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炒股必知“碳政治”? 低碳经济与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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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碳政治”下中国的战略抉择 日期：2009-12-05 作者：强世功 来源：文汇报 所谓“碳政治”，又可以称之为“气候政治”，就指各国围绕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形成的国际政治，而国际上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又按照二氧化碳来计算，故称之为“碳政治”。
鉴于《京都议定书》关于各工业化国家碳排放的标准即将到期，各国将在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第二期减排协议。由此，全球围绕碳排放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政治协商和讨价还价。无论结果如何，“碳政治”将会成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主题。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积极主动地制定一套国家发展战略，不仅积极回应国际碳政治，更要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形成一整套话语策略，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
全球“碳政治”刚刚开始。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能否在未来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无疑是对中国政治家统领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考验，是对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成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考验。由此，目前西方主导的“碳政治”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压力，不如说是一个考验，更不如说一个绝好的机会。
讲演者小传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1990），北京大学法学硕士（1996）和法学博士（1999）;《北大法律评论》主编（1998-199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01.8-2002.7）；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和法律部调研人员（2004.6-2008.9）；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立法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学理论、法律社会学和宪法学。主要著作包括《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立法者的法理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中国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和《惩罚与法治》（法律出版社，2009）等。目前主要从事香港基本法、中国不成文宪法和碳政治的研究。
1 碳政治：诉诸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
美国与欧洲在碳排放问题上表现出的差异，被美国战略家卡根准确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这种区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
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欧洲的国际关系基本上围绕实力政治展开。各民族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统治权展开全方位的较量，由此带来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启蒙理性的乐观主义给予沉重的打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力图改变国际政治的游戏法则，无论是一战的威尔逊还是二战的罗斯福，都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试图用“新大陆”基于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来取代“旧大陆”的实力政治。如果说威尔逊的“国联”构想被旧大陆所摧毁，那么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联合国，则表明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形成。
在冷战格局中，美国不得不继续高举自由的旗帜，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由于失去了国际力量的制约而越来越放弃了基于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诉诸赤裸裸的暴力。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两次海湾战争，美国把实力政治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导致它推动建立的联合国在国际重大政治事务中形同虚设。比较之下，欧洲国家反而采取基于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通过不断的协商谈判促成欧盟的形成，并不断强化布鲁塞尔政治，而且欧洲人正是以耐心的国际谈判推动了全球“碳政治”格局。欧洲人与美国人的这种差异被美国战略家卡根准确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
美国与欧洲在在碳排放问题上的区分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欧盟国家在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世界主要国家依然采用传统能源，使得欧盟国家拥有的新能源技术无法在世界贸易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因此，欧盟国家推动的全球“碳政治”不仅是为了彰显其“世界主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且是为其新能源技术获得更大的国际利益；更重要的是目前根据《京都议定书》所形成的“碳金融”基本上在欧洲以欧元的形式流通，这在无形中使欧元具有了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能力。
比较之下，美国在共和党的统治下，主要代表了石油-军工联合体的利益，因此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保持海湾国家的廉价石油供应，这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出发点。但是，美国民主党代表了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集团的利益，因此在推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不遗余力。曾经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戈尔还为宣传环境保护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当选之后，更是把环境问题与反恐问题一样，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委任积极支持“碳政治”的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长，并于今年6月在国会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根据国际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美国坚持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作为其重返《京都议定书》的前提条件，这无疑为中国增加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变被动为主动，形成一整套应对“碳政治”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国际话语策略。
2 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且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直接引发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而应当是“以我为主”，在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时，作出自己的政治决断。
1、新技术发展战略。“碳政治”背后的核心问题乃是新技术问题。从人类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且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直接引发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在信息时代之后，欧美一直在摸索下一次科学技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点。生物技术由于遇到了巨大的宗教和伦理压力不得不有所停顿，而太空技术的浩大投资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而基于对传统能源耗尽的预测，欧美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能源技术。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而应当是“以我为主”，在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时，作出自己的政治决断。中央已经明确把新能源技术定义为“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问题是，在众多的新能源技术中，中国究竟选择哪些技术作为突破口？这不仅要考虑中国目前的技术基础，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更要考虑国际市场，尤其要考虑这种新能源的开发必须能带动军工技术、航天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将这种新技术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在这方面，一如1960年代的核战略和1980年代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863计划”，我们也需要一套科学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相配合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2、“双轨”战略：“新能源开发区”与“国内碳交易市场”。新兴战略性产业决策的真正难题在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关键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若决策失误，我们很可能没有得到新能源技术的利益，反而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可借鉴经济改革的“双轨制”经验，“以时间换空间”：一方面利用承担国际减排义务之前的有限时间，充分发挥传统能源的动力，把我国经济发展推向接近发达国家的新台阶；另一方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某些重大的新能源技术开发上做出突破，并迅速扶持其发展壮大。在这方面，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庞大的经济实体反而为我们创造了内部转移和消化的空间。
为此，我们还可采用两种制度创新：一是建立“新能源开发区”。借鉴“特区”经验，选择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一些技术、资本和制度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开辟“新能源开发区”。采取特殊的财政、金融、税收和法律政策，鼓励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不仅摸索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关键在于形成自己的技术标准。二是制定国内碳减排计划，并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一方面通过编制减排计划，在国内各省或各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培养大批熟悉“碳交易”的金融专业人才和企业家，从而为未来中国加入全球“碳金融”储备人才，积累经验，熟悉规则并由此创造新的规则；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内“碳交易”的市场机制促使东南沿海的资金向偏僻的西北地区转移，从而为西北省份的能源环保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3、同时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新能源的开发不仅需要充沛的资本，而且需要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国有企业用强大的资本支持，无疑在新能源开发中占据优势。但中国也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政府应当鼓励、保护并扶持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领域，从而有意识地扶持民营企业阶层的发展壮大，激发他们引领世界先进技术的雄心，从而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今天发生在全球的新能源竞争，和历史上的文明竞争一样，从根本上是各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中的精英群体之间的竞争。而我们在这场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取胜，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激活每一个人的自由创造力，并将这些自由创造力凝聚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未来目标上。在经济领域中，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市场手段把最优秀的商业头脑送到经济战场上去。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在展现出其优势的同时，也显露其弊端。政府应当利用当前金融危机的契机，鼓励、引导并保护民营企业收购外国的新能源技术企业。
