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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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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卢安克是德国人，１９６８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他很想留在中国。１９９７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３０００块钱；１９９９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１９９９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
２００１年７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
“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因为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头儿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
在东兰县的隘洞初中当老师时，卢安克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 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５.１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学生的家里住。”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５０％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么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９０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２００１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８０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高中已经放弃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
‘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对我说：‘回家放牛吧！’”“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再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新址。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１０元。签完合同后，卢安克赶回县城东兰，回学校上课。
天降大雨，洪水暴涨，无法过河。等他过了河赶到公路，路又被雨水冲断了。折腾了３天，他才回到县上。
３天都没瞧见老师的影儿，学生有些担心和牵挂。“我请他们原谅后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的家乡去了，我准备在２００２年６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
“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１５０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我问他：如果你想搞教育研究，干嘛非跑到这样一个地方？
他说：“那边的问题特别明显，也特别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样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在那边特别难发挥。如果我在那里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县上的干部极不愿他一个外国人，跑到那么偏僻落后的村里生活。“我想，先别让领导知道。”卢安克是偷偷搬到屯里去的。
他现在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你认为这地方穷，主要是什么原因？”我问。
“在壮话里，连‘老师’、‘学校’这样的词都没有，像‘变化’、‘改变’ 这类词更没有。”卢安克答道。
“那常用的都是些什么词？”“最常用的，都是些谈吃的！”“他们吃些什么？”
“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时也没有青菜吃。吃红薯，也吃红薯叶，野菜有时也吃。竹笋刚出来时，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其它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老乡们说：肉可以不吃，但没有猪油就活不下去了。”
屯里人觉得养猪太累，不想种那么多菜，所以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人总是要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那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小孩的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小孩子反倒觉得卢安克奇怪，问：“你为什么不打人？”
“我不喜欢打人。”“你个子那么高，你应该喜欢打人。”“不，我不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
“我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经常有人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
一定先去他家吃饭。可我去了，他们会搞得很啰嗦，天就黑了，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流传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给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３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有一次，因为分田的事，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淋着大雨，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了，只是把他盖好。卢安克问：“怎么把他留在这，快送医院。如果没钱，我来出。”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看他们用８个小时大声讨论还没动手，我心里急死了，也没见他们等的人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
“事后，我们讨论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样。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家长写了１１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
