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董仲舒继孔学正负主张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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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河北频道 ( 2009-11-24 20:16:28 ) 稿件来源： 衡水市委宣传部
骆承烈
被历代称作"醇儒"的董仲舒，在西汉大帝国建立及巩固的新形势下，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其中两点特点引人注目：一是正面发展了孔子"春秋大一统"的思想；一是负面改造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在当时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一
孔子从来主张大一统，《春秋公羊传》就是明确标示、系统阐述孔子这方面思想的一部作品。孔子最高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美妙的理想一时达不到时，退而求其次，即"小康"的主张：君主、城郭、制度……其基本精神还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向高一层发展。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的最起码表现是天子能号令全国，各地诸侯惟命是从。孔子一生最尊敬的人是周公，他对周公制礼作乐推崇备至。认为周朝初年的文化光辉灿烂（"郁郁乎文哉"）。自己以及社会上的人都应遵守、执行。对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形势十分不满，他提倡的"礼"，是恢复西周当年天下统一的社会秩序；他所主张的"仁"是协调人际关系，反对当权者对百姓敲骨吸髓、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他提出的"中庸"，更是希望社会稳定，上层体恤下层，百姓支持君主；其最核心的思想"和"，更要达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战乱消除，人民幸福的目的。
孔子为了治理好国家曾向往两种权威：一是政治上英明的天子，一是思想上仁德的圣贤。他一生寻求明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胸怀天下，寄希望于未来。给人们绘出一幅美妙的蓝图，就是"大一统"。他一生向往大一统、歌颂大一统、寻求大一统。但他所处的奴隶制社会的现实却处于衰落时期，国家不但不能统一，而且越来越乱，越来越不统一，致使孔子抱憾终生。
孔子死后二百多年，秦始皇用法家的主张统一了六国。统一后又严刑竣法，致二世而亡。汉初，接秦之蔽，经济急需恢复，采用黄老之术。政治上急于对付异姓王、同姓王，军事上对北方的匈奴只能消极应对。其国力恢复以后，董仲舒应时而出，在理论上加以配合，实际上在汉武帝时期发展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对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当时任用各家的主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国家的政令便统一不起来。要统一只有用孔子之道。建议皇帝对于那些"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鲜明的政治观点，形成了一条系统的法律观念。这一观念，两千年来为历代统治者所奉行，使儒学成为历朝历代官方的正统之学。
在独尊儒术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更化"主张，实际上就是使当时朝廷的主导意识形态转移，由崇尚黄老之学到崇尚儒学。其理由是：王者乃天下之本，上承天意，孔子及儒家思想是应天而来，不依孔子及儒家思想行事，便是违背天意。
董仲舒认为天子统一天下，有两个概念：一是政治概念，西周初年的"大一统"是依宗法制，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依次类推。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周天子是大家长，是天下的共主，今天的汉天子也应是天下的共主。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概念是在汉朝皇帝领导下，意识形态的统一。当年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曾采用焚书坑儒的办法，董仲舒不主张用"焚、坑"的极端手段，而是一方面让朝廷禁令各家传播，一方面用各种方式极力传播儒学。儒学从来讲仁政德治，孔子这套主张，当年没落的奴隶主不能用，不肯用。此时却能用，因为封建制社会和往日的奴隶制社会，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等基本问题上，虽无本质差异，但对劳动者的剥削、统治上却放宽、放松了些。也就是说孔子及儒家思想此时更合用些。因而将儒家思想独树，便可收到明显的效果，使"统记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由董仲舒倡议汉武帝推行的"大一统"主张，不但使汉武帝时政令统一、经济发展。还促使北抗匈奴、南联西南夷的胜利。经历了几百年战乱的人民，总算过上了一段和平安宁的生活。董仲舒在此方面对孔子思想继承的好。
二