由此，在这些事关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就不能囿于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传统区分，既要看到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安全和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可能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在今天全球市场“你死我活”的经济战场上，国有企业需要和民营企业携手合作，彼此发挥自己的不同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阶层将自身利益与民族长远发展目标凝聚在一起，从而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即不仅计算企业利润，也要关注民族命运；不能只要求降低劳动力成本，而要积极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而在国际市场上谋取利润；不能简单地依附于西方，而应当力争全球技术革命的领导权。
3 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国际话语策略
“碳政治”最终要转化为一系列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需要建立在一套科学话语、技术话语和法律话语上。其中，如何测量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如何在法律上分割碳排放权，就直接影响着“碳政治”的利益分配。
1、普适主义的话语重构。“碳政治”是在一套国际话语体系下形成的国际政治，参与“碳政治”就意味着要参与国际话语游戏。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大国被看作是“利益攸关者”而不可避免地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应当以大国领袖的姿态同时作为一个批判者和建设者，并借助西方人熟悉的“普适话语”，主张建设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国际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能够被涵盖在普适话语之下，并对这些普适话语形成重构。
在“碳政治”问题上，中国的话语策略无疑要因势利导利用目前西方形成的话语，而不能自说自话。在国际话语建构过程中，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不是排斥西方所谓的“普适价值”，反而要主动把这种“普适价值”接过来，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战略目的。但话语构建绝不仅仅是官方文件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要转化为一整套自我理解和思考问题的观念系统，从而将这个观念体现在哲学观念、政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
2、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古典哲学与日常伦理。“碳政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一种全人类共同接受的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为基础。目前，这种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文化。中国古典哲学一直被西方人看作是解决西方现代性缺陷的重要思想渊源。因此，“碳政治”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契机来复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典哲学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构筑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平等对话的空间，使我国加入到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构当下中国人生存的伦理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具体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生活准则，以弥补过去因片面强调经济物质利益导致的伦理缺失。由此，“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就应当理解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理解为中国人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所积极承担的伦理责任。
若能进行这样一种政治哲学话语的有效建构，古典哲学思想就会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复兴，构成我们的伦理准则。“低碳生活”方式不仅是为了节能减排，也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选择。地方各级官员推广节能减排的努力就不仅是官僚制下按部就班完成一项工作，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也就不单纯是追求市场利润，在这些工作的背后无疑多了一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怀全人类命运的伦理美德，而这无疑会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伦理意义。
3、善用“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法理原则。在“碳政治”中，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对我国有利，相反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及欧盟国家通过的征收“绿色关税”等国内法不利于我国。我们目前的减排压力与其说来自国际法层面，不如说来自欧美国家的国内法层面。怎么办？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主要诉诸国际贸易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和贸易保护原则之类的经济话语。这种经济话语本身诉诸利益计算，并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基础。相反，如果强调在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不仅宣称了一套西方人普遍接受的世界主义的普适话语，而且为谴责并通过贸易战反击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国内立法奠定了道义基础。
话语建构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人们的道德感。若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法理原则，那么在“碳排放”问题上，中国就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的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有利于在国际政治中树立中国捍卫法理原则的道义形象。为此，中国甚至可以采取特殊战略，就需要将自身立场和意图明确无误地传达给西方世界：即在“碳政治”问题上，除非美国和欧盟国家承认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并取消所谓的“绿色关税”，否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未来也不承担任何减排承诺；由此美国和欧洲国家必须为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历史责任。
4、技术的话语基础：“内涵能源”与“碳排放权作为自然权利”。“碳政治”最终要转化为一系列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需要建立在一套科学话语、技术话语和法律话语上。其中，如何测量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如何在法律上分割碳排放权，就直接影响着“碳政治”的利益分配。为此，就需要提出一套用技术话语包装起来的关于统计和计算的方法学，从而在国际谈判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标准。
比如关于测定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目前国际通用的计算方法是从生产角度来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但是，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计算，就会提出出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概念，并形成了“转移排放”理论，即每个国家碳排放量的计算就应当扣除出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并将其计算到产品进口消费国的“碳排放量”中。如果我们在学术界和公共话语中不断强化“内涵能源”或“转移排放”的概念和理论，无疑有助于在国际谈判中提出一套更为合理的碳排放量计算标准。
再比如，目前各国碳排放量计算以国家为单位，采取“国家碳排放总量指标”。由此，我国的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但是，如果采用“人均碳排放量指标”，那么我国碳排放量排名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这问题上，除了目前我国政府和学者诉诸人文发展话语来阐述碳排放权的“人际平等”，还可以借助西方人普遍理解并信奉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强调整个地球及大气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碳排放权属于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然权利”。由此，计算各国碳排放量就应当以人人拥有平等的碳排放权为基础。这样无疑为我们提出“人均碳排放量指标”提供了普适主义的正当性话语。
5、知识产权话语：“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新能源技术的核心是知识产权。在WTO谈判中，欧美大公司的法律顾问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概念，从而使得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建立了话语上的关联，最终达成了TRIPS协议，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向发达国家支付大量的知识产权费用。今天，我们是否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提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即主张“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不受目前TRIPS协议的保护，并依据这个主张推动签署新的国际条约呢？
事实上，这样的主张不仅有道义基础，而且有法律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原则，而“资金”和“技术”又成为“巴厘岛路线图”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发达国家企图把“资金”和“技术”问题交给市场来解决，即按照TRIPS协议来解决，这显然不符合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精神。为此，我们就需要提出并不断强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概念，并团结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社会按照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原则来签署“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从近代中国进入西方国际体系以来，西方人一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中国只有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的权利，很少获得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为此，不少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中国作为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应当制定游戏规则。但国际规则的制定不仅需要国家实力，更重要一个民族的思想智慧和想象力，它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而且是提供理论武器的思想家，更需要将实力、专业知识和思想整合在一起的伟大政治家。由此，国际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依赖培养和使用人才的体制之间的竞争。
