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中国模式”突破口：控制费用总量

　　
　　三层框架都涉及到体制改革，更牵及部门利益调整。对公立医院实行医疗费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按病种收费被看作卫生改革的切入点。
　　
　　中国的医改模式在2006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今年则被各界预盼为医改新方案的出台年。
　　2007开年之初的1月4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上，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副主任李玲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就医改的“中国模式”进行了解读。而在之前的2006年10月23日，李玲和刘俊曾被请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讲解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看法。
　　两位专家一致表示：可借鉴以控制医疗总费用的“英国模式”为基点，在筹资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监管体系三方面，构建中国医改模式。
　　而对公立医院实行医疗费用的总量控制，可作为当前城市医疗卫生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三重框架构建新医疗体系
　　尽管去年9月在关于医改模式纷争中，卫生部有关人士已对此进行了澄清———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但“英国模式”仍被李玲看好。
　　“从公平上来讲，英国模式更好。从成本的控制上，英国模式也是最佳。”李玲称，对比德国、英国、前苏联模式、美国模式，虽各有利弊，但英国模式医疗总费用少，普及面广，政府投入也较少，这种特点被李玲看作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
　　英国目前卫生投入只占该国GDP的8%，人均医疗费用在2400美元左右。而美国模式的卫生投入占GDP的16%，人均医疗费用是6280美元。
　　当然，李玲也一再强调，中国肯定不会完全照搬任何一个模式，而是在总结各模式的基础上来创立中国模式。对此，刘俊勾勒了中国模式的雏形。
　　“中国医改最核心的是应该建立起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卫生体制发展的根本规律的一个新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相互连动的组成部分。”刘俊称。
　　首先，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公平的筹资体系。即要解决谁出钱，政府、企业和个人怎么合理负担卫生费用的问题？
　　据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目前中国卫生费用总支出(包括患者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达到5.7%。
　　“中国的卫生费用再继续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刘俊说，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方卫生投入也就是这个力度，但惠及了更广泛的人群。但他也强调：“政府还是要增加投入，要减轻个人支付的比例和负担。”
　　第二，医疗服务体系即医院改革应该要提高效率和公平性，特别是要改变目前公立医院的宗旨，真正落实公益性质的定位。而且还要加快引入社会资金对卫生的投入。
　　最后，改革现行卫生管理体制，这是医改中需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期待建立一个高效、统一、集中的管理体制。”刘俊说。
　　据专家透露，医改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与卫生管理相关的不同部委之间没有达成共识有关。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曾建议，成立国务院卫生工作委员会，以及相应的卫生工作办公室，以领导与协调各有关政府部门的工作。卫生委虽没有成立，而由发改委和卫生部双领导的14部委医改协调小组在去年9月已经组建了。
　　“现在很多部委都在制定医改的措施，我希望所有的部委能够团结一心。”刘俊呼吁，并提醒，无论持哪种医改思路，都不能把医患推向对立面，近600万的医护人员不是卫生改革的对象，是卫生改革的动力。“机制的设置如果跟医生作对，将来这个体制肯定不能成功。”
　　
　　突破口：先控制医疗费用总量
　　三层框架都涉及到体制改革，更牵及部门利益调整。由此，有关专家指出，由于体制改革难度太大，在操作中很容易陷入环环相扣的“死循环”，致使医改裹足不前。因此，在保持与现有政策对接前提下，选择突破口很关键。
　　对公立医院实行医疗费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按病种收费被看作卫生改革的切入点。
　　这一做法，最早在上海开始实践，并推广到部分地区。这也是当年刘俊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时，力推的“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医改政策。
　　上海医改聚焦点在公立医院内部运行机制调整，并于1994年7月1日在全市医疗单位实施。
　　这一方案的基本要点是：一、确定医疗费用增长的总量；二、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技术劳务收费标准，增设门诊、住院诊疗费和护理费，降低CT和核磁共振等大型医疗仪器设备的收费标准；三、规定药品在总收入中增长的幅度；四、从新增设的门诊、住院诊疗费中提取10%，建立上海医学领先学科建设基金。
　　“控制住医院费用的过快增长，就等于就控制住了医疗费用增长的一个闸口，同时，也可以推动医院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还能为医保改革和医药改革创造好的条件。”韩启德表示认同上海医改做法。
　　对于原因，韩启德分析认为，政策制定得考虑衔接性，不要什么都从头来。很多问题以前都提到了，但没有找到好的突破口，因此推进不力。
　　“政府对医疗总费用实行宏观调控，这种措施本身并不能解决机制的问题，但能够推进改革。”韩说。
　　“不要纠缠于体制问题争论中，我们关注在现有体制下，可操作的环节。”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教授程晓明对记者表示，他正在主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医疗费用的宏观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该课题将提出实现医疗费用控制的政策途径。
　　有关专家认为，从这些可操作的细节出发，可绕开部门利益和体制之争，为城市卫生改革尤其是公立医院改革打开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