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 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１０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你不能没有课本发！”
“我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在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争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我越来越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不是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上课时，卢安克还很难找到没有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幸好后来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孩成了卢安克的固定翻译和得力助手。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３００斤米，回来找人再秤一次，结果只有１５０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看，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
“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
我乐着问卢安克：“屯里人觉得你是个‘好东西’呵？”“也有人觉得我是个可以利用的东西。”他也笑起来。
“利用你干嘛？”“找钱。”卢安克乐着道。
“他们经常要我到县城找领导人，说服他们给钱，还说只要我去说，肯定能给，但我不可能去要。”
有一天，屯里的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县上给屯里修第二座桥。村里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过河时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卢安克说。
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时保留凉快感的桥？能不能让学生从河的感受中来设计第二座桥？ “所以我对屯里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桥。”
每天上午，学生农活不忙时，卢安克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学生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去画图、做模型、做实验。
可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玩，她们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她们说：“我们希望由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卢安克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卢安克改变了他的教学计划，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然后一起慢慢分析，讨论怎样实现。
“这样，普通话课也支持了创造计划的思想。”
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他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做实验并画出了规范、按比例的图，再根据图做出个很细、更好的桥的模型。经过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卢安克问：“这是我们的房子，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他又领学生上山，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问学生：怎样才能在图上，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队里实际上没有路，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雨天又不能走。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３条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
“我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感动了，他马上用２８００元人民币鼓励我实现学生的计划。我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 ”
接着，他们贴出一份报告：１，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３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２，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４１０欧元。如果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３，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４１０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４，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在村里感到很荣耀。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
这时，卢安克教数学，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问：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这些都是我们的课。”
这条宽仅０.６米，长不足３００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
卢安克说：“从前他们认为：反正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再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我又替他总结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养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要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梦想？”
“还要发现环境的需要。这是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需要，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卢安克补充道。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
