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论共产主义的逆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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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产主义的反动性
1.奇特的返祖现象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宣告，达到“各取所需”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是：1）生产的增长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2）社会分工消失，3）脑体对立消失，4）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但是，什么叫“财富的充分涌流”？这是科学的严肃界定吗？马克思恩格斯要消灭分工；后来要“改变现有的分工形式”，即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按照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种想入非非的幻想并没有超脱19世纪农村生活模式，以为“分工的消失”不过是个人可以在“粗活”中自由流转，显然没有考虑未来人类对高深科技的掌握以及脑力劳动居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在高度发达社会，人类竟然不具环保意识，仍以“打猎”为生活第一需要，也是难于认同的。他甚至说所谓“分工的消失”就是一个人随自己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自由发展”。这样的“自由”也许令人羡慕，但社会的各项公益事业如何有序进行却成了一道无解的高等数学难题。任何社会必须有分工，消灭分工是反动的。
历史证明，每一次社会大分工都把社会生产力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分工来自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恩格斯却大唱反调，为落后、愚昧唱挽歌，居然把一切罪责归咎于分工。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
第一次大分工真的使城市和乡村分离了？农村人口真的陷于数千年愚昧状况？城市居民真的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真的“破坏了”？如今农村居民个个都成了白痴？城市居民个个都成了侏儒？这一切都是夸大其词，都是绝对化！恩氏写道：“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而且，分工造成的危害还远不止这些，“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工不消灭，基础存在，阶级也就不能消灭，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就必然“泡汤”。
如何消灭分工呢？恩格斯开的“处方”：“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即使是“遂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仍然不足以说明你“全面发展”了、“表现自己全部能力”了。只有天天变换工种，把存在于社会的几千种行当件件干到，件件精通尽力，或许勉强可说“全面发展”了，“全部……能力”表现出来了。因为：“全面发展” “全部……能力”没有客观标准，无法度量。“全面发展”、“表现自己全部的……能力”与否，并不与分工相抵触、相排斥，不在于天天变换劳动内容。即使一天干4种不同的分工，干尽人世间所有的劳动工种，干的时候不竭尽全力，不精益求精，不勤于动脑思考，仍然不能“全面发展”，不算“表现自己全部能力”。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分工能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分工是社会所需要，是事物客观规律的必然性表现，不受任何人主观愿望控制、驾驭。
2．按劳分配科学吗？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说：“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他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我们这里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它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它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它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真是天方夜谭！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可是，当你从社会中得到你不曾参与生产的其他生活资料，是因为你向社会提供了你的劳动量；如果你不提供自己的，也就无由得到别人的。这不是交换是什么？
蒙昧时期之氏族，存在过“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产品”的情况。氏族制度正是由于产品不表现为价值，故而产品价值的物化——人的价值，无由细分区别，使人的积极性受到遏止。这是氏族社会进步缓慢的根源。说穿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蓝图”是要人类社会再退回到原始氏族社会去。
“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也就是说，不同劳动的一切差别没有了；劳动者的素质、天赋、主观积极性等等没有了，或者都一样，人的差别被共产主义“消灭”了。恩格斯推崇“权威”，如果人人一样，“权威”从何来？总不能人人是权威吧。人人是权威证明没有权威。既然“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还用劳动量度量产品的价值做什么？还有必要研究劳动价值吗？
