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跳楼 人民币跳舞

收购跳楼悲剧的人民币    富士康又有人跳楼了，这已经是第十一起跳楼事件了。而早在第九起跳楼事件发生后，一个不祥的信号已从员工和家属之中传递出来：他们关注和讨论的是企业对自杀者的补偿金额。
    人民币，就这样吸引走了打工者及其家属的目光，生命却退居到次要位置。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对员工的自杀负有责任，当然应该赔偿，但富士康所施行的无责任人道补偿，尽管确实包含了人道关怀，却在无意中成为一种恶性激励，构成了对自杀行为的公开收购。

自杀已成社会问题    心理学专家指出，当一种现象成为热点并被反复强化时，极易在社会上产生效仿心理。对照此种情况，富士康的连环跳楼事件或许并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其实富士康问题并非个案，在中国，像富士康一样拥有几万、十几万、数十万员工的大型企业并不少见，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富士康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全社会必须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政府哪儿去了？

政府“躲猫猫” 上游问题在下游爆发     直到“九连跳”，深圳市才组织调查组进驻富士康展开调查，而调查尚未开始，“十连跳”就在调查组的眼皮底下发生了。政府作为市场交易的一个仲裁者，有义务、有责任运用民众所给予的行政权力对资本进行管制，使其接受必须的约束。在富士康跳楼悲剧中，我们却看到，在GDP指挥棒的驱使下，政府已经与能够给它创造政绩的资方很轻易达成了利益同盟，甚至不惜以削减职工的正当权益来迎合资方的要求，从而使职工的权益完全失陷——问题在上游已经成形。地方政府对普遍对工厂聚居形态持欢迎态度，因此实施种种“歧视性”法规、政策，迫使年轻的外来人口依附于工厂。这种政策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在所有这类工业与外来人口聚集区，只有工厂，而没有城市；只有经济，而没有社会——问题在下游集中爆发。

政府有“苦衷” 沉默也是迫不得已     尽管公众舆论对富士康这样的“血汗工厂”发出了排山倒海的讨伐，但如何处理富士康，政府也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该死”的“富士康们”真的死了，中国当下的经济还能靠什么？抛开土地财政和垄断性“国企”不谈，如果我国的市场足够开放，在整个工商业领域，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只有代工工业和互联网企业两大块。如今，中国只能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缺乏“中国创造”的时代，除了做“血汗工厂”，中国又能做什么？在这种前提下，政府敢轻易动富士康们吗？
    所以政府只能眼睁睁看着跳楼悲剧接连上演，又只能放任富士康用人民币善后。

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

死亡“潜规则”背后的金钱魔影      其实富士康用人民币善后的作法不仅源于官方放任，更是向官方学习的结果。当前，“一切都能用钱摆平搞定”似乎成了官场生态潜规则的一种折射，成了某些官员解决社会矛盾百试不爽的“高招”。矿难、群体性事件、看守所离奇死亡、冤狱、上访、民工讨薪……种种事件背后都隐约可见金钱的魔影。官员自称或被戏称为“老板”，更多的是人民币魅力在官场的异化。至少在表面上，很多“人民内部”矛盾都被人民币“解决”，于是利益冲突的求解最终沦为被人民币“遮羞”。从这个角度而言，富士康不过是个上行下效的小官场。

草根阶层的无奈     时下，地方政府懒政的一个标志性的手法是，面对问题，能用人民币解决的就用人民币解决，反正政府有的是钱。近年来一些县级政府在处置群体事件的实践中，学会遵循乡土规矩，用人民币化解冲突。这种“乡规”取代法律法规被“移植”到了官场。例如，县域环境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工具取向”，行动者指向一个具体的经济、民生利益目标，通过用集体行动来达到这个目的。利益受损农民的利益诉求往往是直白的，甚至是赤裸裸的。人民“被币化”的危险在于，利益受损一方在被掩口的同时，自由和话语权尽失。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的跳楼悲剧，不仅是对利益受损的控诉，更是争取被掠夺的自由和话语权的极端形式。

止跳！迫在眉睫

政府做什么？     为什么台湾富士康不会出现深圳富士康这样恶劣的跳楼悲剧？一系列的问题发生在富士康，但要追问到政府监管。富士康跳楼悲剧迫使我们开始质疑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及新一代农民工的未来。富士康式的工业园区模式已不再适合应对已渗入工厂内部的现代中国社会的压力，而且对其的质疑已经引发了对中国制造业运行方式更广泛的疑虑。
    假如现在马上关闭富士康，80万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员工马上就要失业，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也许会更加激烈，工资水平也许会压得更低，工作也许会更加不体面：这就是中国农民工生存的基本现状，也是目前“中国制造”的基本现状。政府必须改变现行的中国制造业模式，为中国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市场。

富士康怎么办？     富士康的工厂内部机制非常像日本企业，几乎就是照搬了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模式：机器不停，人倒两班，12个小时一班。当年丰田靠此打造了日本第一的技术神话。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大工业流水线，把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在当年日本也导致很多工人自杀。
    富士康的自杀悲剧，像是过去发达国家“机器化”工人接连自杀的翻版，更是当代中国工人的命运折射。富士康要多研究研究人与机器的关系，而不能只想到减压、加薪、心理干预，特别是不能孤注一掷地寄望于用人民币去善后。虽然没有钱万万不能，但金钱毕竟不是万能。

    最傻的是跳楼者。他们显然知道生命只有一次，他们也应该知道赔偿已与他们无关，但他们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跳楼已不能引起人民震惊。
    简单的数字叠加，意义越来越渺小，甚至那些最无聊、最恶意的看客，都不再“期待”新的一跳。富士康的员工们，止步吧。
    而一直冷静旁观的政府，请您关注，社会问题绝非束手旁观或人民币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