采访中，不断有医生护士进病房送药、问诊。医生问他以前动没动过手术、输没输过血？他说没有。“你家里或周围人有没有得肝炎的？你在广西那边的农村得肝炎的人多吗？” 卢安克说家人没有，至于村里人，他说：“这个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钱上医院做检查。 ”平时卢安克是在学生家轮流吃饭。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４８００元人民币，其中２２％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４０％用于捐款，３８％学生和他个人用。
“别村的小学老师觉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见到我，他们在地上写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看着这些字问我：你还为了什么生活？我说：别人不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他们又说：如果没了这５种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有了。我说：如果我没有比这５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了。他们又问：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些？我说：不，因为我不是给自己定下不要这些，只是我现在对这些没有兴趣。”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
“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１０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
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没政府官员或专家来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对我个人感兴趣的。”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报道过卢安克，所以找他的记者不少。在东兰县教初中时，校长一听是记者的电话，就会高兴地把卢安克从教室里叫出来接电话。有记者请他到深圳接受采访，全程免费。“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电视机会而逃课的老师，是爱学生不够。”
他对许多报道不满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这有什么用？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教育研究的东西。”
卢安克每次来北京都是坐火车硬座，上次是从广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头盒饭，租最便宜的农民房住。两周前，他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不舒服，不爱吃饭，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让他马上住院。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质帮不上。”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利来安排钱，会有越来越多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爱跟我说。这次来北京，那个说我这样教没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离开屯里，学生都会哭，他们觉得，卢安克走到外边，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
我问卢安克怎么打算？他说现在只能先待在医院治病，然后再回林广屯。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他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负责攀登和拍摄，要爬到大厦、核电站、美国军舰上搞，拍摄的东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
我问他，你哥哥来了能做些什么呢？“他除了不能讲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会待上半年。”
３月４日，卢安克告诉我：书稿改完了，身体完全康复了，马上就动身回林广屯。
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卢安克――自由人性的光辉映照出中国社会的黑暗
我知道当下中国象我这样为一个电视人物的故事而哭的男人很少了。
2009年12月27日夜里，央视的 “[面对面]――志愿者卢安克”节目使我热泪盈眶，在次日阅读卢安克相关资料、重看节目视频、浏览柴静博客有关评论时，我又抑制不住的一次次心酸和流泪。在泪水中略感欣慰和有所倚靠的是，在这个夜晚还有很多国人为这个来自德国的志愿者的故事所感动、震撼、不眠……然，哭者寥寥。
柴静哭了，不哭是不可能的，以她那敏感的心。可是她怎么就不能将自己放纵地哭出来，而要掩饰成“让人感激的狼藉” 呢？评论中一位显然是她的好友名叫三哥的还是道出了真情：“告别卢安克。一转身，你就流泪，从广西淌到北京，淌出一句话“这让人感激的狼藉”。 索性，在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吧，内心深处的纷扰都释放出来，轻松自己，轻装上路，任重也道远。我，哭了，七尺男儿啊，何况是你；与你一样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了卢安克？为了留守儿童？为了大山深处的那户户人家？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但，我还想哭，卢安克，你走进了我的心中。怎么也挥之不去，那眼睛，那发色，那不标准的普通话。或许，怎样的提问都显得苍白……卢安克，你带给她太多的不平静。这些不平静都留给我吧，都来吧！都来吧！来拷问我的灵魂，我，该怎样活着？”――看到这，我还是哭了。
我为什么哭泣？是为了卢安克吗？起初，我以为是的。就象我们通常为电影主人公哭泣，是因了他们的苦难遭遇而洒下同情的泪水。可是，卢安克本人何曾带给我们这些悲戚戚的小我情怀。他通身洋溢出平和、安详、纯净乃至圣洁的光辉，只会使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情；他经常被众多孩子簇拥之时脸上挂满幸福的微笑，谁不为他感到高兴；他每月只花100元生活费，餐餐吃红薯叶，残破的胶鞋露出了脚趾，瘦削的身躯在泥地里打滚……只会使我们讶异、惭愧、羞耻，继而无地自容；当他回首那场几近死里逃生的车祸，他从容地认定是车祸把他的命与这块土地连得更紧时，我们唯有为他感到庆幸并衷心祝福……所有这些，我们可以勉强从贫乏的语言中找到一个归纳的词语“感动”（我实在不愿使用这个已经被国人滥用的词，概因这些年各大媒体包括央视 “感动中国”之类的鼓噪，是何等的虚妄、苍白、无耻）。但所有这些“感动”，归结起来都是崇高、快乐、幸福、欣慰、鞭笞这些有益的、积极的、美好的感情和思想，即便是当你看过有关卢安克的文章，了解到他１９９７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３０００块钱；１９９９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2006年，签证到期的他申请加入中国籍遭到拒绝只好返回德国这些经历，也顶多加之以无奈、愤慨之情，唯独不至于让人为之泣下。