目前，全球“碳政治”刚刚开始，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能否在未来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无疑是对中国政治家统领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考验，是对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成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考验。由此，目前西方主导的“碳政治”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压力，不如说是一个考验，更不如说一个绝好的机会。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涵盖了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多种经济形态，旨在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变革，也是从化石燃料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又一次巨大进步。从长远看，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强、科技水平较高、智力资源丰富、城市开放度高，有基础、有必要在低碳经济上率先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又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低碳城市发展之路。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出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注重新能源技术、节能技术的创新突破，这与上海转型发展要求高度契合，而加快转型发展则是上海率先建成低碳城市的必由之路。
目前上海处于发展低碳经济的起步阶段，应聚焦重点，从关键性领域进行突破，进而推动全市低碳经济的发展。
讲演者小传
肖林
1965年12月生，金融管理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与资产管理、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战略管理。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融资管理与风险价值》《金融贸易全球化战略协同》《利率期限结构与固定收益证券定价》《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战略》《政府经济学：透视“有形之手”的边界》《中国都市圈服务经济与全球化竞争战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政策》等。
一、低碳经济是引领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从“节能减排”进入“节能减碳”的新阶段。
把握低碳经济的战略内涵，需要对“低碳”的技术、社会、经济影响的本质有深刻的认知，需要对国际局势和我国国情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需要结合上海发展实际进行审慎分析。
1、低碳经济是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焦点及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引擎
近年来，全球气候问题突出，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高位震荡，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日俱增，并逐渐演变成为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组的驱动因素。
从全球政治领域看，气候外交成为国际政治外交的焦点议题。气候外交的背后是发展问题，发展权的焦点则是碳排放权，大气环境还能承载多少碳排放量，就意味着世界经济还有多少发展空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展开博弈。
从全球看，工业化国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体，1900-2004年全球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约80%是工业化国家排放的，美国、中欧和西欧约占60%，美国累计约占28%，是中国的3.5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根据荷兰环境评估局2009年6月17日发布的报告，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24%，位居世界第一；美国约占全球的21%，居第二；欧盟占12%，印度占8%，俄罗斯占6%。在控制碳排放全球性治理框架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将与日俱增，要在全球政治博弈中占据主导权，则必须在低碳经济上有所作为。
从全球经济领域看，低碳技术与经济是未来20年内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低碳经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增长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技术创新，各国均寄希望于通过发展低碳经济相关产业来增加就业和复苏经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出台绿色新政和低碳经济发展策略，旨在争夺全球低碳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藉此实现在低碳经济时代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作为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中国在本轮危机中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但在新一轮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全球竞争中，中国能否借助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产业调整机遇，尽快转向低碳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国际位势的重要战略因素。
2、低碳经济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地位不断提升。
但是，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突出表现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高投入、高消耗。特别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驱动型的中国经济承受很大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解决上述问题、实现中长期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行动上看，中国已经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低碳经济的核心理念契合了中国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强调的内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战略的延伸和扩展。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节能降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具体目标，而“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规划中。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从“节能减排”进入“节能减碳”的新阶段。
从发展趋势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是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节能减碳”，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发展课题。就工业化而言，以钢铁、船舶、机械、建材、石化为代表的、具有重化工业特征的行业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而这些产业都有着较高的碳排放量。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快速跳过这一阶段，大幅度缩减重化工业比重。就城市化而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1978年全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008年为45.7%，每年增长速度超过0.9%。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估计大约有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考虑到城市人口的能源消费大约是农村人口的3.5～4倍，而城市化进程将推动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中国城市化的高能耗需求将是刚性的。
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不可能人为地减缓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但可将其作为低碳发展的机会，摒弃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转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低碳模式，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低碳化的协调发展，这既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3、低碳经济是上海率先转变发展方式及建设“四个中心”的战略抓手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们应对气候与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化解能源危机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不竭动力。建设低碳城市和低碳经济区，将成为下一次我国科技革命的示范区、经济转型的实验地。
2008年以来，上海经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通过采取一系列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积极举措，经济逐季回升，良好发展态势将进一步延续。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使得上海自身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加快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在“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外部压力，还是实现国家战略和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上海都将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四个中心”建设，加快推进转型和创新，将成为上海“十二五”发展的主基调，为此，要突出两个转变：一是经济形态向服务经济转变。服务经济是“四个中心”的本质特征，是经济结构调整、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二是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驱动是上海突破发展瓶颈约束、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力。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出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注重新能源技术、节能技术的创新突破，这与上海转型发展要求高度契合，而加快转型发展则是上海率先建成低碳城市的必由之路。
二、上海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重点和举措
上海发展低碳经济，要聚焦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将其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低碳经济是全方位、广覆盖、系统性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涉及从产业结构到能源结构的全面优化，以及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的全面改革。因此，低碳经济是一个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
上海要把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作为抢抓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机遇、培育新增长点和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机结合点，要在发展低碳经济上走在全国前列。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立足上海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谋发展，把城市发展与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人口规模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目前上海处于发展低碳经济的起步阶段，应聚焦重点，从关键性领域进行突破，进而推动全市低碳经济的发展。按照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结合上海城市特征，上海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可聚焦四大重点领域:
1、加大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提高终端能效、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和消费比例，是城市低碳转型的最直接体现。结合上海能源资源与结构现状，优化能源结构重点应突出两个方面。
一是加大低碳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针对上海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特点，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项目，推动主要低碳能源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发展；鼓励天然气、沼气等清洁能源利用，大力推广分布式供能系统；继续保持适度比例的外来电，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在上海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二是大力促进传统化石能源的低碳化利用。集约、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减少原煤直接燃烧，应用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应用二氧化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减少污染和排放，实现煤炭及煤基产品的高效利用和清洁利用。
2、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
用能是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排放源。据预算，上海由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全部排放量的85%以上。因此，做好节能工作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基础。切实提高上海的节能减排绩效，要以十大节能工程为抓手，重点推进工业、建筑和交通三大领域的节能降耗。
一是以高效节能技术应用促进工业节能。重点实施工业用电设备节点工程、能量系统优化节能工程、余热余压利用节能工程、燃煤工业锅炉窑炉节煤工程等。
二是以全过程管理促进建筑节能。引入建筑物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对既有高耗能建筑开展节能改造，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公共建筑进行改造；推广节能施工新技术，降低建筑施工能耗；开展节能建筑示范工程、空调和其他家用商用电器节电工程、绿色照明工程、政府机构节能工程等。
三是以交通模式优化促进交通节能。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运行效率和出行比重；提高运输装备技术等级，加强道路运输组织管理，促进城市轨道运输和水上运输等低耗能运输方式的发展；推进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型车辆应用，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3、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低碳经济不会放慢经济增长，相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将促进经济的新一轮高增长。上海发展低碳经济，要聚焦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将其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上海产业现状和技术基础，要重点推进四类产业发展。
一是新能源产业要进一步强化技术研发。核电要实现成套能力，扩大市场份额，保持国内领先；风电要推进自主创新，实现大型海上风机产业化；太阳能发电要重点发展薄膜电池，提升技术水平和产业能级；煤整体气化联合循环（IGCC）要以示范工程项目为载体，在国内率先形成设计、制造和成套能力。
二是新能源汽车发展要进一步加快产业化进程。主攻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和高性能纯电动汽车两大重点，突破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降低燃料电池汽车成本，形成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自主产业体系和产业集群。
三是节能服务业发展要进一步健全市场交易平台。积极发展合同能源管理，培育完善环境能源交易所功能，不断拓展节能减排与环保领域的技术、资本和权益交易，开发创新碳交易、碳金融产品市场。
四是环保产业要进一步为促进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加快大气污染整治、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重点领域发展，提高电子垃圾、生活垃圾的循环利用率。
4、倡导低碳社会氛围和生活方式
发展低碳型消费是建立低碳发展模式的一条重要途径，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和城市扩张规模也是城市低碳发展模式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相近的情况下，日本人均能源消耗为4吨标油，美国为10吨标油，日美能源消耗差距的70%归因于消费模式的差异。城市要实现低碳转型，人的理念和行为必须转变，要通过宣传、教育等各种措施，引导人们形成低碳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方式。上海开放度和现代化水平居全国前列，有基础、更有责任在全国率先推广低碳生活方式和低碳消费模式，建设低碳文明都市。
一是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抓住“低碳世博”契机，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等相关知识和发展理念，倡导良好的出行习惯、节约的消费习惯和节能的用能习惯，引导市民逐步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
二是要加强制度标准建设，加大对消费者采购绿色产品的财政支持力度，对消费者购买高能效产品、新能源汽车等提供补贴，创新绿色财税金融激励政策，建立绿色信息共享和监督机制。
三、上海发展低碳经济的实施路径
在代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方向的低碳经济领域，技术水平将是决定竞争地位的关键要素。
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代表着一种新的增长路径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人口密集、一次能源资源稀缺、环境容量有限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发展低碳经济，应在国家大的方针战略框架下，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突出比较优势，创新实施路径，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低碳经济发展格局，切实推进上海低碳经济的发展进程。
1、依托上海要素市场的优势，搭建以上海为中心的碳交易市场平台
碳交易市场是推动低碳产业发展、整合低碳资源的重要纽带，市场潜力巨大。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以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年交易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目前在欧洲、美国等金融发达国家的碳交易中心，如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体系、欧洲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使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碳排放交易价格的话语权。与之相比，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有很大差距，组建国家级的碳交易市场十分必要。
上海要素市场较为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要素体系发达。国务院关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意见为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提升带来国家层面的重大政策突破，市场功能将进一步提升。因此，上海应充分发挥市场优势，以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为基础，聚合各大金融机构力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进国家部分二氧化碳、气候、环保等权益性交易产权化。以城市清洁发展机制（CDM）为重点，加快构建以上海为中心、面向全国、符合国际标准的碳交易平台。推进碳交易市场、碳交易金融创新，开发节能减排、碳排放等权益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充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构建服务全国低碳经济的交易平台。
2、依托上海服务经济的优势，创建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低碳实践区
上海是一个商务发达、商业活跃的现代化都市。2008年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无论从自身发展的周期看，还是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规律看，上海都将加快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也是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的优势所在。因此，在上海推进低碳实践区建设过程中，创建以服务经济为特色的低碳实践区是重中之重，这不仅对上海本身是一种积极的探索，而且对国内其他城市发展服务业也不失为有益的借鉴。把崇明生态岛、临港新城和虹桥商务区作为“十二五”上海三个低碳实践区，加大对以服务经济为特色的低碳实践区建设的推广和支持力度，强化科技、人才、资金、政策等各项资源支撑，形成上海低碳经济的发展特色。
结合上海实际重点，一是借助世博会的品牌效应，以低碳世博为契机，发挥世博后续效应，注重相关低碳技术、低碳设备、低碳理念的后续利用、推广和传播，以世博低碳理念、世博低碳技术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二是聚焦虹桥商务区的建设发展，从技术、设备、制度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低碳化发展，探索高度城市化地区和服务业集聚区的低碳发展模式，将虹桥商务区打造成为中国首个低碳商务区，发挥在全国的示范带动效应。
3、依托上海科技人才的优势，聚焦突破面向未来的低碳关键技术
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转型的动力，技术进步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代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方向的低碳经济领域，技术水平将是决定竞争地位的关键要素。
上海科技人才资源丰富、科技综合实力较强，技术创新优势明显。200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上海共有56项（人）获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15%，其中，涉及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项目有15项获奖，占获奖数的27.8%。可见，上海在低碳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一定基础。当前低碳技术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上海有必要牢牢把握当前低碳技术发展的方向，通过强化公共研发机构和试验平台建设、引进设立开放式的国家新能源研究机构、进一步完善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等举措，加强低碳关键技术研发和攻关，推动低碳技术和研发成果的转化与市场化应用。上海还应着眼于服务全国，在全国大市场中发挥技术引领和技术服务的作用，为上海低碳技术成果的应用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提升上海“服务全国”的能力。
4、依托上海经济中心功能的优势，引领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
作为我国经济科技实力较强、开放程度较大、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要率先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经济，降低重化工比重，以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低碳经济方面，应该率先探索发展，这既是国家对上海的殷切期望，也是上海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向低碳城市转型过程中，上海要进一步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构建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引领国家的低碳发展模式。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扩大教育宣传，以社区、校区为单元，以竞赛、活动为平台，推广普及低碳知识、低碳理念等，倡导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推行合理适度的消费模式，营造节能减碳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开展“低碳企业”评定与宣传，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经营活动中贯彻低碳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增长与低碳发展的有机融合。
