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不平凡人生（组图）

周恩来诗碑，位于日本京都西北岚山山麓的龟山公园。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4月在回国途中，他游览了京都，并撰写白话诗四首。1979年1月22日，由京都各日中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士联合倡议，成立了“周恩来诗碑筹建委员会”。4月16日，诗碑建成。
诗碑通高2.4米，用质地坚硬的京都特产马鞍石建造，略呈椭圆形，碑身矗立在大小石块堆砌的圆台上。碑的正面镌刻着廖承志书写的周恩来所作《雨中岚山》之诗文：“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诗碑面向岚山和大堰川水，四周空地约100平方米，各种树木相围。碑后繁茂的日本国花樱花树，清新悦目。
军史资料：周恩来与八一南昌起义
http://jczs.news.sina.com.cn 2004年07月29日 15:05 舰船知识网络版
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与起义参谋团团长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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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人，起义军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渍，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放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侥，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衣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1898年
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
1910年
春，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入银岗书院读书。秋，到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学习。
1913年
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7年
6月，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
4月，离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学习。
1920年
1月，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7月出狱。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922年
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
1923年
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任书记。11月，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
1924年
7月，奉调回国，9月抵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
1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在中共广东区委内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长，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进行第一次东征。8月8日，和邓颖超结婚。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少将军衔。10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11月，被任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1926年
2月，任第一军副党代表。3月，“中山舰事件”后，和毛泽东等主张反击蒋介石，未被采纳。12月，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
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四一二”事变后，主张“迅速出师，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8月1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昌起义。
1928年
夏，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11月回到上海。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
8月，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起草中央8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口授并审定中央9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阐明红军的任务、前途、战略、发展方向等，指出毛泽东仍应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1930年
3月，离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
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2月，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
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
春，和朱德领导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4年
2月，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加长征。12月，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西渡乌江北上。
1935年
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川省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红军应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得到会议一致通过。此后经过与张国焘的斗争，和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0月到达陕北苏区。
1936年
4月9日夜，和张学良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代表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
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到山西开展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日作战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
1938年
参与领导长江局所属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和发展。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9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2月到重庆。
1939年
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书记，领导南方各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2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任务等。3月，回祖籍绍兴，并指导浙江等省中共地下党工作。6月返延安。7月，因坠马右臂骨折。8月，赴苏联就医。
1940年
3月，回到延安。5月，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封锁消息，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书写题词和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中共南方局内部署应变措施。
1942年
组织中共南方局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1943年
为配合整风教育，多次召开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党员干部会议，讲述中共党史。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七大筹备工作。
1944年
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10月，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说，指出挽救当前国内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1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2月，回延安。
1945年
1月，再到重庆谈判。2月，回延安。4至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和毛泽东、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和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1946年
1月上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马歇尔、张群组成的三人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至31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3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随后与军事三人小组其他两方人员赴湖北宣化店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并同中原部队领导人研究、部署了突围方案。这期间，周恩来极力防止内战，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但国民党军队终于在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延安。12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
1947年
3月18日，和毛泽东等撤离延安，之后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条战线斗争。8月，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
4月下旬，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今属平山县），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
3月25日，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2月，指出中国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领导。
1950年
1至2月，和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越过“三八线”。30日，周恩来指出“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中边境进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和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
2月，周恩来、陈云等六人领导小组成立，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直接领导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12月，兼任中央转业委员会主任。
1952年
4月，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指出我国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8月，主持拟出《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提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
1953年
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2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 年
2月，主持研究国家体委工作，提出要为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锻炼身体。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下旬，访问印度、缅甸，与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7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回国途中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仍兼外交部部长。12月，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