既然“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个人的劳动……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那么，“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这“正好”与“一切”是如何算出来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他从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如何才知道是全部而不是部分的呢？由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变成领得的生活资料，这两者之间没有价值作为过渡桥梁，失去权衡、度量的依据，劳动量与领得的消费资料何为正好、相当、全部？为什么不把数学关系式写出来呢？劳动量是用小时作为计量单位的，而消费资料用件、斤为计量单位，不知道怎样使两者相当、正好等于领回的一切、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这道数学难题马克思解不出，并不妨碍他成为真理的化身。毛时代的“公社”为这道数学题作过大量社会实践，付出极其沉重、惨烈的代价。农民每天劳动量达十几小时，只给你半饥半饱、一年劳动下来一分钱没有，难道不“相当”？有的吃野菜、啃树皮，有的眼睁睁地饿死，谁又能说、谁又敢说没有“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一切由权力者说了算数。这种生活只能是远落后于高级动物的低级动物生活，还有疑问吗？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按劳取酬是伪科学。只有在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并且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平衡人们间的利益，才可能是分配具有某种科学性！
2010-04-23 11:17:46 
蓝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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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3．公有制、计划经济导致大倒退！
马克思认为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等概念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在于商品交换，人类终将废除货币实行产品调拨的计划经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何以恩格斯将生产资料实现社会化，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真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不知根据是什么？做过这方面的实验或者实地调查了吗？如若生产资料公有制真有那么好，氏族社会就不会瓦解，私有制就不会产生，这是明摆的道理。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了商品货币，社会主义只能称资金、价值剩余、纯收入、赢利，等等。列宁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在消灭了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及货币后，将用黄金盖一个厕所。”表示对货币及黄金的鄙视。斯大林为了取消货币，在局部地区取消交换，试行产品直接调拨，结果导致了大饥荒。所以，苏联和毛共中国不得不保留部分商品生产，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是“有计划的无偿调拨”。这种做法在苏联中国柬浦寨造成了社会倒退和生产力的大破坏，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1958至1978年之中国，既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又严格地实行计划经济，在长达二十年里，如《红土地上的红手印》所述，大姑娘没裤子穿，广大农民以野菜充饥，1959-1961年则人相食，饿殍遍地。人们为了生存，不惜出卖肉体、人格、灵魂，出卖妻小父母，使尽阴谋与阳谋，一切伎俩无所不用其极，道德与人性沦丧！这就是“生存斗争停止了”；这就是人“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这就是“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取消货币，只能给交易带来不便，增加经济学的所谓“交易成本”，商人“不劳而获”的利润刚好来自“交易成本”。只要有稀缺，就会有交易。没有货币中介，交易就退化为效率低下的以物易物。你越是限制交易，交易的难度（成本）就越大，商人的潜在利润就越高。只要人类不退化为猪狗，就会有稀缺，就会有交易，有交易就会有交易利润，有利润就可转化为资本，有资本就会有更大的交易，如此循环上升，便是“资本主义民主”。因为商品是经过协商对话的产品，正是协商对话导致了民主人权社会的到来。如果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只要计划部门精确计算就行了，必然导致了计划经济对人的奴役。马克思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既无实验又缺调查研究，纯粹来自毫无根据的幻想，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偏偏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发生的种种现实，与他的预言正好打了颠倒。
2010-04-23 11:28:46 蓝天长 等级：论坛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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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平均主义是一种古老的观念。柏拉图在《理想国》就提出，要在统治阶级中实行彻底的共产共妻制度；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观点。自社会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往往是“平均”的同义语，其极端的主张是消灭人世间的不平等现象、彻底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戏剧家肖伯纳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第一诫和最后一诫是，“你的收入不应比你的邻居更多，也不应该更少。”