鉴于《京都议定书》关于各工业化国家碳排放的标准即将到期，各国将在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第二期减排协议。由此，全球围绕碳排放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政治协商和讨价还价。无论结果如何，“碳政治”将会成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主题。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积极主动地制定一套国家发展战略，不仅积极回应国际碳政治，更要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形成一整套话语策略，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
全球“碳政治”刚刚开始。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能否在未来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无疑是对中国政治家统领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考验，是对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成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考验。由此，目前西方主导的“碳政治”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压力，不如说是一个考验，更不如说一个绝好的机会。
讲演者小传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1990），北京大学法学硕士（1996）和法学博士（1999）;《北大法律评论》主编（1998-199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01.8-2002.7）；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和法律部调研人员（2004.6-2008.9）；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立法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学理论、法律社会学和宪法学。主要著作包括《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立法者的法理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中国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和《惩罚与法治》（法律出版社，2009）等。目前主要从事香港基本法、中国不成文宪法和碳政治的研究。
1 碳政治：诉诸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
美国与欧洲在碳排放问题上表现出的差异，被美国战略家卡根准确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这种区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
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欧洲的国际关系基本上围绕实力政治展开。各民族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统治权展开全方位的较量，由此带来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启蒙理性的乐观主义给予沉重的打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力图改变国际政治的游戏法则，无论是一战的威尔逊还是二战的罗斯福，都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试图用“新大陆”基于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来取代“旧大陆”的实力政治。如果说威尔逊的“国联”构想被旧大陆所摧毁，那么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联合国，则表明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形成。
在冷战格局中，美国不得不继续高举自由的旗帜，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由于失去了国际力量的制约而越来越放弃了基于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诉诸赤裸裸的暴力。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两次海湾战争，美国把实力政治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导致它推动建立的联合国在国际重大政治事务中形同虚设。比较之下，欧洲国家反而采取基于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通过不断的协商谈判促成欧盟的形成，并不断强化布鲁塞尔政治，而且欧洲人正是以耐心的国际谈判推动了全球“碳政治”格局。欧洲人与美国人的这种差异被美国战略家卡根准确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
美国与欧洲在在碳排放问题上的区分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欧盟国家在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世界主要国家依然采用传统能源，使得欧盟国家拥有的新能源技术无法在世界贸易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因此，欧盟国家推动的全球“碳政治”不仅是为了彰显其“世界主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且是为其新能源技术获得更大的国际利益；更重要的是目前根据《京都议定书》所形成的“碳金融”基本上在欧洲以欧元的形式流通，这在无形中使欧元具有了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能力。
比较之下，美国在共和党的统治下，主要代表了石油-军工联合体的利益，因此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保持海湾国家的廉价石油供应，这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出发点。但是，美国民主党代表了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集团的利益，因此在推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不遗余力。曾经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戈尔还为宣传环境保护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当选之后，更是把环境问题与反恐问题一样，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委任积极支持“碳政治”的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长，并于今年6月在国会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根据国际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美国坚持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作为其重返《京都议定书》的前提条件，这无疑为中国增加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变被动为主动，形成一整套应对“碳政治”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国际话语策略。
2 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且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直接引发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而应当是“以我为主”，在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时，作出自己的政治决断。
1、新技术发展战略。“碳政治”背后的核心问题乃是新技术问题。从人类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且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直接引发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在信息时代之后，欧美一直在摸索下一次科学技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点。生物技术由于遇到了巨大的宗教和伦理压力不得不有所停顿，而太空技术的浩大投资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而基于对传统能源耗尽的预测，欧美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能源技术。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而应当是“以我为主”，在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时，作出自己的政治决断。中央已经明确把新能源技术定义为“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问题是，在众多的新能源技术中，中国究竟选择哪些技术作为突破口？这不仅要考虑中国目前的技术基础，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更要考虑国际市场，尤其要考虑这种新能源的开发必须能带动军工技术、航天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将这种新技术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在这方面，一如1960年代的核战略和1980年代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863计划”，我们也需要一套科学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相配合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2、“双轨”战略：“新能源开发区”与“国内碳交易市场”。新兴战略性产业决策的真正难题在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关键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若决策失误，我们很可能没有得到新能源技术的利益，反而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可借鉴经济改革的“双轨制”经验，“以时间换空间”：一方面利用承担国际减排义务之前的有限时间，充分发挥传统能源的动力，把我国经济发展推向接近发达国家的新台阶；另一方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某些重大的新能源技术开发上做出突破，并迅速扶持其发展壮大。在这方面，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庞大的经济实体反而为我们创造了内部转移和消化的空间。
为此，我们还可采用两种制度创新：一是建立“新能源开发区”。借鉴“特区”经验，选择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一些技术、资本和制度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开辟“新能源开发区”。采取特殊的财政、金融、税收和法律政策，鼓励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不仅摸索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关键在于形成自己的技术标准。二是制定国内碳减排计划，并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一方面通过编制减排计划，在国内各省或各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培养大批熟悉“碳交易”的金融专业人才和企业家，从而为未来中国加入全球“碳金融”储备人才，积累经验，熟悉规则并由此创造新的规则；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内“碳交易”的市场机制促使东南沿海的资金向偏僻的西北地区转移，从而为西北省份的能源环保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3、同时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新能源的开发不仅需要充沛的资本，而且需要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国有企业用强大的资本支持，无疑在新能源开发中占据优势。但中国也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政府应当鼓励、保护并扶持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领域，从而有意识地扶持民营企业阶层的发展壮大，激发他们引领世界先进技术的雄心，从而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今天发生在全球的新能源竞争，和历史上的文明竞争一样，从根本上是各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中的精英群体之间的竞争。而我们在这场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取胜，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激活每一个人的自由创造力，并将这些自由创造力凝聚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未来目标上。在经济领域中，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市场手段把最优秀的商业头脑送到经济战场上去。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在展现出其优势的同时，也显露其弊端。政府应当利用当前金融危机的契机，鼓励、引导并保护民营企业收购外国的新能源技术企业。
