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起争议 可能争夺对吴敬琏的解释权

最初的发难者是柳红。2月8日，《经济观察报》刊发了柳红的文章《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柳红担任吴敬琏助理长达9年，对于吴晓波在2009年8月至9月间对吴敬琏作了6天累计20个小时的采访，随后在3个月里就写完了这本传记，她表示:“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因为这实为羞耻之事。”

2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上张彦武据此发表了另外的评论文章《吴晓波的商业之累》，对吴晓波的《吴敬琏传》提出质疑。

3月2日，吴晓波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对批评作出回应。吴晓波写道:“我原本以为柳红的文章是对我的新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议，毕竟她比我更早接触并研究吴敬琏。然而，她的洋洋四千字，都是在教我怎样写书、采访、做学问以及怎么做人。你可以不屑于我的作品，但是，对于创作诚意的怀疑，我必定不能接受。”

6天，20小时采访，3个月写作，能不能写出一本可信的传记？这是柳红最尖锐的质疑。吴晓波解释，所谓的“6天、20小时”，是指作者与吴敬琏在摄像机的拍摄下进行的一次“长篇影像口述史记录”。此前，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梳理等案头工作，“以为我就靠这20个小时写成《吴敬琏传》的。这恐怕是一个误解。”

擅长在时代宏观背景下叙事的吴晓波，这次在《吴敬琏传》中延续以往的写作方式。“我这次写作《吴敬琏传》，除了传主的生平之外，更注重的是他以及中国60年来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其内在的逻辑线是他亲身参与过的十多场经济论战。”吴晓波表示，“在过去十年中，我写的每一本书，写作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我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以每天创作数千到一万字左右的进度，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

吴晓波的回应却引来柳红的第二次炮轰，3月8日，柳红再次发文《吴晓波〈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后果》，指出《吴敬琏传》有14大硬伤和6大软伤。

柳红列举的第一条硬伤就是“媚俗拔高”。吴晓波描述吴敬琏的语句“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被拿了出来。柳红说:“这种近乎宗教式的颂扬，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听来，都不以为然。”

此外，柳红还认为，吴晓波在封底写吴敬琏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但柳红认为，1949年吴敬琏只有19岁，还没上大学，至少在上世纪50~70年代，他的年龄、知识、思想水平在经济学界都是小字辈，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柳红还举了吴晓波书中个别关于时间、数据的错误，以及“贬人扬吴”、“轻易结论”、“编造情节”、“轻浮推理”等等问题。例如，吴晓波写1993年:“吴敬琏认为，中国前15年改革的本质近似科尔奈提出的‘战略A’，他据此分析说:‘……这一理论框架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战略演变。’”在这里，吴晓波把吴敬琏2003年的一个分析提前了10年。再如书中147页，写1990年7月5日吴敬琏和袁木等人就计划市场问题争论后:“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市场取向改革的一边……”。用“也站在”几个字，把薛暮桥和刘国光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的。要知道，薛暮桥是改革时期最早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领军人物，并为此承受过种种批评和压力。

柳红表示，《吴敬琏传》的这些硬伤和软伤导致的后果就是，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经济改革历史图像，同时也是对吴敬琏本人的伤害，将会给吴敬琏先生“带来难以挽回的遗憾”，书中的史实错误也给社会留下以讹传讹的可能，助长快餐式传记的产生。

对于柳红此次质疑，有记者采访了吴晓波，他表示作家“言论自由”，自己将不再作出回应，“因为上次已经写过一篇稿子，建议去看看那篇文章。上次写回应文章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这是最后一次回应，不会再写回应文章。”

吴敬琏夫人周南则表示，不便评论作家之间的论战。“吴晓波的书是根据对吴教授的采访和研究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吴晓波要求写这本传记是在2007年。当时他提出要写的时候，说自己已经把吴教授的著作，能够买到的都买到了。作家会有自己的考虑。”

对于柳红文中的“媚俗拔高”等批评，周南认为“关于对吴先生的拔高，我也不好评价。但是吴先生也对晓波提过，不要对个人赞誉太多。但是晓波有自己的看法，我就很难来评价。”

由于两位论战者的特殊关系，有人猜测这是一次吴敬琏代言权的争夺战。张彦武就认为，柳红和吴晓波的作品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加之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泰斗地位，甚至可以断言他们在争夺对吴敬琏的解释权。

而争议的根本或许还是中国经济问题。事实上，围绕吴敬琏的争议这几年一直在延续，在八九年前，吴敬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但这两年他却接连陷入“独立董事风波”、“间谍门”，甚至被认为是财团代言人。这一点，深谙财经内幕的吴晓波不可能不知道，他此前承认:“我写出来的是我认为的一些事实，中国这个经济学界其实很复杂。这本书我估计在学界里面会引起一些不满。”吴晓波认为，在理论结构方面，还有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面，经济学家们有巨大的分歧。比如张五常和吴敬琏，而吴敬琏跟厉以宁的分歧更大一些。这些分歧到现在很多已经变成了国际性的东西了，比如人民币问题、汇率问题、房地产问题，甚至包括春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