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应避免“期望落差”

中美关系应避免“期望落差”

(2010-05-12)

　　审时度势 / 贺凯

　　法国总统萨科齐的高调访华，不禁让人联想起奥巴马去年的访华蜜月期，以及今年年初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外交看来永远是为内政服务的，奥巴马与萨科齐对华政策的变化无常，似乎正说明这一点。对于年初遽然紧张的中美关系，大致有两种解读。中国方面认为美国政府公然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接连在对台军售、接见达赖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难。美国朝野上下则认为中美关系的紧张缘起于中国国力的增强。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与其前任无实质的区别，但崛起的中国却开始挑战这些政策。一时间，华盛顿上下再次弥漫起“中国威胁论”。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中美关系之所以在年初急转直下，原因在于双方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期望落差”。所谓的“期望落差”是指当现实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产生的心理落差，而这种心理落差常常导致过激或冒险行为。在国际政治上，这种“期望落差”常常会导致外交危机。

　　首先，奥巴马上台后对华期望值过高。奥巴马宣称实行ABB（Anything But Bush）——“去布什化” 政策，对内推动医疗改革，对外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但由于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伊拉克政策上的不力表现，奥巴马上台后面临内外困境，支持率一度下滑。对华政策因此成为奥巴马外交上寄予厚望的突破口。奥巴马延续了布什后期以合作为主的对华政策，并希望在贸易逆差问题上有所突破。贸易逆差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痼疾。无论谁当总统，每当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贸易逆差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1980和1990年代初，日本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目标，现在轮到了中国。奥巴马访华的首要目的就是贸易问题，其中焦点就是希望人民币汇率升值。虽然美国政府比谁都清楚，人民币汇率升值，其实并不能根本解决美国的经济危机，但由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奥巴马访华的主要期望，就是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有所建树。为达到此目的，奥巴马低调处理人权问题，推迟与达赖的会面，并与中国签署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联合声明。

　　然而，奥巴马的访华并没有达到所希望的预期，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奥巴马乘兴而来，却扫兴而归。美国朝野上下对奥巴马对华政策的批评顿时此起彼伏。原本支持奥巴马的《纽约时报》，都调侃奥巴马的北京之行“仅仅收获了一件（印有长城）体恤衫。”在这种“期望落差”的冲击下，为缓解国内压力，奥巴马年初开始对华重新拾起了大棒，中美关系也重起波澜。

中美相互的期待落空

　　中国也在同期经历了类似的“期望落差”。由于“竞选综合症”的影响，美国冷战后的历届新上台总统都要首先对华表示强硬，然后再回归理性合作。对于奥巴马上台后的“软”态度，中国似乎不太适应。其次，国力的增强大大提升了中国外交上的信心。一些欧洲国家为了本国经济利益，开始在人权、西藏等问题上转变对华政策。比如法国在2009年4月签署的中法外交公报中，明确表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藏独。”这些外交上的成绩，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对美外交的信心。此外，奥巴马访华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再次人为地拉高了中国的外交期望值。由于中方对“核心利益”的解读包括台湾和西藏，所以这次中美联合声明似乎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

　　然而事与愿违，奥巴马回国后的一系列对华强硬政策表明，美国并没有根本改变其对华政策。所谓的“核心利益”说，仅仅是外交辞令。中国的外交期望值也像过山车似的，从顶点跌落至低处。一时间，无论从面子到里子都挂不住了，中国上下义愤填膺，反美情绪一度高涨。

　　当然，以中美两国外交精英的智慧，这种期望误差还不至于导致关系破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随后双方迅速调整政策，互相给足面子，中美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但如何在今后避免这种由于期望误差所产生的外交危机，似乎应该是中国外交决策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首先，中国要正确评估自身的实力。中国的经济成就毋庸置疑，但是否已达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却值得怀疑。外交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更是外交决策者基于自身实力评估的理性策略选择。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低，可能损害其应得的利益；但如果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外交的目标也将变得不切实际。如何正确、客观地评估自身实力，确定相应的外交目标，是中国外交决策精英的责任。

　　其次，中国要认清对手。外交的核心是双边关系，也是双边实力的较量。中国有实力让法国的萨科齐改变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也可以积极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却不应该将奥巴马当成另一个萨科齐对待，因为美国毕竟不是法国。虽然面临经济危机的打击，美国仍然是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唯一超级大国。

　　最后，外交是艺术，而艺术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外交的艺术性，而艺术性的关键，在于能否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并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原则固然应当坚持，但外交的本质也是利益的交换。如何在适当的时机，用最小的让步换取最大的利益，是中国外交决策精英应当谨慎思考的问题。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博士后研究员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