原始社会时，人们对自然现象不了解，畏惧，认为一切人们不了解的现象都是天在支配。阶级社会以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人民，把"天"拿来当作统治人民的工具。"汤武革命"是说商汤革夏桀的"天命"、周武王革商纣王的"命"。每个当权者都以自己的"天命"代替对方的"天命"为合法。因此，上天便是一种能视、听、有知觉、有意志的超人之神，即"人格的天"。到了春秋末年，社会大动荡、大变化、大改组。旧贵族衰落，新贵族崛起，周天子债台高筑，天的权威降落了，人们对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孔子眼里，有四种"天"：一是"自然的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3]。一年四季不断变化，各种事物生长发展衰落的规律叫做天。二是"道德的天"，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4]天是有德性的，统治者如果爱民、利民，象尧那样，就符合天意。反之扰民，害民者不合天意。三是孔子对自然界、社会、人生不了解，无可奈何的慨叹。如"天之将丧斯文也，则后死者不得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5]四是情绪激动时的表现，孔子见南子时，子路不悦。孔子为表明心迹，对他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又如爱徒颜回死后，孔子激动地呼喊"天丧予，天丧予！"[7]
在孔子心目中的四种"天"中，后两种无实际意义，直到现在，人们还习惯这样说。如马克思在厌恶黑格尔重复、繁琐，在气愤和无可奈何时，也曾说"天哪"！
孔子的前两种"天"，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尤其是把"天"当作自然规律的"自然的天"。《说苑·君道》中记孔子说"春（天）致其时，万物皆生；君致其道（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去做，即推行仁政德治），万人皆及治（广大人民都愿接受你的命令）。"孔子对天的新见解，是春秋末年生产力发展、社会动荡所导致天道观动摇的结果。
与天道观相类的还有命运观、鬼神观，孔子也把命视作自然规律，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8]，是说自己到了五十岁时，才真正知道事物变化的规律。至于其鬼神观，他明确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9]"敬鬼神而远之"[10]，以及弟子们说"子不语怪、力、乱、神"。[11]
董仲舒自诩儒学继承人，人称儒家嫡传，但在天道观、命运观、鬼神观上却走着与孔子相反的路。其重要理论就是"天人感应"论。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论到"汉儒之政治思想"时，说他们根据历史观念，主张如下一套之进程：一、圣人受命；二、天降符瑞；三、推德定制；四、封禅告成功；五、王朝德衰，天降灾异；六、禅国让贤；七、新圣人受命"。"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即前五项，董仲舒的主张即与此相符。
春秋战国以来，以阴阳家为主，倡五德始终。秦朝按五行相胜编造，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汉代按五行相生编造，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由于这些基本理论混乱，使汉代的意识形态不能一致。这对于刚取得政权不久的汉朝皇帝不利，于是董仲舒便创了个"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是指上天和人类相通，天能干预人间之事，人的一切行为也都能感动上天。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列，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2]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13]这一主张成为董仲舒封建神学的基础。他所建立的这一庞杂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体系，杂揉了天命论和阴阳五行说。他虽然说"天人之道兼举"[14]，但更多的强调天道，宣传的是天命论。
董仲舒与"天人感应"一起提出的还有"天人合一"的学说。天人合一的主张，即天与人的统一。孔子注《易》之《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说"尽其心也，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5]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善性就能知道天，要求通过心总书记，善性等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都说明人与天为一体，而董仲舒却以"人副天数"的许多例子说明天人合一。他提出许多以类相附的例子，说明天人一体说："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终矣。"[16]又如四肢像四时，五脏像五行，头之圆像天，足之方像地，空窍理派像川谷，伦理副天地，哀乐副阴阳，等等。用这些牵强的对比，加强天人之间的关系，来证明天的神圣、天控制人的必然性。更陷入天命论的泥沼。
董仲舒创上述理论的目的很明确，他是说天对人有指导作用。人应畏天，顺天，敬天。他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就，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必至。"[17]
依此理论，皇帝如行仁，会出瑞草、甘露、灵芝、凤凰等祥瑞之物；如不行仁，上天则发怒，出现日蚀、月蚀、狂风骤雨、山崩海啸，对皇帝警告。如果皇帝再不听，上天就要行使职权，让别人把他推倒。这正是孔子当年所认为的那种"道德的天"。
三
董仲舒以儒家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西汉政治舞台上，其"春秋大一统"思想，对于建成、巩固西汉帝国起到积极作用，已成定论。对其与孔子天命论相悖的"天人感应"说，也应细加分析，认真对待。