3月，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设法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由国家给以财政补助。4月，率中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1956年
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主持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5月，谈文艺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1至12月，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1957年
1至2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8月，在青岛出席民族工作座谈会，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报告。
1958年
2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6月，批准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1959年
1至2月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60年
4月，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5月，访问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8至9月间，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10月1日，和缅甸总理吴努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
1月，率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研究。10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2年
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4月，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我国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963年
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2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阐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点立场，随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
1964年
1至2月，访问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0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3至4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6月，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7月，到新疆视察。
1966年
3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6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5月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继续进行，为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1967年
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2月，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动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刘少奇）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刘”活动持续近一个月，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们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
1968年
极力维护工农业生产，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进联合。12月4日，向新华社指示：对外宣传中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
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谅解。
1970年
4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批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1971年
3月，访问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7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会谈。9月13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处理林彪叛国事件，使国家转危为安。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1972年
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5月，发现癌症。7月，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
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敦促加速解放干部工作。本年国民经济逐步回升，是“一五”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974年
6月1日，病重住院，此后，在医院中仍工作不止。9月30日，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庆招待会。
1975年
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前进。在会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9月7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12月20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工作。
1976年
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的不平凡人生(组图)
周总理的标准像
1912年，少年读书时期的周恩来
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的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该社由天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周恩来主编的社刊《觉悟》于1920年1月出版。这是觉悟社部分成员的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右五为马骏，右三为郭隆真；前排右二为刘清扬，右三为邓颖超。
1920年1月，周恩来等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被北洋军阀政府天津警察拘捕，在他们坚决斗争和各界爱国群众的声援下，反动当局被迫7月将他们释放。这是周恩来等出狱后的合影，四排右二为周恩来。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怀着对真理的渴望，搭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启程，赴欧洲勤工俭学。这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与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的合影。
1924年，周恩来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的部分成员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1924年，周恩来奉命从欧洲回国。这是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这是他们结婚期间留影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秦邦宪、叶剑英等亲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周恩来和秦邦宪（左一）、叶剑英（左二）在西安合影。
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周恩来
1937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国民党所在地武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参与领导中共长江局的工作。1938年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1938年，周恩来和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左三）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致使右臂粉碎性骨折。这是8月赴苏治疗前和刘少奇的合影。
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楼前留影。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集》出版
来源：新华网
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和《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集》，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地发行。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同志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参与了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编辑出版的一部新的文献集。这次出版的是该书的前三册，收入1949年6月至1950年12月期间周恩来同志的文章、电报、书信、批语、题词等，共计近1000篇，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录了新中国建立前夕，周恩来同志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重大问题的历史过程；记录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周恩来同志领导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奠定外交格局、开辟各项事业和领导抗美援朝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为深入研究党史、国史和军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据悉，1951年以后各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还将陆续编辑出版发行。
周恩来同志在青年时代曾写下一些爱国励志的诗篇。《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集》收入作者青年时代的诗作15首，并配有青年时代周恩来的多幅珍贵历史照片和手迹等。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与国际友人在重庆。
1940年，周恩来归国回到延安后锻炼臂力时的情景
资料图片：爱心
周恩来的最后传奇:去世时夫妻积蓄5100元
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实的版本，然而围绕周恩来总理去世所发生的一切却成就了他另一个不朽的传奇——
1976年初的时候，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会员国的国旗……
显然，对周恩来的认可超越了政见、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早已不仅仅是“外交家”三个字所能够承载的。
今天的人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总理去世后的传奇是如何成就的；围绕这位中国总理的去世，联合国究竟讨论了什么；瓦尔德海姆那段动情讲话究竟是怎样的……但联合国大会至少在两点上达成共识：一是这个领导人为本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二是他身后没有留下遗产。这两点，周恩来当之无愧。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对于这个世界，周恩来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关于杜勒斯的拒绝握手的故事，在万隆会议的睿智，至今在非洲偏远的部落依然有人能发出“周恩来”三字的汉语发音……至少，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被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选择之一，也成为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最大的贡献。
至于他的遗产，今天这也已经不是秘密。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周恩来总理生前戴的手表就是这种款式
这辆三轮车，周恩来当年在从化温泉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