马克思认为：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它把一个人的才能当成了自然特权，造成了生活水平的差距。因此，马克思希望限制按劳分配，逐步过度到按需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说：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力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这段话含含糊糊、吞吞吐吐，说的不明不白，马克思的真意是把劳动者当成没有大脑、不会思维、只会干活的工具，把人的差别性抹杀，把人的天赋、意志力、创造力、……“把其他一切都撇开”。马克思作这种处理，荒谬至极！如果“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人还成其为不同的人吗？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想意识、主观能动精神，从事任何劳动的劳动量都可以‘平均’、可计量，一切都可度、可量、可衡，自然可由人去计划。这便是计划经济的“逻辑”根据。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只能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搞“按劳分配”。这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而对劳动者家庭人口多少、负担大小则不加区分，因而事实上又是不平等的。因此，这种等价交换似的按劳分配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要用“权利应当是不平等的”消灭人的天赋差别，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以实现人人一样多的社会分配，消灭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方法和途径无非是：对体力强且智商较好又勤劳能干的；对子女少的，能向社会提供较多劳动量的，为遏制他们可能领到更多的生活资料（转化为财富并积累起来），就要增加他们的劳动量指标；对子女多、劳力弱、智商低、懒惰者施以相反措施，以期所有人获得相同的分配；可是，不同的人有不等的消化功能，不同的饭量，又咋办？或者，如马恩所主张的消灭价值，大家“一笔糊涂帐”，只要劳动，只要劳动耗费工时相同，只要混够相等的劳动时间，如何干法、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大家一样，都获得一份消费资料分配。
在马克思这段话中，依然有问题。按照马恩的一贯思想，这里应该是劳动量相同——经历相同的劳动时间。不知为何成了“劳动成果相同”？而“劳动成果相同”不一定耗费的劳动时间相等。为了达到“劳动成果相同”，一个人耗费的劳动时间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有些人的劳动成果，另些人永远做不到！因此，何止“多些”“富些”，而是富了十倍、百倍、千万倍！究竟用经历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还是用“劳动成果相同”度量劳动量？马克思走进了死胡同，不管用何种，矛盾无法解决。
充斥着平等正义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文革更是大受批判。文革后，有人说是翻译有误，不是“法权”，而是“权利”。在拉丁语、法语、德语和俄语中，“法律”与“权利”，原本是同一个词。“法权”的本意是关于财产权利的法律规范。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在劳动辛苦性本质的基础上产生的财产私有制法权，就是罗马法的私有制法权。罗马法的基本原理不过是些常识。比如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他也知道：他的鸡是他的，就不能是别人的，这是所有权的独占性；他的鸡下的蛋也是他的，这是收益权；他的鸡和蛋，他可吃、也可卖，这是处分权……。罗马法就是从这些常识中产生的，即使它已发展成复杂的体系，这些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可以说，社会上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依常识判断，几乎都会本能地实行罗马法的法权原则。这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违反常识的垃圾！
人的差别性，不同的个人天赋，这些是“弊病”？马克思能改变、“避免”？倘若这是可以“避免的……弊病”，岂不是所有人可以雷同？人的差别性是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是客观存在，人们只能承认接受它，无法避免它。“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体力而言，分为腕力、握力、臂力、速度、弹跳力、耐力……，世界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个级差；智力而言，也可分为这么多的级差来。按照排列组合原理，人的差别性不知是60亿人口的多少次方幂！今后世界总人口不论增加到多少，都可以嵌入此数列中，绝无重复，即，永远找不到绝对相同的两个人，也找不到与古人雷同的人。即使人类运用最新技术与研究成果，用同一遗传基因得到“克隆人”，仍然会有差异。人类可以通过生物遗传学、分子细胞学、生物工程等修补、移植、嫁接基因，通过后天教育补偿等手段缩小差别性，终无法消灭差别性存在。个人天赋、人的差别无法消灭，将其视为“弊病”即是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妄图“避免”这些“弊病”就是要改变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性、狂妄性和反动性。
“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即惟有不平等的权利，才能达到真正平等之目的。这对于有较好天赋的人公平吗？生物界遵循优胜劣汰法则，马克思要抑制较优基因的积累和遗传，奉行着优汰劣胜的反动之道！历史证明：用暴力推行“权利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以达到结果的平等，是徒劳的。1958-1980年“人民公社制”使中国人吃尽苦头，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陷入绝境，数千万人成饿殍，臭名昭著。只是，权力者这么做，并非要消灭所有人的价值和天赋，都来吃“大锅饭”。若能如此“同甘共苦”，也不失“平等”之道。不，决不是这样。毛主席的价值是要承认的，不但不能取消，反而空前升值到无穷大！其他权势者也断不肯和农民一样喝能照见人影的野菜汤。方法固然“好”，勤者不勤，智者不智，人们沉入无边黑暗中，等待世界末日来临。