第一，这一理论建立在"五德始终"理论上，证明刘姓称帝乃上天之命，汉朝皇帝代天统治天下。汉武帝到泰山祭天，受天之命，更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西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刚建成不久之时，历史任务是促进封建社会的发展。董仲舒想方设法树立皇权，是巩固封建社会的重要方式。借天命来巩固皇权，正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其作用是积极的。
第二，封建社会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金口玉言，臣民的话从来不听。董仲舒用天的权威对皇帝规劝、警告，使其有所畏惧，勤政爱民，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当年孔子称赞尧、舜顺天之命，首创"道德的天"，董仲舒把它拿来运用，并予以发展，希望君仁臣忠，江山稳定。日后许多人仿效，对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多少起到点约束作用。
第三，儒家思想从来以入世、治世著称。他们以社会清浊为己任。从孔子"席不遐暖"，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治国主张，到孟、荀提出更具体的治国方案，都说明儒家要利用各种机会推行仁政德治，希望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汉初重黄老，重守成，对恢复当时残破的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经济恢复的形势下，进一步务发展，趋富强，已无力。而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却能使封建帝国继续发展。儒家代表董仲舒开了个头，日后许多朝代皆重用儒生治理国家，对此董仲舒应有开启之功。
自孔子开始，直到近代，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许多发展变化。先秦时期孔、孟、荀的"原创儒学"，哲理深邃，内容宏富，是后人学习，继承的主要内容。到了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极力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可称作"辅政儒学"。辅政就是辅助政治发展，当时我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只要起到促进当时社会发展的作用，都应肯定，这自然包括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及"天人感应"在内。
注：
[1][2]《汉书·董仲舒传》
[3]《论语·阳货》
[4]《论语·泰伯》
[5]《论语·子罕》
[6][10]《论语·雍也》
[7][9]《论语·先进》
[11]《论语·述而》
[12]《春秋繁露·阴阳义》
[13]《春秋繁露·同类相助》
[14]《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15]《孟子·尽心上》
[16]《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17]《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骆承烈
被历代称作"醇儒"的董仲舒，在西汉大帝国建立及巩固的新形势下，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其中两点特点引人注目：一是正面发展了孔子"春秋大一统"的思想；一是负面改造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在当时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一
孔子从来主张大一统，《春秋公羊传》就是明确标示、系统阐述孔子这方面思想的一部作品。孔子最高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美妙的理想一时达不到时，退而求其次，即"小康"的主张：君主、城郭、制度……其基本精神还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向高一层发展。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的最起码表现是天子能号令全国，各地诸侯惟命是从。孔子一生最尊敬的人是周公，他对周公制礼作乐推崇备至。认为周朝初年的文化光辉灿烂（"郁郁乎文哉"）。自己以及社会上的人都应遵守、执行。对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形势十分不满，他提倡的"礼"，是恢复西周当年天下统一的社会秩序；他所主张的"仁"是协调人际关系，反对当权者对百姓敲骨吸髓、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他提出的"中庸"，更是希望社会稳定，上层体恤下层，百姓支持君主；其最核心的思想"和"，更要达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战乱消除，人民幸福的目的。
孔子为了治理好国家曾向往两种权威：一是政治上英明的天子，一是思想上仁德的圣贤。他一生寻求明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胸怀天下，寄希望于未来。给人们绘出一幅美妙的蓝图，就是"大一统"。他一生向往大一统、歌颂大一统、寻求大一统。但他所处的奴隶制社会的现实却处于衰落时期，国家不但不能统一，而且越来越乱，越来越不统一，致使孔子抱憾终生。
孔子死后二百多年，秦始皇用法家的主张统一了六国。统一后又严刑竣法，致二世而亡。汉初，接秦之蔽，经济急需恢复，采用黄老之术。政治上急于对付异姓王、同姓王，军事上对北方的匈奴只能消极应对。其国力恢复以后，董仲舒应时而出，在理论上加以配合，实际上在汉武帝时期发展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对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当时任用各家的主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国家的政令便统一不起来。要统一只有用孔子之道。建议皇帝对于那些"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鲜明的政治观点，形成了一条系统的法律观念。这一观念，两千年来为历代统治者所奉行，使儒学成为历朝历代官方的正统之学。
