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指导意见年内出台没问题 [张冰]

收入分配指导意见年内出台没问题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接受南都专访，他作为咨询专家曾多次参与讨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起草工作
类别:国内新闻   浏览量:1194
版次:AA11   版名:时局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5-31
作者:张冰 杨章怀 原创   编辑此文
摘要：今年，一份从启动至今长达6年时间、已经6次易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有望出台。杨宜勇作为咨询专家曾多次参与讨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起草工作，南方都市报记者昨日就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对杨宜勇进行了专访。

杨宜勇接受南都专访。张冰 摄
◎我认为这个《指导意见》在年内出台应该没有问题，不能再拖了，也不会再拖了。
◎我们不能对它期望过大，文件只是提一个目标，建一套机制。
◎我国收入差距大约有60%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大，其他的因素是垄断、不公平、腐败。近两年群体性事件上升大都和收入分配有关。
◎如果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都能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受益者。但如果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每个人也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
◎我去加拿大调研的时候，那里的富人说：“穷人的生活不体面，我们的生活没有安全感。”
南都记者杨章怀 实习生 朱书缘 发自北京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这是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今年是对收入分配进行“大改”制度设计的关键一年，在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改革不能再拖了。他还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依靠政府的文件就能解决的，整个社会(政府、企业、劳动者)都是参与的主体，特别是每个人不能“等、靠、要”，要积极主动，不要想搭便车，不要做改革的旁观者。
今年，一份从启动至今长达6年时间、已经6次易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有望出台。杨宜勇作为咨询专家曾多次参与讨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起草工作，南方都市报记者昨日就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对杨宜勇进行了专访。
收入分配改革 不能再拖了
南都：请介绍一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杨宜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政治周期在一起，有时候是循环往复，不好划分具体时间。如果说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可以说是从“胡温新政”开始的。
南都：为什么要进行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呢？
杨宜勇：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提反垄断，最终的结果是在反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落实十七大政府报告中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布置和要求。我国收入差距大约有60%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大，其他的因素是垄断、不公平、腐败。这次改革最主要的内容是缩小收入差距、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反对垄断、缩小城乡差距。
南都：你认为拉大这种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杨宜勇：最主要的就是城乡二元制，农民不能完全充分自由流动，因为有户籍的限制，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占到60%左右。其他剩余的垄断行为、市场化改革也会拉大。
南都：你曾经说过：“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怎么理解？
杨宜勇：我们收入分配改革整体实施方案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框架，不能再“月朦胧，鸟朦胧”。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明年是“十二五”规划执行的第一年，改革要超越“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在2015年有个具体说法、2020年有个具体目标。
收入分配改革特别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说到底要靠财力。过去，国家没有财力，现在财政在不断增长，2003年以后国家财政由建设性的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由项目性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
至于“太晚了就会错失良机”的意思是：我国现在基尼系数达到0.48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不能再高了。近两年群体性事件上升大都和收入分配有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要管了，如城镇拆迁，农民征地是最大的财产性收入分配，要素的拥有和要素带来的收益是最大的收益。
南都：你说的不要错失良机的时间指的是今年还是未来几年？
杨宜勇：我个人理解就是现在，就是当下。其实，我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每年都在改，如今年1月1日给离退休人员涨养老金、优抚对象涨工资，各地在调最低工资标准，工会也在推进集体协商谈判，税务局也在加大各种税收征管等。
改有大改和小改、局部改和系统性的整体设计之分。目前，我国需要进行大改，需要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缩小贫富差距　要有量化指标
南都：请问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有什么意义？要达到什么标准？
杨宜勇：我觉得如果说要有一个标准，那么首先基尼系数不能再扩大了，在2015年要达到什么标准，2020年要达到什么标准，必须得有一个说法，必须要锁定一个目标，比如基尼系数不大于0.48，然后不遗余力。“十二五”规划的收入分配改革要像“十一五”的节能减排一样，有个量化指标。量化之后要有一个模型测算，确保收入分配差距不再扩大，这是最低目标，最高目标就是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南都：今年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你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在“十二五”规划中有怎样的体现？