在电视里柴静反复追问卢安克活着的乐趣下，他回答说：“比能表达的更多的乐趣”时，柴静似乎还未了悟。而事实上，电视片通篇都在给出这个答案――在“自由”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而别人不想做，做自己愿做而别人不愿做，做自己能做而别人不能做，做自己能做好而别人做不好的事（在我博客里转载的《卢安克――让中国感到羞愧的人》中，卢安克回答采访者关于人生价值话题时的原话是“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舍此，人生还有什么更多的乐趣。其实，在这里卢安克所说的“人生乐趣”，已经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快乐”了，而是“人生价值”或者更高级的指向为“人生意义”， 也便是他在电视片结尾的旁白：“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后代；一个人为了他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因为卢安克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朴实、纯净、简单，所以我也不必在此对他的“生活乐趣”妄加上升到“人生意义”来演绎。我也相信卢安克自始至终并没有深思也不需要这么高远的人生意义，因为对他而言，他的个性、家庭教养、社会教育、文化、志趣、能力包括他认定的命运，决定了他在这块土地在这里的孩子们身上能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事，获得最多最大的人生乐趣，足矣。
所以我明白了，当我乍以为我是为卢安克本人哭泣的错觉，相当于柴静追问卢安克“你的父母是否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属物”的幼稚，我们都是在用中国人的心智水平、道德标准、情感指数、精神境界去理解和认知卢安克及其家人及其先进国家的人。须知，西方国家自从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几百年的民主思想发展，早已造就了一代代身心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真正的人，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为他人、为国家、为社会乃至为人类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每个人都在享受人生最大快乐同时为他人带来快乐。试想，卢安克是自由快乐的，他的父母当然是自豪和快乐的，所有有幸认识卢安克的人都应当是欣慰的。
当然，对卢安克事迹的报道之所以引起国人如此巨大的反响和内心震颤，还因为貌似跨入信息时代的中国其实还处于精神领域的闭关锁国状态，我们虽然也从只鳞片爪的电影电视中得知不少外国人在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地长年从事各项自然研究或社会活动，但却不可能深入了解他们的动因、思想、感情和过程，因此无法产生共鸣。今天，当卢安克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展示他在我们国家10多年的生活经历时，有了切身体会和设身处地的对比，这才让我们惊为天人的同时，发觉到在同一个世界里人与人在精神境界上的巨大差距，很显然，这种精神差距造成的心灵冲击远大于晚清皇帝乍见西方钟表时惊为怪物的愕然。而事实上，卢安克式的人物，无论在德国，在美国，在任何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是极其普遍、正常、自然，数不胜数的，这只要从卢安克一个家庭即有三人从事这方面的社会活动可见一斑。
依照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代中国人不过是停留在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最低层次，而卢安克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许多人已经达到“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个最高层次了。关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我们自然不必解释，但是，为了更直观地理解卢安克，在此不妨看看“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定义：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和潜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的需要。人在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所谓高峰体验的情感，这个时候的人处于最激荡人心的时刻，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这时的人具有最大的快乐幸福感觉。这与卢安克的一言一行和灿烂笑容是多么吻合啊。
因此，能够引起一部分国人（主要是中产阶级人士，肯定不包括众多利令智昏的权贵们和蒙昧未开的愚民阶层）有所“感动”的恰恰是卢安克如此自足的人生乐趣或曰人生价值观，他们分别感到的不安、难过、惊讶、震撼、羞愧、自责、欣慰、庆幸、祝福、崇敬……等等，都源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权为中国人树立起来的人生价值标准在卢安克貌似简单低下实则崇高圣洁的人生乐趣面前顷刻土崩瓦解，或曰被他颠覆。诸如：“原来人可以这么活着”“他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不够我泡一次吧，官员抽一包烟”“中国教育的问题太大了”“ 卢安克我们也许做不了，但每个人如果做到十分之一个卢安克，那将是我们的财富，也是中国人的财富”的网友评论和柴静的“头脑里的桩子被扯出来，横倒在地，难看的水泥钢筋裸露在外”虽然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国人受到的内心冲击，但其实是集体暴露了许多自以为幸福的国人的一种虚无感：中国人原来活得如此虚伪、卑下、不堪。可不是吗？在电视里，柴静由于受到卢安克个性自由的感染，率真地坦白了自己小学二年级时隐瞒视力不佳的那段情节，被观众所认同且喝彩。可是一转身，在博客里她却不敢将她的哭表达出来，她不是不懂女人发自真情的哭泣其实是很美的，只是，身为中国的公众人物、央视著名主持人不可能百无禁忌地展现个性的真我。卢安克的博客里有一篇名为《钱没有帮助》的博文，其中说到有一次他一年的经费被一个村民偷光之后，“我终于得到了我的自由，从现在开始，我都是一个人在山里走我的路，很舒服。”这种一无所有之后的自由感觉和舒服的心情不知有几个国人能懂，更勿论又有谁能够真正怡然自得地去实践。
是的，卢安克走进了我们的心中。作为西方社会一个平常人，通过在中国生活10多年的平凡经历，卢安克仅以其身上自然散发出来的自由人性的光辉，映照出中国社会的无边黑暗和中国人的莫大悲哀。能够自省的国人也许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并不文明，因为我们笼罩在5000年文明史下的当代教育其实还停留在蛮荒年代；我们并不富足，因为我们所谓世界第二大GDP的财富其实都耗费在动物性的消费里；我们并不强大，因为13亿人口的数量未必抵值13个卢安克式外国人的质量；我们并不快乐，因为我们的孩子与自己父母的感情还不如与一个外国人那般相依相亲；我们并不幸福，因为我们拥有的除了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种种虚假指数，只有面对一切灭人性、违天伦、反人道社会行为的无奈和无助……我们苟且偷生浑浑噩噩麻木不仁自得其乐活着的一切目标不过是被爱因斯坦斥责为的“猪圈里的理想”，我们活得实在不像一个人。