在独尊儒术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更化"主张，实际上就是使当时朝廷的主导意识形态转移，由崇尚黄老之学到崇尚儒学。其理由是：王者乃天下之本，上承天意，孔子及儒家思想是应天而来，不依孔子及儒家思想行事，便是违背天意。
董仲舒认为天子统一天下，有两个概念：一是政治概念，西周初年的"大一统"是依宗法制，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依次类推。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周天子是大家长，是天下的共主，今天的汉天子也应是天下的共主。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概念是在汉朝皇帝领导下，意识形态的统一。当年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曾采用焚书坑儒的办法，董仲舒不主张用"焚、坑"的极端手段，而是一方面让朝廷禁令各家传播，一方面用各种方式极力传播儒学。儒学从来讲仁政德治，孔子这套主张，当年没落的奴隶主不能用，不肯用。此时却能用，因为封建制社会和往日的奴隶制社会，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等基本问题上，虽无本质差异，但对劳动者的剥削、统治上却放宽、放松了些。也就是说孔子及儒家思想此时更合用些。因而将儒家思想独树，便可收到明显的效果，使"统记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由董仲舒倡议汉武帝推行的"大一统"主张，不但使汉武帝时政令统一、经济发展。还促使北抗匈奴、南联西南夷的胜利。经历了几百年战乱的人民，总算过上了一段和平安宁的生活。董仲舒在此方面对孔子思想继承的好。
二
原始社会时，人们对自然现象不了解，畏惧，认为一切人们不了解的现象都是天在支配。阶级社会以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人民，把"天"拿来当作统治人民的工具。"汤武革命"是说商汤革夏桀的"天命"、周武王革商纣王的"命"。每个当权者都以自己的"天命"代替对方的"天命"为合法。因此，上天便是一种能视、听、有知觉、有意志的超人之神，即"人格的天"。到了春秋末年，社会大动荡、大变化、大改组。旧贵族衰落，新贵族崛起，周天子债台高筑，天的权威降落了，人们对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孔子眼里，有四种"天"：一是"自然的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3]。一年四季不断变化，各种事物生长发展衰落的规律叫做天。二是"道德的天"，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4]天是有德性的，统治者如果爱民、利民，象尧那样，就符合天意。反之扰民，害民者不合天意。三是孔子对自然界、社会、人生不了解，无可奈何的慨叹。如"天之将丧斯文也，则后死者不得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5]四是情绪激动时的表现，孔子见南子时，子路不悦。孔子为表明心迹，对他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又如爱徒颜回死后，孔子激动地呼喊"天丧予，天丧予！"[7]
在孔子心目中的四种"天"中，后两种无实际意义，直到现在，人们还习惯这样说。如马克思在厌恶黑格尔重复、繁琐，在气愤和无可奈何时，也曾说"天哪"！
孔子的前两种"天"，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尤其是把"天"当作自然规律的"自然的天"。《说苑·君道》中记孔子说"春（天）致其时，万物皆生；君致其道（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去做，即推行仁政德治），万人皆及治（广大人民都愿接受你的命令）。"孔子对天的新见解，是春秋末年生产力发展、社会动荡所导致天道观动摇的结果。
与天道观相类的还有命运观、鬼神观，孔子也把命视作自然规律，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8]，是说自己到了五十岁时，才真正知道事物变化的规律。至于其鬼神观，他明确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9]"敬鬼神而远之"[10]，以及弟子们说"子不语怪、力、乱、神"。[11]
董仲舒自诩儒学继承人，人称儒家嫡传，但在天道观、命运观、鬼神观上却走着与孔子相反的路。其重要理论就是"天人感应"论。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论到"汉儒之政治思想"时，说他们根据历史观念，主张如下一套之进程：一、圣人受命；二、天降符瑞；三、推德定制；四、封禅告成功；五、王朝德衰，天降灾异；六、禅国让贤；七、新圣人受命"。"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即前五项，董仲舒的主张即与此相符。
