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中国改革30年

进入了2008年，中国人一边烧香拜佛，一边心里发问：“2008，发不发？”

2008年其实刚刚开了个头，但开年不吉，仅仅从年初这几个月出现的大事来看，2008年是中国物价大涨股价大跌的一年；2008年是中国股民渴望继续在股市中暴发却被股市套牢的一年；2008年是被中国总理温家宝称之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8年是中国百姓翘盼奥运火炬环球接力却被藏独人士抢了镜头的一年……

但人们可能忘记了：200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

一

30年前的1978年，我在中国北方一个不知名的深山沟里，接受着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那时，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却像被扔进了冷缩机，仍然过着准文革式的军营生活，仅有的与外界变化连接的渠道，一是连长办公室里不多的几份报纸，二是偶尔进山沟放映的新电影。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所在的连队集合，去北山坡上的一块平地，看当时新拍的电影《黑三角》。当电影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响起来时，我们连里不多的城市兵之一、来自山东青岛的小王凑到我耳旁：“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小王眼中闪着兴奋的幽光：“李谷一！你听，那唱法多新潮！”小王是连队的文艺骨干，特别爱唱歌。

确实，李谷一这首歌的唱法，非常新颖，既不同于文革时期那种大喊大叫的语录歌，也不同于我们这些“大头兵”看电影前常唱的《打靶归来》之类的军营歌。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时代正在随着歌曲的唱法，发生着某种我当时还难以说得清楚的变化。

我还记得，每天午饭后的短暂午休期间，我都会跑到连长办公室，饥渴地阅读着原本十分枯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通过当时那些不连贯的阅读，我懵懵懂懂地了解到：中国恢复高考了；文革中被打倒的某位老干部又复出了；某位57年就被划为右派的诗人又开始写诗了；中共中央又开会了，我记得，这一年年底的一次会议，名称大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会议便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划时代”的会议。但当时的我，身在山沟，年幼无知，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只记得读过那份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纸之后不久，我曾首次走出山沟，回过一次位于省城的老家探亲，也因此遭受过一次类似心灵地震般的“严重刺激”。

我记得，比我大两岁、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通过一位在福建厦门当兵的中学同学，买到了一台走私录音机和数盘台湾歌星邓丽君的盒式磁带，我们俩，再加上正在上中学的弟弟，三个人关起门来，躲在哥哥的卧室里，反复地倒着带子，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靡靡之音”……我不知道兄弟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记得当时自己心里的那种震撼：原来歌曲也是可以这么幽幽怨怨、浅吟低唱的，既不必像革命歌曲那样宏言大义，也不必像李谷一的歌曲那样微言大义，仅仅唱唱儿女私情、微言小义，居然就能够那么强烈地震撼人心！

大概就是在这次“严重刺激”之后，我下决心离开山沟，离开军营，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至今不知道邓丽君的歌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在我的理性记忆中，这两者好像是负相关的关系，因为后来中共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好像还批判过邓丽君的歌曲，但在我的感性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却似乎一直与邓丽君“靡靡之音”的旋律相互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起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尽管有过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尽管多数情况下是出于被动，但这30年来，中国政府的确逐渐放松了对社会、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起经济发展、经济自由这种“硬件”改革，政治开明、社会宽容、文化繁荣、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软件”改革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在精神上的自由，也就不会有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

当然，中国人的精神解放，远远不止于听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但毫无疑问，随着邓丽君的歌曲从年轻人房门紧闭的卧室飘入大街小巷、唱遍神州大地，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文化解冻的春潮，包括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画、摇滚乐、《走向未来》丛书等等文化现象，便一波接一波地涌入，浸润了中国人那一度干涸的心田……

二

20年前的1988年，一天，我坐在北京《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里，打算先编辑几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10周年的稿件，然后再修改、润色我自己采写的一篇重头稿件。

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在争论一个“龙熊赛跑”的问题（很像今天对比中印竞赛的“龙象之争”）：究竟是“北极熊”苏联先改政治的改革路径更有优势，还是“神州龙”中国先改经济的改革模式更占先机？那一年，也是主张经改先行、政改缓行的“新权威主义”学说在中国倍遭围攻的一年，我采访了“新权威主义”学说的倡导人之一吴稼祥，稿子也已写好，打算一会儿改完后送给总编辑过目。

听到有人敲门，我放下稿件，打开门，一群毕恭毕敬的军人站在门口：嗨，又是一拨送部队好人好事宣传稿的军队宣传干事！

我把他们迎入室内，请至沙发中，然后接过他们拿出的稿件。正在一目十行看稿的我，突然被人狠狠地拍了一下肩膀：“你还认得我吗？”

