽的彩色α能谱，好像是一座有几个山峰的山。
在γ实验室里，γ组组长常永福带领着研究生王军等，正在用锗（锂）γ谱仪测量裂变产物锆 —95和铈—144的γ能谱。多道分析器的荧光屏上显示出一条美丽的彩色γ能谱，好像是一座峰峦叠起的群山。
在质谱实验室里，质谱组组长张子斌带着研究生张佳媚等正在测量铀同位素的质谱。笔录议正在自动地描绘一条曲线。
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高深莫测的人，他们像变戏法似的，把黑色的粉末变成了清澈透明的液体，之后把清澈透明的液体变成只含有某种单一同位素的溶液，之后把只含有某种单一同位素的溶液变成放射源，之后把这些放射源变成美丽的α能谱、γ能谱和质量谱，最后把这些谱数据变成核燃料的燃耗、裂变分当量、裂变当量等珍贵的数据。
过了半夜，劳累了大半夜的人们收工了。他们首先在淋浴室里洗个淋浴，洗去沾在身上、手上的放射性物质，洗去一天的疲劳，然后回到办公室里吃自己做的夜宵，以填补肚子里的空白，增强力量。做工作，各小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夜宵，各小组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各展本领，有烙饼的，有包馄饨的，有包饺子的，有下挂面的。下挂面最简单，在大电炉上烧开一大铝锅水，放进挂面、白菜、葱花和盐，最后再放进一桶大肉罐头，顿时满屋肉香四溢，令人馋涎欲滴，倍儿香。有馋嘴的人，拿着自己的碗筷吃四方，吃了东家吃西家。
吃饱了，喝足了，他们踏着皎洁的月光，一路上说说笑笑地回生活区睡觉了。
一天又一天，他们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地做着同样的测试工作。

三
两个多月之后，红山已是一片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紧张的测量工作结束了，于是开始讨论放化诊断数据。会议是在放化楼内的会议室里进行的。会议室里的大黑板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公式和数据，放在地上的几块小黑板上也写满了数据。参加这次数据讨论会的，除执行这次任务的几十人外，还有所科技委主任陆兆达、基地司令员钱绍钧少将、基地科技委主任杨裕生少将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这几位可都是放化诊断的权威人物。
陆兆达曾赴苏进修4年，1965年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所调入21所。他是放化分析的学术带头人和专家，先后担任过七室副主任、主任，后升为所科技委主任，成为所一级领导。
钱绍钧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3年，1966年调入21所。历任七室物理大组的组长、副主任、主任、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他热爱国防科技事业，扎根戈壁，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刻苦攻关。他主持完成了核爆炸样品放射性核素分凝规律的研究，成功的解决了裂变当量测定中所遇到的难题，他还主持完成了几种核燃料燃耗测定技术的研究。198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国防科技模范”的光荣称号。
杨裕生也是一位留苏生，1963年由原子能研究所调入21所。历任七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基地科技委主任。杨裕生是放化诊断的奠基人，他领导研究并建立了各种核武器的放化诊断技术。
如今，陆兆达、钱绍钧和杨裕生虽然都走上所和基地的领导岗位，但他们都是从七室发迹的。从七室发迹的还有冒广根和于久治，此时，冒广根是基地副政委，于久治是基地后勤部部长。所以当时有人总结说，七队是升官队。从七室的放化诊断工作中不仅锻炼和成长出一批科技英才，也造就出一批领导人才。之后又出了几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几位将军。
会议由室主任陈达主持。陈达说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报告就开始了。
陈忠对报告了钚装料的测定结果，不但给出了钚—238、钚—239、钚—240 的测定结果，而且还给出了其中镅—241的含量；
质谱组副组长朱凤荣报告了铀同位素的质谱测定结果；
杨吉纯报告了钚同位素的测定结果；
赵焕珍报告了镅、锔同位素的测定结果；
常永福报告了几种裂变产物的和几种内活化指示剂的测定结果；
最后，陈达报告了裂变分当量及其总当量的测定结果。
哦，核爆炸样品的放化诊断是一项多么宏大的系统工程啊！
核试验不是为了看那划破万里长空的闪光，也不是为了听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更不是为了看那滚滚升起的蘑菇云，归根结底，核试验就是一种科学试验，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巨大的科学试验。科学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科学数据，以便为产品的鉴定和改进提供科学依据。中国核武器设计院最重视的是两种数据，其一是核爆炸过程的物理诊断数据，其二是核爆炸样品的放化诊断数据。所以才有这几个权威人物特意前来倾听这些数据。
出席会议的各位首长对此次任务的测定结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是放化分析方面的专家，当然听得懂，敢表态。但是，所科技处参谋们却说，其他各研究室的汇报都能听得懂，唯独放化分析汇报听不懂，满黑板五花八门的公式和各种各样的化学符号，看得他们是眼花缭乱；那些深奥的原理、方法及专业术语，听的他们是晕头转向，就像是听天书，就像是鸭子听雷，所以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放化诊断，高深莫测，高深莫测！