事实上：“权利应当是平等的”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符合人类发展的总要求，除懒惰成性的无赖，凡有人性、理性的人必视为公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满足人们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就算是人们可以拿到等额的报酬，也绝对不可能给每一个参加运动会的人都奉送一个冠军的头衔。在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东西是稀缺的，只有在正当的竞争中取胜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它。美国电脑大王比尔.盖茨个人拥有2百多亿美元的财富（1997年数据），当然与其他人有生活差距，就算他和他的家庭一生将消耗十亿美元，剩下的200亿美元他能带进坟墓吗？显然不能，即使没有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占有的财富最终也会回归社会。没有他，许多人将挣扎在贫困之中。现在，由于有一个叫比尔的人，很多人成了社会精英。按照马克思的方案：比尔.盖茨与其他人相比，最好在收入上无差距或者略微多一些，这必然压制创造性，社会将没有电脑大王。比马克思更左的柯亨则主张：剥夺潜在的、有可能造成不平等的人，将不平等消灭于萌芽状态之前。按柯亨的主张，当比尔盖茨退学从事电脑开发和经营时，就要限他，甚至在觉察到他有异常才能时，就要压抑他，使他不能成为巨富而带来社会分配不平等。所以，社会主义者把“社会公正”看成是国家的职能而非民间自愿的慈善。社会主义“将权力从每一公民手中夺走以便大家一模一样”，强制推行平均主义，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杰斐逊作为“人被造而平等”口号的提出者，也认为：平等只是机会的平等，追求结果平等是不道德的。他认为：“因为认为一个人由于他自己和他的先辈的勤奋而得到的东西过多，就从他那里提取，以补给他人，而后者或其先辈并没有以同等的勤奋和技术去工作，这就粗暴地违反了我们结成合众国的首要原则，即：保证人人都能够自由地勤奋工作并享有因而获得的成果。”托克维尔认为，平均是一个诱人的理想，同时又是太容易堕落的理想，平均常散发着一种“邪”味，它使弱者把强者贬低到他们的水平上。绝对的结果平等，本身就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任何旨在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工程，都将造就一个不受限制的极权政府。萨托利认为追求结果的平等会使过程不平等，追求分配结果平等会使国家成为资本家式的所有者，会赋予国家以巨大的权力，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造成一种可怕的权力悬殊。这种悬殊会使不服从国家权力者无法生存；它还将招致对个人成功机会和财产的剥夺，从而妨碍个人的自立和自强，会严重削弱个人生活的自主性。既然自然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要用单一性来取代这种多样性，就不免要使用残酷的武力、精神的摧残乃至肉体的消灭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单一性的国家计划必然会窒息活力与自由。隐藏在整齐划一的背后的，往往是妒嫉、仇恨和掠夺，是一种低级、野蛮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占了上风，就可能主张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个阶级、一种教材、一种习俗、一种收入水平等主张，这也就是极权社会的写照。所以，自由主义最反对用政府的权力来制造结果的平等，不论平等有多大的价值，强制的平等是不智、不当和不安全的。平均主义强调分配的均等性，不但做不到平均，反而易滋生各种特权。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是在特权的基础上强调平均分配，即同等的特权享受同等的份额，而不同的特权层次间存在悬殊差异则被视为天经地义。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更大或更多的结果平等，人们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级、特权和精英专制的泥坑。因此，追求平等一定存在着一个限度，“超过这限度，平等就会毁掉自由，随之还会毁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为了挽救自由，他主张回归传统自由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不是强调经济的绝对平等，而是强调分权和法治、强调对权力的限制，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重要性。
萨托利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平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之间存在重大差异。自由主义相信：经济上的平均不是经济的进步，一旦财产与私人占有分离，自由就失去了根基。自由主义的的经济平等更加关注公正（“平等意味着公正”）和初始条件，平等不意味着机会的绝对平等，平等不意味着政府应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保障，也不意味着人们有权平等地占有政府提供的物品；只意味着享有机会的同等自由，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初始条件以求发展。自由主义重视结果不平等的积极效应。他们认为不平等本身是有益的。不平等不仅是成功的企业家精神的证明，而且也是对社会贡献的外在标志。它可以刺激新的企业家精神，使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另外，它还造就了一些经济上强大的个人，从而能够对抗国家强权的侵害。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财产的适当转移来帮助穷人，但反对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来达成；财富的再分配只能诉诸自愿行善和民间的慈善，而不能基于强制。只有用自愿的手段才能把好事办成好事，若用强制的手段就会把好事办坏。自由主义的平等是不牺牲个人自由的平等，而社会主义的平等，往往明显地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及社会创造力、生产力为代价。