由此，在这些事关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就不能囿于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传统区分，既要看到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安全和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可能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在今天全球市场“你死我活”的经济战场上，国有企业需要和民营企业携手合作，彼此发挥自己的不同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阶层将自身利益与民族长远发展目标凝聚在一起，从而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即不仅计算企业利润，也要关注民族命运；不能只要求降低劳动力成本，而要积极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而在国际市场上谋取利润；不能简单地依附于西方，而应当力争全球技术革命的领导权。
3 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国际话语策略
“碳政治”最终要转化为一系列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需要建立在一套科学话语、技术话语和法律话语上。其中，如何测量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如何在法律上分割碳排放权，就直接影响着“碳政治”的利益分配。
1、普适主义的话语重构。“碳政治”是在一套国际话语体系下形成的国际政治，参与“碳政治”就意味着要参与国际话语游戏。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大国被看作是“利益攸关者”而不可避免地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应当以大国领袖的姿态同时作为一个批判者和建设者，并借助西方人熟悉的“普适话语”，主张建设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国际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能够被涵盖在普适话语之下，并对这些普适话语形成重构。
在“碳政治”问题上，中国的话语策略无疑要因势利导利用目前西方形成的话语，而不能自说自话。在国际话语建构过程中，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不是排斥西方所谓的“普适价值”，反而要主动把这种“普适价值”接过来，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战略目的。但话语构建绝不仅仅是官方文件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要转化为一整套自我理解和思考问题的观念系统，从而将这个观念体现在哲学观念、政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
2、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古典哲学与日常伦理。“碳政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一种全人类共同接受的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为基础。目前，这种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文化。中国古典哲学一直被西方人看作是解决西方现代性缺陷的重要思想渊源。因此，“碳政治”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契机来复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典哲学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构筑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平等对话的空间，使我国加入到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构当下中国人生存的伦理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具体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生活准则，以弥补过去因片面强调经济物质利益导致的伦理缺失。由此，“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就应当理解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理解为中国人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所积极承担的伦理责任。
若能进行这样一种政治哲学话语的有效建构，古典哲学思想就会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复兴，构成我们的伦理准则。“低碳生活”方式不仅是为了节能减排，也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选择。地方各级官员推广节能减排的努力就不仅是官僚制下按部就班完成一项工作，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也就不单纯是追求市场利润，在这些工作的背后无疑多了一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怀全人类命运的伦理美德，而这无疑会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伦理意义。
3、善用“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法理原则。在“碳政治”中，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对我国有利，相反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及欧盟国家通过的征收“绿色关税”等国内法不利于我国。我们目前的减排压力与其说来自国际法层面，不如说来自欧美国家的国内法层面。怎么办？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主要诉诸国际贸易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和贸易保护原则之类的经济话语。这种经济话语本身诉诸利益计算，并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基础。相反，如果强调在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不仅宣称了一套西方人普遍接受的世界主义的普适话语，而且为谴责并通过贸易战反击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国内立法奠定了道义基础。
话语建构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人们的道德感。若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法理原则，那么在“碳排放”问题上，中国就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的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有利于在国际政治中树立中国捍卫法理原则的道义形象。为此，中国甚至可以采取特殊战略，就需要将自身立场和意图明确无误地传达给西方世界：即在“碳政治”问题上，除非美国和欧盟国家承认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并取消所谓的“绿色关税”，否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未来也不承担任何减排承诺；由此美国和欧洲国家必须为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历史责任。
4、技术的话语基础：“内涵能源”与“碳排放权作为自然权利”。“碳政治”最终要转化为一系列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需要建立在一套科学话语、技术话语和法律话语上。其中，如何测量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如何在法律上分割碳排放权，就直接影响着“碳政治”的利益分配。为此，就需要提出一套用技术话语包装起来的关于统计和计算的方法学，从而在国际谈判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标准。
比如关于测定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目前国际通用的计算方法是从生产角度来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但是，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计算，就会提出出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概念，并形成了“转移排放”理论，即每个国家碳排放量的计算就应当扣除出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并将其计算到产品进口消费国的“碳排放量”中。如果我们在学术界和公共话语中不断强化“内涵能源”或“转移排放”的概念和理论，无疑有助于在国际谈判中提出一套更为合理的碳排放量计算标准。
再比如，目前各国碳排放量计算以国家为单位，采取“国家碳排放总量指标”。由此，我国的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但是，如果采用“人均碳排放量指标”，那么我国碳排放量排名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这问题上，除了目前我国政府和学者诉诸人文发展话语来阐述碳排放权的“人际平等”，还可以借助西方人普遍理解并信奉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强调整个地球及大气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碳排放权属于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然权利”。由此，计算各国碳排放量就应当以人人拥有平等的碳排放权为基础。这样无疑为我们提出“人均碳排放量指标”提供了普适主义的正当性话语。
5、知识产权话语：“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新能源技术的核心是知识产权。在WTO谈判中，欧美大公司的法律顾问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概念，从而使得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建立了话语上的关联，最终达成了TRIPS协议，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向发达国家支付大量的知识产权费用。今天，我们是否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提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即主张“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不受目前TRIPS协议的保护，并依据这个主张推动签署新的国际条约呢？
事实上，这样的主张不仅有道义基础，而且有法律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原则，而“资金”和“技术”又成为“巴厘岛路线图”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发达国家企图把“资金”和“技术”问题交给市场来解决，即按照TRIPS协议来解决，这显然不符合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精神。为此，我们就需要提出并不断强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概念，并团结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社会按照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原则来签署“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从近代中国进入西方国际体系以来，西方人一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中国只有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的权利，很少获得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为此，不少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中国作为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应当制定游戏规则。但国际规则的制定不仅需要国家实力，更重要一个民族的思想智慧和想象力，它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而且是提供理论武器的思想家，更需要将实力、专业知识和思想整合在一起的伟大政治家。由此，国际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依赖培养和使用人才的体制之间的竞争。
目前，全球“碳政治”刚刚开始，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能否在未来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无疑是对中国政治家统领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考验，是对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成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考验。由此，目前西方主导的“碳政治”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压力，不如说是一个考验，更不如说一个绝好的机会。
