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文学已经没了高潮——华文文学高峰会侧记

文学已经没了高潮——华文文学高峰会侧记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发自台北
2010-05-05 15:23:27
 来源:南方周末
 
新地文学/图
4月15日，高峰会举行前夜，与会部分作家在台北聚会，这些老朋友大多已多年未见。从右至左：刘心武、高行健、郭枫、王蒙、刘再复、马森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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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文学院演讲堂的麦克风质量不是很好，马英九起身讲话的时候杂音混响，连番中断，有负责的学生迅速上前递出别的麦克风。作家阎连科在现场注意到这个细节，调侃道：“如此规格的会议出现类似的情况，在大陆可能就有人下岗。”
4月16日清晨，台湾大学演讲堂周边出现数辆警车和若干黑衣警察，走进演讲堂的人需要安检入场。阶梯式演讲大厅坐满各界人士，“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的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华文作家王蒙、高行健、刘再复、刘心武、谢冕、阎连科、陈若曦、李欧梵、痖弦等数十位嘉宾就座，后场架起摄影记者密集的摄影机。高峰会议由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新地文学季刊社承办，由台北市文化局、台湾大学、中兴大学、成功大学、东华大学合办。
台湾乡土诗人兼主持人詹澈在9点整宣布论坛开幕，莅临会议的马英九带着招牌式微笑出现在演讲厅，他在穿过人群走向主席台的时候，不时跟周围的观众微笑致意，后场闪烁的镁光灯把演讲堂映照得一片炽白。
消除文化及词语的隔阂
马英九演讲后，台湾前“行政院”院长、新任文化促进会会长刘兆玄以一个武侠作家的身份谈到了两岸隔阂在语文方面的表现，他举了“脱产”的例子。在台湾，“脱产”一词不是很好的意思，就是躲避财物债性的意思，有一点犯罪的预设，但在大陆，“脱产”就是脱离，没什么负面性；还有一个词“窝心”，在台湾是非常体贴的一个词，是指很舒服的状态，但在大陆是“揪心”、有被伤害的意思。这些用语会产生若干的差异，在文学的运用，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困扰和差距。
刘兆玄响应马英九两岸共同编撰《中华大辞典》的提议，他说：“已跟大陆相关单位商讨编撰计划，先出一个纸本的大词典，再出一个电子版的语汇资料库，它可以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不断加入新的东西进去。把差异的东西并列，不管是字、词还是读音，甚至是影像这些东西放进去，让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最悠久的文字永垂不朽。”
持续一个小时的开幕式结束之后，马英九和刘兆玄走出会场与作家们合影留念。
在人群中，马英九不时与熟悉的人握手寒暄，最后在保安的护卫下离开台大文学院。
“文学已经没有精神领袖了”
在台北大学文学院举行的第一场对话，由王蒙、高行健、刘再复、痖弦、李欧梵和陈若曦参与。前文化部长王蒙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开场之时，王蒙先就抛出王式幽默：“靠年龄混到一个头牌好不惨也。”
1993年12月，王蒙也曾到台北参加过一次文学研讨会，那次访问令他难以忘怀。“开幕式上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先生出席并讲了话。他到来的时候由保镖排成两行人墙，威风凛凛。他的讲话比较呆板，远不如此后他来访问大陆时的发挥。”王蒙说。
当年是在台北举办活动，《联合报》做东，时任《联合报》副刊主任的痖弦为主持人，包括内地、香港与台湾的作家参加，叫“两岸三地中国文学四十年研讨会”。参加那次研讨的内地作家有刘恒、李子云、吴亮、程德培，旅居海外的作家包括刘再复、李陀、苏炜、高行健、黄子平等。
由于“九二共识”，那一段两岸关系比较好。可即便如此，台湾方面批准王蒙入境也花了100天的时间，主办单位不得不给他订了连续五天的机票，万一研讨会头一天赶不上，可以第二天甚至最后一天抵达。几经周折，在香港转机时又遇到了麻烦，最终王蒙一行总算是到了台北。
17年后，从北京直抵台北的王蒙，以他多年的经验和现实感受谈及当今大陆的文学生态：“对于大陆来说，文学生活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变化。过去把文学看得非常高，有的时候都过于重要，毛泽东就非常善于从文学出发，做成一个全国的大的政治风暴，现在这些事都没有了。可是现在文学却在泛滥化，什么都是文学了，哪儿都是文学，一上网不知道有多少。”
“到处都是文学，可是文学没有高潮，大陆有一些读者包括一些评论者都在批评，大陆现在没有鲁迅，没有精神领袖、火炬手，没有擎着大旗迈着大脚步前进的导师。我也有点困惑，这年头出来一个写小说的，擎着大旗大家在后面跟着走，正常吗？”王蒙说。
“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感情”
自4月16日到21日，文学高峰会议从台北到台中，由台东到台南，环岛而行。
关于文学自性的毁灭与再生，关于21世纪作家的病痛，关于创作者的文学实践和生命地图，文化研究的多重视野等主题的延展及讨论，在各个会议现场发生，其间不乏喝彩，亦不乏争议。