2010-04-23 11:34:05 蓝天长 等级：论坛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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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描述得天堂一般：“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什么才算“各尽所能”？如何检测度量？“各尽所能”的深层含义是人人都战胜了自我，做到智能与体能的极致状态。谁知道他“尽能”没有，没有人知道（没有科学方法检测）他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有的人即使拿出一半气力，也能比常人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量，你说他没有“尽能”，他说他的能力只这么多，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智能方面，谁知道自己智能多大，无人能回答。“各尽所能”的提法没有科学性，是诳语。它必然变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托辞，无任何实际意义。“那时”，只要向社会提供一分劳动量——不问劳动效果、价值大小——便可得到所需要的分配，还有“尽能”的必要与动力吗？在无物质奖励也无精神鼓励的情况下（这样造成人的不同价值发生），比如马拉松赛跑以及一切竞技运动，人们还会忍受精神与体力的痛苦去创造纪录与极限？因此，“各尽所能”没有实践性可言。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其理论基础是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达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没有超出傅立叶提出的两个假设，这两个假设一方面指生产的“物质基础”，“人们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从自然界得到”；这个物质基础如此丰富，以致于人们根本用不着进行经营就唾手可得，由此产生了“实际上生产可以无限增长”的信念。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已从负担变成乐趣，变成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那些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劳动变成乐趣的地方，人们自然可以毫不困难地建立起童话般的天堂了。
“按需分配”就是按需要分配。“按需分配”的“需”，自然自己说了算。即是，只要我有需要就能得到分配的满足。所有男性青年都希望自己的“意中人”是美妙绝伦的仙女；女性青年希望自己意中人都是“白马王子”，现实中仙女和白马王子毕竟少数，又如何“按需分配”、谁来“分配”？任何人的需要都无穷尽，多得不可数！还有一类人，他需要的东西，人类社会至今还没有发明出来，又该如何“分配”满足？1958年公社食堂化开初，吃饭不要钱，想吃多少吃多少，是“按需分配”的典型例子，大家确实高兴了一阵子。狂热过后马上掉到冰窟中，坚持了多久？后果是人所共知的惨绝人寰的沉重代价。“按需分配”没有科学性、实践性可言，也是诳语。它必然变成随心所欲、任意挥霍浪费的代名辞。
人的需要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唯一动力之源，一旦需要都得以满足，动力枯竭，社会还能进步？当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当人的一种需要被满足之后，会引起了更大的贪欲，那么“需要”就永远满足不了，又怎能按需分配？而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由全球专家组成的民间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下去，首次在全球范围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早在1980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影响全球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就指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据此，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换句话说，由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达到所谓“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张科学会使物质极大丰富，使得“按需分配”成为可能。这是极端错误的“科学万能论”思想。如果科学万能，能使人无所不能，那人不就变成神了吗？若人是神，那人类社会也就解体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物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不仅空想，而且取消经济核算、取消了经济学科。因为极大丰富，还要成本核算干啥？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水就是一个常量，不可能极大丰富；煤炭、石油等资源只会越用越少，岂能极大丰富？梦想物资可以丰富到各取所需，马克思天真得象小孩一样。共产主义迷信科学，到了常识都不顾的地步，只能吸引那专制愚昧的东方人。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省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另外，人类社会就是好坏人并存的，就连人自身都是善恶因素并存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在这个大前提未改变的情况下就“按需分配”，是对懒惰无赖人的纵容和对勤劳善良人的欺负。谁都知道让好吃懒做的无赖，随意坐享别人的辛勤劳动成果是邪恶的。所以说人间共产主义社会是骗人的，假若实施起来也是邪恶的。
2010-04-27 16:16:00 蓝天长 等级：论坛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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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6．共产主义的反动性