杨宜勇：过去，收入分配调控没有纳入五年规划约束性指标，很多都是预测性指标，我认为“十一五”计划中有很多约束性、指导性指标，进行具体量化，形成考核机制，让政府针对各自的特点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把控制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作为“十二五”的一个约束性指标，收入分配的软改革就会硬起来。
南都：外界认为，近几年来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你认为改革有什么阻力？
杨宜勇：任何时候，任何改革阻力总是会有。中央政府呼声高，地方声音小，有些地方政府只重视招商引资，很少顾及收入分配；企业也不一定愿意给工人涨工资，也意味着要多受损失；个人方面，现在很多人都是叶公好龙，都说要收入分配改革，但是改到自己头上，涉及到自身利益就不行。现在，中国的中等收入者很多都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者，他们建议要提高个税起征点，要提高到5000-10000元，只允许做加法，不允许做减法，也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其实，中国现在纳个税群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全国有8亿劳动力，纳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0%，而国外都是60%-70%的人纳个人所得税。只有更多的人纳税才能去更好地保障社会结构底下的穷人。
南都：在你看来，收入分配改革是不是面临着很大难度？
杨宜勇：当然。这只有搭建一套机制来缩小收入差距。社会方面，总的收入分配要对穷人、弱势群体更多关怀，制度设计就要朝这个方向转；企业分配也是如此，如何协调一般工人和管理层、所有者资本利益的分配。在各级政府提高低收入者最低工资水平的同时，劳动者也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多方面的共赢。
整个社会都是改革参与主体
南都：那么改革的阻力如何解决？靠中央推动吗？
杨宜勇：不可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民主机制，中央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央只是改革中的一个主体。收入分配改革还有很多主体，政府里面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有大企业和小企业，有国企和私企；个人有穷人、富人、中等收入者。如果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都能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受益者。但如果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每个人也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
南都：从2004年开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至今已6次易稿，请问它什么时候能出台？
杨宜勇：该《指导意见》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有八九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进行全方位的调研。今年初，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对收入分配的内容谈得很多，两会期间，代表的呼声很高。现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有关部门也在跟踪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指导意见》在年内出台应该没有问题，不能再拖了，也不会再拖了。
收入分配大家都说要改，但是具体怎么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有时候很难协调，使得《指导意见》出台谨慎，但每年的改革从来没有停步。
南都：你觉得《指导意见》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杨宜勇：我认为其核心意义就是缩小收入差距，理顺分配关系。
南都：你觉得《指导意见》会在收入分配中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杨宜勇：我们不能对它期望过大，文件只是提一个目标，建一套机制，关键是要各类企业和各类劳动者自己参与，要互动，不要搭便车，做改革的旁观者，现在这种现象特别普遍。
不是一个文件能够安排好所有的事情，现在很多人都等改革，等中央文件，光等是没有用的。现在，十七大文件有明确的收入分配目标，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各种主体都要全方位参与互动，应该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参与感。
现在进入了一个公民治理的新时代，每个企业、每个人不能只想搭便车。一般工人涨工资都希望政府能够安排好，但这是企业内部的事情，靠工人和企业集体协商和谈判，工人要花时间，花钱请谈判专家，不能都是“等、靠、要”。现在，工人自己不愿去谈判、协商，那自己就是一种阻力。懈怠就是阻力，不光阻止反抗是阻力，不作为也是阻力。谈判可能效果不理想，但是谈总比不谈强。
南都：那工人以外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怎么分配，如农民等？
杨宜勇：未来，农民的收益主要靠农业现代化、推进城市化、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农民要提高自身素质，自己创业。谈到创业，大学生也应如此。在美国，毕业大学生选择就业的人达到25%，而中国不到1%。都说难，其实是自己的惰性，首先，要把自己心里的门槛放下来。韩国的在华大学生在北京创业就非常活跃。
穷人生活不体面，富人没安全感
南都：今年以来，江苏率先在全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有人认为，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能否看做是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起始点？
杨宜勇：其实这个不能说提高多少，关键要看最低工资占当地平均工资的比例。中国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缔约国，该组织建议书是说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要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40%-60%。所以，不能直接看上涨的绝对数字，关键要看是否因为调高了最低工资的相对标准，缩小了收入差距。富人多缴税，穷人得到体面的补偿，基尼系数缩小，城乡差距变小。
南都：最近，针对部分农产品涨价，国家发改委也出台政策对城市低收入者给予补贴，你怎么看？
杨宜勇：市场波动是短期问题，蔬菜有季节性，但是这对低收入者家庭生活影响很大，我们一方面要加大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必要时要进行适当的补贴。
南都：你怎么看待目前的热门事件，比如房价暴涨、农场品上涨等，这些会不会和收入分配有关系？
杨宜勇：这些肯定都有关系，但是程度不一样。我国的富人和中等收入者应该转变观点，承担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
我去加拿大调研的时候，那里的富人说：“穷人的生活不体面，我们的生活没有安全感。”当然，在加拿大70%的人纳个人所得税，只有一部分转到穷人身上，另一部分是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国防等。其实富人缴税也是在为富人自己服务。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