（未完待续）
高深莫测的人们（续）

四
次年1月，陈达率领有关项目组组长赴京，参加关于本次任务的三方数据讨论会。这三方是：核武器设计院的9所和2所以及核试验基地的21所。9所是核武器设计所，2所是核测试所，性质和21所相同。会议主办方是国防科工委。会议在远望宾馆举行。
会上，先由2所和21所分别报告各自的各个项目的测试数据，然后三方共同讨论，达成共识，最后将讨论结果作为最终结果上报国防科工委。到此为止，一次任务的核爆炸放化诊断才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每次任务后，都要举行这样一次例行会议，有时在杭州开，有时在无锡开，有时在上海开，有时在西安开，有时在绵阳开。
1987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之时，三方在21所西安的新址召开了一次数据讨论会。当时，新所已基本建成，尚未搬家，大院里非常宁静，很适合开会。这次会议双方数据基本一致，会议开得一帆风顺。
会议期间，大家参观了兵马俑，游览了华山。
1988年1月，正值天寒地冻之际，三方在绵阳核武器研究院旧址召开了一次数据讨论会。这次会议，2所和21所有些数据双方差别较大，于是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这时候，9所同志便出面调停，搞个折中方案，争论这才罢休。
科学家就是这样，你没有足够的事实驳倒我的观点，我就坚持我自己的观点。
此次会议由核武器研究院主办，不但吃得好，而且是白吃，研究院请客。此时，该院的技术开发工作搞得正红红火火，赚了很多钱，财大气粗，请客吃饭是小菜。杨裕生不免有些眼红，便想带领21所的人参观参观他们的技术开发项目，但被婉言谢绝了。
真有意思，核测试技术不保密了，技术开发项目倒保密了。这可真是：三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核试验初期，核武器设计院只负责核武器研制，不负责核测试，后来才逐渐上了测试项目。两家同时测试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互相比对，大大地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然而，从此之后双方便争执不断。当年两家争夺火箭样品那戏剧性的一幕，绝对比看电影和看电视还精彩，至今想起来还令我忍俊不禁。
飞机样品是双方二一添作五，两家皆大欢喜。而火箭取样是21所独家搞的项目，核武器设计院既没出钱也没出力，火箭样品理所当然由21所独享，2所对此耿耿于怀，有一天，双方矛盾终于爆发了。
1969年9月29日，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火箭取样队首次从一口地下发射井里发射了一枚和平五号取样火箭，首次获得了大量的、高浓度、高纯度的火箭样品。这种质量优良的火箭样品，主要用于氢弹聚变当量的测定。飞机样品虽然数量多，但其质量远远满足不了聚变当量测定的要求，所以火箭样品显得特别珍贵。
在马兰机场实验室分装好火箭样品，装入铅罐，准备用飞机运往北京。当时红山还不具备做聚变当量分析的条件，必须在原子能研究所完成这个项目。
马兰机场上停靠着一架运送样品的运输机，飞机即将起飞。空军地勤人员正准备撤去舷梯，突然一个人三步两步跑上舷梯，回转身，一举手，一声大喝：“不准飞！”在场的人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不给我们火箭样品，就不准飞机起飞！”完全是造反派的风度。
此人是何许人也？原来他是2所负责取样的老陈。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老陈，你不是来取样的，你是来拿样的。这次，他居然来抢样了。
老陈的异常举动惊动了各方领导，立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这个矛盾。2所要对半分，21所坚决不给，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在科工委和基地领导的劝说和协调下，21所同意分给2所三分之一，这才解决了双方的这场纷争。以后这就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每次任务的火箭样品都要分给他们三分之一。我们说，火箭样品是他们硬讹去的；科委领导说，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给他们一点吧，别那么吝啬。
不是我们吝啬，是火箭样品太珍贵了。物以稀为贵，所以熊猫、金丝猴和白鹳才珍贵。火箭取样风险大，成功率低，一次发射5枚火箭，也只有一两枚火箭取样成功，所以火箭样品显得尤为珍贵。给了他们，我们能不心疼吗？其实，最心疼的还是视样品比珍宝还珍贵的的杨裕生和钱绍钧。
我一直懊悔不已，假如火箭取样搞得很好很好，假如火箭样品取得很多很多，双方用都用不完，就不会发生这种不该发生的故事了。我们尽力了，但是没做到。
五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放化诊断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们建立了一整套铀和超铀元素、裂变产物及中子活化产物的化学分析方法；建立了一整套钚、镅、锔同位素的α能谱稀释法；建立一整套铀同位素的质谱稀释法。但是，他们的创业之路却是艰难而又漫长的，那的的确确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的。
建所初期，放化分析队伍连自己的实验室都没有，只能寄人篱下。杨裕生亲自带领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原子能研究所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执行任务。1966年秋，21所迁入红山了，他们还留在原子能研究所。1967年夏，在执行第一次氢弹试验任务时，他们才第一次拉练来到马兰。因为，红山还没有供他们使用的放化分析实验室，因此他们是在马兰招待所对面的一座临时实验室里完成那次任务的。完成任务后，他们又回到原子能研究所。所以，我们的这支放化分析队伍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成长壮大的。红山放化楼建起来之后，他们这才完全地独立出来。1973年夏，放化分析队伍和取样队从原三室分离出来，成为第七研究室。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在杨裕生的领导下，在钱绍钧和陆兆达的协助下，我们的放化分析队伍在茁壮成长，日益强大起来，他们不但完成了历次任务的核爆炸样品的放化分析工作，为核武器的鉴定和改进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同时也培养和锻炼出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成为继杨裕生、钱绍钧和陆兆达之后的后起之秀。其中主要有：陈达、常永福、丁玉珍、黎荫铭、张子斌、朱凤荣、杨吉纯、闫春光等。当然，这里没有包括那些为放化诊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调走的和转业的许多同志：欧阳文治、杨瑞康、蒋俭、刘国兴、张康征等。
所以，杨裕生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曾感慨地说：我当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七室全室同志的一份功劳。这话说得是多么中肯呀！
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哈工大教授马祖光同志，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大家的功劳，没有全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忘我劳动，我马祖光再能干也当不上院士。”这是何等的真诚和坦荡的胸怀呀！