根据马克思的教导，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能数十、数百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一直用“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以致“某一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事实上有的人权利大些，另些权利少些；一些人多劳已经多得，并且将其积累，两极分化发生，经过数十年又产生不同阶层阶级来，社会离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越来越远，事实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何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乘着没收土地、劳动资料、金银珠宝及有价证卷（全部有产阶级资本）将其国有的时候，在经济结构只有一种全民经济时一蹴而就的呢，还等几十年做什么。马克思可能回答：社会财富、物质资料还不丰富，实行“按需分配”缺乏物质条件。毛泽东以为，早实行比晚实行好。因为当着社会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通过群众运动一哄而起，最容易办成大事情，就象毛时代搞公社化那样，短短几天在偌大国土上便“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倘若人们知道多劳不能多得，“权利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无论怎样勤劳肯干也只能分得相同一份消费资料的时候，劳动还有热情吗？社会财富、物质资料空前“涌流”的日子还会到来吗？“按需分配”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怕是永远来不了了。
社会主义阶段还带着那个社会的“痕迹”，生产力发展还不充分，在较长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阶段），在“按劳付酬、多劳多得”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些人拚命劳动，克勤克俭，已经富起来。日久天长，富些的人把财富积累起来，社会穷富又发生两极分化，离理想的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越来越远。富起来的人是在法律允许条件下靠自己诚实劳动所得所积（绝无剥削可言），自然不愿放弃。怎么办？只有再来一次暴力革命，对富者财富实施强行剥夺。…如此，社会每隔几十年、百年就得来一次暴力革命，循环往复，共产主义总不能实现。
中国如今出现几十亿资本的权富阶级。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再来一次暴力革命，不消灭这些新生的有产阶级，不废除私有制，不进行权力、财富、分工再分配，行吗？“共产主义”怎么实现？
要缩小差别，先要承认差别，使社会绝大多数人主观能动性调动，积极性与创造力发挥，使科技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多了，社会富裕了，社会和先富的人就有能力对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帮助，实现互相关爱、共同繁荣进步的和谐社会。只能通过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发展的模式（尤其瑞典），循序渐进。
国际共运历史证明：“取消价值”，就是取消绝对多数人的价值，突出某些人甚至某个人的绝对价值无限价值；“绝对自由”是某一个人专利，以剥夺一切人的自由为前提；而“绝对平等”就是更彻底更赤裸的不平等，更森严的等级与特权，最终导致个人独裁、法西斯专政。“共产主义”的最终的目标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幸福，愿望是善良的。作为一种追求、理念、信仰，值得赞许。但是，蛊惑阶级斗争，倡导暴力革命、“血战”，就是邪恶，是罪过，而且罪不容赦。如果说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是“空想”，那么，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则是违背人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反科学的；是百倍的空想！马克思恩格斯用共产主义这块色彩斑斓的画布，裹住最邪恶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不断革命”手段，使亿万不究其理的人，抛了头颅，洒尽了热血！结果呢，社会发展反而变慢，依然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社会出现更多的不公……。在这场浩劫中，死亡的人数比两次世界大战总和还要多得多！呜呼哀哉。人类社会之哀，有大于此乎！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走的是人性、理性、和平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走的是反人性、反理性、反和平的道路。比较两种方法两条道路，除目的外，有下列根本不同点：
①前提不同：一个承认人的差别性；一个不承认、抹杀人的差别性。
②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途径不同：一个立足发展科技生产力，立足调动人的积极性，以求生产更多财富，解决吃饭生存问题。一个立足解决“分饭不公”，指望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经由无产阶级专政途径，搞“权利就不应该是平等的，而应该是不平等的”。这是本末倒置的方法，效果适得其反。“锅里的饭”只有生产出来，“阶级斗争”不能使它增加而是使它减少，饭少总有人饿肚皮，越斗越穷，越穷便也越斗，陷人类于互相残杀、恶性循环的劫难中，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更多人间悲剧。
③手段不同：对富裕阶级和富人，一个学习、赞扬，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较多征收他们的赋税，鼓励他们为社会多做贡献；一个在经济上彻底剥夺，政治上残酷迫害，无情镇压、杀戮，造成社会逆淘汰。
④后果不同：一个促进社会进步发展；一个使人的积极性窒息，阻碍社会进步发展。
⑤从理论上分析，一个符合人性、人道、理性原则，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自然历史过程”；一个完全违背人性、人道、理性原则，是独断主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