肖林交通大学讲演 低碳经济与新发展模式
日期：2010-04-06 作者：肖林 来源：文汇报
低碳经济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的经济前沿理念，最早由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正式提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涵盖了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多种经济形态，旨在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变革，也是从化石燃料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又一次巨大进步。从长远看，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强、科技水平较高、智力资源丰富、城市开放度高，有基础、有必要在低碳经济上率先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又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低碳城市发展之路。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出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注重新能源技术、节能技术的创新突破，这与上海转型发展要求高度契合，而加快转型发展则是上海率先建成低碳城市的必由之路。
目前上海处于发展低碳经济的起步阶段，应聚焦重点，从关键性领域进行突破，进而推动全市低碳经济的发展。
讲演者小传
肖林
1965年12月生，金融管理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与资产管理、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战略管理。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融资管理与风险价值》《金融贸易全球化战略协同》《利率期限结构与固定收益证券定价》《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战略》《政府经济学：透视“有形之手”的边界》《中国都市圈服务经济与全球化竞争战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政策》等。
一、低碳经济是引领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从“节能减排”进入“节能减碳”的新阶段。
把握低碳经济的战略内涵，需要对“低碳”的技术、社会、经济影响的本质有深刻的认知，需要对国际局势和我国国情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需要结合上海发展实际进行审慎分析。
1、低碳经济是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焦点及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引擎
近年来，全球气候问题突出，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高位震荡，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日俱增，并逐渐演变成为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组的驱动因素。
从全球政治领域看，气候外交成为国际政治外交的焦点议题。气候外交的背后是发展问题，发展权的焦点则是碳排放权，大气环境还能承载多少碳排放量，就意味着世界经济还有多少发展空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展开博弈。
从全球看，工业化国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体，1900-2004年全球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约80%是工业化国家排放的，美国、中欧和西欧约占60%，美国累计约占28%，是中国的3.5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根据荷兰环境评估局2009年6月17日发布的报告，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24%，位居世界第一；美国约占全球的21%，居第二；欧盟占12%，印度占8%，俄罗斯占6%。在控制碳排放全球性治理框架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将与日俱增，要在全球政治博弈中占据主导权，则必须在低碳经济上有所作为。
从全球经济领域看，低碳技术与经济是未来20年内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低碳经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增长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技术创新，各国均寄希望于通过发展低碳经济相关产业来增加就业和复苏经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出台绿色新政和低碳经济发展策略，旨在争夺全球低碳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藉此实现在低碳经济时代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作为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中国在本轮危机中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但在新一轮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全球竞争中，中国能否借助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产业调整机遇，尽快转向低碳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国际位势的重要战略因素。
2、低碳经济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地位不断提升。
但是，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突出表现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高投入、高消耗。特别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驱动型的中国经济承受很大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解决上述问题、实现中长期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行动上看，中国已经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低碳经济的核心理念契合了中国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强调的内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战略的延伸和扩展。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节能降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具体目标，而“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规划中。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从“节能减排”进入“节能减碳”的新阶段。
从发展趋势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是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节能减碳”，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发展课题。就工业化而言，以钢铁、船舶、机械、建材、石化为代表的、具有重化工业特征的行业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而这些产业都有着较高的碳排放量。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快速跳过这一阶段，大幅度缩减重化工业比重。就城市化而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1978年全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008年为45.7%，每年增长速度超过0.9%。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估计大约有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考虑到城市人口的能源消费大约是农村人口的3.5～4倍，而城市化进程将推动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中国城市化的高能耗需求将是刚性的。
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不可能人为地减缓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但可将其作为低碳发展的机会，摒弃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转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低碳模式，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低碳化的协调发展，这既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3、低碳经济是上海率先转变发展方式及建设“四个中心”的战略抓手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们应对气候与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化解能源危机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不竭动力。建设低碳城市和低碳经济区，将成为下一次我国科技革命的示范区、经济转型的实验地。
2008年以来，上海经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通过采取一系列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积极举措，经济逐季回升，良好发展态势将进一步延续。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使得上海自身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加快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在“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外部压力，还是实现国家战略和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上海都将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四个中心”建设，加快推进转型和创新，将成为上海“十二五”发展的主基调，为此，要突出两个转变：一是经济形态向服务经济转变。服务经济是“四个中心”的本质特征，是经济结构调整、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二是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驱动是上海突破发展瓶颈约束、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力。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出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注重新能源技术、节能技术的创新突破，这与上海转型发展要求高度契合，而加快转型发展则是上海率先建成低碳城市的必由之路。
二、上海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重点和举措
上海发展低碳经济，要聚焦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将其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低碳经济是全方位、广覆盖、系统性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涉及从产业结构到能源结构的全面优化，以及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的全面改革。因此，低碳经济是一个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
上海要把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作为抢抓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机遇、培育新增长点和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机结合点，要在发展低碳经济上走在全国前列。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立足上海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谋发展，把城市发展与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人口规模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目前上海处于发展低碳经济的起步阶段，应聚焦重点，从关键性领域进行突破，进而推动全市低碳经济的发展。按照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结合上海城市特征，上海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可聚焦四大重点领域:
1、加大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提高终端能效、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和消费比例，是城市低碳转型的最直接体现。结合上海能源资源与结构现状，优化能源结构重点应突出两个方面。
一是加大低碳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针对上海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特点，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项目，推动主要低碳能源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发展；鼓励天然气、沼气等清洁能源利用，大力推广分布式供能系统；继续保持适度比例的外来电，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在上海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二是大力促进传统化石能源的低碳化利用。集约、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减少原煤直接燃烧，应用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应用二氧化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减少污染和排放，实现煤炭及煤基产品的高效利用和清洁利用。
2、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
用能是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排放源。据预算，上海由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全部排放量的85%以上。因此，做好节能工作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基础。切实提高上海的节能减排绩效，要以十大节能工程为抓手，重点推进工业、建筑和交通三大领域的节能降耗。
一是以高效节能技术应用促进工业节能。重点实施工业用电设备节点工程、能量系统优化节能工程、余热余压利用节能工程、燃煤工业锅炉窑炉节煤工程等。
二是以全过程管理促进建筑节能。引入建筑物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对既有高耗能建筑开展节能改造，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公共建筑进行改造；推广节能施工新技术，降低建筑施工能耗；开展节能建筑示范工程、空调和其他家用商用电器节电工程、绿色照明工程、政府机构节能工程等。
三是以交通模式优化促进交通节能。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运行效率和出行比重；提高运输装备技术等级，加强道路运输组织管理，促进城市轨道运输和水上运输等低耗能运输方式的发展；推进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型车辆应用，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3、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低碳经济不会放慢经济增长，相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将促进经济的新一轮高增长。上海发展低碳经济，要聚焦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将其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上海产业现状和技术基础，要重点推进四类产业发展。
一是新能源产业要进一步强化技术研发。核电要实现成套能力，扩大市场份额，保持国内领先；风电要推进自主创新，实现大型海上风机产业化；太阳能发电要重点发展薄膜电池，提升技术水平和产业能级；煤整体气化联合循环（IGCC）要以示范工程项目为载体，在国内率先形成设计、制造和成套能力。
二是新能源汽车发展要进一步加快产业化进程。主攻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和高性能纯电动汽车两大重点，突破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降低燃料电池汽车成本，形成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自主产业体系和产业集群。
三是节能服务业发展要进一步健全市场交易平台。积极发展合同能源管理，培育完善环境能源交易所功能，不断拓展节能减排与环保领域的技术、资本和权益交易，开发创新碳交易、碳金融产品市场。
四是环保产业要进一步为促进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加快大气污染整治、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重点领域发展，提高电子垃圾、生活垃圾的循环利用率。
4、倡导低碳社会氛围和生活方式
发展低碳型消费是建立低碳发展模式的一条重要途径，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和城市扩张规模也是城市低碳发展模式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相近的情况下，日本人均能源消耗为4吨标油，美国为10吨标油，日美能源消耗差距的70%归因于消费模式的差异。城市要实现低碳转型，人的理念和行为必须转变，要通过宣传、教育等各种措施，引导人们形成低碳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方式。上海开放度和现代化水平居全国前列，有基础、更有责任在全国率先推广低碳生活方式和低碳消费模式，建设低碳文明都市。
一是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抓住“低碳世博”契机，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等相关知识和发展理念，倡导良好的出行习惯、节约的消费习惯和节能的用能习惯，引导市民逐步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
二是要加强制度标准建设，加大对消费者采购绿色产品的财政支持力度，对消费者购买高能效产品、新能源汽车等提供补贴，创新绿色财税金融激励政策，建立绿色信息共享和监督机制。
三、上海发展低碳经济的实施路径
在代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方向的低碳经济领域，技术水平将是决定竞争地位的关键要素。
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代表着一种新的增长路径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人口密集、一次能源资源稀缺、环境容量有限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发展低碳经济，应在国家大的方针战略框架下，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突出比较优势，创新实施路径，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低碳经济发展格局，切实推进上海低碳经济的发展进程。
1、依托上海要素市场的优势，搭建以上海为中心的碳交易市场平台
碳交易市场是推动低碳产业发展、整合低碳资源的重要纽带，市场潜力巨大。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以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年交易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目前在欧洲、美国等金融发达国家的碳交易中心，如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体系、欧洲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使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碳排放交易价格的话语权。与之相比，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有很大差距，组建国家级的碳交易市场十分必要。
上海要素市场较为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要素体系发达。国务院关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意见为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提升带来国家层面的重大政策突破，市场功能将进一步提升。因此，上海应充分发挥市场优势，以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为基础，聚合各大金融机构力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进国家部分二氧化碳、气候、环保等权益性交易产权化。以城市清洁发展机制（CDM）为重点，加快构建以上海为中心、面向全国、符合国际标准的碳交易平台。推进碳交易市场、碳交易金融创新，开发节能减排、碳排放等权益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充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构建服务全国低碳经济的交易平台。
2、依托上海服务经济的优势，创建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低碳实践区
上海是一个商务发达、商业活跃的现代化都市。2008年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无论从自身发展的周期看，还是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规律看，上海都将加快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也是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的优势所在。因此，在上海推进低碳实践区建设过程中，创建以服务经济为特色的低碳实践区是重中之重，这不仅对上海本身是一种积极的探索，而且对国内其他城市发展服务业也不失为有益的借鉴。把崇明生态岛、临港新城和虹桥商务区作为“十二五”上海三个低碳实践区，加大对以服务经济为特色的低碳实践区建设的推广和支持力度，强化科技、人才、资金、政策等各项资源支撑，形成上海低碳经济的发展特色。
结合上海实际重点，一是借助世博会的品牌效应，以低碳世博为契机，发挥世博后续效应，注重相关低碳技术、低碳设备、低碳理念的后续利用、推广和传播，以世博低碳理念、世博低碳技术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二是聚焦虹桥商务区的建设发展，从技术、设备、制度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低碳化发展，探索高度城市化地区和服务业集聚区的低碳发展模式，将虹桥商务区打造成为中国首个低碳商务区，发挥在全国的示范带动效应。
3、依托上海科技人才的优势，聚焦突破面向未来的低碳关键技术
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转型的动力，技术进步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代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方向的低碳经济领域，技术水平将是决定竞争地位的关键要素。
上海科技人才资源丰富、科技综合实力较强，技术创新优势明显。200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上海共有56项（人）获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15%，其中，涉及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项目有15项获奖，占获奖数的27.8%。可见，上海在低碳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一定基础。当前低碳技术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上海有必要牢牢把握当前低碳技术发展的方向，通过强化公共研发机构和试验平台建设、引进设立开放式的国家新能源研究机构、进一步完善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等举措，加强低碳关键技术研发和攻关，推动低碳技术和研发成果的转化与市场化应用。上海还应着眼于服务全国，在全国大市场中发挥技术引领和技术服务的作用，为上海低碳技术成果的应用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提升上海“服务全国”的能力。
4、依托上海经济中心功能的优势，引领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
作为我国经济科技实力较强、开放程度较大、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要率先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经济，降低重化工比重，以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低碳经济方面，应该率先探索发展，这既是国家对上海的殷切期望，也是上海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向低碳城市转型过程中，上海要进一步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构建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引领国家的低碳发展模式。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扩大教育宣传，以社区、校区为单元，以竞赛、活动为平台，推广普及低碳知识、低碳理念等，倡导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推行合理适度的消费模式，营造节能减碳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开展“低碳企业”评定与宣传，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经营活动中贯彻低碳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增长与低碳发展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