我哭泣，为自己哭泣，为孩子们哭泣，为农民们哭泣，为老师们哭泣，为柴静“三哥”们哭泣，为所有可悲可叹的中国人哭泣……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由地活着，成为象卢安克一样快乐、有用的人？我知道，不是我们不想，而是当朝老爷们不让。
所以我哭泣，是因为我悲哀我们看不到希望，我悲哀我是当代中国人！
2010年01月01日晨
德国小伙中国山区支教10年 称害怕感动别人(图)
来源：四川在线 2010年01月28日08:24
卢安克在乡间犁田 在村民眼中，他是一个不吃肉、不喝酒，给学生们上课不用课本，也不要报酬的怪人；在孩子们眼中，他是最好的朋友、老师，是可以一起爬树、在泥里打滚的玩伴；在许多人看来，卢安克就像白求恩一样，是能够感动中国的“洋雷锋”，是很多人的偶像；在他自己看来，他与其他人一样普通，只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就是卢安克，一个在中国广西山区义务支教10年的德国志愿者。
山里来了个“洋雷锋”
2001年7月，广西东兰县坡拉村林广屯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在村里以每月10元的价格租了房子开办学校，给当地失学的孩子上课。当时的林广屯不通电话，也不通公路，当地人大多只会讲壮族方言。人们觉得这个外国人真是一个怪人，不好好呆在自己的国家，却跑到中国农村来给学生上课，还不要工资。几天后，村民知道了这个外国怪人名叫卢安克，是德国人，不吃肉、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当地人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会自愿到山里给孩子们上课，并且不要钱。
在村民眼中，德国怪人卢安克就是洋雷锋，是来帮中国人搞教育的，老人和小孩都亲切地叫他“卢老师”或者“老卢”。
做学生身边的大人
孩子们把卢安克当作最值得信任的玩伴，而卢安克也是最了解山里孩子的人。卢安克和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爬树、挖泥鳅、在泥地里打滚。白天，卢安克与学生一起去放牛，去干农活；晚上，孩子们在看电视剧，而他则在一边翻译他的书。卢安克与孩子们的关系很亲密，不少孩子会爬在卢安克身上介绍：“他是卢安克，我们都叫他老卢，老卢就是我爸爸。”
卢安克还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世界上真的有鬼吗”、“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是孩子们问得最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问家里的大人，孩子可能会被骂一顿，而当孩子向卢安克提出这些问题时，他们会得到一个很真诚的答案。记者问：“关于鬼的问题，你怎么跟学生解释？”卢安克说：“我会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鬼。有学生说，村里有人看到鬼后就病死了。我就告诉他们，是这个人病了，思想出现了幻觉，才会见到鬼。不是鬼把人害死了，是这个人本来身体就不好才死的。”记者又问：“关于性的话题呢？”卢安克：“中国的大人一般不愿意和孩子谈性的话题。事实上，孩子愿意提出来，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一些信息。只要大人愿意去了解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孩子就会很满足，也就不会再问下去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假和春节，卢安克依然会像之前的假期一样到学生家里过。他说：“我会每天去一个学生家，与他们生活，轮流做他们身边的大人。”
这辈子已经交给了山里的孩子
最令卢安克感到不安的是，很多女孩子因为看了媒体报道而声称爱上了他。对于“粉丝”的追逐，卢安克说：“她们说要到学校来找我，嫁给我，有的人甚至说要离了婚来嫁给我，这让我很担心。我想是时候告诉大家我已经有未婚妻了。”卢安克的未婚妻也是一名志愿者，她爱山里的孩子，学校的孩子们也很喜欢她。
得知卢安克有了未婚妻后，板烈村村民的心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希望卢安克能早点结婚，因为在农村，男人都要结婚；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卢安克结婚后会离开板烈，离开山里的孩子。
在交谈中，卢安克多次提到自己就是板烈村的一个村民，就算他离开学校，也是暂时的。他说：“这里有我的学生，他们需要我，所以我还会回到板烈的。”这个学期结束后，卢安克计划去广州看看。学生听说后都问他：“那你还会回来吗？”得到卢安克肯定的回答后，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卢老师不走！他还会回来！”卢安克说自己已经把这辈子交给了山里的孩子，“我们的命是在一起的，无论怎样我都会回来”。
对话卢安克
“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
在中国山村义务支教10年，躲记者成为卢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当有记者来采访，他就会远远地躲到学生家里，等记者走了，再回到学校。他说：“媒体会把我塑造成名人，我只想做好我的事，我不想出名，做名人只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记者：“你十年来都在躲记者，去年年底为何会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卢安克：“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一句话，大体意思是‘如果你隐藏着自己，不敢让别人看到你如何做着自己所喜欢的事，别人就会认为，他们也不能做到。但如果你让他们看见，这就等于允许他们像你一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等于解放了他们的愿望。这不是说让他们做跟你一样的事，而是说让每一个人做最适合自己的、自己所愿意的事’。我被这句话感动了，所以我第一次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记者：“节目一播出，很多人都被你感动了。”
卢安克：“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2006年，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我吓坏了，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让他们别选我。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
“我很普通，不想做偶像”
记者：“很多人钦佩你，甚至崇拜你。”
卢安克：“那是他们的感觉，我很普通，不想做偶像。很多人是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我的，那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我。一个人认为别人做的事是对的，也是应该去做的，但自己做不到或者不愿去做，他就只好钦佩或者崇拜。”
记者：“也有人认为你的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教育。”
卢安克：“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不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