4月20日，在台南成功大学的演讲厅，大陆作家阎连科发表50分钟的文学演讲《文学的愧疚》。“当我们的写作面对土地时，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那种感情。当代写作，就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来说，作品与土地的关系，与最底层人的情感，较之现代文学，是在淡化、疏远和失去。”
在台北、台中，在台南和台东，很多书店都在出售阎连科的小说。
4月22日，在花莲的东华大学是本次高峰会议的终场，当与会的作家与台湾本土作家对话时出现了唇枪舌剑式的争议。台湾新生代作家陈黎就两岸文学各自的传承、作家的独立表达和言论尺度表达了个人意见。
“对于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前景，大家都有交流的意愿，但是交流却是困难的。”
旅加作家、戏剧理论家马森说：“我们不是预言家，没有办法预期未来两岸文学交流，就目前的情形来说，与我们当年的情形已经大为不同了。今天双方好像政治上已经有一种和解的倾向，文化上已经交流了很多年。”
二十年间的可能与不可能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是80岁的郭枫的夫子自道。
应邀参会者涵盖了世界重要的华文作家，郭枫邀请这些作家只花了三个星期。新地文学季刊社基本是闲云野鹤，没有背景，就是一群纯粹的文学人办起来的，新地文学季刊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怎么能办如此规模的会议，多方的质疑和具体的困难一直伴随着郭枫，然而他还是以老迈之躯奔走斡旋。
郭枫是在1986年进入大陆的，其时两岸还是敌对状态，因为台湾还没有开放。
“当时两岸敌对状态的时候，我从美国直接飞到大陆的，不能经过香港，经过香港有人会在那里照相。经过香港、日本去大陆，国民党的警察机构都派一些人员摄影，你回来就有问题。后来开放以后，就不怎么管了。那个时候，纯粹的台湾人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因为大陆也没有生意做，那个时候去大陆的，几乎都是老兵，像知识分子，像我们这种作家很少人去。我是进入大陆最早的一批。”郭枫说。
郭枫跟大陆作家直接交往是在1986年，最早认识的学者、作家有谢冕、刘再复、邵燕祥、丛维熙，刘心武、蓝翎、张洁等十几位。那时这些作家每人掌管着一个文学阵地，邵燕祥主编《诗刊》，刘心武主编《人民文学》，陈丹晨主编《文艺报》，丛维熙主管作家出版社，刘再复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同时是《文学评论》主编。
因为经常在大陆走访，郭枫可以直接拿到大陆作家的书稿，那个时候大概出了有七十多种书。包括张贤亮、莫言、铁凝、王安忆、池莉、张洁、张抗抗、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小说。
“大陆作家的书对台湾文学影响很大，因为台湾文学多是做梦的文学，这些大陆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一进入台湾，对台湾这个做梦的文学冲击很大了。”郭枫说。
郭枫出版的第一本大陆作家的书是阿城的《棋王》，“1987年春天我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在聂华苓家里，她请我到她家里吃饭，我们聊天。聂华苓也是我老朋友了，一位当时也在爱荷华工作的朋友，他就给了我一本书，他说，郭先生你看看这本小说怎么样。那就是阿城的书”。“阿城希望他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只要出版就行，没有其他任何条件，也不要版税什么的。这本小说已经在台湾辗转好几家出版社都不出，那个时期国民党有一个禁令，所有大陆现代作家的书，都不能出版。要是你出，就是通匪，整你这个出版社，也会整你出版人。”
郭枫回到台湾，在当年夏天就出版了阿城的小说，是由他主办的新地文化出版社出版。
那也是台湾出版的第一部大陆作家的作品，书出版后马上轰动。“因为阿城写得好，再加上这是突破禁令出版的，当年这个消息成为台湾十大新闻的第三条。”
郭枫在1988年就主办过一次“当代中国文学国际学术会议”。
在1988年，台湾还没什么台独势力，那时候谈到文学就是中国文学，此次会议是由台湾的清华大学和中国文学一起合办的。在此之前，台湾没有任何一次有关新文学的会议，因为台湾大学的文学院不重视新文学，文学院所教课程全部是古典文学，举办的会议也是古典文学会议，他们认为新文学根本不是文学。在台湾清华大学办的这一次国际文学会议，是全台湾办新文学会议的第一次。
“那时候有一百多名作家学者参加。我从国外，比如说，德国、捷克、法国、美国、日本请了三十多位汉学家。当时我就邀请了包括王蒙、严家炎、谢冕、刘再复等4位大陆作家，但是他们进不来，国民党不让他们进来。”郭枫说。
二十多年之后，郭枫终于在耄耋之年一酬夙愿。“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了，这个十年是个历史转变的契机。世界的形势走向和解，两岸的关系走向对谈。在这样一个历史契机里面，我们作为文学人，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文化建设做一点小小的努力。”郭枫说。
（实习生何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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