六
2003年秋，21所在西安隆重地庆祝建所40周年。这时节，杨裕生、钱绍均都已是声名显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达、常永福、张子斌、朱凤荣和张利兴，也已是专业技术少将；丁玉珍、黎荫铭和杨吉纯等人也已光荣退休；后来，陈达也当上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遗憾的是，陆兆达已长眠于地下。这位少将研究员，为中国核爆炸样品的放化诊断，呕心沥血奋斗一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到了西安之后，他又为研究所创建了辐照材料改型研究学科和无机氟化物合成与应用学科；此外，他还为英国的《分析化学全书》撰写了“锕系元素”一章。毫无疑问，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都是突出的。但是，他的生活磨难也很多：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很无奈；他的入党很晚，是1982年在他当上主任之后；“文革”期间他遭到批斗，几乎被打成“苏修”特务，他险些自杀；当他在上海正在装修房子，准备回去安度晚年的时候，他已到了癌症晚期，不久就撒手人寰。呜呼！
老陆，你安息吧。若干年之后，那些从事放化诊断的老战友会与你在九泉之下相见的。那时候，没有了院士，没有了将军，没有了研究员，大家都是戈壁忠魂。
老一代放化诊断人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新一代放化诊断人成长起来。王旭辉、党海军、王军、刘德敏、卢嘉春和倪建忠等是博士，是研究员，是放化诊断的新带头人。他们接过了上一代的大旗，在奋勇前进，前进。

（本文原载2006年第11期《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