真没想到，对方是我当兵时的战友、来自山东青岛的小王！我们把另外几个看傻了眼的军人撂在一旁，自顾自地叙起别情来：

1979年底，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一年后，我就退伍了，后来去上海读书、来北京工作，“嗨，说起来，我也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之一吧，”我对小王回忆说，“我见证过上海外滩花样越来越新奇的广告牌子、动作越来越‘放肆'的一对对情侣；我也见证过84年北京国庆庆典中北大学生高举的‘小平你好'的标语牌、86年学潮同属北大学生高举的截然不同的标语牌……”

“我的经历没有你那么丰富多彩，”小王感叹地说。小王不像我，他没有退伍，而是在部队中入了党、提了干，后来当了宣传干事。不过，他也见证了中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正规化和现代化、裁军、提干制度改革（必须经过军校）等等。

“我们一块儿当兵的战友，因为考不上军校，全都复员了，就剩下了我一个人，还在部队混。”小王苦笑了一下，“与地方相比，军队还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什么？你问我还唱歌吗？嗨，我早没有那个闲心了，但我现在写诗、写小说。即使是写新闻稿，我也想超越宣传部队好人好事的老套套……”

几天后，总编告诉我：那篇采访吴稼祥的稿件不用了，因为太敏感。

三

10年前的1998年，我刚到英国。那天，我去伦敦市中心一间游泳池游泳，游了几圈之后，遇到几位同样来游泳的中国人，便互相聊了起来。令我感到蹊跷的是，其中一位女子反复打量我，欲言又止。我索性直接问她：“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她也壮起了胆，与我互相介绍各自的来历。原来，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中国我们曾经见过几面，但彼此印象都不深了。她也是被中国“六四事件”之后涌起的出国大潮裹挟出来的，最初在保加利亚打工，后来不知道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成功偷渡到英国来。“在保加利亚打工，收入低，而且根本没有可能移民，所以我跑到英国来了。”她淡淡地说，好像她是从北京“跑到”天津那样容易。

至此为止，中国改革开放已实行了20年。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开放”这档子事之初，可能没想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开放”到国际上之前，“中国制造”的人倒是先自己把自己给“开放”到国境之外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个词儿：“国际大串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

就这样，中国人的“他乡遇故知”，变成了“他国遇故知”。所以，即使你在伦敦遇上了你在中国吹掉的老情人，也不要因此过于吃惊啊。

四

2008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东，在伦敦市中心一家中餐馆，为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践行。

他也曾是中国人“国际大串连”大军中的一员，在英国学习、工作了近20年。如今他又要流动了，不过，这一次他是反向流动：他要回中国工作，当一回这个年头颇为时髦的“海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中国人仍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流向西方的同时，另外一股逆向的潮流也开始渐成规模，愈涌愈大，进入新世纪，回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为这股潮流起一个新名词：“海归潮”。

这股回流潮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从一个非常僵硬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改制的同时，还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中国已经从30年前一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家，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一个令西方刮目相看的迅速崛起的经济强国。

具体到吸引一个个“海龟”的微观原因，也很简单：“海归”后的收入，与西方有得一比，有时甚至更高。例如，我们的这个朋友这次回中国要去的公司，其实并非外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企业，但收入一点儿不差。

他这次决定“海归”，直接的起因是，他就职的那家英国公司大规模裁员，但谁都清楚，他工作出色，再裁也裁不到他。间接的原因，大家心里也有数，其实是此前他的几位前同事“海归”后的示范效应。自从2000年以来，他公司的华裔同事中，便不断有人辞职“海归”，在中国混得似乎都不错，尤其是他的一位“铁哥们儿”2001年“海归”后，如今已成为身价千万的中国著名企业家，受此诱惑，他也不免心动，而这次公司裁员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痛下决心，抛妻别子，单身“海归”。

五

最近，中国《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来英国，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专程赶到她下榻的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去探望她。

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中，我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漫无边际地聊着。不知不觉，我们也把话题转到了中国这30年上。

“这30年中，你在中国和在海外待的时间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你同时具备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她眼睛眯着，望着我，“那么，在你的眼中，中国这30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的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也未能给出一个答案。想来想去，我觉着，我既无力总结中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的种种巨变，也无法用三言两语浓缩我个人的复杂感受，无奈，只好把我上面写过的那几段个人经历的故事，简单地给她复述了一遍……

2008年0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