春秋战国以来，以阴阳家为主，倡五德始终。秦朝按五行相胜编造，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汉代按五行相生编造，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由于这些基本理论混乱，使汉代的意识形态不能一致。这对于刚取得政权不久的汉朝皇帝不利，于是董仲舒便创了个"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是指上天和人类相通，天能干预人间之事，人的一切行为也都能感动上天。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列，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2]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13]这一主张成为董仲舒封建神学的基础。他所建立的这一庞杂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体系，杂揉了天命论和阴阳五行说。他虽然说"天人之道兼举"[14]，但更多的强调天道，宣传的是天命论。
董仲舒与"天人感应"一起提出的还有"天人合一"的学说。天人合一的主张，即天与人的统一。孔子注《易》之《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说"尽其心也，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5]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善性就能知道天，要求通过心总书记，善性等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都说明人与天为一体，而董仲舒却以"人副天数"的许多例子说明天人合一。他提出许多以类相附的例子，说明天人一体说："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终矣。"[16]又如四肢像四时，五脏像五行，头之圆像天，足之方像地，空窍理派像川谷，伦理副天地，哀乐副阴阳，等等。用这些牵强的对比，加强天人之间的关系，来证明天的神圣、天控制人的必然性。更陷入天命论的泥沼。
董仲舒创上述理论的目的很明确，他是说天对人有指导作用。人应畏天，顺天，敬天。他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就，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必至。"[17]
依此理论，皇帝如行仁，会出瑞草、甘露、灵芝、凤凰等祥瑞之物；如不行仁，上天则发怒，出现日蚀、月蚀、狂风骤雨、山崩海啸，对皇帝警告。如果皇帝再不听，上天就要行使职权，让别人把他推倒。这正是孔子当年所认为的那种"道德的天"。
三
董仲舒以儒家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西汉政治舞台上，其"春秋大一统"思想，对于建成、巩固西汉帝国起到积极作用，已成定论。对其与孔子天命论相悖的"天人感应"说，也应细加分析，认真对待。
第一，这一理论建立在"五德始终"理论上，证明刘姓称帝乃上天之命，汉朝皇帝代天统治天下。汉武帝到泰山祭天，受天之命，更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西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刚建成不久之时，历史任务是促进封建社会的发展。董仲舒想方设法树立皇权，是巩固封建社会的重要方式。借天命来巩固皇权，正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其作用是积极的。
第二，封建社会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金口玉言，臣民的话从来不听。董仲舒用天的权威对皇帝规劝、警告，使其有所畏惧，勤政爱民，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当年孔子称赞尧、舜顺天之命，首创"道德的天"，董仲舒把它拿来运用，并予以发展，希望君仁臣忠，江山稳定。日后许多人仿效，对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多少起到点约束作用。
第三，儒家思想从来以入世、治世著称。他们以社会清浊为己任。从孔子"席不遐暖"，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治国主张，到孟、荀提出更具体的治国方案，都说明儒家要利用各种机会推行仁政德治，希望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汉初重黄老，重守成，对恢复当时残破的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经济恢复的形势下，进一步务发展，趋富强，已无力。而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却能使封建帝国继续发展。儒家代表董仲舒开了个头，日后许多朝代皆重用儒生治理国家，对此董仲舒应有开启之功。
自孔子开始，直到近代，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许多发展变化。先秦时期孔、孟、荀的"原创儒学"，哲理深邃，内容宏富，是后人学习，继承的主要内容。到了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极力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可称作"辅政儒学"。辅政就是辅助政治发展，当时我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只要起到促进当时社会发展的作用，都应肯定，这自然包括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及"天人感应"在内。
注：
[1][2]《汉书·董仲舒传》
[3]《论语·阳货》
[4]《论语·泰伯》
[5]《论语·子罕》
[6][10]《论语·雍也》
[7][9]《论语·先进》
[11]《论语·述而》
[12]《春秋繁露·阴阳义》
[13]《春秋繁露·同类相助》
[14]《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15]《孟子·尽心上》
[16]《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17]《春秋繁露·必仁且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